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性教育，应用型大学”探索的意义和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教育论文,困境论文,意义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一些历史较短、实力较弱的大学，对自身的定位或办学之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的大学还提出了“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排比性口号。培养“应用性人才”，是很多高校或大学，尤其是高职院校或某些实科类大学，都提出过的一般性培养目标，理解上也较为明确，但“应用性教育”和“应用型大学”的提法，歧义多一些。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应用性（型）”的内涵
这是理解这类提法的第一个逻辑起点。“应用”是个含义很泛、难以界定的概念，总是与“运用、使用、实用、适用”等这些词联系在一起。英语的“applied”也是这些意思，而且用的是过去分词。应用与对象及其层次、范围不可分，可以针对操作环节谈应用，针对岗位、工种来谈应用，针对行业来谈应用，还可以针对产业来谈应用；更扩展一下，针对人生或生活来谈应用。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斯宾塞那里：教育职能是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
不过，可以理清如下几点：
第一，“应用”与工具、资源不可分，所以应用性即工具性、资源性。第二，“应用”须由对另一对象的功用或功效如何而定义，所以“功用或功效”是“应用”的基本内涵。第三，“应用”概念的核心或根本，是功用、功效产生具有直接针对性和可确定性。第四，应用性或应用价值，也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仅仅从个体的角度来区分什么是应用性与否，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可见，应用性和非应用性、应用价值和非应用价值之间，不是僵死的分界，是动态演变的。当初X光和电子被发现的时候，并不知道用处何在， 更并非是为了应用而去发现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应用性或应用价值而言；而现在则具有应用价值，而且是广泛的应用价值了。相反，如医学、建筑和农业都是一些古老的实用技艺，因而从一开始就是应用性的、实用性或职业性的，但由于科学思想和方式的介入，在这些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不追求应用性、实用性即体现直接功用或当下功效的理论研究了。更古老和贴切的例子是数学。数学起源于埃及人测量土地的实际需要或实用需要，但数学在古希腊人那里却发展出了为数学而数学的自恰的概念体系。这种自恰的概念体系，从某个领域、某个时段和某种条件下看，没有应用性可言，但在更广大领域、时段和新条件下就说不定了，因而可以是一种大用。但这不是可任意预断的事。
简言之，功用、功效具有直接针对性和可确定性，或者说“功能清晰单一”，是“应用”的本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操作系统不被看作为应用软件，而把明确针对特定内容或进行某类特定工作，具有直接运行、处理功能、功效的软件，称为应用软件。但事物是辩证的，“功能清晰单一”是优点，但其缺点恰恰是：越是功能清晰单一的，成为无用的风险也越大。
不过，就目前讨论的“应用性（型）”，没有这么复杂，其所指就是“适应社会需要”而已。这种办学主张，已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先验的哲学教条，其实也是问题颇多的哲学教条。当然，以外部需要为标准，的确是“应用”概念内涵的重要部分，但笼统地讲“适应社会需要”，并不能揭示何谓“应用性（型）”的。这也是这类探索面临的理论困境。
二、大学分类及其大学教育分类
这是理解这类提法的第二个逻辑前提。知道了“应用性（型）”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了一个认识的逻辑起点。但这个逻辑起点不够，因为提出者着意并非在于口号本身的准确，而是从发展独立类型的大学及其教育的角度考虑的，所以，这又必然涉及到大学及其教育的分类问题。
抽象地说“应用性教育，应用型大学”，无非是指这样的教育更强调传授实用一些的知识、技能，更重视对职业、就业需要的直接和密切联系，也更强调对实用性或应用性科学技术的传授和训练，或者说，是更重视或侧重于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技术和素质的训练。这样的大学更关注和侧重于以外部社会当下需求，来决定科研和服务的方向和归宿，更宽泛一点说，更注重于对现有分工及其效率的适应，而不是对现有分工局限的弥补和超越。
这种用法面临“大学”、“大学教育”这两个重要的约束障碍。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和存在这样的机构和教育，如美国的“赠地学院”及后来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之类，在功能上这类机构更侧重于服务实际、实践和实业，所以说它们是实际、实践和实业服务性（型）教育和院校，并无不可。英国有多科性技术学院，后来也上升为大学，所以可称之为服务性（型）教育和大学，或称之为我们所习惯的“应用性（型）教育和大学”。但要说是又一种新类型教育和新类型大学的诞生，似乎也不确切。我们以前搞过以产品定专业的大学工科、工程教育，比现在更极端了，而从特定分工及其效率的角度讲，适应性更快更有效，因而其应用性更突出了，但说那是一种新类型教育和新类型大学，结论应该说是否定的。因此，“应用性教育”的探讨，需要以历史经验为借鉴。
