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与创始人的斗争：冲突的根源与演变--以中国企业公共冲突事件为例_冲突管理论文

投资者与创始人的争斗：冲突来源及演化路径——基于我国公司公开冲突事件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争斗论文,案例分析论文,创始人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风险资本在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凭借投资者所提供的资本，一批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脱颖而出，同时风险资本也获取了高倍超额收益。但我们却也时常从各种媒体上看到风险投资者与企业创始人之间上演了一幕幕或各执一词，或相互指责，甚至反目成仇的话剧，如雷士照明突然更换董事长事件、阿里巴巴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等。这些事件将平时潜伏于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创始人之间讳莫如深的矛盾浮于水面，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积极关注。

      风险投资者与企业创始人之间存在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早期文献，如Macmillan等(1988)、Gorman和Sahlman(1989)、Ehrlich(1994)等多集中于讨论风险投资者在企业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但随后研究者却发现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却可能出现各种冲突，若冲突未能得到恰当处理，则会给公司发展带来较大的损害(Sahlman，1990)；相比投入资本本身，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融洽更能决定一家企业的成败(Timmons and Bygrave，1986)。由此，研究者开始对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展开探讨。一类研究倾向于将投资者和创始人看作是怀有一致目标的团队成员，从而因循组织行为学理论中关于组织内冲突来研究双方发生的冲突及其引致的后果。如Amason(1996)、Higashide和Birley(2002)等发现，源于公司战略和政策分歧的任务冲突是有利于公司业绩的而关系冲突则是有害的。De Dreu和Weingart(2003)、Zacharakis等(2010)等发现，即使是单纯源于不同意见的任务冲突，如果程度加大也可能会破坏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信任，从而对双方的合作关系造成损害。Parhankangas和Landstrom(2004，2006)探究了投资者对不同种类的冲突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及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Collewaert和Fassin(2013)则发现一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会加剧投资者和创始人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并很可能导致企业失败或处于合作关系的一方非自愿性退出。另一类研究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如Kaplan和Stromberg(2002)、Cumming(2008)、吴斌等(2012)、杨建东等(2013)利用契约理论分析了风险投资者应如何制定契约条款以预防创始人的自利行为和投资后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初创企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VC投资者和创始人所签订的契约必定是不完备的，不可能对事后合作关系中产生出的各种冲突都在事前预制方案，因此投资后双方的冲突将对公司价值和双方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前我国关于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探讨风险投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例如张学勇和廖理(2011)、陈工孟等(2011)研究了风险投资对IPO定价的影响，吴超鹏等(2012)、梁建敏和吴江(2012)讨论了风险投资对公司投融资行为和业绩的影响，以及胡志颖(2012)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姚铮等(2011)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投资者和企业创始人之间因为委托代理关系设置契约条款的动因及其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当风险投资注资后，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创始人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及其导致合作失败或出现裂痕的演化路径。因此，本文收集了17个投资者和创始人公开冲突的事件，以媒体对冲突事件的报道以及对当事人的访谈记录为研究资料，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究和总结中国企业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产生的根源、种类和演化路径。

      本文的主要研究意义体现于以下3个方面。首先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注资以后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冲突的种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将打开签订契约后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黑箱”，展示在不完全契约背景下双方合作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及其后果。其次，如前所述，关于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的研究通常不是将二者的关系视为组织内部关系，就是看作是委托代理关系，而事实上两种关系是并存的。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本文将两类关系下所产生的冲突进行分类，并考察现实中两类冲突的分布状况。最后，我们归纳了各种类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希望能为深入理解我国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的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提供现实依据。

      二、理论框架的构建

      (一)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的组织内部冲突

      一般而言，风险投资者会在投资后与创始人构建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将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的冲突纳入终极目标一致的组织内部冲突的研究框架是有现实意义的。Jehn和Bendersky(2003)将组织内部冲突划分为3类：任务冲突、过程冲突和关系冲突。我们遵循组织内部冲突的研究框架，将二者之间冲突分类及演化模型归纳如下图1所示。

