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政党论文,文化与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7)03-0035-05
政党文化概念在政党文化理论构建中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党文化概念的讨论。① 很明显，政党文化概念受到政治文化概念的深刻影响，有人认为“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1]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的文化也必然具有组织文化的特点。因此，在讨论政党文化概念时，就不能不对政治文化、组织文化与政党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些分析。
一、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关系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首先是作为组织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与政党文化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般组织文化理论所揭示的组织文化的规律和特点，也是政党文化所具有的。但是，正如政党作为一类特别的组织与一般组织相比有显著的差别一样，政党文化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权力文化的倾向。政党是阶级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工具。当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公共利益的协调成为一个要紧到不得不解决、而社会规则本身又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的时候，政党就出现了，而且是以阶级统治最为有力的工具和公共利益最为有力的协调者的身份出现的，于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就成为公共权力的集中代表者和执行者。政党政治的核心使命就是统治权力的支配与公共利益的协调。[2] 作为统治权力的支配者，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组织政府与执政掌公共权力。“政党文化虽然包括林林总总多个层面，但也有核心内容，这就是政治性权力。政党的组成，一般讲是为了取得权力，维持权力或影响权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存在多党制，执政党的活动就更离不开权力的中轴。对执政党说来，情况又较为特殊，它实现了政党自身权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整合，因而具有非执政党不能比拟的权力地位。执政党的活动，在我们这样长期党政合一的社会中，往往表现为政治权力的运作。所以政党文化也围绕着各种权力关系展开。”[1] 这种把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政党文化，是一般的组织所不具有的特征。
其次，政党文化比一般组织文化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文化的标记。“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3] (P23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一定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作为阶级的组织，它所信仰的政治思想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受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政党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也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资产阶级政党尽管不着力于宣传其意识形态，但体现在它们内外政策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念、人权观念等，无不表明其意识形态立场。“作为团体政治的现代政党政治，正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哲学的一个理想的载体：现代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以赞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4] (P15)西方政党由于其所处社会政治文化世俗化、社会化、开放性程度高，因而其意识形态具有一定包容性、变异性，各阶层之间、官民之间有一定政治文化共识性，所以政党甚至执政党都不刻意张扬其意志，而是努力表达某种社会的“共同意志”。所以似乎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不浓。其实，这是有一定隐蔽性的。因此，与组织文化概念有区别的是，界定政党文化的内涵，必须充分考虑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
再次，政党文化具有超越组织自身生存价值的目标。与生产性组织和一般群团组织不同，政党组织都有高于自己政党利益的理想和目标，尽管这种理想和目标在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那里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政党都会有一个高于组织本身生存价值的目标。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在强调文化的工具理性的同时，政党文化更加强调文化的价值理性。如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目标，而社会民主党以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己任。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虽不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党那样把未来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它们却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政党或者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或者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确立自己的纲领，几乎没有政党会宣称它纯粹是为了自己组织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生产性组织不管怎样宣称它们是为了增进社会利益而生产，而实质却是为了增进企业财富，获取最大利益而生产。
最后，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政党文化，特别是那些长期执政政党的文化，与一般社会组织文化相比，对社会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一些国家，执政党的政党文化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影响甚至改变其他组织的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后，迅速用自己先进的政党文化改造了全社会文化，将各种亚文化整合到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向上来，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刘小枫在论及经济改革给中国大陆的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带来的变化时指出：“全民式的伦理生活的正当性论证，最终由政党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来承担，这样，政党国家就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正当性的证据负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年来的情形正是：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修改和改善，使由政党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证据资源出现亏空。”[5] (P520)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当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用“民主的社会主义”置换了苏联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后，在全苏联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意识形态信仰危机。政党文化特别是执政的政党文化之所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执政党之所以执政，本身就表明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得到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其次，由于执政党掌握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使它可以将自己信仰的观念有效社会化，同时可以将这些思想充分地反映到执政政策中去，通过政策实施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变为现实。