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形成及其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文献论文,习惯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Ramsey模型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在基准的Ramsey模型中，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time separable)。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由于其简洁而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其存在一些缺陷，通过这类效用函数分析得到的结论与现实经济差别较大。为此，经济学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Ramsey模型进行拓展，以期使得Ramsey模型的结论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对Ramsey模型的一个重要拓展是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也即假设代表性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当期消费，而且取决于过去消费形成的消费习惯。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不是时间可分的，原因是，当期消费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当期效用，而且还可以通过习惯形成影响未来福利。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框架而言，包含习惯形成的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正因为如此，习惯形成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
习惯形成有其现实渊源，传统Ramsey模型将个体的效用定义在其自身消费的基础上，经济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当期消费，而且取决于之前各期的消费。正如Ryder and Heal(1973)所言“从一个既定量消费品组合中获得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这一组消费品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他过去的消费以及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习惯形成对个体福利的重要性，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将习惯形成对个体福利以及经济的具体影响模型化。Ryder and Heal(1973)首次将习惯形成模型化，其将效用函数由u(c)拓展为u(c，h)。其中c表示消费，h表示消费习惯，其是个体过去各期消费的加权平均。习惯形成框架假定
，即若当期消费保持不变，消费习惯越高，效用水平越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过去较高的消费形成高的消费习惯，只有预期未来消费较高才能实现既定的效用。在当期消费既定的前提下，习惯形成越高，效用水平越低。此外，Ryder and Heal(1973)认为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习惯形成，例如，同样的消费使我们感到厌烦，只有更多的消费才能使得这种厌烦感消除或是减弱。
主流经济学通过不断完善理论模型的基本设定，从而使得模型得到的结论与现实经济更一致。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拟合、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在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是对代表性个体偏好的修正，这会影响代表性个体的最优化行为，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结果。同时，代表性个体的预算约束方程中会增加一个关于习惯存量的动态积累方程，这相当于是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状态变量。当然，引入习惯存量后，原先模型的一些特征都会有相应的改变。事实上，根据Rozen(2010)，习惯形成主要从两个维度对经济产生影响：第一，习惯形成通过影响偏好，进而影响代表性个体的风险规避程度。习惯形成存量越高，消费的边际效用随消费的变化改变越大，从而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第二，引入习惯形成后，传统模型中增加了一个状态变量，习惯存量是一个缓慢调整的状态变量，外生冲击对未来消费可以产生持续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及的习惯形成主要是指消费习惯形成，消费习惯也是习惯形成文献主要考察的内容。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引入一些其他形式的习惯，例如，有学者认为休闲可以形成习惯，货币需求也可以形成习惯等。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关于习惯形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介绍了习惯形成与消费储蓄理论；第四部分介绍了习惯形成与经济周期理论；第五部分介绍了习惯形成与经济增长理论；第六部分介绍了习惯形成与宏观经济政策；第七部分介绍了习惯形成与股权溢价之谜；第八部分是结语。
二、习惯形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及其说明
本部分首先给出了习惯形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后分别介绍了习惯形成是如何引入效用函数以及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与习惯形成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的区分。
(一)基准的分析框架
习惯形成框架对Ramsey模型中代表性个体的偏好作了拓展，代表性个体的目标函数为：
根据方程(2)、(3)、(5)、(6)、(7)和(8)，我们便可求解上述优化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习惯形成框架通常得不到现实解，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数值方法求解该优化问题的。
(二)关于效用函数的说明
相对于传统框架而言，方程(1)中引入了习惯存量。现有的文献研究主要是通过比值形式(multiplicative)、可减形式(subtractive)或是贴现因子的方式将习惯存量引入效用函数的。
1.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数
Carroll et al.(2000)，Alvarez-Cuadrado et al.(2004)等通过如下的形式将习惯形成引入效用函数：
