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社会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语言论文,社会论文,论索绪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2X(2000)05-00013-04
索绪尔是任何一个研究现代语言学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名字。他对现代语言研究，特别是结构主义理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然而，人们往往把对其理论的理解局限在静态的语言观方面，指责他把语言仅仅看作是独立、同质的结构系统，而忽略了语言的其他方面，从而割裂了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甚至语言与意义的联系。大多数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在进行普遍性理论的阐述时，或多或少地都会从对结构主义的讨伐开始。这种批评最直接的依据往往就是索氏《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结尾那句带有结论性质的话：“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996:323)但是，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个屡遭非议的论断并非出自索绪尔之口，而是整理出版其手稿的两位弟子根据自己的理解后加上去的。（信德麟，1993）
抛开各种客观因素不说，我们在研读索氏原著时不难发现，人们对其理论的理解有诸多偏颇之处，特别是对他的语言社会观明显地评价不足，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专门的探讨。索绪尔手稿等原始资料的发现及出版为这项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文所依据的基本材料除《教程》（中译本）外，还有前苏联学者斯柳萨列娃（Спюсарева Н.А.）编辑整理的索氏手稿《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版）（3аметки no общейлингвистики）。（注：《札记》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索绪尔在各个时期的讲稿、文稿和笔记；第二部分为他的回忆录；第三部分是关于立陶宛语的两封信。《札记》最大限度地刊出了已经发现的索氏原稿，是研究索绪尔的珍贵资料。）
1.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背景的说明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欧洲学术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始于欧洲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发展到新语法学派时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但这一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大都采用当时颇为流行的实证主义观点，只从心理方面研究个人言语中的各种事实，材料零散，缺乏系统性，从而被称为“原子主义”。针对这种局面，索绪尔一方面接受了“格式塔思想”，（注：20世纪初主要在德国出现的一种思想。“格式塔思想”（德语Gestalteinheit，原是“完形性”的意义），起初应用于心理学，后来扩展至其它领域。）主张对语言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注：涂尔干认为：“集体生活……是由表象构成的”，“社会就是观念的总体”。表象分成两个基本范畴：一个是以社会集团成员的特别意识为基础的“个人的表象”，一个是与之相对立的“集体的表象”。索绪尔在接受这种观点、把语言和言语对立起来的同时又有所让步，既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也承认了言语的价值。）的影响下，区分了语言中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以此建立了言语和语言的对立。
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观点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反对新语法学派的“原子主义”，同时又站在社会心理主义的立场上抨击该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而“把社会性解释为符号性，这是索绪尔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的独到见解。”（成雨村，1997:48）如果无视索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而指责他未能给出所有语言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公平的。
2.符号性——索绪尔语言社会观的出发点
索绪尔语言的社会观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约定，即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不受自然或历史规律的制约；（注：索绪尔反对施莱赫尔等人把语言当作自然有机体的看法，批评他们“把语言看作一种特殊的领域，自然界的第四王国”。（《教程》，23页））(2)指“语言的生命”（索绪尔语），即语言在社会中的流传，这里包括了现代宏观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本文主要探讨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既不属于心理学，也不属于历史学。“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1996:38)尽管这门科学在当时并未确立。
“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现象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征之一。”(1996:115)符号性和社会性的思想贯穿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始终。换句话说，他对语言社会性的理解是以符号系统学说为基础的。