再次，由于执政党精英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其言行乃至思维方式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从而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领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就直接受到了政治文化概念的启示。政党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它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国的政治文化对其政党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6] (P29)“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6] (P15)作为一国居民中盛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必然也会是在政党及其党员中盛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文化和政治文化有大量重叠的内容。同时，“政治文化被定义为针对客体的‘取向性模式’，这些客体包括政党、法院、宪法、国家历史等。”[7] (P595)可见政治文化是把政党作为人们取向的客体之一的。政党文化也是一种取向模式，政党文化的主体是政党及其党员，其客体与政治文化大体相同。因此，政党本身成为政党和政党成员的取向客体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文化就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揭示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联系，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区别。在具有较高同质性的政治文化的国家，也常常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政党之间的左右对抗，这种政党之间的对抗，说到底就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和文化的差异。这说明，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是有明显差别的。首先，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主体不同。何谓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主体？虞崇胜教授关于政治文明主体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他指出：“所谓政治文明主体，简单地说，就是政治文明的建设者和政治文明的承载者。当我们将政治文明视为一个动态的政治建设过程的时候，政治文明主体就是政治文明的建设者；而当我们将政治文明视为静态的政治建设成果时，政治文明主体就成为政治文明成果的承载者。”[8] (P241)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也都有一个文化主体。政治文化的主体，按照阿尔蒙德的论述，应该是指一国的居民。政治文化主体应该说是与政治文明的主体相同的。“政治文明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和团体两类。这里所说的个人就是指每个公民，不管每个公民是否直接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活动，他们都是现代政治文明主体……这里所说的团体包括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政党和各种压力集团。”[8] (P243)但是政党文化的主体范围就要小得多。由于我们把政党文化的边界大致确定为政党组织的边界，因此，政党文化的主体，虽然也可以分为个人和团体两个层面，但是，个人仅指本党党员，而团体也只指政党本身。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政党文化的建设者还是承载者，或者称为政党文化的参与者，政党文化的主体都只能是政党党员和政党组织本身。
其次，政党文化比政治文化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刻的内容。政党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内核，而政治文化只包含政治心理的层面。关于政治文化的内涵，国内学者争论比较大。归纳起来，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大约有三类：第一类观点主张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和政治制度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二类观点主张政治文化只包含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三类观点主张政治文化只研究政治心理层面。这三类定义表明，国内学者在解释政治文化上有一个将其内涵扩大的倾向。政治文化是不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当代行为主义革命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就是区分事实与价值，区分实际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区分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当代政治文化属经验理论。经验理论也涉及价值，但是它只描述客观的价值存在，而不论证作者的主观价值倾向。[9] (37-45)阿尔蒙德和维巴明确强调了他们所指的政治文化只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他们指出：“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0] (P16)政治文化实质上是政治意识形态中性向性(dispositional)的方面，而政治原则、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则是政治意识形态中意向性的(intentional)方面，因此两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政治文化是人们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情感取向，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自觉、不系统的和不成熟的反映。[11] (P312-313)与政治文化不同，政党文化是包含政治思想内容的。因为政党作为一类以夺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组织，它们都有自己明确的纲领和价值目标，都有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阿尔蒙德在研究意大利人的党派倾向时描述道：“他们不把他们自己的党看作是一个竞选上的对手，而将其视为教堂，或‘生命之路’。党派性(或党派偏见)是一种完全的、强烈的信奉——其具有强烈的否定性，是因为对立面的运动是另一种精神范围的，具有威胁性的精神；其具有强烈的肯定性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政党确实是教堂，或者，它的世俗性与左翼相同。”[10] (P165)这表明，意大利人对党派的态度，不仅包括对党组织的态度，也包括对党的精神方面，即党本身的文化的态度。这就是说，人们对党的态度是政治文化的话，那么党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则是党自身的文化，也就是政党文化，是比政治文化要更宽广的那一部分内容。
第三，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生成机理不同。与政治文化不同，政党文化是在政党政治冲突中生成的。政党文化的生成具有更明显的自觉性，而政治文化则更具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产生的基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恩格斯指出：“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2] (P192)列宁也认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13] (P58)休谟认为，现代政党正是在文化冲突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原则分歧产生的、特别是从一些抽象理论原则分歧产生的党派，只有现代才有，这或许是人类事务中迄今为止出现的最难说明的现象。”[14] (P42)麦迪逊也意识到政党的冲突与政党所秉承的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人类互相仇恨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就足以激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强烈的冲突。”[15] (P46)在这里，麦迪逊意识到，文化冲突是政党文化产生的原因，同时，政党之间的冲突又加剧了文化的差异。李普塞特和罗坎认为，现代政党和政党体制实际上主要是几个世纪以前即工业化初期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的产物。在分裂的基础上所组成的政党又通过其意识形态宣传和外围组织所展开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功能，通过家庭代际传递的政党忠诚而实现的社会化功能而在若干年里不断强化着特定的政党认同。沙特施奈德进一步认为，政党往往会主动地在社会冲突中进行择取以谋取党派的最大利益。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分裂，其中一些对于政治竞争并不具有意义，而另一些则可能成为政党间分裂的关键；在这种情形下，政党领导人会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能够为他们带来掌握政权机会的分裂和冲突，并将这种分裂和冲突加以意识形态化为合法化。