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不平衡的特点及矫正_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中的失衡特征及其纠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特征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资本供应的新兴力量，特别是2012年中国首次跻身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13年和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迭创历史新高，蝉联世界第三，显示了其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但与此同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其一是与当今中国庞大的经济产值、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规模相比，中国明显缺少能与西方一流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本土跨国公司；其二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失败案例和冲突案例时有报道，显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国际化经验和社会责任意识偏弱。近年来，国际上多个机构和学者（Daniel H.Rosen和Thilo Hanemann，2009①；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15②）先后发布了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投资能力的分析及预测报告，较为集中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具有主权背景或国企背景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加，而私人资本投资海外却受到限制；中国企业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长期海外投资的管理经验，中国虽然已经跻身国际资本输出的大国行列，但却并非是国际投资的强国。这些评价和论断揭示了当前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怎样的地位？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生成逻辑？纠正失衡的出路又何在？上述疑问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要点。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中一系列失衡特征的深入分析，探究其成因，进而立足于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这一战略目标，寻求纠正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失衡状态的对策与出路。

      二、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上升表现

      传统上，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取决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该国的直接投资之差额，即约翰·邓宁所谓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Net Outward Investment）。邓宁将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用以衡量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认为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通常呈现出一个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移的发展轨迹。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不仅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也不具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基础条件，故而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接近于零，处于国际直接投资低水平均衡状态。随后会先经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加大，但尚无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高负值水平阶段；继而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及企业能力成长，企业具备一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进入净对外直接投资负值水平不断降低的阶段；随着经济结构的日益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而吸收外资保持平稳，两者规模差距不断缩小，达到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保持于高位均衡的状态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基本印证了上述理论的核心观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创汇、提升国际储备为主要特征，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国而非输出国。尽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相比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却发展缓慢。如今，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上升首先表现为，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加快，我国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差距正不断缩小。2005-2014年间，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差已从期初的600多亿美元缩小至约125亿美元，可以说我国正接近进入双向投资高水平均衡的新阶段④。

      上述概念和衡量指标只是一国国际直接投资输出水平的纵向检验，国际直接投资地位更应该是在一国资本输出能力和全球资本配置能力的国际横向比较中体现。因此，一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水平及其在全球直接投资流动中的占比状况和相对地位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归属于该国的全球资本控制和配置水平。自2003年中国对外经贸部门权威发布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实现连续12年增长，2003-2014年的年均增速高达39.8%。根据联合国贸发大会的统计，2005-2014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占比从1.45%上升至8.57%；同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世界排名也从第18位逐级提升至第3位。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上升还体现为中国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及交易规模屡创新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不仅从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转向同时进军美欧成熟市场，而且从主要进行绿地投资转向开展大规模跨国并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2004-2014年中国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复合年增幅达9.5%，交易规模复合年增幅达35%（参见图1）。与海外投资交易总额及交易数量同步上升的是中国大额海外并购数量的提升，以及跨领域投资和系列化投资案例的出现。国际上一般将10亿美元以上并购称作大额并购，30亿美元以上则为巨额并购。根据普华永道统计，仅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就有14宗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并购交易，占同期176宗中国海外并购交易的约8%⑤。复星集团是跨领域系列化投资的典范，仅2012年就在海外完成6笔并购交易，横跨医疗、保险、旅游等多个产业领域。2011年复星集团以2500万欧元收购希腊Folli Follie集团、度假地运营商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2013年投资遍布全球：收购美国奢侈品女装St.John、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Caruso Spa和以色列医疗美容器械公司Alma Lasers；2014年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公司Caixa Seguros旗下全资附属公司Fidelidade、Multicare、Cares各80%股权和德国私人银行BHF股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日益全球化是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的又一表征。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54万家，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覆盖率为79%。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7.9%，欧洲为85.7%，北美洲为75%，不仅改变了以往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的基本格局，而且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由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反向流动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地区分布更倾向于向北美洲和欧洲等高技术和品牌成熟市场挺进。2004-2014年，中国企业对东亚市场的并购数占比已从53%降至15%；同期对欧洲市场的并购占比则从13%上升至37%；北美市场占比也从11%升至23%；即欧美发达国家占比达60%，已经成为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地。

      三、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失衡特征

      尽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显著扩大，已从国际直接投资单向吸收大国转变为双向投资大国，但从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十多年的净国际债权国身份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失衡状况仍不容忽视。

      

      

      1.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际地位失衡

      目前，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排名已跻身世界第三，2013年与流量第二名的日本差距为279亿美元，2014年已反超日本，与第二名中国香港的差距为267亿美元。但就存量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排世界第11位，且存量规模远远落后于美、英、德、法、日各国。如表4所示，截至2013年就存量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美国的10.4%、日本的35%、德国的38.6%和法国的40.3%。

      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较看，差距则更为明显。首先，世界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均超过外来直接投资存量，从而显示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主导格局；其次，虽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失落的二十年，但2008-2013年，排名领先的美国和日本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都还在日益扩大，显示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地位只升未降（利润留存？）。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大幅提升，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仍远低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显示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仍远超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倚重，与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地位失衡

