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国家战略传播的新模式--以“中国之家”为视角_巴基斯坦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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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6)03-0142-05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3.025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我们的社会和世界。当代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1]。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因此,在互联网信息化社会发展中,面临激烈的国际舆论竞争,尤其是新媒体意识形态的国家安全问题成为重要挑战。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从传统新闻传播方式的研究到现代传播治理体系的探索,国家战略传播代表着互联网时代国家传播的重要维度。

      一、国家战略传播产生的时代背景

      面对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和复杂环境的国内外舆论,这三个层面的挑战成为提出我国战略传播体系的基本前提和时代背景。

      (一)新技术:打破封闭环境的传播生态

      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由于自身传播技术的限制和媒介的规制,可以在较大的空间内进行限定,实现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差异化管理。但是,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技术变革了以往的技术特征,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原本封闭或半封闭的内部环境已经变成内外互通互联,网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直接获取跨国界的信息,技术推动了信息传递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在新一轮的技术信息传播竞争中,信息资源丰富、传播技术先进和精准信息传递的国家将占据先机。

      (二)新崛起:重塑大国形象的传播视野

      中国的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传播影响力却没有像GDP那样快速地增长。一方面,这里既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从埃及神庙“到此一游”,到天津港爆炸事件对CNN记者的围攻,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是国家形象传播的报道者,每一位网民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也存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境外媒体的出于不同利益而采取的报道“框架”,以境外媒体区别对待“巴黎暴恐袭击事件”与“昆明暴恐袭击事件”可见一斑,他们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框架进行报道,对制造巴黎暴恐事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恐进行谴责和批判,但对中国暴恐袭击事件则使用另一种“框架”——政府镇压少数民族后的“反抗”。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组织走出去,迫切需要战略传播重塑新崛起的大国形象。

      (三)新思维:统合多元主体的传播观念

      面对互联网众声喧哗、媒介融合的时代,评估和衡量传播效果已经从原来媒体独大的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形成合力,在相关部门共同构成的统一系统内锁定目标,相互配合,言行一致,从而发挥最优的传播效果。例如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面对日益严峻的舆论环境,在发动反恐行动后同时进行战略传播,向国内外的受众宣传反恐行动并非针对伊斯兰,而是所有恐怖主义,他们通过信息操控希望其他国家在行动上配合美国,从而有利于实现美国自身战略目标的行为。因此,面对中国转型期风险社会的来临,突发性事件的频次已经逐步从偶然向高发扩展,国内外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事件的处置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都依赖于战略传播在协调多元主体、整合信息、有针对性的沟通效果。

      二、国家战略传播的内涵与核心价值

      “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近些年兴起的新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科学、统一的定义,但从美国国防部近年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管中窥豹。2004年9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了战略传播专题报告指出:“战略传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为了理解全球的态度和文化,政府可以运用多种工具,在人们和组织机构间开展国际对话,为决策者、外交官和指挥官就公共舆论对策提供咨询,并且通过传播策略影响态度和行为。”[2]该定义阐述了战略传播的主要目标,但没有指出其核心特征。此后,美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修订了定义:“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为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以便创造、强化或保持有利于增进美国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而进行的有针对性努力,这与国家权力的所有方式相同步,并使用协调一致的方案、规划、主题、信息和产品[3]。

      因此,战略传播的核心价值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化、制度化的宣传活动。主要采取的方式针对特定目标人群和精心化传播,即使是相似的传播内容,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也会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例如涉及日本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只面向日本政府和精英人士开展战略传播,而应拓展到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等[4];针对日本右翼势力,需要采取“孤立中央,合围地方”的策略等。这种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的系统化的全球战略是实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并伸张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方式。战略传播的效果是加强国内团结、增进国内公众凝聚共识,一致对外,同时强化同盟关系,获得国际支持,弱化或分化非同盟(对手)的信誉和势力。总之,战略传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从而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变的效果。

      三、国家战略传播的新模式探索

      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和运行机制与该国的国家制度紧密结合。美国的国家战略体系主要包括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国际广播、信息和心理战等主要内容;具体的机制主要是在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领导下的庞大的跨部门体系,是美国外交、军方和诸多情报机构的联动机制。

      基于自身的情况,我国也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机制与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竞争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技术的变革和复杂形势下国际传播的挑战,这既关乎国家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发展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既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作为全国第一家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在承担国家智库功能的基础上也在理论与实务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率先提出——“中国屋”(China House)模式。

      “中国屋”模式:主要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建立以民间外交形式的交流平台,动员和协调各种资源,向中外双方的受众传递信息,增强认同,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以下简称国传院)在提出“中国屋”的概念和设想后,与当地探路者集团展开深度合作,建立了紧密的联合工作机制,并在卡拉奇和伊斯兰堡两地设立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的固定办事机构。借着这样的便利条件,国传院发挥非官方智库优势,协调中资企业与巴基斯坦企业、政府、军方的合作,就中巴经济走廊投资建设、地区安全局势、巴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态势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帮助中资机构解决了部分合作和沟通上的难题,创造了民间外交的新型模式。“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倡议实施后,作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的非官方智库,北大国传院已经在中巴企业合作方面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北大国传院所践行的民间外交新模式已经不限于与高校、智库的交流,而是投身于促进中巴两国实质性的经贸合作,为中资企业和巴基斯坦政府、企业的合作搭建桥梁、扫清障碍。目前国传院已经和正在促成两国企业间的多项合作。

