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与哲学主体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主体性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当代世界性文化思潮，深刻反映着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纵观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和精神流向的内在轨迹，突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确定性和明晰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中心性与秩序性置换为边缘性和无序性的图景。中心隐遁，主体死亡，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核心的后现代哲学，无疑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特征。
一、后现代哲学的反主体性倾向
自近代哲学起，主体性问题一直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但与主体性哲学相对立，反主体性哲学也毫不松懈对认识主体性范畴的攻击。从尼采的人生哲学，赋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学，无不从各个角度消除着主体。后现代哲学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加入了反主体性哲学的行列。它承袭了反主体性哲学的策略，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诸方面否定哲学认识论的主体性范畴。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是时代的象征，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遗迹。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体是人本主义者的化身，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伴随着现代科学代替宗教的进程，现代主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现代主义”的核心。一切现代的思想观念，都以独立的主体为前提。因而，要超越现代，就必须跨越主体、消解主体，而事实上我们也正目睹着主体和主体观念的衰落和即将到来的最终消失。
后现代哲学反主体性倾向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反主客二分，反人类中心论。这是后现代哲学反主体性倾向的首要特征。近代西方哲学理论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式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主要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形成了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近代理性主义。然而，从20世纪初以来，许多哲学家开始批评传统哲学家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认为如果把“心”和“身”对立起来，“心”就会被误解，就像把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理论会被误解一样。后现代哲学家宣称：“笛卡尔一康德式的主体性的微光意谓着‘人’的终结”。他们继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号后，提出“人也死了”的口号。后现代主义者福科就曾断言：“人”纯粹是一个“外形”，“人这个最近的产物”，“将像画在沙滩上的画一样被抹去”。这是从人本主义向反传统人本主义的转换，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转换。它意味着对“人”这一主体的摧毁。
其二，认识范式上的反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认识范式上由一个中心到多个中心的转换。如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所有与基础、原理或中心相关的名称都是指明某种不变的存在，他的解构主义就是要对这些“在场的形而上学”实施解构。后现代哲学家罗蒂认为，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基础，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真理，因为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哈贝马斯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不存在一个不可解释的、给定的理论中立事实，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中立的考察论点。在此，后现代主义者所谓“中立的”考察观点和框架，实质上就是“中心”之意。
后现代主义者以解构主义的策略支撑非中心论观点。一方面，他们反对存在一个先验的、潜在的结构，认为语言作为媒介，永远与所指意义既相异又相斥，不可能有明确单一的含义。因而“本文”和它的意义之间总有差距，“本文”没有终极意义。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也无一个内在的中心或结构，而只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犹如一颗葱头，由许多层构成，里边到头来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有的只是一层层包膜。
他们还以反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构思“非中心化”的哲学，如罗蒂的“陶冶哲学”就是一例。这种哲学反对以一个声音为中心，承认不同学说间的“不可通约性”，倡导各种学说间的调停、“对话”。这是非中心性、多元性的特征体现。
其三，方法论上的反同一性、反普遍性。后现代哲学以反主客二分、反中心为特征的反主体性，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反同一性、反普遍性。
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同一的、普遍的真理；哲学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游戏”；真理与方法都只是一些没有普遍性的、与知识与科学无涉的游戏规则，近现代哲学所提供的方法也只不过是些陈旧的、封闭的原则；实证科学的定量和定性方法则只是诸多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并不比其它规则更优越；个人的经验、感情、情绪、直观、想象和主观判断都可以成为创造、变更和废止规则的根据；以理性和逻辑为准绳的科学方法论不但不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束缚了自然科学的繁衍和发展，应该把它连同“普遍规范”、“人类思维模式和样板”的思想一起，当作科学史的遗迹来看待。这种反方法论、无方法论的“游戏说”无疑是对主体的一种功能消解。
总之，后现代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人类主体，体现出反中心、反主客二分的认识范式，并贬抑主体普遍适用的功能性。
二、后现代哲学反主体性的特定含义
后现代哲学所非难的主体性是有其特定含义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反主体性理解为反专制性、反压迫性。后现代哲学把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作为批判目标，指责反映的功用在于安排、控制对象，认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反映论预设了主体与外界对象的相符合，预设了中立的、唯一可靠的主体（即观察者、反映者）的观察、认识过程，预设了普适的判断是非的确定标准。因此，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就是以主体的普遍性、同一性去支配特殊性、差异性；好比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无论各个患者的病情如何特殊，医生总是按他所学的专业知识把各种特殊情况纳入他的既定的、普遍的模式和体系之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这种反映，无异于普遍性对特殊性、差异性所实行的专制压迫。主张反映论，或主张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也就成了“压迫哲学”、“主人话语”。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终结的哲学。