为了确立符号的概念，索绪尔首先指出了语言事实（яэыковой факт）（注：巴利（Балли）称之为“语言行为”（языковой акт）。）的存在，从而使语言活动从有着因果联系的自然现象中分离出来。按照他的观点，语言事实处于音响（即后来所说的“符号”——作者注）与概念之间，这两者是无法独立地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无论是心理的，还是语音的现实，都不可能决定哪怕是最小的语言事实。”(1990:147)“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996:101)于是，“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1996:102)“语言是概念与符号之间的心理纽结”。(1990:192)“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就将化为乌有。”(1996:146)这是索氏语言符号观的基本出发点。由此深入下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性，从而深刻地理解有关语言社会性的内容。
3.任意性——语言符号性和社会性的联结点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лроиэвольностъ/arbitrariness）是索绪尔反复强调的内容。他是在批判了传统哲学史上命名主义(nominalism)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的。（刘润清，张绍杰，1997）
在确立了语言的符号性质之后索绪尔随即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996:102)同时，符号还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1996:104)但他在《札记》中又解释说，语言与此同时又是一个内部井然有序的系统，(1990:112)这个系统是这样确立的：“在任一语言系统内关于相对的绝对任意性的知识构成了系统”。(1990:186)
这样看来，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其实包括了两种含义：(1)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任意性指在音义之间缺乏自然的联系；(2)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它指事实上从未实现过的说话人随意选择任何音以表达任意意义的自由，因为符号的创建是有规律可寻的，符号系统建筑在“相对任意性”基础之上。
由于任意性含义的两重性，导致了后来语言学界的激烈争论，这恐怕也是人们在肯定索绪尔建立了符号体系的同时，又批评他忽视社会性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根据其论述来看，他对系统内符号与符号之间和符号与所指之间的两种关系有明确的区分。在《教程》中他就指出：“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1996:181)然后他又说：“我们深信，凡是跟作为系统的语言有关的一切，都要求我们从这个很少引起语言学家注意的观点，即任意性的限制去加以研究。……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但是人们的心理给一大堆符号的某些部分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则，这就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1996:183-184)这里他明确了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存在。
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没有绝对任意性，就无法认识语言符号有别于其它自然现象的本质；如果没有相对任意性，则妄谈语言的系统性，就不可能有今天对语言所作的系统分析和描写。换言之，绝对任意性指的是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当符号进入系统的层次，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是相对任意的了。有人将此引申理解为：“任意性主要存在于符号作为词的层次，而不存在于句法层次。”（刘润清，张绍杰，1997）
事实证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认识是深刻、正确的。尽管他不是第一个提到符号任意性的人，但他的贡献在于：把任意性作为符号学的基本原则，并且详细探讨了在人头脑中聚集的自然现象如何被赋予了符号的性质。语言的符号性与社会性这两个方面也正是通过任意性而联系在一起的。
4.约定性——语言符号的社会属性
索绪尔在《教程》开篇评价语言学现状时就声明支持惠特尼（注：惠特尼(Whitney)(1827-1894)，美国语言学家，曾出版《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眼的生命和成长》等著作。他反对语言学中的自然主义观点，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等人的观点，称赞“由于他们的努力，人们已不再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的产物。”(1996:25)他还说：“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996:103)
这位学者曾多次强调：音义之间的联系之所以是任意性的，是因为它们的结合没有任何自然的基础，而是协议（соглашение/convention）或言社会约定（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договор/contract social）的结果。“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996:107)他认为人类所有其它约定都是以事物的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唯有语言是在协议的基础上对人的理性与符号进行联结的结果。“假如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中有哪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话，那么可能是作为符号基础的概念方面。”(1990:191)由此可见，他承认有独立于语言的意识存在，但否认有语言之外的语音存在。也就是说，离开了语言这个人所共认的体系，单纯的音响（符号）是毫无意义的。这时，语言的社会性就显得尢为重要。因为，“人们说话的机能——不管是天赋的或非天赋的——只有借助于集体所创造和提供的工具才能运用”。(1996:32)