      首先，Rajan(2012)指出，风险投资者会要求公司进行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的标准化改造①。但站在创始人的角度，标准化进程会削弱其在公司中的控制力，使其丧失对公司的绝对掌控权。此外，标准化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弱公司的创新能力。因此，在代表创业文化的差异性和企业流程标准化的对抗中难免会引发矛盾，我们将其定义为公司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并将其归属于投资者和创始人在组织内部中的过程冲突。其次，投资者和创始人对企业价值实现的具体方式经常会存在不同的看法，由此形成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任务冲突，在这里可具体描述为管理冲突。再次，关系冲突在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也是难以避免的。创始人具有高度自信的个性特征已是公认的事实(Chen et al.，1998)，相比职业经理人，创始人表现得更具有控制欲望(Zhao and Seibert，2006)。因此在长期的合作中，投资者和创始人双方很可能因为个性、行为模式的差异而形成紧张关系。

      

      图1 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组织内部冲突分类及演化的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前两种冲突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很容易被解读为针对个人的批评，从而降格或“溢出”到关系冲突(Forbes et al.，2010)。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对这3种冲突之间的演化关系进行了刻画，即当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发生任务冲突或过程冲突时，如果没有及时控制负面情绪的蔓延(Yang and Mossholder，2004)，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重建和维系彼此之间的信任(Simon and Peterson，2000)，那么这两类冲突很有可能导致关系冲突的加剧。而根据Medina等(2005)、Bayazit和Mamix(2003)，关系冲突的加剧会导致组织成员不满意程度的提高，Collewaert(2012)也证明了强烈的关系冲突会增加投资者和创始人一方退出合作的意愿。

      (二)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的利益冲突

      然而，仅将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局限于组织内部冲突显然是片面的。除了合作关系之外，二者之间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Aghion和Bolton(1992)认为，风险投资者是为了获取货币收益，而创始人在经营企业时却能收获其他私人收益，比如声誉、成就感以及专用性人力资本等。当风险资本进入企业后，若创始人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则他将有动机去最大化其私人收益。而若投资者拥有控制权，则他们将最大化其货币收益(Cumming，2008)。从这个角度讲，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实质上是利益冲突。我们将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解如图2所示。

      首先，Kaplan和Stromberg(2001)指出，投资方会在事前订立合约进行权力配置，以便对创始人的自利行为进行监督，因此投资者会进入被投资公司的董事会，以确保自身利益并制衡创始人(Forbes et al.，2010)。另一方面，很多创始人本能地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孩子，对企业的未来有着更富于感性但可能不够理性的愿景(Gossage，2003)，因此双方皆有动机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此时就有可能产生控制权冲突。其次，由于秉持了不同利益，即使二者终极目标一致，但在从属目标上也时常发生分歧(Fiet，1995；Mason，2006)。如De Clercq和Manigart(2007)发现，相比创始人而言，投资者更关注于企业的短期财务增长。而技术出身的创始人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完美而妨碍了盈利。当双方在他们所期望实现的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时，达成和解并重塑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将大为下降(Apfelbaum，1974；Cable and Shane，1997)，终止合作的意图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将这种源于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利益分歧的目标冲突描述为战略目标冲突。再次，尽管有事前合约的约束，但由于企业经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若投资后公司成长业绩未达到事前的预期，则某一方的利益可能受损。在此背景下，受损的一方可能认为收益分配不合理而产生不满情绪，甚至进一步做出违背合约的行为进而直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我们将这种冲突总结为投资者和创始人的收益分配冲突。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3种冲突可能会互相影响，就目标冲突而言，当双方目标不一致时，投资者可能会更换管理层或直接介入企业经营，而创始人则会设法增加自身控股比例或引入其他投资者，从而引发双方的控制权冲突。而收益分配冲突下，投资者和创始人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而究竟何方利益最终能够得以实现也取决于双方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我们预测，控制权冲突将是双方委托代理关系下产生的核心冲突。

      