由于涉及“大学”、“大学教育”这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所以大学及其大学教育的分类问题，也只能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探讨。
（一）大学教育中的基本矛盾和统一
大学教育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相对概念，如普通教育或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革命发生后，古典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又发生了冲突；工业化生产普及后，强调科研之上的纯粹科研与教学合一的教育，与强调针对实际、应用于实际或注重实践的工程技术教育，也有了不和谐的地方；过于突出自然科学教育的职能，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人文教育缺乏的弊病；功利目标明确的职业教育发达后，人们又觉得普通或自由教育不可少。这些不过是有关大学教育的老生常谈，解决的办法，也不再是非此即彼。就实体而言，形成了侧重不一的独立大学，只是这种复杂的侧重无法仅以“应用”与“非应用”，就能够得到概括和区分。
就一般规律而言，大学内部的学科及其实体的发展，是从两个方向演变。神学院起家的大学，发展出文理学院；再从文理学院拓展出行业范围更为明确的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但各大学所设多寡不一；此外再发展出其他更具体的职业性或专门性学院，包括建筑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等。就规模而言，综合大学中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比第三类职业性学院规模大，大部分也是研究生层次的；就声誉来源而言，主要产生于文理学院和以上四大学院，尤其是前者的科研和教育。在美国，有的大学甚至不再把本科看作专业教育，而当作普通教育或通才教育的范畴了。这样，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矛盾就非同一层次的内部矛盾，而转变为不同层次之间的矛盾了。
相反，从工程或技术学校起家的实科类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则是从一所技术学校发展来的，先有工学院，然后是管理学院，再后是人文社科学院。
这两种方向或方式，在综合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和利益的导引下，也是我国大学目前内涵演变的方向和方式。重文理的大学，向工、管、医实科方向拓展，而行业性实科类大学，则向文、理、法方向拓展。淡化专业的思想和做法，也有所体现。
大学及其教育这些演变和对应关系，说明什么？说明大学这种机构作为保存、传授和发展文化和文明的本质，也正如“大学”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宣示了大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广博性，文化和文明的边界也就是大学及其教育的边界。因此，“应用性教育”不是大学教育中的基本矛盾方面，也未必是与其他大学及其教育相区别的适宜标志。
假定它是大学教育中的基本矛盾方面，那么相对的另一面是什么？可能是所谓的“学术性教育”或“理论性教育”（“学科性”与“应用性”不是相对关系，“学术”、“理论”与“应用”，也不是相对关系，其中有相对的某些成分而已。这里假定是这种相对应关系），那么，理论性教育或学术性教育与应用性教育，就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中基本矛盾构成。且不说本科教育中，现在是否存在主要以纯粹学术或抽象理论为单一目标的教育和大学。与“应用性教育”的模糊不清一样，“理论性”或“学术性”与“应用性”是否能构成相对关系，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在于，这种概括一旦成为政策导向和管理依据，那么其逻辑和实践结果是什么呢？
结论一，与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所经历过的历史冲突及其演变一样，“应用型大学”中，理论性或学术性教育与应用性教育两者不能偏废。
结论二，理论性或学术性课程及其学科的建设，也必须跟上。
结论三，一旦理论性或学术性课程及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成型，就不可能不让其成为独立专业而招生培养。这样，悖论出现了：所有突出“应用性教育，应用型大学”的口号、努力和推进，结果却会走向另一面。
当然，这不是说大学定位或高等教育研究中，不能提出新概念和新观点，而是说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提出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其逻辑和实践后果是什么。