根据上述设定，可减形式效用函数将效用水平定义为消费的绝对差值，而比值形式效用函数将效用水平定义为消费相对比。在可减形式的效用函数中，若消费低于习惯形成指标，则效用函数没有定义；而在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数中，即使消费低于习惯形成指标，仍可以定义效用函数。根据Rozen(2010)，上述两种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是否依赖于消费的大小。可减形式效用函数对应的风险规避系数是时间可变的，取决于消费水平和习惯存量；而在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数中，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值得注意的是，习惯形成引入效用函数的形式不同，模型的结论也差别较大。例如，Wendner(2003)研究发现，若习惯形式是可减的，则习惯力量越强，储蓄越少；若习惯形式是可除的，则习惯力量越强，储蓄越多。
3.贴现因子形式的效用函数
类似与Uzawa偏好的设定，我们还可以通过内生化贴现率的方式将习惯形成引入效用函数。例如，Shi and Epstein(1993)给出了如下的效用函数：
其中，0≤φ≤1反映了个体消费和平均消费对习惯形成的相对重要性。若φ＝0，则为外部习惯；若φ＝1，则为内部习惯；若0＜φ＜1，则习惯形成是由自身消费和社会平均消费同时决定的。
就方程(16)对时间t求导，我们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习惯形成与内部习惯形成框架下，模型得到的结论有时差别很大。例如，Dennis(2008)认为，内部习惯形成或是外部习惯形成对经济周期特征的影响差别不大；而Nutahara(2010)则认为，习惯形成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内部习惯是产生经济周期的原因，而外部习惯却不能产生经济周期。
(四)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分
其中，σ＞0，γ∈［0，1)，θ＜1。若α＝θ＝γ＝0，则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若γ＞0，且α＝θ＝0，则对应内部习惯形成的情形；若θ＞0，且γ＝α＝0，则社会平均消费水平越高，个体的福利水平越低，从而个体是嫉妒型的；由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越高，其消费的边际效用越高，从而是“与琼斯保持一致”的。若θ＜0，且γ＝α＝0，由于社会平均消费越高，其效用水平越高，从而个体是利他类型的；由于社会平均消费越高，其消费的边际效用越低，从而也是“远离琼斯”的。若α＞0，且γ＝θ＝0对应“追赶琼斯”的情形。
三、习惯形成与消费—储蓄理论
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不同，在习惯形成框架下，代表性个体不仅关注消费的绝对量，而且关心消费的相对改变量，其平滑消费的意愿更强烈。在习惯形成框架下，习惯形成同时影响消费和储蓄。例如，Alessie and Lusardi(1997)认为，代表性个体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其永久性收入以及收入风险，而且取决于之前的消费；储蓄不仅取决于收入变动，而且取决于过去的储蓄。从而，我们可以通过习惯形成框架更好地分析消费储蓄问题。
(一)习惯形成与消费之谜
1.消费的过度平滑之谜(excess smoothness puzzle)
根据永久收入理论，若各期收入正相关，则消费增长比收入增长的波动更大，而现实经济中消费增长比收入增长的波动更小，总量消费的方差要小于收入的方差，也即存在消费的过度平滑之谜。Lettau and Uhlig(2000)在Hansen的真实商业周期经济中(RBC)引入习惯形成，其认为个体通过调整消费和劳动供给以应对技术冲击。习惯形成使得代表性个体更加规避风险，从而使得个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下降，消费对技术冲击的反应不敏感。Fuhrer(2000)的研究发现，习惯形成的力量越强，代表性个体平滑消费的意愿越强烈，从而消费对收入冲击或是利率冲击的反应越平缓。若经济中不包含习惯形成，收入冲击使得消费迅速增加，而后又逐步减少，收入冲击对消费并不能产生驼峰状的(hump shaped)影响。Pagano(2004)同样认为，在习惯形成框架下，收入冲击使得个体缓慢调整消费，原因是，过快调整消费会形成较高的消费习惯，从而影响其未来的福利。此外，Pagano(2004)的研究发现，永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从而初始消费到均衡状态是一个长期的收敛过程。
2.消费的过度敏感之谜(excess sensitivity puzzle)
根据生命周期—永久收入理论(LC-PIH)理论，个体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对当期收入的变动不敏感。但实证结果发现，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以及前期的收入非常敏感，也即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之谜。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的Ramsey框架下，消费增长对收入的变动不敏感，而对利率的变动很敏感。例如，通过求解Ramsey模型可知，消费增长率取决于利率与时间偏好率的差，其中利率的系数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消费增长率与收入水平无关。Boldrin et al.(2001)在一个两部门的RBC模型中通过引入习惯形成从而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之谜。与传统的Ramsey模型不同，在习惯形成框架下，欧拉方程中同时包含当期消费增长、过去消费增长以及预期消费增长的因素，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高度相关。同时，在习惯形成框架下，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变小，从而消费增长对利率变动不敏感。
3.消费的过度增长之谜
在标准的Ramsey框架下，若实际利率很低，时间偏好率接近于零，则消费增长率应接近于零。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实际利率很低(接近于零)，时间偏好率接近于零，但消费增长率却严格为正，也即存在消费的预期增长率过高之谜。Seckin(2000)研究发现，非预期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预期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与习惯形成正相关。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模型而言，在习惯形成框架下，永久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较小，消费的增长率更高。Angelini(2009)在一个有限期限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消费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对效用的影响力度越大，从既定消费中获得的效用越低，从而在年老时期个体的消费增长越快。事实上，若个体能预测到这一情形，理性的决策者会在年轻时期选择较少的消费，而对应消费的增长率却较高。
(二)习惯形成与储蓄
1.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的影响