这里所讲的符号约定性（условностъ/conventionality）指在某建立之时人们对用某种音响表示某个概念的用法进行约定，然后将创建了的符号世代相传；至于任意性，则指在“约定”的过程中符号和概念的联结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因此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意义都可以用任何一个语音（符号）来表达。索绪尔曾把这种现象称作“任意的约定性”（произволънаяусловность/conventionalarbitrariness），并说语言是由不构成系统的事实而决定的产物。(1990:92)
人们通常会把索绪尔的任意性同约定性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一方面，索氏认为语言的系统是意义的来源，语言的意义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他的任意性学说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约定论，更区别于柏拉图的自然论。（刘润清，张绍杰，1997）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前文提到过的任意性含义的双重性所致。
如此一来，语言符号的双重性质可以表示如下：
概念………………符号——————使用者
任意性联系 制约性联系
也可以借用许国璋先生的观点，将语言符号模式进一步表现为：符号能指(SI) =〉语言系统制约(LC)和社会制约(SC) =〉符号所指(O1)。其解释就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通过语言的制约和社会的制约而建立起来的。（许国璋，1997）
其实，索绪尔在第二次讲课时就曾说过：“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可见，他并没有割断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二者的关系。（戚雨村，1997:49）有人甚至认为索绪尔“正是作为语言社会观的创建者而被载入语言学史册的”。（Нарумов Б.П.，1993）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5.语言的符号性和语言的变化
索绪尔在共时的平面上以任意性和约定性为基础建立了符号系统性的概念，他又将这两条原则推广至语言的变化方面：“……语言在其存在的任何时刻都是历史的产物……在其存在的任何时刻这一历史的产物都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妥协，即是理性与一定象征的约定，无此也就无语言。”(1990:12)但是在他的眼里，符号的任意性是与语言行为的无意识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既然符号及概念之间缺少相似性这一点是根本性的问题，那么由此可得，语言行为不是由什么人类的规范来进行调整的，人的理智不可能，也没有一直在修正及引导它。”(1990:97)以此为契机，索绪尔把我们的注意力由语言的符号方面转向了它在社会中的运用（索氏称之为“语言的生命”）。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他在《札记》开始部分所收集的讲义中有所讨论。谈到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索绪尔引入了无意识性（бессоэнательность）概念。他认为语言通过其大大小小的历史变化而显示出其与民众的政治、社会及文学生活的紧密联系，而这些变化又与语言的生命无关。就是说，语言自己独特的历史是由无穷的、连续着的语言事件构成的，而这些事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语言是不可触动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1996:111)“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1996:112)索绪尔把语言的系统比作下棋，用以说明历史的变化并不能改变语言系统本身。
同时，他还主张研究自然的语言，而不赞成把标准语（《教程》中译为“文学语言”——作者注）当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为了考虑最基本的现象，我们将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不考虑任何外来语的输入，任何文学语言的形成。”索绪尔承认：“这种图解式的简化看来似乎违反现实性”，于是又进一步解释说：“……自然的事实首先应该就它本身来研究”。(1996:274)
索氏关于语言的社会观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他把具有社会约定性质的语言事实从自然现象中分离出来，同时在任意性原则的基础上赋予其特殊的符号性质；另一方面，他把语言从人和社会的掌握中分离了出来，还其自然的面目，以方便建立历史比较语言学关于语言发展的模式。
索绪尔的这种做法与其语言学理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札记》证明他对当时语言学的状况心存不满，很早就开始思索有关语言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了。例如他曾写道：“50年来，在德国诞生和发展，并为许许多多语言学家推崇的语言科学，（注：指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德国人最先采用比较法来研究语言现象，因此有关印欧语系的比较研究成果当时大都集中在德国。）一次也未试图上升到抽象的程度；而抽象工作之所以必要，一是为了弄明白我们在研究什么，二是为了弄明白如何论证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合理的，在诸多科学中是有存在权利的。”(1990:87)为此，他把自然现象层层过滤，最后得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析对象。这是他为现代语言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使人们能够通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语言的本质。与此同时，这位学者也从未否认其它事实的重要性，在其论述中多次表露了这种思想。只是历史的局限和有限的生命阻碍了他在这些方向上的进一步探索。
在研读索绪尔著作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他一直在不断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因此必须带着历史的观点来寻找其学术思想发展有脉络；另外，索氏使用的概念之间往往有许多内在的联系，再加上他未能亲自对讲稿做统一的审定，使我们不得不对某些术语的使用采取审慎的态度——这些都于无形之中增加了对其理论理解的难度。也由此说明，接受或批评某种学术观点，都应以尽量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为前提，而不应轻率地下任何结论。
收稿日期：2000-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