（二）“应用型大学”在分类上的困境
大学分类并没有最合理最准确的分类，也许就不存在这样的权威和标准。现有分类，大体有如下几种。1.按声誉、质量和地位分，如所谓的一流大学、二流大学之类。2.按科类、专业的全面性与否分，如综合大学、多科大学、单科大学——历史上单科学院的确是功能清晰单一的学院，如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包括一些实用和实科性的学院，如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之类；这类学院后来才称之为大学的。3.按行政级别分，如国立大学、省立大学之类。4.按所有权关系分，有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之类。5.按行业种类和侧重分，如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等等。6.与“1”、“2”分法一样，最常用，也最有导向作用的区分，是按大学自身的职能侧重来区分，如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这最后一类中是否可加入“服务应用型”大学，如当年的“赠地学院”和后来的社区学院，原则上并无不可，并无不适。但由于“赠地学院”和社区学院，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学，不包括进去也无不妥。
那么，“应用型大学”是依据什么划分的？“应用性”是这所大学的职能，是它的特色，是它的类型，还是它的追求方向？有人认为是相对于“学科型或学术型大学”。假定是这样，那么，结合交叉的情况，可以分为这么三类：学科（术）型大学、学科（术）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
这种分类不行吗？问题是，即便被称为所谓学科（术）型，其科研和教学，大都是以应用为基本目的的，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已经难以区分，二是基础研究在任何研究型大学里所占的比重和范围都很小。所以，区别只在于应用的层次、范围和程度，而不是学科（术）型与应用性（型）的区别。从上文也知道，突出“应用性（型）”只是突出了这类大学及其教育作为工具、资源的一般价值，而并没有涉及其性质和个性，也没有明确其特定的功能和范围，但今天没有一所大学及其教育不具有工具、资源价值，所以就工具、资源性本身，已无法成为当今时代划分大学类型的有效标志。
分类都有主观性，也没有一种分类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但一所大学及其教育刻意突出“应用性（型）”，那么它与高职院校或社区学院如何区别？与企业内部的在职前、职中培训有何区别？是否可说高职院校或社区学院，企业内部的在职前、职中培训，反倒不是应用性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么，不仅是这样的大学及其教育需要定位，而且其提出的“应用性（型）”本身还要进一步定位。这样，问题反而更复杂了。
三、“应用性（型）”背后的价值观
这是理解这类提法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提出者不是学究，不会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探索“应用性（型）”的办学之路的。提出者大学也戏称自己为中国大学中的“第三世界”，这是其指望探索独立并列类型的办学之路的内在动力，也是一种可贵的动力。但任何分类，都意味着等级。即便“学科型大学、学科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这种分类是可成立的，这种定类也是定位，依然没有使其摆脱“第三世界”的地位和等级，而是依然默认了所谓“学科型大学”的优越地位。这与英国的一些后起的新大学，虽然反对牛津、剑桥的优越感，但仍不得不屈服于这两所古老大学的统治权下一样。可见，问题不在于提出了“应用性（型）”的办学之路，而在于提出者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正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照搬前苏联的一套全面改造中国的大学，后来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之类，结果能走多远是一样的。这其中就出现了规律的作用，出现了规律对权力和政策的最终反弹性。
提出者大学强调其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其侧重不在于一般地强调其教育与职业、就业的联系和结合，而主要在于与所谓“基层第一线”的联系和结合；与一般地强调侧重动手能力的“做事”、“联系实际”有关，但更注重到企业或第一线的立即上手。这是一种很平民化的功利价值观，也可以说是办学和教育上的一种务实精神和风格。有必要反对学术上的势利和自由教育上的势利，功利主义价值观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否要防止自己的大学教育演变为变相的企业学徒训练，防止自己的大学教育对“社会需要”和“联系实际”的急功近利？因为一个人不仅要更好地谋生，也要更好地生活；不仅要为工作做好准备，也要为工作变换做好准备，因为“工作”、“实际”和“社会需要”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大学与“现时”有关，也与过去和未来有关，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所希望的东西和眼前的需要，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和长远利益，但大学则有责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提供给学生更有价值的东西和获得长远利益的本领。不然，学生、家长、产业、社会最后又会埋怨这样的大学了。