与收入的不确定性相同，习惯形成也可能是导致谨慎性储蓄的重要原因。Diaz et al.(2003)在一个新古典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模型而言，习惯形成使得预防性储蓄增长。原因是，在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消费者更注重消费的平滑性，从而会持有更多的资产。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在习惯形成的框架下，谨慎性储蓄是时间可分框架下储蓄的2—3倍。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形成是否具有可持续性(persistent)。习惯形成的持续性越强，谨慎性储蓄越多。这是因为对于给定的消费变动，习惯持续性越强，则习惯存量越高，从而消费者的谨慎性储蓄越多。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习惯形成可能使得谨慎性储蓄减少。例如，Smith(2002)认为习惯形成使得消费波动的方差减小，这又进一步使得谨慎性储蓄减少。Angelini(2009)在一个有限期限的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有负面影响。原因是，在习惯形成框架下，家庭从劳动收入以及总资产中的消费更少，从而使得非谨慎性储蓄增加，谨慎性储蓄减少。
2.储蓄引致增长，还是增长导致储蓄？
根据经验研究，储蓄与经济增长严格正相关，高经济增长引致了高储蓄率，而不是高储蓄引致了高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在东亚国家尤为普遍。需要说明的是，在标准的增长框架下很难得到上述结论。原因是，在标准框架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前向预期(forward-looking)的消费者感觉自己未来会更富裕，从而选择增加消费和减少储蓄。Carroll et al.(2000)在标准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引致储蓄，从而可以解释高经济增长导致高储蓄率问题。原因是，习惯形成意味着个体不仅关注消费水平，而且关注消费水平的变化。为平滑消费，对于任何收入冲击，个体的最优选择是较多的储蓄和较少的消费。Alvarez-Cuadrado et al.(2004)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通过数值模拟同样得到了上述结论。
四、习惯形成与经济周期理论
近年来，习惯形成也被用来分析经济周期问题，这些研究主要是在真实经济周期框架以及新凯恩斯框架下考察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财政政策冲击等对模型经济周期影响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引入习惯形成可以使得模型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除包含习惯形成外，还包含其他扭曲性因素，例如，投资的调整成本、生产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等。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我们可以通过RBC模型考察外生冲击对经济内生变量的影响，但RBC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在标准的RBC模型中，外生冲击并不能使得产出产生持续的驼峰状的影响，从而与现实经济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经济学者在标准的RBC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从而使得RBC模型得到的结论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
1.单部门框架的分析
Lettau and Uhlig(2000)在Hansen的真实商业周期经济中(RBC)引入习惯形成，考察了外生技术冲击对消费、劳动选择、产出以及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对于技术冲击更平稳。原因是，习惯形成使得代表性个体更加规避风险。由于个体可以决定劳动/休闲选择，对于技术冲击，他们会选择更多的休闲，而不需要通过调整消费来实现。Francis and Ramey(2002)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对比了时间可分与习惯形成框架下技术冲击对经济内生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习惯形成框架下，产出、投资和消费对技术冲击的反应更平滑，而劳动和工资的反应却更剧烈。习惯形成框架下各内生变量的变化与现实经济更一致。Letendre(2004)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和资本利用率，从而考察了技术冲击以及政府公共支出冲击对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利用率使得产出、投资、劳动的波动与现实经济更一致，而习惯形成使得消费的动态特征与现实经济更一致。
2.两部门框架的分析
Boldrin et al.(2001)在一个包含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习惯形成。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发现，习惯形成可以更好地改善标准RBC模型的结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可以较好地解释产出的持续波动；(2)可以解释就业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3)消费增长相对于产出增长的过度敏感性；(4)可以解释利率与过去产出的正相关性以及未来产出的负相关性。Gershun(2010)同样在一个同时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相对于传统的单部门模型而言，两部门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周期，经济中的消费波动、产出波动、投资波动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现实经济更一致。
(二)新凯恩斯框架下(New Keynesian Economics)的分析
与新古典框架的设定不同，新凯恩斯框架假定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例如，假设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垄断竞争的厂商等。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可以更好地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例如，根据经验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是驼峰状的。在不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政策冲击使得消费很快达到峰值，而后又收敛到长期均衡值。若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则可以更好地拟合上述特征事实。
Christiano et al.(2005)在一个新凯恩斯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通过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动态影响。货币政策冲击可以引起通货膨胀惯性，并对产出产生持续的驼峰状影响。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消费、就业的影响也均是驼峰状的。此外，他们还发现，工资黏性而非价格黏性对于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只是引入黏性工资，则模型拟合结果与现实经济一致；若只引入黏性价格，则模型拟合结果较差。