      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却并不令人满意。来自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2011年的研究报告称，过去二十年里，在全球大型的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而中国的跨国并购成功率约为三成，即有67%的海外投资不成功。而波士顿咨询集团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5年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图2）。2008-2014年，美、欧、日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分别为85%、84%和75%，而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来自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级参赞梁才德的观点也透露出同样信息：在境外投资的1.8万家企业中，“1/3不成功，1/3勉强维持”。2012年，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披露，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约为40%。

      从各国对外投资收益率比较看，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外债权和股权类证券投资收益基本持平，甚至更高。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水平为4.3%，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参见表6），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与收益率仍处低位间的失衡状态。

      

      

      3.对外直接投资类别的国际地位失衡

      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类领域看，金融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数量间失衡严重。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463亿美元，而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345.53亿美元，占比仅为20%；如以2014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看，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48.68亿美元，占比更是仅为12.81%。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达15300家，而拥有海外业务的中资银行数仅为18家；中企设立的境外机构数25400家，而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仅1127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地有184个国家和地区，而中资银行设立海外业务网点的国家和地区仅有51个。这一状况与世界主要投资大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跨国银行追随工商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速国际化的情形相去甚远。根据《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的数据，中资银行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远低于国际大型银行。近八年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平均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为8.09%、6.12%和6.30%。同期，花旗银行的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依次为60.29%、50.59%和50.32%；汇丰银行的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为48.36%、62.35%和69.05%，两家外资银行的水平均达到中资五大行平均值约8倍左右⑥。

      

      4.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国际地位失衡

      尽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但国有企业仍占据55%，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力，然而国有企业的跨国化水平和品牌国际影响力却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世界最大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平均值约为60.0%，发展中国家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平均值为52.1%，其中金砖国家俄罗斯、南非、印度入榜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分别为33.0%、52.7%和50.1%，而中国入榜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仅为24.5%。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3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及其分析报告》，2013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不仅远远低于2013年世界100大跨国公司61.06%的平均值，而且也低于2013年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37.91%的平均值。即使是与同为国有企业的海外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地位也相对落后。如表7所示，在按海外资产统计的全球前10大国有跨国公司排名中，中国仅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家入榜，而这唯一一家入榜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却最低，为17%，与领先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差距悬殊，远低于49.9%的均值水平。

      四、纠正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失衡的四大出路

      起步于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现实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长期以来呈现出单向国际化和浅度国际化的倾向，即以引进外国资本、扩大对外出口为典型特征。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失衡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单向国际化和浅度国际化下的不利结果。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实现历史性跨越，在资本和外汇“双过剩”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失衡局面不仅与形成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不相适应，而且会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出路是需要立足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全球资本重组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背景，构造以中国企业配置全球要素，以中国资本整合世界资源，从而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新追求。

      出路一：从中国开放新阶段的战略需求出发，形成以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服务贸易、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的新格局，实现从海外投资规模扩大向海外生产力提升的转型。

      在世界经济经历重大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由外资推动、出口导向为主转向由创新驱动、投资引领转型的挑战。其本质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亟需从以商品贸易为纽带的“浅度国际化”和以引进来为主的“单向国际化”转变为以投资为纽带的“深度国际化”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国际化”，实现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充当相对被动角色，向在构造全球价值链中充当主导配置角色的转换。立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现阶段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应从服务于商品出口的“顺贸易性”角色，向建立全球价值链，成为生产力提升和产业创新的引领者转变。我们应借助全球产业资本调整重组、产业创新呼之欲出的历史性机遇，扩大海外资源收购、产能收购和经营性股权收购，积极探索中国资本嫁接全球资源的路径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直接投资方式，形成以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服务贸易、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的新格局，实现从海外投资规模扩大向海外生产力提升的转型，使之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为此，我们需要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积极推动建立全方位投资保护、服务和促进体制框架。在国际层面，不仅通过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各层面投资自由化和保护协定及规则的制定，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扫清外部体制障碍，寻求有利的投资准入和公平待遇，更要主动倡导投资自由化新理念——强化海外投资与当地发展的有机连接；在国内层面，以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审核制改备案制为起点，仍需要从构建高效开放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出发，对当前多部门管理和多重监管的不利体制进行改革。为促进海外投资与国内生产的有机互动，需要进一步放松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进出入管制，制定便利于“走出去”企业整合海内外投资点要素跨境流动的投资便利化政策，探索有利于海外研发创新及技术回流的特殊税收体制等。

      出路二：加快金融改革与金融业“走出去”进程，提高投资、贸易和金融协同作战的有效性，形成中国资本国际循环与中国商贸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