      图2 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委托代理冲突分类及演化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至此，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本文的逻辑模型构架，我们将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区分为组织内部冲突和利益冲突两大类型，又进一步描述了各自的细分冲突。我们认为，就一家公司而言，最可能的情况是多种冲突并存并相互影响，而在诸多冲突中存在着一个代表投资者和创始人主要矛盾的主导冲突，该冲突可能会诱发或加剧其他种类的冲突，并最终共同决定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的结局。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将通过下面的研究回答3个问题：每一细分冲突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在诸多的冲突中哪些冲突构成了投资者和创始人的主要冲突？主导冲突的演化路径是怎样的，其对最终的冲突后果会产生什么影响？

      三、案例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

      我们收集了我国2001-2013年17家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发生过公开冲突的样本。从表1可以看出，在17家公开冲突样本中，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有7家，占比41%，这与我国风险投资所倾向的行业重点是相契合的。从冲突结果来看，10个样本的创始人离开企业，而剩下的7个创始人留任企业的样本中，双方达成和解的仅有1家，投资者退出或减持的有3家，还有3家因未见公开报道或官方声明而不能明确后果②。我们收集和筛选了这17家公司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事件的相关报道和媒体对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记录共55份，以此作为基础研究资料③。

      (二)冲突类型及具体表现形式

      已有的文本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两种编码过程：一是完全开放式编码；二是严格按照已有理论设定编码变量(于春玲等，2012)，而本文的思路是将这两种编码过程相结合。首先，按照本文之前已经构建的理论模型，定义了关于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的一级编码变量6个，分别代表利益冲突的控制权冲突(C1)、战略目标冲突(C2)、收益分配冲突(C3)和代表组织内部冲突的管理冲突(C4)、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C5)和关系冲突(C6)。此外，根据Simon和Peterson(2000)、Yang和Mossholder(2004)等的研究，沟通和信任在组织内部冲突的演变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考察其在样本公司冲突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定义了沟通(M1)和信任(M2)两个编码；接着，针对每一个冲突案例的媒体报道或访谈资料，均按照媒体对冲突的评述(D1)、投资者原话(D2)、创始人原话(D3)以及与冲突当事人相关的第三方评价(D4)这4个维度来划分文本，并利用编码对每一个冲突案例中的每个维度的文本进行分析，总共得到包含316个条目的条目库，其中关于冲突有289个条目，关于沟通和信任有27个条目。之后，我们遵循开放式编码方法，将这316个条目进行二次编码以得到其所属冲突类型的具体表现形式，得到24个关于冲突的二级编码以及与沟通和信任有关的4个二级编码。所有的编码和条目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最后一栏显示，全部公司样本(17家)均表现出控制权冲突，其次普遍存在的是关系冲突(15家)和收益分配冲突(14家)；另外分别有10个样本存在战略目标冲突和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有7家公司存在管理冲突。而从条目数量分布上看，条目数最多的是控制权冲突和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两类冲突条目数占总条目数的比例分别为21%和20%，之后是关系冲突，条目数占比为18%。接下来我们依照冲突在公司中分布广度及其条目数量多少的顺序，依次分析每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分布状况。

      首先是控制权冲突。17家公司中，有11家公司的创始人担心自己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如“不想释放太多股权”、“永远不要让资本说话”、“一定要绝对控股”；有12家公司创始人不满投资者介入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或直接插手公司管理层的安排，如“风投直接管理公司”、“管理介入过多又没有切中要害”、“管理层说了不算、董事会说了算”、“投资人不要硬帮忙、帮倒忙”。此外，有7家公司的投资者或创始人在董事会控制权分配上做了特别的设计以维护自身对公司重大事情上的决策权，有3家公司(18%)的创始人虽然就其所持股份比例而言并非第一大股东，但却因共同表决权，或拥有对公司关键资源的控制而实际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至此，我们发现，创始人对引入投资者后公司控制权旁落的担心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并且创始人通常对投资者插手公司事务不满。此外，从条目在不同维度的分布上看，除了媒体评述外，主要是创始人对控制权冲突进行了主观表达，占总量的29%(18条)，而投资者基本没有对此进行任何陈述(仅有1个条目)。可见控制权冲突主要是创始人所感知的冲突。