      (一)以受众为核心的“中国屋”精准传播

      作为“中国屋”模式的初步探索,巴基斯坦是“中国屋”模式的第一站。根据国家战略传播核心特征,需要对特定受众进行精准传播,在策略方面,将受众主要分为两部分: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和巴基斯坦民众。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处其中,但身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在异国获取信息途径较为单一,且一般只在本单位局部范围内活动,较少参与当地的社交等活动,当地中国人这种“深居简出”的方式给巴基斯坦民众留下了“中国人很神秘”的印象,此印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向传播,更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只有当地的中国人先了解本地,才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利益、命运、责任等多元“共同体”,否则“谁会听你讲中国故事”?因此,为当地的中国人提供较多的融入本地生活的社会信息,为当地的中国企业搭建更多的官方与非官方沟通渠道,成为发挥“中国屋”价值的第一步。

      因此,针对巴基斯坦社会环境的突出特点——安全问题,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驻巴基斯坦办事机构结合与当地探路者集团深度合作的基础和信息源优势,建立了紧密的联合工作机制,在新媒体客户端推送和发布《安全预警》(简称《预警》)和《安全简报》(简称《简报》)信息。《安全预警》主要是对不定期发生的大规模公共安全、空袭等涉及安全方面的事件提醒,采取用户主动订阅、“中国屋”进行遴选后推送;《安全简报》每天针对前一天发生的涉及安全的事件回顾,采取主动发布、受众自行遴选的传播方式。

      [案例一]《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安全预警》: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安全预警2016-04-13(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快讯)北大国传院驻巴办事机构最新安全提示:2016年4月13日凌晨,消息人士称,某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期间透露,一伙歹徒计划针对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两地的下列目标发动暴恐袭击,并已完成相关侦察工作:

      伊斯兰堡:

      -车牌为IDO-1816的黑色本田思域车主(巴军某少将)

      -House No-25,St-36,F-6/1(巴军某上校住宅)

      -House No-6,St No-7,DHA-1(巴军某上校住宅)

      -活动区域在F-10/4的拉瓜迪亚物流集团首席执行官(巴军某退役少校)

      -媒体驻地

      -I.J.P.Road的警局

      拉瓦尔品第:

      -House No-45,ChaklalaScehme-Ⅲ(民宅)

      -车牌为2T 416或2T 614的黑色本田思域车主(巴军某准将)

      -现服役于Rahwali兵营的某准将

      -Saddar的教育系统职工与部队官兵

      -Westridge,Cantt

      [案例二]《安全简报》2016-04-23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快讯

      昨日,开普省首席部长民族事务特别助理萨达尔·索兰·辛格(Sardar Soran Singh)在布内尔地区Pir Baba附近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并当场身亡。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旁遮普省南部拉金布尔地区河岸一带的清剿行动昨天进入第25天。

      卡拉奇警方称,基地组织金融从业者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r Rehman,化名阿卜杜勒·拉赫曼·辛迪)于21日在卡拉奇被捕。201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因向基地组织提供金融服务,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制裁名单。

      卡拉奇警方在奥兰吉镇和巴尔迪亚镇的搜捕行动中逮捕了24名犯罪嫌疑人。

      卡拉奇警方在Sohrab Goth与被列入黑名单的某武装组织成员发生交火,3名疑似该组织成员被击毙。

      全国安全事件总览如下(分布图及各地危险指数略):

      

      《预警》和《简报》的信息推送与发布都是从受众需求思维且充分发挥新媒体点对点精准传播的特点,提醒在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中资机构人员、侨胞、中国游客及留学生在上述目标附近活动时提高警惕,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切实注意自身安全。以社会环境安全信息为核心的沟通方式最大限度聚合了当地中国人的信息需求,受到广泛的好评。随着聚合度、信息黏性的增强和渠道平台的搭建,有利于当地中国人与巴基斯坦民众的增信释疑、友好相处。

      (二)以话语为纽带:“中国屋”增信释疑

      话语是“中国屋”模式探索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载体,程曼丽教授说:“从话语理论的角度讲,话语是一种权力,是对社会认知与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的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主导舆论、影响大众的权力;反之则会被主导、被影响。话语来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又具有某种建构性。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通过权力斗争生成知识,进而建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权力使话语具有了合法性,话语使权力具有了合理性。”[5]话语在国家战略传播中与“言行一致”是一脉形成的,充分运用可以科学有效地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与政府公信力。因此,以话语为纽带为“中国屋”模式增信释疑。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巴基斯坦“中国屋”模式的新探索。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视角,需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但是,上述的思路一方面需要我国政府着力打造的主流媒体、媒体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不同主体、多种方式、融通中外的话语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两种路径的传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屋”模式更多的是第二种方式的传播实践。国传院在巴基斯坦探索的“中国屋”从创立之初就采取非官方的智库方式,其运营方式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嵌入当地有影响力的私人财团,这为后面发展话语融通搭好了得天独厚的平台。传播学效果理论研究发现,意见领袖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中国屋”模式多维“共同体”的设计自觉形成的“话语共同体”,其发出的声音在中巴双方民众的话语渠道中天然地承担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中国屋”模式非官方平台的搭建,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体”和“意见领袖”,为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动力源的作用。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不同国家的“中国屋”的具体形态和运作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当前的这种探索意义就格外重要。

      四、思考与启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打通了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分隔,实现了对内传播信息与对外传播信息在互联网平台呈现、传播和互动。人们在分享信息技术便捷性的同时也在思考互联网与国家安全,尤其是迎接西方网络霸权思维和对我国的严峻挑战。以巴基斯坦为案例的“中国屋”模式探索即为借船出海、扎根当地、增信释疑、水滴石穿。以此思维,在与当地充分融通中不断创新模式,精心培育,扎根发展。在单一的传播策略调整过程中,从对外宣传到国家战略传播的探索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代国家传播治理的内在要求,这将以国家的特定战略利益,整合多方资源和优势,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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