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0—2456（2007）03—0057—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探讨。Chen & Fleisher采用索洛模型，以省份为区域单元，对1952—1993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人均产出）呈现分异趋势，而在1978—1993年期间则呈现趋同的趋势，其中，绝对趋同率每年为0.9％，条件趋同率年均为5.7％[1]。Jian,Sachs & Warnar研究了1952—1993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分异问题，发现在1952—1965年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微弱的趋同现象，但在1965—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异，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趋同的趋势明显[2]。Raiser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方法，以省份作为区域单元，分析1978—1992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情况，证实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条件趋同，趋同速度在0.8％—4.2％内变化[3]。Yao & Weeks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基于省区单元分析1953—1997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发现在分析时段内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条件趋同，其中，改革开放前条件趋同速度为 0.414％，改革开放后条件趋同速度为2.23％[4]。蔡昉、都阳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趋同俱乐部，发生了条件趋同[5]。Fujita & Hu研究了1985—1994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分异情况，指出，在这个期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增长分异不断增强，但是，在沿海地区内部则发生了趋同[6]。有学者研究了1978—1995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情况，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7] 。还有学者运用基尼系数分解的研究方法，分析1991—2001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异情况，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分异[8]。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中国不存在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趋同，但是存在条件趋同现象[9]。建国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3次分异高峰，分别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10]。笔者对1978—1999年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研究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β趋同，不过β趋同的速度很小，只略高于0.9％。但是，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β趋同速度在2.2％以上。而在1990—1999年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β趋同而是出现了分异[11]。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研究工作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β趋同问题（所谓β趋同是指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包括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而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研究很少。σ趋同是与β趋同同样重要的一种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现象。所谓σ趋同是指区域经济增长离散程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的现象[12]。研究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意义在于，如果区域之间发生了σ趋同，就说明它们之间的经济差异趋于缩小；反之，如果区域之间没有发生σ趋同，则说明它们之间的经济差异趋于扩大。为了弥补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任务是探讨1978—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σ趋同问题。同时，与上述研究工作仅以省市区或者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为区域单元来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有所不同，本文拟从两个空间层次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σ趋同问题，一个层次是全国，另一个层次是依据工业化水平所划分的区域，最基本的区域单元仍然是省份。总体的研究思路是，考虑到在1978—2005年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各省市区之间的工业化进程不一，必然形成具有不同工业化水平的区域类型，这些类型区域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出较明显的阶段差异，其经济增长是否发生σ趋同也就存在着进一步探究的必要。因此，本文首先根据钱纳里（Chenery ）的工业化分区标准对中国各省市区进行区域类型划分[13]，识别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类型。然后，根据所确定的2个空间层次，检验1978—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发生了σ趋同。如果分析结果证明全国或各类型区域的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则进一步分析导致σ趋同的原因。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化的中国及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的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异的情况，发现隐含其中的规律，从而为我国制定调控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区域分类和数据选择
基于上面提到的理由，本文采用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标准（1982年），对中国内地各省市区按照工业化水平划分为若干区域类型[13,14]。 以所划分的各类区域作为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一个空间层次。根据2004年各省市区人均GDP水平，笔者把中国各省市区分为4个区域，分类结果见表1。具体分区标准是，初级产品生产区域是人均GDP为322—728美元的省份；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是人均GDP为728—1456美元的省份；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是人均GDP为1456—2912美元的省份；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是人均GDP为2912—5460美元的省份。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中，1978—1998年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5年的数据来自2000—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所选的原始数据是各省市区的人均GDP、总人口和就业人员数。由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将其数据合并在四川的相关数据里进行处理。按照分类标准，上海市应属于经济发达区域，但在本文中把它作为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
三、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检验及原因分析
1.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检验
根据 Barro & Sala-I-Martin关于σ趋同的经典界定[12]，目前国外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检验普遍采用区域之间人均GDP对数方差分析方法。具体检验的标准是，如果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对数方差缩小，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反之，则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σ趋同，而是出现了趋异。所以，本文也采用该方法来检验1978—2005年全国各省市区之间，以及4个工业化类型区域内部各省市区之间是否发生σ趋同。据此，本文采用（1）式考察σ趋同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情况，即人均GDP的对数方差值变化与时间趋势的关系[15]。
（1）式中，Var表示全国或各类区域的人均GDP对数方差，lny[,it]表示i区域在t时的人均GDP对数值，Time表示时间序列，a为常数，b为时间序列的系数，μ[,1]为误差项。当系数b为负值时，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或者各类区域的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反之，亦反。利用本文第2部分所采集的数据按照方程（1）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1978—2005年，全国的b值为0.002，其t检验值为3.095，显著水平为0.005，说明在全国层次上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σ趋同。对各类区域的分析结果是，初级产品生产区域的b值为－0.003，其t检验值为－2.857，显著水平为0.008；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的b值为－0.0003，其t检验值为－2.577，显著水平为0.016；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的b值为－0.002，其t检验值为－5.090，显著水平为0.000；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的b值为－0.002，其t检验值为－2.408，显著水平为0.023。由此可见，初级产品生产区域和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发生了明显的σ趋同，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发生了微弱的σ趋同，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几乎没有发生σ趋同。
2.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原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的原因，本文进行了如下分析。即，对人均GDP对数方差进行分解，把人均GDP对数方差分解为劳动生产率方差、就业率方差，并分析其变化对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的影响[16]。
利用（3）式， 就可以分析劳动生产率方差和就业率方差变化对中国全国和各类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的影响，据此分析全国或各类区域内部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差异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影响。
图1 全国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及原因