      第二是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10家公司中，7家公司认为引入投资者后企业创业文化被削弱，例如创始人认为公司“过早的规范化限制了它的创业精神和战略调整空间”，认为投资者进入前“管理简单、会议很少”、批评投资者进入后“失去了创业精神”、“什么都按制度，有些制度不合理”。而投资人则批评创始人“管理上未能真正地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总是先斩后奏、我们需要事前商量而不是事后商量”、认为公司“必须规范，按制度走”、创始人“应完成由草莽英雄向成熟、自律的现代企业管理人的转变”。此外，从条目分布的维度上看，投资者和创始人都强烈感知到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分别为14个和11个条目)。其中投资者最关注的是规则建立(6条)和职业经理化进程(5条)，共占其14个条目的79%；而创始人则明显感受到投资者进入公司后创业者文化被削弱(8条)，占其11个条目的73%。

      第三是关系冲突。15家公司中，12家公司出现了对某一方或者相互之间的道德指责。例如创始人指责投资者“夺取创业成果”、“夺取控制权”、“是骗子”、“说话不算数”、“违背契约精神”、“被他们出卖”等，多集中于关于投资者把持公司控制权的道德谴责；投资者指责创始人“造假”、“设置陷阱”、“谋求团伙私利”、“侵占公司利益”等，多集中于对创始人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道德谴责。有8家公司出现了对一方性格或能力的负面评价的言论。例如针对投资者性格和能力的负面评价有“强势专断”、“思维跳跃”、“铁公鸡”等，而针对创始人性格和能力的负面评价则有“不讲规则”、“压力下人性变异”、“愿赌不服输”、“盲目自信”、“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不能团结大多数人”等。且从维度上看，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始人都明显感知到关系冲突且程度均等(条目分别为14和18条，所占总数比例为27%和35%)。

      第四是收益分配冲突。在14家公司中，7家公司因为业绩未达到要求而使投资者不满，如“烧钱厉害”、“改变过于缓慢”、“不具有造血功能”、“长期不盈利”、“不能拿出盈利计划”等；6家公司因为收益分配不公，如“剩下的钱该怎么分”、“到底能够得到什么补偿”、“给创始团队的利益非常少”，或认为一方没有遵循约定，如“资金拖延投放”、“拒不执行对赌协议”、“并未获得董事会批准”，而产生分歧。此外，3家公司创始人质疑投资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给自身利益带来了损害，另有2家公司在对公司估值方面存在分歧。就维度分布而言，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始人都明显感知到收益分配冲突(条目分别为10和11条，所占总数比例为20%和22%)，其中投资者感知到的最多的冲突来源于“单方违反规则和约定”，其后才是“业绩未达投资者要求”，而创始人感知的冲突则主要来源于“收益分配不公”。我们发现，虽然主要是由于公司业绩不佳而导致了创始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冲突，但当一方感觉对方通过不公平或违约的手段获利而损害了自身利益，一些盈利或增长较好的公司也会存在收益分配冲突。

      第五是战略目标冲突。10家公司中，6家公司的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存在着公司经营方向上的分歧，如“未来判断不相同”、“缺乏对电商的了解”、“投资人对发展方向有意见”、“在诸多重大事项上出现不同意见”；4家公司的创始人表达了公司当前的快速成长是否有利于其长远发展的担心，如“短跑的速度应付马拉松长跑”、“比千秋不是比一时”；3家公司的当事人表达了对公司是否上市以及何时上市的意见分歧；另有2家公司的投资者认为创始人一味追求技术完美而妨碍了公司盈利的实现。此外，从冲突分布的维度看，投资人所感知到的战略目标冲突主要集中在经营方向分歧和公司上市问题上(共6条，占比为86%)，而创始人的关注点则重在公司快速成长与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上(6条，占比为50%)以及经营方向分歧(4条，占比为33%)。