[16] (P90-91)日本学者冈泽宪芙也看到政治冲突在政党文化生成中的作用。他指出：“政党首先是这样一种政治集团——在‘竞争’与‘对抗’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的源泉，在‘统一’与‘联合’中寻求明天的远景。不能开展斗争的政党不能获得今天的力量，拒绝联合的政党不能进入明天。”[17] (P3-4)可见，政党文化的生成与政治冲突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在政党文化的生成中，政治冲突既表现为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表现为党内不同派别的观念冲突。正是这种党内和党外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各个政党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在竞争性政党政治下，政党在选举中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战争。“选举本身经常是文化战争或文化战争小冲突中的一项戏剧性的结合。”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竞选中指出：“道理就在这项选举代表着我们分享的信念，我们荣耀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珍惜的原则。”不论候选人是谁，他们必须通过现代文化竞争提供的宣传口号和甜言蜜语，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也只有现代文化战争才能为相互敌对的候选人提供对付竞选活动中各种突发事件的计谋。[18] (P293-305)
政治文化的生成，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6] (P29)，所以政治文化是在一国的历史文化演进中形成的。虽然一国政治文化的生成与政治冲突也可能会有关联，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的生成，并不是完全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政治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伴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经济文化入侵的过程，在西方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冲突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的形成并不像政党文化形成那样，依赖政治冲突这样的外在土壤。政党文化虽然与政治生态中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但由于它与其它政党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的政治和价值冲突，是政党文化形成的重要特点。政党间的政治冲突越强烈，政党文化的差异越明显。反之则不明显。英美两国一直存在着党徒间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很少导致社会分裂——分裂为意识形态上的、封闭的、相互对抗的政治团体。[10] (P318)而在意大利，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成员彼此明显地抱敌对态度，政党之间的社会距离比其它国家都要大。[10] (P412)
第四，在文化的变迁上政治文化比政党文化更具缓变性。与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等相比较，政治文化的变化显得特别缓慢。经常的情况是，新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变更了，新的政治制度也随之而产生了，但旧的政治文化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与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迟迟不能建立起来。[11] (P314)政党为了适应政治生态的变化，为了适应政治竞争(在多党制条件下)或适应执政环境的压力，加上政党精英对推进政党文化方面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政党文化的变化相对来说较快。政党可以更主动的通过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党的纲领的修改来不断推动政党文化的转型。近年来在欧洲社会党中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就是这种政党文化较快的转型的表现。社会党国际甚至放弃了其长期坚持的公有制立场，该国际“十八大”有关文件指出：“无论私有或国家所有制，其本身都既不能保证经济效率，又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对经济实行社会控制的目标，要因时因地制宜，通过范围广范的各种经济手段才能实现。”[19] (P155)作为社会党成员的英国工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在数年内实现了政党文化的转型。
第五，政党文化是政治精英文化，而政治文化是大众文化。在政党文化的生成和转型过程中，政党精英的主观推动和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党文化的参与者和承载者也主要限于党员。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党员人数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总是占少数，而这少数人恰巧又是一个社会中富有政治理想、政治激情的精英，他们的思想境界与多数人是不同的。因此，政党文化属于一种政治精英文化。[20] 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则是全国、全民族，是指一国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同时，政党文化具有明确和完备的思想系统和政治主张，这也反映了它的精英文化的特点。而政治文化仅限于政治心理的层面，它是一种自发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的产生无需经过专门训练或拥有系统的理论知识，[11] (P313)这就表明了政治文化的大众文化的特点。
第六，与政治文化相比，政党文化具有明显的利益关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1] (P694)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而政党的观念文化必然反映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许多政党都公开宣称自己利益观。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其党章总纲中宣称：“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麦迪逊指出：“造成党争的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融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15] (P47)作为人们对政治客体的取向性模式，一种在政治活动中的先行倾向，[7] (P595)政治文化当然也是包含人们的利益取向的。但是，如前所述，政治文化是在一国的历史文化的演进中形成的，主要是文化本身的积淀的结果。但政党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人们聚合为政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政党的观念文化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就成为政党文化的重要功能。
注释：
①比如王沪宁认为：“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文化包括人们对政治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思想、原则等各个层面。政党文化大致相同，它包括人们对政党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则择取。”参见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解放日报》，1989年5月24日。施雪华把政党文化定义为“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形成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参见施雪华：《论战后西方政党文化的新变化》，《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笔者在2002年发表《政党文化探析》一文，把政党文化表述为：“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可的意识形态、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一个政党区别于它党的政党形象。它是一种在以取得和维护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参见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桑玉成教授和李冉认为，笔者提出的这个定义是最早从要素构成的角度提出的政党文化概念。桑玉成教授和李冉指出，政党文化的本质便是一定政党因子的转化过程。有时候，他们也把政党文化的本质表述为“政党意识的转化过程”。参见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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