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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尤其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各家分歧很大，但有三点认识已基本一致：第一，中国语言传统分类法面临严重的挑战，必须重新验证；第二，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更密切；第三，台语和南岛语在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系的适应性较差。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
关键词： 汉藏语系 历史比较法 历史语言学 语言系属 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问题，尤其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意见分歧。本文略述各家的基本观点，并且加以评论。
本世纪初年挪威学者科诺（Sten Kenow）在所著《印度语言调查》一书中述及中国语言的系属，他最早提出壮侗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差不多同时，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y Maspero）在所著有关汉语和台语的论文里，也有相同的主张，他们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和藏缅两个语族。不过他们都只是根据泛泛的观察，并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语音对应规律作为基础。
1934年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申报六十周年纪念）中有一张《语言区域图》，作者是赵元任。此图将中国的语言分为两大类，一是汉藏语类，包括汉语系、太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二是乌拉阿尔泰语类，包括通古斯语系、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没有文字说明。这张图虽然漏列了国内的南亚语、南岛语和印欧语，但是对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下位分类已经非常明确，并且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认可。
国内的语言学著作，如《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7年），通常把中国境内的各种语言分派入下述五大语系之中：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包括汉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这种传统分类法最初是李芳桂奠定的。另有朝鲜语等的系属未明。
李芳桂（1902——1987）为1937年第二版的英文《中国年鉴》（121页—128页）撰有“Languages（and diaIects）”一文。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年1期。他将壮侗语族（他称为“侗台语族”）归入汉藏语系，主要的理由是这个语族具有汉藏语系的共同特征：
1.单音节趋势，一个单独的音节是一个重要的语音单位，并且往往是一个词素的单位，用来作为构成词、词组和句子的基础。
2.形成声调系统的趋势。声调受声母性质的影响。这被认为是共同起源的最有力的证据。
3.除了汉语里的吴语和湘语外，浊声母消失。
4.有一些共同的词汇，但是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还没有归纳出来。
美国语言学家PauI K.Benedict（中文名：白保罗，或译为“本尼迪克特”）于1942年发表论文《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原文载《美国人类学家》第44卷第4期，576页—601页），提出台语（相当于国内的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和国外的泰语等）和印度尼西亚有亲属关系，随后又进而提出建立澳泰语系。他的这一观点很快为国外学术界所接受、采用，主张仍然维持旧说的语言学家较重要的只有李方桂和张琨两家。
白保罗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和哈佛燕京学会会员，二十年代开始研究汉藏语言，主要著作除了有上述开创性的论文外，还有：
《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A Conspectu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此书底稿写于四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经修改，由马提索夫编辑、加注而成。
《澳—泰，语言和文化》（Austro-Thai,Language and Culture），HRAF出版社1975年出版。此书由作者有关澳泰语的论文汇集而成。
白保罗对语言系属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
他将汉藏语系分为三个语族：汉语族、卡伦语族和藏缅语族。其中卡伦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较近，和汉语的关系较远，从而形成藏—卡伦上位语族。卡伦语分布于缅甸的沿海地区。这三个语族的建立是以同源词为基础的。
汉藏语系的重心是藏缅语族，已知的藏缅语有一百多种，可分为七个分支。其中卡伦语分布于缅甸的最北部，它在藏缅语中的地位，恰如在地理上的位置一样，处于十字路口。无论是词汇或者形态，跟南部和北部的藏缅语都有密切关系。
