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困境和复在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11-0092-04
自从1996年曹顺庆、季羡林先生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来，（注：参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曹顺庆著）一文。）至今已有5个年头了。在这5年中，许多学者甚至作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实践操作，的确在中国文论界造就了一股不小的声势并影响了文论家们的理论视域。但是，反观其效果却发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微观及宏观环境，由于没有出现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观，许多文论家在达成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同时，却不能向前再挺进突破。他们只是在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边缘议论着，并没有找到一种具有内在创新力的话语。显然，这一状况，与进入21世纪处于经济上升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不相适应的，如此以往，势必会影响中国21世纪的新文化建构。因此，必须将已经争鸣并在形态上渐趋成熟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理论进一步推向实践，以期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摆脱困境，找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复在之路。
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面临的困境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同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是一脉相承、互为关照的，都是在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低迷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建构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尝试，（注：参见拙文关于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商榷》一文，刊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第95—96页。）只不过它更侧重于文论话语方面的重建上。因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指中国文论话语没有作为一种自觉自在而又开放的文化精神生产力或生长点来深剖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乃至文化。说它不能自觉自在，并非指它没有独立品格，而是指它的独立品格并没有形成自由自在的创新能力；说它不能开放，是指它不但不能以博大胸襟吞吐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在中国古典文论面前噤若寒蝉，在西方文论面前自倒其下，不能自拔，陷入了理论的瓶颈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宏观文论形态的不可逆性与个人精神世界两者的内在矛盾。中国古典文论的成熟是对世界文论的一个杰出的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境理论。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的汉字及《易经》就分别代表和表达了物象和易象的观点；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又涉及到无与有，虚与实的关系；庄子的“得意忘言”、“虚静”、“物化”重神轻形，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魏晋至唐，意境理论趋于形成，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隐秀》篇又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指出了精神和象物的互渗和有机统一。殷璠提出了“兴象”，深入论述了诗歌的风骨、声律及神、气、情等问题，同时也谈到诗歌的境界问题。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司空图在《诗品》中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揭示了意境含蓄蕴藉的美学意味。宋至清，意境理论成熟，梅尧臣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东坡提出“随物赋形”和生动“传神”，推崇“象外之景”、“言外之意”。谢臻说：“夫情景相触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主张诗歌创作情景相生，浑然天成，元气浩瀚似化工造物。王夫之直接提出了“情景相和”的观点。他说：“神于诗歌妙和无限，则有情中景，景中情”，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一》中提出了文章“三境”说，即：圣境、神境、化境。《人间词话》的王国维自觉、明确地从物与我、客体与主体、情与理的内在联系中剖析意境的内蕴，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把它引入戏曲领域，最终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因此，中国古典文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有的概念、范畴，它是独立自足的系统。自从五四运动主张破除封建迷信，高张科学、民主大旗以来，传统文论话语已改为白话文，中国传统文化运用的模糊的整体思维和直觉形式被渐趋淡化，走向边缘，纯思维的抽象分析登上了文论舞台。作为文化的主体，个人的精神世界已大大相异于古典文论时期的人们，人们的审美情趣、理论素养、知识结构，特别是思维方式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宏观文论层面也发生了新的变革。现代的文论永不可能是古代文论，这是不可逆的；而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不象物态文论那样可直接审美之、运用之，而只能以历史面孔呈现于当今世界的文论家们。但是，人的历史性又使得人作为精神建构的新一代主体，具有锲入历史的主动精神。这样，微观精神世界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构成的内在矛盾、宏观文论形态的不可逆性与微观精神世界的可逆、不可逆二元对立统一，两者的内在矛盾，造成古今文论在话语沟通表达上的艰难和疏离，成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二、现代中国人的品格、特别是实用主义精神的存在，是不能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再行推进一步的症结所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重行的精神根深蒂固。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诗“天生我材必有用”等，就表达了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参与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个性追求和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这种重实用、轻精神价值的中国传统精神自我逃避了传统，因为当实用主义精神成熟以后，它便完成了自己精神领域的创构，当西方科技理性带来的现代化出现在现代人面前时，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使得人们很快抛弃了自我创建的传统精神，参与到科技理性的实用操作之中。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还表现在：一方面，文论家们为挽救传统人文精神的低迷而做出的重建文论话语的提法上，而且还要求同现代化建设相继承和相促进，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又使得当代文论家们进入古典文论内核精神的可能变得困难，因为它轻精神价值。于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建构因不能直接带给人们经济效益而得不到国人应有的、像经济建设那样的重视和实践，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因得不到众人的呼应和支持而仍没有形成广泛的文论思潮，也就不可能产生促进人文精神创构的现实效果。人们热衷于经济建设和忽视人文精神的创建这种倾向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建设的热火朝天和人文精神的低迷正二律背反地深化着。这种危机一旦爆发，不但会有损人们的精神面貌，而且会影响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一个很大的原因即是一股不正常的极端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代替了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绝非危言耸听。