Bouakez et al.(2005)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和投资的调整成本，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冲击使得产出、消费以及劳动时间是持续的驼峰状关系，这与现实经济更一致。货币供给冲击可以解释50％的短期产出波动和27％的长期产出波动，技术冲击可以解释71％的长期产出波动。习惯形成使得个体更缓慢地调整劳动供给，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而言，习惯形成使得个体的消费更平滑和持续。
五、习惯形成与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生产外部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习惯形成相当于是消费的外部性，其尽管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却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例如，在简单AK经济中，若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则经济中没有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原因是，在基本的AK模型中，利率始终为常数，从而消费增长率立刻从初始状态收敛到均衡状态。若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则即使在简单AK经济中也可以产生转移动态。
(一)习惯形成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包括局部不确定性(local indeterminacy)与全局不确定性(global indeterminacy)。局部不确定性是指在初始状态变量给定的前提下，对应无穷个控制变量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也即经济中存在无穷条收敛路径收敛到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全局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或是多条平衡增长路径。初始状态变量值不同，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点或是平衡增长路径(严成樑、龚六堂，2011)。
1.习惯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局部不确定性
以往的研究认为递增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是导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原因，近来的研究开始从偏好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问题。习惯形成可能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Weder(2000)在Benhabib and Farmer(1996)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在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即使生产的外部性很小，也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Auray et al.(2005)在一个标准的货币先行(CIA)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若习惯形成的强度足够大，则经济中越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原因是，习惯形成使得个体跨期替代的动机减弱。Chen et al.(2010)在一个单个部门的经济中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习惯形成取决于上期的消费，从而考察了模型的动态特征。研究发现，习惯形成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2.习惯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全局不确定性
Chen(2007)在一个AK经济中假设代表性个体的消费可以形成消费习惯，习惯形成又可以影响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研究发现，经济中存在两条平衡增长路径：第一条收敛路径对应较高的消费和习惯以及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条收敛路径对应较低的消费和习惯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两条平衡增长路径均是鞍点稳定的。经济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多重均衡点是因为习惯形成会对消费产生跨期互补效应，即当期消费可以通过影响未来消费进而影响社会福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给定的初始状态，一个小的扰动可以使得经济收敛到另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二)不同增长框架下的习惯形成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以及简单AK框架下考察习惯形成对经济影响的。这些研究初步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的均衡状态以及转移动态的影响。新近的研究开始在两部门和多部门的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从而更好地分析不同增长源泉下习惯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古典增长框架下的习惯形成
Ryder and Heal(1973)首先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引入了习惯形成，并考察了习惯形成框架下模型的动态特征。研究发现，若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均衡状态的消费仅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且从初始状态出发，经济单调收敛到均衡状态；若效用函数中包含习惯形成，则从初始状态到均衡状态的动态特征是不确定的，经济中有可能产生极限环(limit cycle)。
Alvarez-Cuadrado et al.(2004)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分别考察了时间可分效用函数、内部习惯以及外部习惯框架下模型的动态特征以及经济收敛速度问题。研究发现，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习惯形成和资本的报酬递减会同时影响经济的转移动态过程。他们同时考察了生产率冲击以及初始资本存量减少对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时间可分效用函数与习惯形成框架下的结论差别很大，而内部习惯与外部习惯框架下的结论差别不大。