表一是白保罗的汉藏语言分类简表。
第二，关于台语的系属
白保罗将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从汉藏语系排除出去。他认为声调和单音节词不能作为系属分类的依据，否则西非和墨西哥一些类似的语言也可以归入汉藏语系。汉语和台语都有“主语—谓语—宾语”的词序，但是限制成分汉语在前，而台语、印尼语和加岱语都在后。藏缅语宾语前置于动词是一种原始形式，而卡伦语和汉语的宾语后置于动词则是受澳泰、苗瑶和孟高棉等语言影响的结果。
白保罗将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加岱语和南岛语系合并成“澳泰语系”。台语在“澳泰语系”中的地位见表二。
第三，台语归属于澳泰语系的主要依据
白保罗将台语从汉藏语系排除出去，归属于澳泰语系的主要依据是同源词，他在《澳泰》一书中列举400个词来说明台语、苗瑶语和印尼语的同源关系。
他首先发现黎语与其他壮侗语词汇系统差别较大，然后找出与黎语较接近的拉绨语、拉嘉语和仡佬语，组成加岱（Kadai。Ka是表示人的词头，dai是黎人自称）语。仡佬语分布在广西靠越南的边境地区，黎语在海南岛，拉绨语和拉嘉语在越南。这几种语言的词汇，尤其是数词，跟印尼语更接近，例如：
印尼语 拉嘉语 南黎语 北仡佬语 拉绨语
四(m)pat pe sau bu
pu
五limah
mo
ma mbu ng
七pituh
motau
thu si
ti
我*akukau hau
他通过加岱语作为中介，把印尼语、台语和加岱语联系起来。这些语言的同源词举例如下：
印尼语台语 黎语
水 anuum nam
no:m/na:m
雨 *a(m)bum
fon
pa/pun
吃 ka/ka nkin
khan
这 *ini
n:i
nei
鱼 *pla(i)wak pla: da:/tla:
肺 *putuh（心）
po:t
印尼语的词是多音节的，台语的词是单音节的，两者大不相同。他认为这是音节脱落的结果，即台语的词汇本来也是多音节的，后来因为从汉语借来声调，增加了辨义的手段，所以多音节词简化为单音节词。因此，他认为这两种语言的词汇的同源关系仍然是可以追溯的，例如：
眼睛 暗 鸟
印尼语mata hitam manuk
台语 tatamnok
第四，文化人类学上的设想
很多台语词跟汉语词近似，而与印尼语相差甚远，如何解释？
白保罗设想东南亚曾有过高于中国的文化流（cultural flow），设想古代南方的澳泰人的文化技术比汉人发达。汉人曾从澳泰借入词汇，这些外来词大多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的上古汉语时代借入的，例如“象、鸡、马、铜、铁……”凡汉语的词和澳泰语音近，而在藏缅语中找不到同源词的，就认为是汉语向澳泰语借来，例如铁、姜、麦等。天干地支也借自澳泰语。汉人的文化取得统治地位后，将文化词和学术词倒借给澳泰语，例如“金、盐、靛青”。
他又认为亚洲扬子江以南古代为玻里尼西亚人所居，后来分几支南下，东支到台湾，南支入海，印尼语在大陆的底层可以从加岱语中看出来。
自白保罗提出澳泰语系后，中国以及亚洲南部语言的系属问题成了热门问题，异见蜂出，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以下择要介绍国内外学者的不同意见。
李方桂对白保罗的汉藏语言系属观的评论是：“泛论，而不大看详细的事实，很有可讨论的余地。”
美国学者谢飞（Robert Shafer）仍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不过认为汉语跟藏语，比汉语跟台语更接近。台语和汉语即使有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很远的。在汉藏语系内部，跟汉语最接近的是藏语，而不是台语。他放弃汉台语族和藏缅语族并立的概念，将汉藏语系分为六个主要的语族：汉、台、藏、缅、巴尔、克伦。他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
闻宥将台语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所著《台语和汉语》（1957）通过基本词汇的比较，说明汉台语不会同源。但是他没有肯定台语应该属于什么语系。俞敏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一文中提出汉语与藏语更接近。
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一文（载《民族语文》1983年2期）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而来的。她认为古百越语是多音节的。《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汉杨雄《方言》所记录的有的吴越语词汇是双音节的，例如卷七：怜职（爱）、煦暇（热）；卷十：短罢（短）、卷二：荆扬之间称“广大”为“恒慨”，东瓯之间称“广大”为“参绥”或“羞绎、纷毋”。印尼人是百越人的一支，南迁入海以后，其语言保持黏着语的特点，词汇仍是多音节的。留在大陆的今台语先民则放弃原始马来语，改说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台语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只不过台语中仍残留着某些原始马来语的底层。在语言系属上，台语还是应该属于汉藏语系。倪大白的主张跟罗美珍相近，不过他认为比较科学的提法应该是：将壮侗语言称为“马来——支那语（Malay-sino）”，“马来”是指“语系”（family），是就语言发生学而言的；“支那”是指“体系”（system），是就语言类型学而言的。
近年来法国学者沙加尔认为汉语和南岛语在发生学上有亲缘关系，他提出的主要证据有以下几项（见Laurent Sagart,Chinese and Austronesian:Evidence for a Generic Relationship,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21,No.1,Unive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Jan,1993）