绝不是提出者大学不懂这些一般的道理，也不是说突出功利价值观的大学及其教育就一定不行。但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大学及其教育是走不远的。作为策略性的口号无所谓，但由此作为长远宗旨和方向，是有问题的。工科类大学在办学和教育中发现自己的科研和教育离开了基础性的学科和理论支撑，其科研和教育也提不上去；工程类大学需要面向应用、实用或市场，但工程和产品，却不只是技术问题，还要涉及成本、环境、伦理问题，甚至涉及心理、美学等。那种缺乏广博性、超越性而只专注于狭隘技术和技能应用的工程类大学及其教育，提不提“应用性（型）”都一样，都不会有多大前景的。当年前苏联的产品五大三粗，没有市场竞争力，其工程类大学及其专业教育的狭隘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还是大学，甚至还是综合性大学，大学教育的一般道理，是不应忽略的。
四、提出者大学探索的重要意义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实用理性发达的民族。以前很长的时间内，强势的口号就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以致用”之类；而当今我们大学中，普遍也是职业理性、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占据统治地位，似乎不必再刻意突出应用性或应用价值了。大学尤其需要首先突出想象、幻想、创想和奇思妙想才合理，因为大学从起源讲，就是最大化地容纳想入非非的机构，在社会结构中也曾是相对于国王和教会的第三种结构力量。不过，提出者大学的思考和探索是有很大的意义，但意义不在于概念的准确和分类的新颖上，而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触及了高考指挥棒的弊病，并力图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和体现出自立价值的人的教育理想。培养有用的人和体现出自立价值的人，对大学教育而言，并非是价值的全部和唯一标准，但对主要以接纳被高考筛选为低分学生的这类大学而言，如果不是其最高追求的话，一定是其最重要的追求，也是社会和城市化赋予它的重要任务和职责。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对其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从城市秩序维护的社会学功能看，这类大学的价值是更为重要和突出的，他们不应菲薄自己。更可贵的是他们要把这些在高考指挥棒标准下显得不成功和不很成功的学生，转变为真正有用之才的精神境界和教育理想。模糊不清的概念和口号下，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内容和这种追求。
2.探索破除以读书为主甚至应试为主的模式，而突出面向实际、通过实际来培养真才实学的教育模式。应试教育重视训练人做题练题，甚至猜题押题的本领，应试教育下出色的人才，依据往往是考试出色。赫胥黎说，应试人的目的是及格，而不是理解，所以分数是及格了，而对知识却不理解。这种模式也大量地充斥于我们的大学中。况且，独生子女的现况及中小学训练的繁重，也使他们做事的自然机会和自然训练匮乏到了极限，因此，从学会做事来激发这类大学生潜能并实现成功，具有了相当的迫切性。这类培养强调真实工作情景中综合的需要和标准，因而着重于知识、技能在实际工作情景中的可应用，着重于培养乐于躬亲的动手做事的态度和能力，着重于养成善于交流和沟通的习惯和技能，以及着重于养成与实际工作情景相关的职业素质和教养。这种大学教育对学生学业成功的标准和模式，有别于突出“读书”和“笔试”的标准和模式，对在高考指挥棒标准下显得不成功或不很成功的学生，可增加其自信，也扩大了成才范围；对职界还有助于提高其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和职业标准化含量。但是这类大学还面临对职界在用人上急功近利需求的屈从，以及职界自身需求标准紊乱不一这类风险，也要面临学生学习风格多样性带来的挑战。因此，这种探索带有点悲剧色彩，主要是为了解困，而不是自由创新。
