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枚”在汉语里是一个古今通用的量词。它产生于汉代，发达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近代汉语，则呈现出一种萎缩的趋势；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只继承了古代的某些用法，其使用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而且多限于书面语言。研究量词“枚”的历史，探求它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了解和认识汉语量词的发展规律。
一量词“枚”产生的时代
古文献证明，量词“枚”产生于汉代。在《史记》、《汉书》、《论衡》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用例。例如：
(1)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1891页）（注：此处是中华书局标点本页码，下同。）
(2)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2806页）
(3)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史记·货殖列传》，3274页）
(4)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史记·龟策列传》，3227页）
(5)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汉书·食货志下》1178页）
(6)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汉书·五行志下之上》，1476页）
(7)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人者数千枚，满一箧缄封。（《汉书·外戚传上》，3964页）
(8)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箎书。（《汉书·外戚传下》，3991页）
(9)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汉书·王莽传下》，4164页）
(10)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赵晔《吴越春秋》）
(11)隻，鸟一枚也。（许慎《说文·隹部》）
(12)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王充《论衡·须颂》）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量词“枚”产生后，在两汉时代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量词“枚”产生的时代会更早一些呢？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查阅了《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商君书》、《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十几部先秦文献，均未发现有量词“枚”的用例。只在《墨子》一书中有数例，现抄录如下：
(13)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墨子·备城门》）
(14)石重千钧以上者五百枚。（同上）
(15)二步积苙，大一围，长丈二十枚。（同上）
(16)石步积狗屍五百枚。（同上）
(17)十步积摶，大二围以上，长八尺者二十枚。（同上）
(18)百步一积杂秆，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同上）
(19)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人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墨子·备高临》）
(20)先貍木十尺一枚。（《墨子·备蛾傅》）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量词“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呢？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虽未专门讨论过，但看法并不一致。王力先生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墨子所作，当系后人所伪托。”并把它们列入汉代文献中。（注：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7页。）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讲量词“枚”均未涉及《墨子》用例。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讲春秋战国时期的量词列出了“枚”，并举了《墨子·备城门》3个例句。可知作者是根据《墨子》用例，把量词“枚”产生的时代大大提前了。（注：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二章陪伴词（76-82页）；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113-114页；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80页。）笔者认为，如果量词“枚”产生于先秦时代，就不应该孤立地只出现在《墨子》一书中，更不应该只出现在少数一两篇中。王力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注：向熹《简明汉语史》也持王力观点，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07页。）但汉代有400年历史，说“枚”产生于汉代，似嫌过于笼统，最好说量词“枚”是产生于汉代初期，或者更早些。因为从汉代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情况看，量词“枚”的用法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不是萌芽状态。尤其是在汉代简牍当中，（注：汉代简牍是指本世纪初至70年代在我国敦煌、居延等地区数次挖掘出土的简牍文书，其时代涵盖了西汉武帝至东汉光武皇帝前后约200年的历史。）量词“枚”的用法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有了泛用的趋势。例如：
(21)车伏一枚，高果一枚，车放安一枚，具四分輶一枚（《居延汉简》八五·二八）（注：《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简称《居简》。）
(22)小樽五十，其五枚破（《居简》八九·一三）
(23)小杯三枚，中槃三枚小槃十三枚，案四枚，铺比一枚（《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五·一五）（注：《居延新简——甲渠候官》，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简称《新简》。）
(24)面衣一枚（《新简·破城子探方》五二·二五九）
(25)所作笔一枚（《居延汉简》四八六·六二）
(26)得一枚印（《居简》五三·九A）
(27)剣一枚（《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五六·八六）
(28)刀一枚（《居延汉简》五五一·四三）
(29)斧二枚（《敦煌汉简》六九○）（注：《敦煌汉简》，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
(30)官箭二百枚（《居延新简·破城子》四九·六七）
(31)绳五枚（《居延汉简》二八四·一三）
(32)苇席四枚（《居延新简·破城子》四十四·六A）
(33)士吏辛戌七月禄大黄布十三枚（《新简·破城子》五九·八四）
(34)马泉三百五十枚（《新简·破城子》一七·三六）
(35)入帣七枚（《居延汉简》二七五·一）（注：帣，音juàn，囊也。）
(36)白素带二枚（《居延新简·破城子》五二·一八七）
(37)入小畜：鸡一，鸡子五枚（《居延汉简》一○·一二）
(38)厉满私王瓜一枚，重三十斤（《敦煌汉简》九）
(39)鸡一枚，盐少半升（《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二·三一）
(40)入狗一枚（《居延汉简》五·一五）
(41)树一枚（《居简》二四○·四）
以上用例说明，汉代中期（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量词“枚”用法已相当丰富，决不是处在产生的初期阶段，它的产生时间当远在汉初或更早一些。
二 量词“枚”用于计量树木
王力先生说：“‘枚’字的本义是树干，引申为单位词，树一棵为一‘枚’。《史记·货殖传》正义引《释名》：‘竹曰个，木曰枚。’但是，在现存的古书中，没有树一棵为一枚的例子。”（注：王力《汉语语法史》，27页。）这个论断有点儿绝对。我们在《汉书》、《后汉书》等古代文献中就找到了“树一棵为一枚”的用例，现抄录如下：
(1)昭帝元凤六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汉书·五行志下之上》，1444页）
(2)（安帝永初）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后汉书·五行志四》，3335页）
(3)（安帝永初）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枚。（同上）
