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的整合性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科学研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深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整合的趋势。这不仅表现为同一学科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以及不同国家在同一学科建设中的互相借鉴、互相移植。科学整合与科学认知密切相关，它能引导科研工作者开拓新的研究方向，选择新的认识视角。作为现代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档案学虽然创立时间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体现出整合性特点。随着档案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这一特点将愈显突出。本文拟就此问题略述管见，欢迎大家继续探讨。
一
严格地讲，档案学的整合性并非今天才出现，而是几乎与档案学相伴而生、同步发展的，只不过因为以前这一现象不太明显，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罢了。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档案学发展史，我们便不难发现档案学基本上是沿着整合——分化——再整合——再分化……这样的轨迹向前发展的，而且学科越分化，其整合的程度也较高。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学科，它是以档案工作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最初，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比较简单，只有档案管理学、科技（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少数几个应用性分支学科，基础理论分支学科则几近空白状态。这说明以往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诚如吴宝康教授所说：“过去虽也把档案工作当作一门科学去研究，但更自觉的明确作为一门科学去全面建设是不够的，这就使我们未能在注意应用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页。）即使在这种学科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档案学的整合性也还是比较明显地存在着，各门分支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特征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档案管理学与科技档案管理学在组织管理工作方面的研究几乎同出一辙，甚至可以说科技档案管理学就是脱胎于档案管理学。两者都要研究档案（科技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利用等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因此它们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这两门分支学科又都吸收了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分支学科的有关成果。无论是文书档案还是科技档案或是其他档案，只有被科学地保存在适宜的环境（库房、装具、温湿度）里，其物理寿命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这自然需要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理论指导；不管是文书档案编研工作还是科技档案编研工作，都必须遵循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有关理论、原则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档案学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理论结构与学科体系逐步健全、完善，学科分工日益具体、细化。近20年来，档案学界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创立并发展了一大批分支学科。据80年代末有关文章介绍，当时国内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就已多达45个。（注：林清澄：《全国第三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论点综述》，《档案学研究》，1989年第3期。）其中半数以上目前已经建成，并已具备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尚有一些正在构建，假以时日，便能问世。与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非常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基础理论分支学科在整个档案学科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基础理论分支学科的纷纷创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使档案学摆脱了纯技术研究的桎梏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有利于消除人们对档案学的偏见乃至歧视，从而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在档案学分支学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在档案学基础理论分支学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档案学概论就是在总结、提炼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外国档案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档案学的其他各门分支学科都有内容上的联系。譬如，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都涉及到档案定义问题。虽然论述的角度及表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却大体一致。其他诸如档案哲学、档案行政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分支学科也都采纳、利用了档案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可以预见，随着档案学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之间的整合性特征将更加显著。
二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但它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门学科在整个科学领域中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中发展和前进的。可以说，与其他学科没有任何联系的学科是不存在的。任何学科都在研究内容上与其他学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都要在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
较之于档案学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更能把档案学推向前进。因为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理论与原有的档案学理论之间往往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碰撞、摩擦甚至抵触、冲突，这必然会引发不同学派的论争。大家针对某一理论或观点互相探讨，互相补充，并最终在有关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分歧不能弥合，档案学也会在这种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争论中获得发展，有关理论也会由此而逐步成熟，甚至建立起相应的分支学科。
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互相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断学科，这是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一种常见的方式。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将主要依靠这种方式而产生。恩格斯说过：“在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无能为力，但是恰恰就在这地方可以期望取得最大的成果。”当代档案学是一门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于一体的边缘学科，在日益频繁的分化与综合过程中，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了许多空白区和结合部，产生了大量新课题，而这恰好为我们取得创新性档案学研究成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位进行研究，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档案法学、档案经济学、档案社会学、档案目录学、档案统计学、档案情报学等分支学科都是通过嫁接的方式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上创立起来的。
科学整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数学化，即用数学方法开展科学研究。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2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定的质和量组成的统一体，量是质的外在表现，没有量也就没有质。一般来说，根据量的规律，提示事物的性质，是认识深化和精确性的表现。进入80年代以后，科学数学化的步伐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都先后采用了数学方法。特别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等档案学的邻近学科在定量研究方面发展很快，获益很多。就连史学这门看似与数学没有任何联系的传统人文学科也在定量分析方法传入以后衍生出计量历史学这一分支学科，成为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三大变化之一（另外两大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这表明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档案学者也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通过数学方法来提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和本质。事实上，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档案界就已开始尝试用定量分析法来研究档案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在当时的教材中已经出现档案统计章节。此后，定量分析法逐渐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份的档案学论著不断增加。其内容不再局限于档案统计这一狭小领域，已经扩展到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利用、效益、档案工作机构、人员、设备、经费及档案事业管理等许多方面。其层次也从档案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发展到档案学本身。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定量分析法将在更广泛的档案学研究领域中得到运用，档案学与数学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三
科学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国的科学、文化、艺术将加速撞击、交流和融合。从科学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离开了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和交流，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自己的科学，是不可能建设成真正成熟的科学的。科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仅要向其他学科开放，而且要向其他国家开放。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敢于和善于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要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当今世界科技、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不仅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相适应，而且为我们与国外同行在学科建设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毋庸讳言，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及档案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各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换言之，各国都有一些符合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言中外档案学之间只有个性没有共性。无视各国档案学之间的分歧不对，然而抹煞中外档案学者在不少问题上的共识同样是错误的。科学无国界，任何科学知识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最终都要汇入人类科学知识的海洋。事实上，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有着许多普适性的课题和大体相同的理解，它们既包括基础理论问题（如档案定义、档案价值、全宗理论、档案法制建设、档案学理论体系等），也包括具体的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问题（如档案管理方法、档案整理编目、档案编纂公布、档案工作现代化、档案保护技术等）。特别是在一些标志性的档案学理论问题上，中外档案学者的认识更是同多异少。例如，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我国的档案形成规律理论都认为文件（档案）从产生到使用直至销毁或永久保存是同一事物的完整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因其作用（价值形态）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文件（档案）应存放在不同的场所。再如，我国的“档案双重价值论”就是在借鉴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档情而提出的，两者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这些事实说明档案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正在形成，同时也表明适当地引进与吸收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研究成果是发展我国档案学的一条捷径。因此，我们在档案学科建设中一定要保持开放性，善于从各国档案学理论上，档案工作实践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做到“洋为中用”。当然，在移植国外档案学理论时一定要考虑我国的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切忌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只有坚持国际性与中国化相结合，才会产生真正为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所需要的档案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