第一，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应。这本来是白保罗比较台语和南岛语时提出来的观点，沙加尔推而广之，将其用于汉语和南岛语的比较。
第二，汉语声调调类和某些南岛语的辅音韵尾相对应，例如原始南岛语的-s韵尾和汉语去声的-agh，-idh，adh相对应；原始南岛语的-p，-t，-k和汉语入声的-p，-t，-k相对应；汉语中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南岛语中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
第三，他认为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其作用与南岛语中缀-in-和-ar-相近。
第四，他找出上古汉语和原始南岛语的关系词222个，其中有17个属于M.Swadesh所拟定的基本词（共有200个）。例如：
舌 析
哭 坦 摸
原始南岛语dilatpisikkukpa(n)tarzemak
上古汉语 d-j-at
sik khuk
thanx mak
邢公畹赞同沙加尔的意见。 郑张尚芳也支持沙加尔的假说，并且进一步提出建立华澳语系。所谓华澳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语系，即把传统的汉藏、南岛和南亚三个语系合而为一。他建立这个语系的基础是同源词，包括根词及附缀成分的比较研究。例如“颊”在各语言的语音如下：
佤语 缅文泰文
古汉语古占语回辉话
s-ba?paahpaak
baq（辅） pabah（口）
pha（口）
他用于比较的所谓核心词共300个。潘悟云支持华澳语系说，并找出一些补充材料。
俄罗斯学者Sergai Starostin根据他自己构拟的汉语上古音系统，用35个基本词汇比较上古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南岛语和台语，结果是汉语和藏缅语有24个同源；汉语和北高加索语13个同源词；汉语和南岛语只有4个同源词。因此，他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的亲属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北高加索和叶尼塞诸语言，南岛语和台语的关系相当于汉藏语和北高加索语的关系，而沙加尔提出的汉语和南岛语的亲属关系假说必须放弃。他用于比较的35个基本词汇原来是他的老师雅洪托夫（S.Y.Yakhontov）提出来的，雅洪托夫认为这些词汇的基本意义是最稳定的。这35个词如下：血、骨、死、犬、耳、卵、目、火、鱼、盈、予、手、角、我、知、虱、月、名、新、鼻、一、盐、石、日、尾、此、汝、舌、齿、二、水、何、谁、风、年。
李壬癸反对沙加尔的汉语和印尼语同源说。主要理由是没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语义的对应也不很严格，例如用原始南亚语的kaka（哥哥或姐姐）对上古汉语的kag（姑）；有的用于同源词比较的南岛语词，并不是原始南岛语，而只是出于较低层次的语言，如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或西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有的用于比较的汉语词时代太晚，如见于《广韵》、《集韵》等韵书的词；有的印尼语词汇的词根在词中处于第一个音节，对这一类词如何跟单音节的汉语词比较，沙加儿未作说明；汉语音韵结构的两个重要特点：塞音和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ts tsh dz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三分的。在南岛语里没有与之对应的音韵结构。李任癸认为邢公畹和郑张尚芳提供的证据也有同样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对于苗瑶语的系属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英国学者戴维斯（H.R.Davies）举出三十五个同源词，认为苗瑶语应属孟高棉语族（见所著“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pp.337,London,1909）。
白保罗（P.K.Benedict）举出一百九十多个同源词，认为苗瑶语应属于所谓“澳·泰语系”（见所著“Austro-Tai,Languages and Culture”，1975）。
王辅世在《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一文（载《民族语文》1986年1期）中，指出戴维斯和白保罗所举同源词在材料的准确度和词义的对应方面问题很多，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他从同源词和类型学上的相同或相似立论，认为苗瑶语应属于汉藏语系。类型上的相同或相似是指单音节语素、类别词、四字格词组、词序和虚词等项目。但是对苗瑶语应属那一个语族，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族，则未加肯定。
关于白语的系属问题历来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出处见括号：
1，汉语方言（赵韬父《白文考》、张海秋《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均载《南强》第一卷四、五期合刊，南京）。
2，藏缅语族的独立语言（周耀文《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3期）。
3，彝语和白语的混合语或藏缅语和汉语的混合语（李澡《大理县志稿卷六方言》，民国五年版）。
4，属于孟高棉语族（R.戴维斯《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锁》，剑桥大学，1909年）。