      最后是管理冲突。在7家公司中，绝大部分公司(6家，共有12个条目)的投资者和创始人表现出对某种具体经营方式的分歧，例如“广告投放费用过大”、“双方对于销售人员策略、激励方式等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等；此外，管理冲突也体现在投资者认为创始人的管理能力存在问题(5家公司，12个条目)，如“对于事业部的管理极其松散”、“内讧的起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创始人的)个人问题”、“管理层不支持、企业失去方向”。而从维度上看，创始人感知的冲突集中于与投资者在公司经营方式上产生的分歧，而投资者感知的冲突则主要体现在对创始人管理能力的不满意。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本文归纳了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6大类冲突，并将其细分为24个具体形式。进一步的，我们比较了投资者和创始人所感知的冲突重点和差异。由此，我们发现，控制权冲突构成了利益冲突中的核心冲突，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则是组织内部冲突中最主要的冲突。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不同公司的主导冲突类型，并试图勾勒主导冲突影响其他冲突及其后果的演化路径。

      (三)主导冲突及冲突演化路径

      针对多种冲突并存的公司，我们希望能够归纳每种类型公司的主导冲突及其演化路径。首先，计算每家公司中每类冲突条目占这家公司冲突条目总数的比例，并汇总计算该类冲突在总体样本中的平均占比；接着，依照每家公司每种冲突所占的比例，将样本公司划分为不同的组别，而为了避免手工划分类别的主观性，本文利用SPSS 19.0软件，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这些样本公司进行类别划分。最后，每一组中我们均分别计算每一类型冲突所占比例的组内均值，并与总体样本的均值进行比较。我们将每组中的主导冲突定义为组内均值高于总样本平均比例的冲突，由此得到每一个组别中的主导冲突和次要冲突，并归纳冲突的演化路径。表3给出了每家样本公司中各类冲突所占比例以及聚类分析后的分组结果。

      

      观察表3所列出的各种冲突所占比例在公司间的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各类冲突在公司间的分布极不均匀，这说明不同公司的主导冲突以及次要冲突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而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我们将17家样本公司划分为3组。此外，我们在表中最后两列，列示了各样本中是否有关于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沟通或信任方面的表述。

      从表3可以看出，第Ⅰ组样本公司的冲突类型聚集在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C5)以及管理冲突(C4)上，我们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分歧主导的冲突类型；第Ⅱ组样本公司的主导冲突为利益分歧所引发的3类冲突，即控制权冲突(C1)、战略目标冲突(C2)以及收益分配冲突(C3)，由此我们将其归纳为利益分歧主导的冲突类型。而观察第Ⅲ组的公司，可发现其主导冲突分布在关系冲突、控制权冲突和收益分配冲突，前者属于组织内部冲突，后两者则归属于利益冲突，因此我们将第三组定义为利益分歧和组织内部分歧交织的冲突类型。接着我们将描述这3种冲突类型的不同演化路径。

      1.第Ⅰ类：组织内部分歧主导的冲突及演化路径

      这一组的核心冲突是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其平均占比高达53%。主要表现为创始人认为创业者文化被削弱(C5-4)，质疑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降低了管理效率(C5-2)；而投资者则强调在公司中建立规则以及引入职业化的经理人的必要性(C5-1、C5-3)。该组的第二冲突是管理冲突，其所占比例的均值为13%，其具体表现为双方对涉及公司经营方式的一些具体问题产生分歧并且对对方的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另外，控制权冲突虽并未构成主导冲突，但在该组每家公司的占比都在10～20%之间，主要表现为投资者介入管理层安排(C1-1)和创始人对丧失管理权的担心(C1-4)。我们也注意到，该组中有两家公司均提到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问题(M1-1)或者彼此不信任(M2-1)，冲突后果为创始人永久或暂时性地离开公司，而另一家公司则表现为创始人留任而投资者的管理代表离开。