3.触及了本科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单一的弊病。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哲学。高教界的研究人员、大学主政者和政府管理者之间，各有一套话语体系，谈不上有多少共识。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稳定态。以学生代理人自居和大学生毕业率之高，像英国；但大学学科和专业裂变之多之快，考试盛行，又像美国；强调培养人的重要性像英国，但大学的规模和行为更像美国，以至于学生成了大学里匆匆的过客，教师成了打工者；强调面向市场，适应社会需要自主办学，与美国的办学哲学差不多，但管理和评价上却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和一维标准，像前苏联和法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以说，中国大学是四不像的混合体，只有高考、管理和评价制度及其官本位机制是最稳定和牢固的，却又是不适应大学及其教育的社会化、多元化趋势。现有的高考、管理和评价制度，本科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评价标准，却不讲社会化和市场化，而是以集中人才精华、办学条件精华的重点大学为大致基准的，这对一些历史短、实力弱的新起大学很不利，也不公平，不利于这类大学在市场和社会中的自然定位和合理目标的确立。事实上，全国上千所大学都按这种统一标准办，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大学的思考和探索，表明他们摆脱早期单纯模仿一些老牌大学办学模式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有利于促进大学及其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评价制度的多元化趋势，促成一个可容纳模式多元化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空间，启动真正自主办学的氛围。这些大学的探索和思考，真正的大贡献可能在这里。
五、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1.“定向”与“定位”的区分
把“应用性（型）”看作为一个定向问题，可能更合理，表明这类大学建设发展的侧重和倾向，但并不与大学及其教育的一般逻辑冲突，也不会造成内部不必要的结构动荡，因为提出者大学毕竟不是在凭空设计一所新大学，而是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为“新型”大学。其实，“本科教育”、“本科大学”，甚至“综合性大学”，已是这类大学的定位了，统计上也是作为“普通院校”归类的。这类大学未必想放弃这些定位和定类，而被称为“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类。从功能构成上讲，这些大学也不会放弃科研、教学和服务这些基本功能的，最多是高低、广狭、组合不同而已。如果在于其生源构成、学科组合、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上差异，从而把“双师型”引进大学，搞实训和产学研合作之类，而认为就是一种新类型本科大学，其实这种模式变化导致的定类而不是定位。需注意的是，“双师型”成本很高，推广可能性有多大？多大比例为合理？如果教育部有关本科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评价标准，是僵硬不合理的，那么985、211之外的大部分大学，都可以说属于“应用型大学”，是否都要搞“双师型”？这是否从一种“僵硬不合理”跳到了另一种“僵硬不合理”？因此，“应用性（型）”探索，作为“面向市场”或“适应社会需要”的定向问题，可能较准确些。
2.“应用性学科”比“应用性教育”准确
“应用性教育”这个提法问题最多。从培养人的角度，任何教育都必须讲功用、功效，因而也不存在“应用性教育”与“非应用性教育”的区别。可能有的会说，“应用性教育”是指针对并为了培养“应用性人才”而言的这样一种教育。问题是，应用性人才并非靠“应用性教育”就能培养的，就如应用型大学也绝非单靠发展“应用性学科”就能建好的一样。牛津、剑桥当年实施的是通才教育，但其培养目标却不是什么学术性人才或理论性人才，而是服务于政府和教会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才。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才”就是“应用性人才”，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不离谱，或许其中有一类技术功能或技能功能单一的人才，可以称为“应用性人才”。有的也会说，“应用性教育”是相对于学科型、学术型教育而言的。问题是，加在“人才”上可行的词语，加在“教育”上则未必。说一个人是学术型人才或理论型人才，而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应用性人才”，是可行的，表明了人才的能力和工作类型的侧重，但对大学教育作这样概括不妥。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始终有两个：培养人和培养人才。两者不能决然分开，但也无法用“应用性”将这两者概括，实践上也很容易出偏差，因为无法说培养人的职能如德育、体育等，也是“应用性”的。
概念的提出，如果不是仅仅为了宣传，那么概念的清晰是第一位的，不然就不可能找到探索办学之路的着力点和方向何在。因此，“应用性教育”应为“应用性学科”。学科是可以确定地区分应用性与非应用性的，可明确针对的对象，也具有相对客观的边界。非应用性学科努力方向往往是从具体向抽象，探索一些一般性的自然规律和人文、社会规律；而应用性学科努力方向往往是从抽象到具体，强调现成知识和原理对特定实业领域和实际工作的运用。前者往往需要与实际保持较远的距离，学术和理论上也有相对自足的判定标准，而后者主要依据对特定实业领域和实际工作的直接功用、功效来衡量；简言之，主要以外部需要为衡量标准。其次，从学科来源讲，应用性学科主要是面向特定实业领域和实际工作的标准，设立的学科和专业，也注重对从特定实业领域和实际工作而来的经验、知识的总结、概括和提炼，以建设学科和培养学生。这样，所谓应用型大学，也可以说是侧重于在本科及本科以上、以建设和发展应用性学科和专业为主的大学。