由图1可知，1978—2005年全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均GDP对数方差总体上呈现出略微扩大的趋势，说明在这个时段上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没有发生σ趋同。但是，就变化的过程来看，全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均GDP的对数方差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V型变化。其中，1978—1990年全国各省市区的人均GDP 对数方差一直减小（减小幅度是0.11），说明在这个时段上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在1990—2005年期间，全国各省市区的人均GDP对数方差转为持续扩大（扩大幅度最大达到0.13）。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各省市区人均GDP 对数方差的变化曲线与劳动生产率方差的变化曲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8963。而各省市区之间的就业率方差一直呈下降趋势，与人均GDP对数方差的相关性小， 相关系数是0.4523。这说明，各省市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直接导致了全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反之，亦反。而各省市区之间就业率差异虽然一直在缩小，但是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发生σ趋同影响不大。
图2 初级产品生产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及原因
从图2可以看出，1978—2005年间初级产品生产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总体上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是0.159）， 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明显的σ趋同。其中，区域内劳动生产率对数方差曲线的变化与人均GDP 对数方差曲线的变化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904，证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缩小是导致该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的主要原因。而该区域内的就业率方差变化与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很小，相关系数为－0.3528。这说明，该区域内的就业率差异变化对是否发生σ趋同影响不大。
图3表明，1978—2005年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稍微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近0.0054），说明发生了σ趋同，但不是很明显。从图3中可以看出，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方差曲线与人均GDP对数方差曲线的变化在1978—1997 年期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768。从1998年开始，人均GDP 对数方差曲线继续趋于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方差曲线总体上趋向上升，不过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上都经过了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8072。而就业率方差曲线与人均GDP方差曲线变化相关性较小，相关系数为－0.4373。这说明，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的经济增长所发生的微弱的σ趋同也主要是其内部劳动生产率差异变化所引起的，与其内部的就业率差异变化关系不大。
图3 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及原因
图4 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及原因
根据图4，1978—2005年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呈现出一定的下降（下降幅度是0.06），说明该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σ趋同。在图4中，人均GDP对数方差曲线与劳动生产率方差曲线的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更是高达0.9423。同时，就业率方差对人均GDP对数方差的变化也有较明显的影响，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6921，这表明就业率方差的缩小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因而，可以认为，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经济增长发生的σ趋同是由其内部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而造成的，同时，就业率差异的缩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5 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变化及原因
图5显示，1978—2005年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人均GDP对数方差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下降幅度是0.14），因此，可以判断其发生了σ趋同。在图5中，人均GDP方差曲线与劳动生产率方差曲线的变化基本上是相同的，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022。就业率方差曲线与人均GDP对数方差曲线的相关系数只有－0.1094。这说明，该区域内劳动生产率差异变化是决定其经济增长是否发生σ趋同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1978 —1990年该区域内部劳动生产率差异呈现出较明显的缩小趋势（幅度为0.055），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发生了比较明显的σ趋同；1990年以后，该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大（幅度是0.074），结果导致其经济增长发生了趋异现象。
四、结语
总结上述对1978—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σ趋同的检验和原因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以及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启示。
1.1978—2005年，全国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生σ趋同。但是，在1978—1990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σ趋同，此后经济增长呈现出趋异。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呈V字型格局。特别是近10多年来， 全国区域经济差异呈持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加剧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矛盾，还诱致或激化了区域之间的社会误解与冲突。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在继续推动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必须坚持把控制区域经济差异扩大，促成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方针。制订和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政策都需要服从于这个方针。
2.在1978—2005年期间，初级产品生产区域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σ趋同，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发生σ趋同，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明显的σ趋同，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发生了微弱的σ趋同。如果把这个横截面观察到的现象按照工业化进程作时间序列的排序，大体上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增长没发生σ趋同，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在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在工业化高级阶段，区域经济增长发生微弱的σ趋同，区域经济差异缩小趋势减缓。这种现象与Williamson所描述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倒U字轨迹有很大的相似性[1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处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趋异的变化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大体上经历一个倒U字变化过程。
3.在上述研究时段内，无论是全国或者是各类区域内部，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发生σ趋同的主要原因是区域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变化；二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就业率差异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发生σ趋同虽有影响但相关性不大。据此，笔者认为，为了促使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控制区域经济差异扩大，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的取向主要应该是促成各省市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另外，从工业化中级阶段区域的情况看，如果国家有关政策能够促成各省市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率差异同时缩小，则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发生σ趋同，达到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目的。当前，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和地方政府均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工作来抓。但是，笔者认为，从控制区域经济差异扩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就业政策需要考虑与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结合，不能局限于解燃眉之急，为解决就业问题而不顾及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从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就业、人口迁移、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创新出发，制定政策、引导劳动力在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合理流动与配置。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实现区域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的同时提高，取得既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控制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6—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机理与区域经济差异调控对策研究”（03BJL05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机理研究”（4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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