      根据这一组公司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对样本公司冲突事件的归纳，我们将组织内部分歧主导冲突的演化路径描述如下：投资者和创始人在开展合作时遭遇了制度与创业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矛盾。投资者强调公司管理制度的规范，公司管理流程的标准化改造；而创始人却认为他的管理自主权由此被削弱，从而感觉自身的管理权力被“侵犯”。由此，双方在公司的诸多管理事务中产生摩擦。在管理冲突积累的过程中，创始人产生自身控制权被削弱的担心，而投资者则会形成更换管理层的想法。因此，在制度与创业文化的冲突与管理冲突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和创始人就可能展开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而冲突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继续开展合作的意愿以及谁真正掌握了企业的关键资源。

      2.第Ⅱ类：利益分歧主导的冲突及演化路径

      这一组样本公司的冲突聚焦于利益分歧所引发的冲突。其中，排名第一的冲突为战略目标冲突，平均占比27%。具体表现为，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在经营方向上存在分歧(C2-1)；或创始人认为投资者对公司快速成长或尽快上市的要求阻碍了公司的长远发展(C2-3、C2-4)；或投资者认为创始人一味追求技术完美而不满足公司盈利需求(C2-2)。在该组中排名第二的冲突为控制权冲突，平均占比24%，主要表现为创始人对投资者介入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表示不满(C1-2)，以及创始人担心自己的控股权被削弱(C1-4)。而收益分配冲突也达到21%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公司业绩未能达到投资者的要求(C3-3)，也有部分创始人质疑投资者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C3-4)。而从冲突的后果来看，除3家公司的创始人继续留任公司，其余5家公司的创始人均因投资者的要求退出企业或不再担当要职。

      在对这一组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利益分歧主导冲突的演化基本可描述为如下两条路径。

      (1)当公司经营业绩未能满足投资者要求时，投资者将倾向于调整公司的战略部署和发展方向，由此引发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的战略目标冲突。在此期间，创始人可能会坚持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或进行的调整未能符合投资者的预期，此时投资者就会利用其控股权优势或决策权优势迫使创始人同意在公司战略目标上做出改变，而如果创始人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则极有可能被投资者以各种方式剥夺其对公司经营的掌控权，甚至被迫退出公司。

      (2)在投资者大力推动公司上市的过程中，若投资者对公司的增长现状不满，则会有动机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以加速公司的增长。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一些创始人会反思一味追求快速成长给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另一方面，创始人本就比较担心引入投资者后自身对公司控制权会被削弱，而投资者介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则会加剧创始人的这种担心，从而激化控制权冲突。而控制权冲突与战略目标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创始人质疑投资者没有起到对公司应有的作用，从而引发矛盾。

      3.第Ⅲ类：利益分歧和组织内部分歧交织的冲突及演化路径

      该组最显著的特征是所有样本公司均表现较高比例的关系冲突，占比均超过30%，主要表现为道德指责(C6-4)和关于对方性格的负面评价(C6-2)。而该组的收益分配冲突平均占比为26%，控制权冲突平均占比为24%，共同构成该组的第二主导冲突。前者具体表现为公司业绩未达投资者要求(C3-3)、创始人认为收益分配不公(C3-2)以及投资方指责创始人违反约定(C3-5)，而后者集中表现为创始人担心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C1-4)以及投资者介入公司管理层安排或日常管理所引发的矛盾(C1-1、C1-2)。此外，在该组的6家公司中，有4家公司都有关于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存在沟通不足和信任缺失的描述，具体表现在当双方发生收益分配冲突时，投资方指责创始人“几乎不怎么回邮件”、“一直冷处理对投资人的关系”、“破坏了和投资方之间的信任”等。而冲突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的公司合作关系破裂，仅有一家达成了双方和解。而这家公司，我们看到在冲突后双方“进行了坦诚和积极的沟通”(M1-2)，而投资方也表示和公司的创始人“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信任”(M2-2)。由此我们推测双方的沟通和信任在这一组冲突演化过程中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至此，我们将这一组冲突的演化路径总结如下：由于公司业绩较差，投资者会要求重新分配收益，而不论投资者是要求执行对赌协议还是引入新的投资者，都可能触犯创始人的利益，从而创始人感知收益分配不公，并进而采取一些违反规则和事前约定的行为；或者由于创始人看重其在公司的控制权而投资者却介入公司的人事安排或插手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创始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控制权采取了在投资者看来是违反规则或双方约定的行为。当利益冲突引发一方违约时，若双方此时不能进行充分的沟通，重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则会升级矛盾，演化为较为严重的关系冲突。而利益冲突和关系冲突的共同作用，将导致双方合作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图3 我国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冲突及其演化路径的实证模型