      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由于缺乏资本及资本家阶层，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优势主要依托于经济要素中的廉价土地及廉价劳动力。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依存互动从商品、投资为纽带向金融货币、生产网络、创新连接和企业组织等更多纽带、更广联系和更深度融合发展，这需要充分挖掘中国充裕资本及不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的潜在优势，因此提高投资、贸易和金融协同作战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以贸易公司起步，随后转向制造业企业，金融类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始终是个短板。特别是由于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商业银行严重依赖于息差盈利的商业模式使得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偏低，中资银行不仅在海外布局上尚未跟上工商制造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且在经营业务中也缺乏提供全球性授信、贷款担保等融资业务的能力，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获得母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反观国际经验，银企合作、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紧密关系一直是海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发展共性。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系银行海外机构的增加和海外网点金融支持功能的加强，为日本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大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1983年，日本跨国大企业仅有6.2%的海外经营资金从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借入，27.5%则从日系跨国银行借入。1988年，日本海外工商企业从设在东道国的日系银行分支机构借入的长期资金占其全部借入长期资金的1/3。

      为纠正当前我国金融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失衡的局面，对内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促进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换，发挥资本市场促进优质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对外需借助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加快金融服务业全球布局，加强海外投资中的银企合作。我们不仅要扩大国内端金融支持走出去的力度，更需要通过中资银行海外经营网络建设，加强在投资当地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服务。我们要着手改变目前国有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多依赖于政策性开发银行，而政策性贷款无法惠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局面，切实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实现中国资本国际循环与中国商贸国际循环的有机互动。

      出路三：促进投资主体的市场化合规经营，激发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活力，探索混合所有制结构下国企和民企合力共进的海外投资新方式。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已日益多元化，但民营经济规模尚小，国有企业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被赋予特殊使命。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3年底有110多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5万亿元，其中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3万亿元。2010年，国资委对外披露，截至2009年底共有108户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央企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公司利润的50%⑦。但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中，竞争中立原则规定政府不得运用立法与财政权力使其所有的企业优于私营部门，否则将会扭曲市场竞争并降低效率。而目前我国开放发展中对国有企业的特殊保护，如优惠融资安排、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都可能构成对竞争中立原则的违背，而受到制约或在投资当地受到违反竞争中立原则的审查。

      从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支撑能力出发，促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将是发展大势。最新一轮国企改革应从塑造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高度进行规划，混合所有制“走出去”应是一条出路。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下，中国国企的政府色彩将被淡化，因而可以有效缓解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国企走出去动机的担心和疑虑，减少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政治阻力。更重要的是，混合所有制结构不仅将进一步充实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实力，完善对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且将引进不同资本主体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创新能力、市场约束等“附加值”，有助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更趋市场化和国际化。不同所有制主体结合中，优势互补、相互学习，将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更具效率。

      出路四：构造“一带一路”沿线和核心自由贸易区纵横交织的对外直接投资网，培育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海外投资生态圈。

      长期以来，全球直接投资分布呈现出以美、欧、日市场为核心层的“大三角”结构，地理上与“大三角”核心国家邻近的国家（地区）或历史上与其有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被殖民地）则成为接受“大三角”资本输出的国际直接投资外围层。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既开启了中国开放发展的新一轮国际布局，也是突破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大三角”结构，赢得中国资本主导权的有力依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项目不仅是带动沿线以铁路、公路、港口为重点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需，也将有利于推动国内优势制造与投资当地要素资源与产能资源的合作。

      与此同时，考虑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层次战略目标，特别是对创新资源和国际品牌的获取，仍应通过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加强在欧美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和核心自由贸易区纵横交织的对外直接投资网，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广度。以“中国投资园”、“中外双边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由主导企业带动相关零部件厂商集群式发展，园区内企业可建立更广泛的横向联系，诸如财务和金融服务及生产协调关系等。园区还应积极探索同投资当地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资源的互动连接，构筑开放式创新在海外的延伸格局。

      培育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海外投资生态圈，一方面，要求国内各部门协调，营造外交搭桥-金融铺路——行业唱戏的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式，形成龙头企业先行，带动配套企业跟进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联合体；另一方面，需要与投资当地政府、当地社团和当地厂商间加强沟通联系，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三方面帮助，即中介组织的专业化知识帮助、智库和政府机构的游说及沟通帮助、企业相关供应商的协同帮助。为强化海外投资环境营造及公关沟通，可以政府采购方式，联系和推动国内外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商务、法律和信息服务。利用外侨、外企、海外留学生等资源，帮助“走出去”企业较快沟通投资当地商会、贸易促进团体和行业协调组织等，开发外交机构商务服务功能。向投资当地政府、传媒和公众解释中国企业对当地投资的互利共赢意图及实践。帮助海外投资集中地建立中资商会，支持“走出去”企业凝聚合力，消除无序竞争、自相残杀的投资恶态。

      ①Daniel H.Rosen,Thilo Haneman.China's Changing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file:Driv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Policy Brief 09-14,PIIE,http://www.iie.com.

      ②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乘风破浪正当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势与谋.2015年3月，http://www.bcg.com.

      ③John H.Dunning & Rajaeesh Narula.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In FDI & Government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④如按中国商务部《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则2014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差距仅为53亿美元。

      ⑤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中企海外并购现多元化趋势，民营企业成主力军，《海外投资透视》2014年11月，http://www.pwc.com/structure.

      ⑥黄斌：中资银行国际化待考：三大障碍突围，人才与制度掣肘.《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9月22日。

      ⑦高江虹：央企海外资产再摸底，4.3万亿资产审计力度将加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3月18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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