Turnovsky and Monteiro(2007)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同时引入习惯形成与生产的外部性，进而考察了习惯形成和生产外部性相互作用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对经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弹性与否。若劳动供给是外生的，则相对于社会计划者经济而言，分权经济下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较低，而产出资本比和消费产出比却较高。若劳动供给是内生的，则相对于社会计划者经济而言，分权经济下的资本存量、劳动供给、产出以及消费水平更高。此外，习惯形成可以影响经济的转移动态特征。
2.简单AK框架下的习惯形成
Carroll et al.(1997)在AK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习惯形成框架下的结论与时间可分框架下的结论差别很大。例如，在时间可分效用函数的框架下，资本的负向冲击并不影响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而在习惯形成框架下，资本的负向冲击使得转移动态过程中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相对于内部习惯形成框架而言，外部习惯框架下技术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大，同时外部习惯框架下经济的收敛速度更快。原因是，在内部习惯形成框架下，代表性个体效用函数的曲率更大。此外，外部习惯形成对应的效用要低于内部习惯框架下的效用。
Alonso-Carrera et al.(2005)在AK经济中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习惯形成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原因是，习惯形成使得个体将消费推迟，从而增加储蓄。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与AK框架下，模型的动态特征差别很大。若生产函数为y＝Ak型，经济的转移动态过程是单调的，且转移路径依赖于初始资本与初始习惯存量的比值；若生产函数为y＝Ak＋Bk[α]型，转移动态过程是非单调的，且转移路径依赖于初始资本与初始习惯存量。此外，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模型框架的设定。
3.Uzawa-Lucas框架下的习惯形成
Hiraguchi(2011)在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Uzawa-Lucas经济中按照比值形式引入习惯形成，进而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动态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效用函数是非凹的，经济中仍存在一条最优路径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状态。在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习惯形成使得经济的收敛速度降低。此外，习惯形成的重要性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Hiraguchi(2011)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消费产品种类以及习惯形成力度的差别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差距。
4.R&D驱动经济框架下的习惯形成
Doi and Mino(2008)在一个水平创新的R&D驱动经济中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可以显著影响平衡增长路径以及经济的转移动态特征。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而言，在习惯形成框架下，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R&D补贴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最优状态差别很大。若习惯形成的外部性为负，则经济中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且均衡状态是鞍点稳定的。若习惯形成的外部性为正，则平衡增长路径可能是完全不稳定的。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而言，若习惯形成的外部性为负，则经济增长率更高；若习惯形成的外部性为正，则经济增长率更低。
六、习惯形成与宏观经济政策
过去的消费形成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又会影响代表性个体的最优化行为，而宏观经济政策又通过影响代表性个体的最优化行为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与时间可分效用函数相比，习惯形成框架下代表性个体的最优化行为不同，从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也差别较大。
(一)习惯形成与货币政策
Faria(2001)在Sidrauski包含货币的新古典经济中引入习惯形成，考察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货币是超中性的，弗里德曼法则(Friedman Rule)仍是货币供给的最优法则，而货币需求却比Sidrauski模型得到的货币需求更大。在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代表性个体的最优货币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更敏感。值得注意的是，Faria(2001)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效用函数的形式，若效用函数是可减形式的，则习惯形成框架下的货币需求要比Sidrauski模型的货币需求更小。
Amato and Laubach(2004)在一个黏性价格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习惯形成可以在预期IS曲线以及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内生的持续性，其通过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而影响模型的动态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优化目标与福利极大化、产出稳定以及通货膨胀稳定等目标是一致的，利率法则(interest rate rule)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化。习惯形成框架下，最优货币政策对应的产出波动和利率波动的方差上升。
Mansoorian and Michelis(2005)在一个包含货币的AK经济中引入习惯形成，其假设货币需求也可以形成习惯，从而考察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得持有货币真实余额的成本上升，为实现既定的消费习惯，代表性个体的储蓄减少，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降低。需要说明的是，通货膨胀率只能影响转移动态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经济又回到均衡状态，通货膨胀率不影响经济增长。