      4.不同冲突类型的演化路径总结

      至此，我们利用图3将3种类型的冲突进行了整体的勾勒，并得到了如下结论。

      (1)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是我国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一种常见的组织内部冲突，我们发现高比例的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和较高比例的管理冲突是并存的，从逻辑关系上讲，正是由于制度的建立和流程的规范，使得创始人感觉自身管理权利受到限制，从而将这种矛盾显化为与投资者之间的管理冲突。但是尽管归属于组织内部分歧主导冲突中的每个样本都存在关系冲突，我们却并没有发现如前人研究所述，由于存在沟通和信任问题，两种组织内部冲突会加剧关系冲突的明显证据。但受限于该组样本较少，就这一点，我们并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

      (2)利益分歧冲突中，控制权冲突是核心冲突。收益分配冲突会引发控制权冲突，而反过来控制权冲突也有可能引发收益分配冲突。该实证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所建立的利益冲突理论模型所预测的不同冲突相互转化和影响。

      (3)在利益冲突和组织内部冲突相交织的冲突事件中，我们发现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收益分配冲突和控制权冲突，总是伴随着较高程度的关系冲突，由此我们推测这两种类型的冲突比较容易“外溢”为关系冲突，利益冲突与组织内部冲突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传导的。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化，通常是因为双方未能就冲突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彼此不再相互信任。

      与已有的文献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通过对我国公司投资者和创始人冲突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讨论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时，将研究的视角仅放在组织内部冲突或双方的利益冲突都是片面的。由于二者之间既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又存在组织内合作关系，组织内部冲突与利益冲突经常是相互交织的，具有共存性。因此应当将这两类冲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为今后关于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也构成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构成现阶段我国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最广泛的冲突是控制权冲突，而制度与创业文化冲突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类不容忽视的冲突。这一结论为厘清我国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的实际冲突提供了现实依据。此外，我们发现，良好的沟通与彼此信任在投资者与创始人之间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缺乏沟通和基本的信任可能会促使二者的利益冲突“外溢”为组织内的关系冲突，而较高程度的关系冲突通常会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我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对投资者和创始人思考如何维系顺畅的合作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限于公开冲突事件数量有限，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少，这是本文一个比较大的局限性，这限制了我们使用更为准确的计量方法，我们也很难说本研究归纳了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所有的冲突类型及冲突演化路径。今后若能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也许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新的冲突类型。并且样本量的增大，也将使得通过计量的方法，譬如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各类冲突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因果关系成为可能。此外，本文仅关注了我国企业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之间的冲突事件，未来若能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外的公司，则可以形成比较分析，对比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深入的探讨我国风险投资者和创始人的特点、合作中产生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感谢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4)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刘佳丽、向雨欣、杨洋三位硕士研究生在案例数据收集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①实证研究也证明了风险资本在公司标准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Hellmann和Puri(2002)发现，有风险资本注入的高新技术企业倾向于更快地更换企业的创始人。Kaplan、Sensoy和Stromberg(2009)则发现，在有风险资本融资的公司中，46%的初创期企业在声明其差异化特征时囊括了管理层和雇员的专业技能，然而在位于IPO阶段或已经上市的公司里，仅有16%的企业声明其管理层的专业化是区别其他企业的显著特征。

      ②作者分别查阅了爱国者的主要投资者鼎晖和炎黄健康传媒的主要投资者软银赛富的官方网站，在其投资对象列表中未见这两家公司，由此推测这两家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可能已终止合作，而相宜本草出现在其主要投资者今日资本官方网站上的投资对象列表中，由此推测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者应还在继续合作。

      ③关于媒体报道和访谈记录的文献引用，因篇幅所限，没有详细列出。如读者需要作者可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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