三、语言与人物构成的新型利益关系，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陷入了现实的困境之中，这是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语言与人物构成的利益关系是由人们自身利益关系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语言大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到了市场运行的机制中，成为获取市场经济利益的手段之一。文论家们无法置身于世外或在经济园地里独辟一块文论话语的伊甸园，于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丧失了自身的主动性，不得不在现实中寄生于商业文化，使话语变得支离破碎，不能形成一套自我生长的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经济利益关系，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与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有可能造成竞争的加剧和人们之间的冷酷而缺乏自我需要的感情，古典文论话语的诗意栖居地丧失，诗意话语资源也在不同程度地丧失着，这种状况，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具有继往（吸取传统话语精神，不让过多优秀资源消失）开来（在不断地创建过程中去其糟粕）的伟大使命，其困境也源于此。还有，我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当科技理性下的科技话语铺天盖地的倾覆于各个学科领域时，科技话语的生长点和危害是同步而来的，它一方面带来了新的审美精神，为生产更前卫的文论形态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其形式化和虚无主义思想的表达之境，背离了话语应有的诗意栖居，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陷入了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情节的两难处境之中。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下困境让文论家们想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同重建人文主义精神一样，迫在眉睫，应引起文论家们乃至文化界的迫切关注，尽快地化被动创建为主动创构的实践操作。
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复在之路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出路何在？针对上述诊断的症结，对症下药，问题是可以明朗的，但根本一点，应付诸于行动。具体说来，有如下做法：
一、借鉴五四运动时期学人们的学习之道，改善和提高个人素质，解决微观精神世界可逆、不可逆的矛盾。五四运动学人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学贯中西。例如，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主要编撰者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就自称“学贯中西”，把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先悬置一边，单就他们的学养来看，可谓当之无愧，他们一方面读过四书五经，掌握了古文，另一方面又出国留洋，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文化，文化素养很高。而当代学人们既没有全面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又很少有精通数门外语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很难将自己的学养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因此，缺乏自我创新的现实品格，是造成文论失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务之急，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有侧重点、有针对性地重新学习古文。虽然返回母语并非返回文言，但是企图脱离文言的语境，也不能完成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使命，只有深入到古典文化中去，才能找到源头活水。因此，应根据当时的特点，有侧重地学习古典文化，使古典文化深入人的生活，同时引导人们出国学习和创新科学技术，吸引国外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从而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培植深厚的土壤。
二、提倡西方文化中人们追求的哲学精神，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方面杜绝实用主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并不像进行经济贸易那样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社会效益，因此，若是怀抱实用主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有论者还认为，中国的实用主义使得中国文化缺少西方式的终极追问，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旨在追求知识的可靠性，而仅仅是一种知行关系，中国古典人文精神以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为目的，例如，同样讲自由主义，西方人多侧重目的，而中国人则侧重手段，把自由主义当作生存的一个手段。实用主义淘汰了对哲学精神的深层探索，实用品格越来越顽固，形成了恶性循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因不能立刻带来经济效益而只能停留在学术探索的层面上，所以，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方面，要塑造学人们学术追求和探索的理论素养，不以培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谦谦君子为旨归。唯有这样，才能使学术论争和追求蔚然成风，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避免空发议论、徘徊不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在深层上才能找到新的生长点。
三、借鉴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学习古典希腊文化的范例，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酝酿成一股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潮。不过，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适宜学习中国古典文论的社会环境的出现。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发生于17世纪70年代，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决定了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建立民族文化来实现民族统一。歌德、席勒等人掀起了一股学习希腊文化的狂潮，它们还吸取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具有启蒙精神的文论形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必须借助一股文化思潮以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正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重建中国文论仅仅处于各项建设的边缘状态，这就需要文论家们积极营造重视中国文论话语的语境，以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论发展的需要，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文论话语的负面效应。那么，当下的学人们干什么？翻译、交流、探索，各显神通做些实事，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造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实践的开拓。同时，关键是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唯有如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才能蓬勃开展。
四、在传统立场的坚执和现代化追求的激进中寻求一种有机的生长点，必须处理好保守与激进的关系，历史上知识界对待社会文化精神的态度是驳杂的，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处在激进与保守的动荡之间。李泽厚批评辛亥革命过于激进，应该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余应时则认为“文革”的激进主义是五四激进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姜义华和陈炎则反对上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激进主义。（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版。）如果将此观点运用于文艺学话语重建的争论中，就不能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应该在保守与激进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在于克服保守主义由于文化的守成而放弃了文化的自觉更新，又要克服激进主义不顾历史条件而过于坚守自己的“理念”。因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并非只是一味地借鉴古典文论成果而忽视了科技理性话语的创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造的灿烂的文论话语也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等科研成果，已成为文论研究的方法，它的创新不但造就了新的文论语境，而且丰富了中国文论话语的内涵。但是，要避免科技话语形式化的倾向，就必须渗入丰富的社会内容，不作无聊的文字游戏，使中国文论话语有深厚的社会内涵，具有原创性。
总之，中国文论失语状况的改观要从长远着手，培养学人的文化素养，摒弃实用主义情结，更多鼓励哲学精神的深层探索。从当下来看，要努力造就一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语境，形成一股创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潮。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能只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上，更重要的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和改进理论的唯一标准。“发展中国文艺的根本立足点，既不能放在外国，也不能放在古代或既往，而要放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现实性创造活动之中。”（注：严昭柱《20世纪中国文艺运动简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4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