5，白语中最古老的成分是藏缅语（闻宥《民家语中同义词之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
6，白语是汉语最亲近的亲属语，可与汉语合成“汉白语族”（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载《中国语言学报》单刊第8号，1995年）。
主张汉藏语和印欧语有亲属关系的学者，早期有艾约瑟（Edkins 1871）和施莱赫尔（Schiegel,1872），近期则有谢飞（Shafer,1963、1965）。最近蒲立本（Pulleyblank,1995）力主此说，所论也最为详尽。
蒲立本从音韵结构和同源词两方面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元音只有两个：*和*a，并且它们有“元音交替”的关系。上古汉语的两元音系统与原始印欧语是相对应的。在声母方面，他也找出若干对应规律，例如上古汉语的*ng-对应于原始印欧语的g-，例见下文所引“牛”词。
蒲立本提出汉藏同源词二十四个，即于（介词）、何、合、目、犬、牛、往、岁、国、输、叶、一、幺、约、父、母、考（祖父）、不、海、西、作、名、夜、雁。例如：
上古汉语 缅文 原始印欧语 希腊文 拉丁文英文
牛 *ngw nwa
*gwowbousbos
cow
犬 *khwenkhwe *kjonkuon hound
叶 *aljp
*leupliber leaf
幺 *? jw *jeu-n- juvenis
young
他认为汉藏语和印欧语确实有亲属关系，两者分化的年代在六千年前，即在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存在之前。因为年代太久远，同源词比较少，并且难以识别，不过音韵结构和形态对应的痕迹只能用同源来解释。
我们认为，台语跟南岛语在发生学上有联系，这是白保罗的一大发现。不能否认他跟后来的学者所找出的部分同源词是有说服力的。例如：
阿眉斯语是台湾高山族使用的一种南岛语。就目前所发现的事实来看，台语与南岛语的密切联系是难以否定的。
台语词汇是单音节的，印尼语是多音节的。在解释两者的同源关系时，白保罗认为原始台语词汇也应该是多音节的，后来由于音节脱落变成单音节。他所举的例证不够多。从晚近调查记录的三亚回辉话来看，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汇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例如（例词引自倪大白《侗台语概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词 猪 胸脯皮肤疼
儿女
遗失
嚼
印尼语 babidada
kulit sakit anak
pilih maamk
回辉话 phuill thall li24
ki24
na24
pi55
ma55
词 破裂饿 薄 棉花
少 痰 醉
印尼语 petsah lapar tipis kapas dikit dahak mabuk
回辉话 tsa55
pa33
pi55
pa33
ki? 42 hat42 phu42
回辉话从南岛语的大本营分离出来，迁移到海南岛只有一千年的历史，而所受汉藏语的影响就如此深刻，可见在更长的时间里，台语因受汉藏语的影响，在类型上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白保罗所提出的同源词，有的对应不严整，例如拿印尼语的“心”对台语的“肺”；有的与藏缅语或汉语同源更合理。例如：
船
鱼
印尼语 talang la? uk
马来语 parahu
壮语
rua pla
藏语
g-ru *hrua
掸语
ho
古汉语 *lu *na
白保罗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似乎缺少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例如他认为古代南方的澳泰人的文化技术高于中国人，在甲骨文时代中国人曾向澳泰语借入诸如“鸡、马、铜、铁”和天干地支之类基本词汇，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沙加尔参照白保罗的方法，将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对应。这必须设想原始汉语的词汇曾有过多音节的阶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大量原始汉语的词汇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其情况跟原始台语（古越语）大不相同。
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如果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向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
从人种学来看，有人认为台湾的高山族是古代东移入岛的百越之一支。高山族属南语系，那么古越族所说的话也应属南岛语。而台语居民的族源一般认为是古越族。
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证据说明古代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曾有过共同的文明类型。而共同的古代文明类型应该是古代共同语言的基础。语言如果是同一的，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南岛语。因为今天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仍然流行南岛语。其特征至少有以下几项。
（1）文身断发
大戴《礼记》和《史记·吴太伯世家》都提到南蛮文身断发的风俗。小戴《礼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正文》解释说：“雕题”是“以丹青刻其额”。又说：“非谓雕题，亦文身也。”从柳宗元的诗句可以看到唐代的柳州仍是文身之地：“共来百越文身地。”（《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四州刺史》）“愿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峒氓》）现代海南岛的黎族还有文身的习俗。