在传统的凯恩斯框架下，并不能产生流动性效应(liquidity effect)，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使得名义利率降低。这是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同时使得实际利率上升。综合上述两种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名义利率上升。Edge(2007)在一个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下降的幅度要比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幅度更大，从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名义利率降低，经济中可以产生流动性效应。
(二)习惯形成与财税政策
Ljungqvist and Uhlig(2000)在一个“追赶琼斯”的经济中考察了最优税收政策设定。研究发现，税收政策通过消除消费外部性以实现社会最优，社会最优税率与生产率冲击正相关。若由于生产冲击使得经济过热，则可以通过提高税率使得个体减少消费实现社会最优；若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则可以通过降低税率使得个体增加消费从而实现社会最优。“追赶琼斯”框架下的最优税收政策设定与凯恩斯强调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是一致的，尽管两者在作用机制上差别较大。
Abel(2005)在一个新古典经济中引入消费的外部性，假设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绝对消费量，而且还取决于自身消费相对于基准(benchmark)消费的比率。Abel(2005)假设基准消费量等于其他个体消费量的加权平均，研究发现，社会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可以通过修正的黄金法则(modified golden rule)以及代际之间的消费配置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收入税使得分权经济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若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比个体更有耐心，则最优的资本收入税率严格为正。
Alonso-Carrera et al.(2005)在一个包含习惯形成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最优消费税率和最优收入税率设计。研究发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最优收入税率为零，而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最优收入税率不为零；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最优消费税率为常数，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最优税率有可能是递增或是递减的。若生产函数为y＝Ak型，最优税率依赖于初始资本与习惯存量的比值；若生产函数为y＝Ak＋
型，最优税率依赖于初始资本与习惯存量，且是非单调的。
Gomez(2006)在一个外部习惯形成的AK经济中考察了如何通过消费税率使得分权经济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的问题。研究发现，最优消费税率的动态特征取决于习惯存量的影子价格与资本影子价格的大小对比。若习惯存量的影子价格高(低)于资本的影子价格，则最优消费税率是递增(减)的。Gomez(2010)在一个包含习惯形成的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假设生产性公共支出是通过收入税实现的，且生产性公共支出存在拥挤效应。研究发现，增长极大化的税率正好等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此外，若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存在拥挤效应，则分权经济可以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
(三)习惯形成与汇率政策
Mansoorian(1996)在一个包含习惯形成的小型开放经济中考察了汇率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若经济中包含习惯形成，则个体总要达到习惯形成的消费水平。本币贬值使得个体减少储蓄，增加短期消费。短期货币需求减少幅度要比长期货币需求更小，这导致本国经常账户赤字。当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时，消费和货币需求均是递减的。
根据经验特征事实，消费和汇率是缓慢调整的，但在标准的框架很难拟合这一结论。Uribe(2002)认为，在时间可分的框架下，汇率升值使得消费迅速增加，总量支出的增加又使得汇率迅速上升，汇率和消费支出之间并不是缓慢调整的过程。在习惯形成框架下，汇率升值并不能使得消费迅速上升，这是因为消费上升形成的消费习惯使得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增加，从而不是最优的。个体消费支出的增加会引起汇率的缓慢上升，从而产生汇率与消费支出的缓慢调整。
七、习惯形成与股权溢价之谜
习惯形成不仅用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而且也被广泛用于分析金融问题，例如资产定价理论等。当然，广义上讲，这些也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方面最经典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习惯形成框架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通过美国资本市场1889—197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短期债券的年均回报率为0.8％，而股票市场的年均回报率为6.98％，股权溢价为6.18％。他们在一个完备市场的模型中引入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研究发现，在合理的参数环境下，模型校准得到的股权溢价要远低于现实经济的数据，这就是股权溢价之谜。他们认为若要使理论模型得到的股权溢价与现实经济相一致，则代表性个体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需远高于现实经济的合理参数值。
Abel(1990)通过比值形式的将习惯形成引入效用函数，从而考察了外部习惯和内部习惯框架下的资产定价问题。研究发现，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而言，习惯形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决股权溢价问题。Constantinides(1990)在一个理性预期的模型中引入内部习惯形成。研究发现，相对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而言，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能较好地解释风险溢价之谜，这主要是因为习惯形成框架下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互为倒数的关系，习惯存量在两者之间增加了一个“楔子”。Campbell and Cochrane(1999)引入可减形式的习惯形成，其将效用函数表示为
，从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