例如，罗蒂认为，哲学已不再是高于或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对传统哲学作彻底的反思。罗蒂指出，传统哲学尤其是由笛卡尔开创的近代认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心灵（主体）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实在。作为正确表象的知识、符合论真理观、主观与客观的严格区别，都发端于“心为自然之镜”这个比喻，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磨试和检查这面镜子，使知识能准确反映实在。这就是说，哲学为各门科学奠定基础。从柏拉图开始，直到康德，其理论宗旨都在于给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识规定出合理性和客观性的普遍标准，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的皇后。罗蒂认为，传统哲学这种以主体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应该终结，代之以新的、更好的、更有趣的和富有成果的“陶冶哲学”。它的目的“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即不再将人视作反映自然的镜子。这样的哲学家也不再追求那种通晓人类知识基础的至上权威。反权威、反压制，正是后现代哲学反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反权威、反压制相联系的，是反绝对性、反整体性。这是后现代哲学反主体性的又一特定含义。传统主体哲学使用严格的逻辑论证，奠定自我意识在认识领域的核心地位和基础地位，势必强调主体认识的绝对性、整体性（如康德的“统觉”、黑格尔的逻辑的格）。后现代哲学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奥塔德声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德里达等人则反对黑格尔关于同一性高于差异性、同一性是差异性的“真理”的思想，主张差异性高于同一性，是同一性的根据。
后现代哲学作为一种语言哲学，以语言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取代理性的绝对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作为中介的。所谓事实、真理都无不以语言为出发点和归宿。他们断言，“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于是，人不仅从中心地位退居于从属于语言的地位，而且在传统哲学中作为认识主体的绝对性、整体性也被语言的不确定性、差异性所取代，一切都变成不确定的、模糊的。
最后，后现代哲学反对单纯把人的本质理性化、抽象化。这是从上述反主体性的两方面内容必然推出的逻辑结论。后现代哲学反对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他们认为，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哲学以普遍性、同一性作为人的最高本质，以主体的普遍性压抑对象的差异性，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的、无血无肉无感情的抽象的人，从而压制了人的具体性、个体性。他们认为，只要是活生生的人，就有所谓卑微的东西，即千差万别的非理性的东西。硬用理性的普遍性蒙住这种表现为差异性的卑微性，只能使普遍性成为一块漂亮的遮羞布。后现代哲学的反主体性正是要揭开这一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三、西方哲学主体性的重建
反主体性思潮的出现，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长期的、源远流长的萌生过程，主体性哲学（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从尼采开始，经胡塞尔、海德格尔及萨特、梅格—庞蒂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使自笛卡尔开始的主体性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主体性观念愈来愈失去了它的统摄力量。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继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绝对真理的幻想”以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无疑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问题是，后现代主义专事破坏，少事建设，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性、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为特征，体现出反中心性、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这样，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也是武断的、形而上学的，带有终极性的。这又使其理论陷入自相矛盾。
其实，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是相当辩证的。只要分析一下现代派与后现代派各自的观点，就会发现任何一方都包含着对方所坚持的东西。经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争论，后现代哲学一方面把反主体性发展到最高潮，另一方面却又自觉地流露出重建主体性的理论倾向。
首先，后现代哲学虽然宣布了主体的终结，但却没有结束主体性哲学所依赖的个人主义传统；相反，如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哈森所说，后现代是“个人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后现代哲学期望的是以自由的、非理性的个体性主体取代普遍性的绝对理性主体。他们从存在主义那里吸收了“绝对自由”的价值观，倡导个性的差异、自主性，不可避免地保留着现代主体被赋予的自由、自主等特性。他们呼唤着个体的非理性的实现，甚至认为主体的无中心并不意味着主体的消解，把后现代的主体称作“突现的主体”、“过程的主体”、“实现和享用生活的主体”，或其它各种不同特殊习性的载体。
其次，后现代哲学反对以认识主体为中心的“压迫哲学”、“主人话语”，但却继承了“主体间性”思想，推崇“对话”，肯定交往中的主体。后现代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对话”理论，目的是妄图摧毁居于中心地位的认识主体，倡导不同观察者和认识者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这一思想表面上是反主体的，实际上却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主体间性理论一脉相承，是以交往主体形式取代中心主体形式。对于这一点，正如后现代解释学家凡提莫所说，解释学应该思考它的海德格尔遗产。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哲学与反主体性哲学争论中，胡塞尔首先突破主体的自我封闭，把现象学还原得到的“纯自我”与他我沟通起来，建构了一种具有坚实根基的交点主体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开创了一种异于其师胡塞尔以先验自我的构成性为先决条件的共在理论。这种理论突出个人的非主体性、非构成性和非占有性，弱化了主体的自我中心地位；不过，在这一“弱化”过程中主体并未遭受任何实际的损失。相反，却因被置于一种与他人、与世界共同存在的广阔境遇中而获得主体的开放性。
梅格—庞蒂进一步把主体交往置于语言交流中。他认为，在语言的交谈中，每一个存在主体都不是封闭的。说话的人同时又是听话的人。我的语言活动能为他人理解，我也能理解他人的语言活动。因此说话的双方会彼此自发地、悄然地进入对方的视境，把我变成他，把他变成我，并消除我与非我、主体自我与客体他人之间的界限，使我的视境和他的视境都统合于一个单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都是一种圆满的交互性中的相互合作者。后现代主义的“对话”理论，正是循着这一路线发展而来的。在这一理论中，无疑蕴涵着异于近代哲学主体性范畴的新的交往形式的主体。
再次，后现代哲学反人类中心论，反人本主义，却并不是主张非人道，并不是贬低人的尊严。他们要以新的方式提高人的主体地位。例如，海德格尔认为，为把“人道”放到足够的高度，并不是把人提到万物主宰的中心地位；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怂恿人的占有欲，看似弘扬“人道”，实则贬降“人道”，与真正的“人道”相去甚远。人的真正的“人道”必须着眼于人与存在的关系才能得到澄清，即：不是把人看作存在的主人，而是把人看作存在的看护者，摆正人与存在的关系。这是着眼于人的主体地位的调整，而不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
综上所述，后现代哲学抓住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弊端，通过瓦解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性，解放人类主体的交往开放性、非理性、异质多样性和多元性，进而调整人的主体性地位。后现代哲学虽以强烈的反主体面貌出现，但其对主体性的摧毁，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对一种含义的否定同时就是对另一种含义的肯定。在他们的反主体性哲学中内在地蕴涵着对主体性范畴的重建，并清楚地向我们展现了这种重建的路线：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扩展，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理性走向非理性。挖掘后现代哲学的这一理论发展趋势，吸取后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在主体性问题上的各自合理主张并加以综合，重建更全面的哲学主体性理论，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