（2）干栏式建筑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古越族“民编竹占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谓之麻栏。”明代广露《赤雅》说，僮人“伐木驾楹，人妻其上，牛羊犬豚畜其下，谓之麻栏。”距今六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建筑也是干栏式的，跟仰韶文化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现代浙西南畲客仍住干栏式屋宇。
宋《岭外代答》所记岭外土著的“麻栏”（“栏”中古音作*lan），即壮语mal ra:n2之对音，壮语mal是“来”的意思，ra:n2是“房子、家”的意思，合而言之是“回家”。“房子、家”在各种今台语中语音如下：
壮语（武鸣） 壮语（剥隘） 水语
傣语
仫佬语
泰语
ra:n2 la:n3
r:n2
hwn2ra:n2
rwan2
台语中的lan即干栏式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它跟汉语“栏”的关系。圈养猪的处所在南方方言里称为“猪栏”，在北方方言里称为“猪圈”。
（3）拔牙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拔牙风俗的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山海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和凿齿是两个传说中的氏族，后者显然奉行拔牙风俗。《淮南子》和《博物志》等书也有记载。见于文献的拔牙风俗都在华南地区，特别盛行于西南地区的僚族和仡佬族。根据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凿齿风俗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例如仡佬族和台湾的高山族本世纪上半期还流行拔牙风俗。范围遍及整个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和珠江下游，包括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马家浜、良渚和华南的印陶纹文化所在地，以及台湾。大汶口文化地当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应是古代东夷所居地。（参见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年1期）
（4）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悬棺葬的历史至少已有两三千年，盛行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包括福建武夷山、浙江、赣东、湘西、广西、川鄂峡江和川东。东南亚也有发现，甚至远播一些太平洋上的岛屿。悬棺葬的起源地，据历史文献记载，是在长江中游流域，据考古的编年材料有可能在东南沿海。（参见林向《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纪要》，载《文物》1981年8期）
各家虽然分歧很大，但是讨论至今有三点认识应该说已经基本取得一致，即：
第一、中国语言的传统分类法面临严重的挑战，必须重新验证。
第二、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更密切。
第三、台语和南岛语在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关系。
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目前还是不成熟的。
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是建立在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的。
按历史比较法的一般原则，用于比较的项目主要是同源词和形态变化。目前各家拿出来比较的几乎都是同源词，很少有形态项目，甚至声明因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所以应排斥形态项目。虽然在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古今文献里很难发现形态成分，但是不能排斥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藏语有形态变化。从古典藏文来看，古藏语就是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的。
基本词汇的认定应该是同源词比较的基础。但目前各家基本词汇的认定，差别很大，Starostin只认定35个词，郑张尚芳认定三百个，而沙加尔用于比较的是222个词。所得结果自然不同。又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系，音节结构较简单，数量有限，同义词又很多，同源词“择对”是难免主观任意性。例如“眼”的同义词至少有“目”和“舻”两个。白保罗未择后两个，只是认定印尼的matah和台语的ta对应；郑张尚芳选择了“舻”，故认为上古汉语的*raa和藏语的ahbras（瞳）也可以与之对应；而蒲立本选择“目”，故认为汉语的*mjk、藏语的mig、缅语的myak和印欧语的*ok对应。各家在构拟上古汉语时所采用的语音系统不同，也造成同源词“择对”时意见相左。白保罗用高本汉系统，李壬癸用李方桂系统，沙加尔和郑张尚芳用自己所拟系统。
蒲立本力主汉藏语和印欧语同源说，也找出一些语音对应关系和同源词。但是他的上古汉语二元音说远未被大家接受，而提出的同源词只有24个，数量太少。此外，他未解释汉藏语的单音节语素和印欧语的多音节语素的矛盾，原始汉藏人和印欧人在文化人类学上的联系的证据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汉藏语和印欧语同源说至少在目前还是很不成熟的。