。可以看出，与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不同，在习惯形成的框架下，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为常数，而是取决于消费以及习惯存量的大小。他们的研究发现，若习惯形成是消费的80％—90％，且σ在合理的参数区间内取值，则可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与Constantinides(1990)不同，Campbell and Cochrane(1999)假设习惯形成是消费的非线性函数。此外，Dai(2000)通过随机(stochastic)习惯形成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他认为相对于确定性的习惯形成框架而言，随机习惯形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股权溢价之谜。Meyer and Meyer(2005)认为，若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关于消费是递减的，且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大于1，则可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习惯形成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途径。事实上，我们可以就引入习惯形成后为何更有利于解释风险溢价之谜给出一些更加直观的解释。在包含习惯形成的框架下，个体不仅关注消费流量，而且关注消费的相对变化，个体平滑消费的意愿更强烈。持有风险资产使得收益和消费波动更大，因此，相对于无风险资产而言，风险资产必须有较高的风险溢价。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就习惯形成能否解决风险溢价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Chapman(2002)认为在1948年前后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很大，1889—1948年，消费增长的年均标准误是4.51％，1949—1978年，消费增长的年均标准误是1.13％。习惯形成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1948年以前的现实；而以1949—2000年的数据考察时，习惯形成模型并不能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的消费增长以及资产回报率的差异。Chapman(2002)在一个连续时间模型中通过1949—200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需为10.75才能拟合现实经济，且这一结果不会随着习惯形成参数的改变而降低。Otrok et al.(2002)认为在习惯形成框架下，股权溢价主要取决于高频波动(high-frequency volatility)，消费波动率的微小变动可以导致股权溢价的大幅变化。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发现，习惯形成框架下股权溢价下降了2500个基准点(basis-point)，无风险利率上升了1600个基准点；而现实经济中股权溢价上升了200个基准点，无风险利率下降了200个基准点。理论模型并不能拟合现实经济，因而习惯形成能否解释股权溢价之谜还有待商榷。
八、结语
本文首先给出了习惯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而后从消费储蓄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股权溢价之谜等几个角度介绍了习惯形成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习惯形成的引入使得宏观理论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这是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习惯形成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应用还很多。例如，Diaz et al.(2003)在习惯形成的框架下考察财富分布和不平等问题。事实上，习惯形成不仅用于分析宏观经济理论，而且也被用于分析金融理论以及微观理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习惯形成能够很好地解释很多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理论也面临着一些批判。例如，Rozen(2010)认为，习惯形成面临如下两个方面的批判：(1)按照不同的形式将习惯形成引入模型时，得到的结论有时差别较大；(2)引入习惯形成后模型结论与现实经济更一致，其更像是为模型参数的选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维度。此外，尽管通过总量宏观数据考察发现经济中存在习惯形成，但通过微观家庭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中存在习惯形成的证据很微弱。例如，Dynan(2000)利用PSID(Panel Study on Income Dynamic)中的家庭消费数据研究发现，现实经济中不存在习惯形成。Flavin and Nakagawa(2008)利用PSID数据和AHS(American Household Survey)数据，通过估算欧拉方程研究发现，习惯形成的证据很微弱。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习惯形成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拓展了我们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将更加强调习惯形成的微观基础，通过更微观的方式引入习惯形成。事实上，一些学者已作了尝试。例如，Ravn et al.(2006)认为习惯形成不是定义在总量消费(一篮子消费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定义在每种消费品上的，即消费者要消费一篮子消费品，每种消费品分别对应不同的习惯形成。Ravn et al.(2006)将这种习惯称为深层习惯(deep habit)，而将总量消费品形成的习惯称为浅层习惯(superficial habit)。深层习惯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其可以同时影响消费者和厂商的优化问题。通过深层习惯的框架来考察消费储蓄问题、经济周期问题以及资产定价问题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现有研究主要是在代表性个体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来考察现实经济问题。相对于代表性个体框架而言，异质性个体框架可以更好地体现个体的能力差异、财产差异以及收入差异，在异质性个体框架下引入习惯形成来分析经济周期和资产定价等问题也是习惯形成理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曾入选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作者感谢参会代表的建议，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教授的悉心指导，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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