但这不是说这样的大学教育只是培养人才而不培养人的教育，更不意味着这样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排斥非应用性学科的建设。历史已经证明，应用性学科离开了非应用性学科的必要支撑，本身是走不远的，从而这样的大学及其教育最终也不可能走远。因此，说一个系或学院是应用型的，如“应用文理学院”，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学院是能够相对地功能清晰单一的，这种单一可以由其他系或学院的互补来平衡，而一个大学用“应用型”来概括就会冲突多多，因为大学的功用和职能很难清晰单一，文化的、专业的和职业的功用和职能，或者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求健多体合一。
3.对支撑条件要有清醒的估计
提个口号无所谓，但越是强调应用性（型），强调实操性、产学研结合和双师型，其对物质条件、外部条件的依赖也越重。对外依赖越重，也越容易失去自主性和独特性。不怀疑提这样口号的个别大学会成功，但大部分是否会成功？中国的企业、产业、市场和社会，为这样需要依赖更多外部诸多条件的大学办学之路，提供了多少普遍和实质的支撑条件？现代社会是全球化、专业化的，同时又是工作、专业变动或者说社会需要和标准变动频繁的社会，在四年前越是针对实际、服务实际的培养，四年后恰恰可能不合乎实际、不能服务实际了。所以，大学适应社会需要、联系实际和适应现实，要有一个合理的度，不是越密切越好，针对性越强越好，功能越专一越好。过了头，反而增加大学自身的风险而不是保险系数。
4.明确大学及其教育的功能局限
大学及其教育就其本意而言，具有广博性和超越性，也就是说，天然地对当下或现实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对过去和未来较多关注，对现实也易带有审视的视角。由于科技和资本对生产和工作的全面介入，使得大学与职界、实业、就业的联系和服务职能加大了。但大学及其教育依然不是万能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长处何在，短处何在，需要清楚，不能被“大学成了社会的中心”这样的漂亮教条迷了眼。这些大学探索应用型大学的办学之路或定位，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针对就业。这种努力可嘉，但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不是大学及其教育就能解决的，而且大学生在市场上与中专生、技校生竞争，去训练做中专生、技校生可干的事，绝不是大学努力的方向。教育产业化的宣传和鼓动，已经把大学教育主要当成资本投资了。这已大大增加了大学培养的难度，有些也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宗旨；因为学生找不到使自己投资增益的工作，而仅仅作为简单劳动力，却又被社会、家庭和大学生自己看作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但是，大学如果只是沿着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投资工具的路探索或定位，是会越位走偏的。大学在人力资本投资工具上的缺位不可取，但越位也需要当心。
5.防止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
大学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机构，也是更强调历史传承性的机构。相对而言，提出应用性（型）办学之路的大学，这些方面恰恰也是其薄弱之处，是其建设和发展中需要加强和着力的地方。从政策上讲，办学问题上的独特探索应该鼓励，但演变为统一步调的政策行为则要谨慎，因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大学的保守性，而是不断以各种崇高理由和名义进行的改造和创新，割断了大学发展的历史传承性，破坏了必要的演进性，结果很多成了代价很大的折腾。
其次，大学及其教育存在着联系实际不足、适应市场不够及满足社会需要不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却未必都在于大学及其教育自身。另一方面，恰恰也存在权力、金钱等对大学及其教育的介入和腐蚀越益加重的问题，权力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和企业的逻辑，日益挤压甚至取代大学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因此，单纯强调前一个方面的时候，恰恰也在增大大学及其教育在后一方面的风险和危险。这已经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了。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用性（型）大学的探索或定位，如果其自身的内部体制和机制难以变革，其探索或定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上解题，能否成功，能否变成后发优势，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