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系的适应性是较差的。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的假说的基础上的，而语言的谱系树分化假说是以原始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为文化背景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农耕型的，其人口迁徙的方式是蔓延式的，即从一个较发达的中心向四周较落后的地区延伸，不象上古时代欧洲的畜牧型社会常常需要大规模集体移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或民系的杂居、交融、接触是非常频繁的，其语言的宏观演变不一定象印欧语系那样是脉络清晰的谱系树式的。此说请参见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二，汉藏语的历史文献就语种、数量和年代的古老而言都远远不及印欧语言。表三列出两大语系文字的种类及现存文献的最早年代，以供比较。十三世纪以后创制的文字未列入，印欧语系的文字因种类太多，此表所列是举例性质的。
表三
汉藏语系 印欧语系
甲骨文 前14世纪 赫梯语 前17世纪
藏文9世纪 希腊文前8、9世纪
西夏文10世纪 巴利文前5、6世纪
缅文 11世纪 伊朗文前5、6世纪
泰文 13世纪 梵文 前4世纪
哥德文 4世纪
阿美尼亚文 5世纪
吐火罗文7世纪
英文4世纪
凯尔特文8世纪
斯拉夫文9世纪
表中属印欧语系的文字有十一种，其中最晚近的文字是9世纪的斯拉夫语；就汉藏语系来说，9世纪以前的文字只有甲骨文和藏文两种，而甲骨文还不是表音的。其余三种文字中西夏文也不是表音的。汉藏语系古文字的短缺给历史比较工作带来困难。相比之下，印欧语系的古文字不仅种类多，年代久，而且同时代的不同文字种类的文献，这是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三，欧洲诞生的历史比较法通常是比较形态和基本词汇，以求出语音对应规律。现代的汉藏语缺少形态，因此只能从基本词汇入手。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最重视的基本词汇是数词和人称代词。古代印欧人的经济核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往来，数词的稳定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比较数词容易获得成功，汉藏语的数词并不稳定，有些语言的数词是借自汉语的，例如在泰语和壮语中，只有“一”是本民族固有词，“二”以上即借自汉语。别的所谓基本词汇也并不那么稳定，同源和借用关系往往很难辨别。
第四，印欧语的词大多是多音节的，又有形态变化，因此较易确定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汉藏语的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又缺少形态变化，音韵结构又普遍较简单，音韵面貌的相似或“对应”难免带有偶然性或主观任意性，因此往往很难作出严格的同源关系证明。所以法国的历史语言学家梅耶（A.Millet，1866—1936）说：“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57年。第34页）梅耶的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仍然是至理名言。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新方法。
第五，中国古代的华夏民族是在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原始汉语也经历了与邻近民族语言大交融的过程。华夏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和华夏语言（原始汉语）都带有综合性质。因为上古时代的汉语是中原地区较发达的文化的载体，所以邻近语言与汉语频繁接触的结果，都是邻近语言发生质变，最后融入汉语，例如楚语、齐语、部分越语和部分戎人的语言都是如此，所以上古汉语实际上就包涵了原始藏缅语和壮侗语的成分。这种综合性质的语言显然是不适合历史比较研究的。
鉴别于上述原因，在没有找到新方法之前，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至少在现阶段也许只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例如构拟一种方言、语言或语族的原始语。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底层语言理论和桥本万太郎的语言类型地理学，对于研究中国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是有益的，应充分重视。
历史比较法的学术背景是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规律。但是语言的演化跟生物不同。不同种类的生物不可能互相渗透，不同语言却是可能互相影响的。例如狗和马同属灵长目，但不能互相渗透；英语和法语同属印欧语系拉丁语族，他们互相间的影响很明显，例如英语中有大量法语来源的外来词。历史比较法本身是有缺陷的。
语言系属问题的研究，较重要的是研究各种语言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亲疏关系，分类的结果倒是次要的。由于大家所采用的分类或归纳系属的标准不同，所得的结果自然不同。分类的结果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正误之辨。这跟方言分区或音位归纳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