(4)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馀枚。（同上）
上举4例中“枚”都是计量树木的量词，其意义相当于“棵”。“树十六枚”即树十六棵，“梓树九十六枚”即梓树九十六棵。此外，在其他文献中也有些可供参考的用例：
(5)痱树一枚。（注：此例引自刘世儒。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作“□树一枚”（二四○·四），方框代表未释出的字。）（《居延汉简》）
(6)从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王逸《楚辞·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注。）
(7)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西京杂记》卷6）
(8)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世说新语·汰侈》8）
例(5)“痱树一枚”即痱树一棵，与例(2)《后汉书》例相近，都是在专名（梓、痱）之后加了类名“树”。例(7)“文木一枚”即文木一棵。“文木”是树名。例(8)珊瑚虽非木类，但其形状像树，故人们把珊瑚看作树。“珊瑚树”同梓树、痱树一样，是专名加类名，用“枚”作量词。
三 量词“枚”的泛用和发展
“枚”从名词发展为量词，但并没有成为树木的专有量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树木的计量又产生了新的量词，另一方面量词“枚”本身充分发展，广泛地应用于树木以外的其他事物，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最活跃的量词之一。
“株”是代替“枚”计量树木的新量词。
据我们调查，在《史记》中还没有出现作量词用的“株”。在《汉书》中，计量树木仍是用“枚”不用“株”。而在《后汉书》中，计量树木则已是既用“枚”又用“株”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枚”“株”并用，最后“株”成为单独用于计量树木的量词，它广泛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例如：
(1)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馀，大一围，作胡人状。（《后汉书·五行志二》，标点本3299页）
(2)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标点本927页）
(3)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州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1156页）
(4)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世说新语·言语》84）
(5)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宋书·江夏王义恭传》，1645页）
(6)义井里北门外有丛树数株，枝条繁茂。（《洛阳伽蓝记》卷一景乐寺，周祖谟校本58页）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另一现象是量词“枚”的泛用和虚化。“枚”可以广泛地用于树木以外的其他事物，甚而至于一些动物。所谓树木以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各种器物、用具、兵器、钱币、金玉珠宝、衣被服饰、印章玺绶、花草植物、瓜果子实、面类食品、砖土瓦石、建筑物等，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试举例如下：
(7)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西京杂记》卷六）
(8)自馀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洛阳伽蓝记》卷四开善寺）
(9)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抱朴子·论仙》）
(10)中宫用物，杂画象列尺一枚，贵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曹操《上杂物疏》，《曹操集》23页）
(11)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馀日，初无坏者。（诸葛亮《作斧教》，《诸葛亮集》34页）
(12)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搜神记》卷十六，388页）
(13)棺上有五铢钱百馀枚。（宋·谢惠连《祭古冢文》，《昭明文选》卷六十，836页）
(14)棺中雲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搜神记》卷十五）
(15)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有寒夏被十枚。（陆云《与兄平原书》，《全晋文》卷一○二）
(16)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后汉书·祭祀志上》，标点本3161页）
(17)因下玉镜台一枚。（《世说新语·假谲》9）
(18)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宋书·明帝纪》，标点本162页）
(19)尚单骑迸走，捐弃伪节钺鈇，大将军邟乡侯印各一枚。（曹操《破袁尚上事》，《曹操集》27页）
(20)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是也。（《宋书·礼志五》，标点本506页）
(21)人以冷水自渍至膝，可顿啖数十枚瓜。（《博物志》卷十杂说下，中华书局本110页）
(22)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博物志》卷八，中华书局本97页）
(23)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三国志·吴书·陆绩传》，标点本1328页）
(24)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神仙传》卷九《茅君》）
(25)太祖崩，原平号哭致恸，日食麦
一枚，如此五日。（《宋书·郭原平传》，2245页）
(26)譬如有人，因其饥食，食七枚煎饼。（《百喻经》上）
(27)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顷落，免太常荀寓。（裴頠《陈刑法过当表》，《全晋文》卷三三）
(28)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后汉书·祭祀志上》，卷九七，3164页）
(29)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洛阳伽蓝记》卷三《报德寺》）
(30)此处有百枚小塔。（《佛国记》）
就连天上星星、鸟身上羽毛、水中
船，虽然特征各异，形态迥别，也都可以用“枚”称说。例如：
(31)（光武）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后汉书·天文志上》，卷一百，3221页）
(32)顶上有毛十数枚，长尺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
(33)别有八艚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上》，卷一，18页）
有时干脆就泛指物，不再具体指明“枚”称说的对象是什么事物。如：
(34)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宋书·明帝纪》，卷八，170页）
除了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事物，“枚”还可以用来称说有生命之物，称说动物。例如：
(35)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搜神记》卷十八）
(36)蝙蝠十枚，合擣五百，发鸡鸣服一丸，禺中一丸。（范汪《治疟方》）
(37)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数百斤，试令求之，各得一枚。（杜预《奏事》，《全晋文》卷四二）
(38)取蜘蛛一枚，着饭中，吞即愈。（葛洪《治疟方》）
(39)因得病，吞蛊虫十馀枚。（《宋书·顾顗之传》，卷八一，2080页）
(40)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搜神记》卷三）
(41)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卷五三，1252页）
(42)得鲤鱼长一尺者十万五千枚。（《齐民要术》卷六《养鱼》）
量词“枚”可以和各类名词结合，几乎到了不受限制的地步。量词“枚”的泛用，反映了汉语量词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汉语量词大发展的时代，许多新的量词产生了，但有些尚不成熟、不稳定，量词之间的分工还不甚明确，有些类名词还缺乏固定的专用量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活跃的、虚化了的量词“枚”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暂时替代了一些类别的专有量词，和名词结合，满足了名词对专用量词的需要。这是语言发展中的积极现象，并不是语言的混乱。量词“枚”的泛用，淡化了名词和量词之间的选择关系，也使量词“枚”本身更加虚化，更加语法化，它几乎成了一个计数单位的标志，而完全忽略了专用量词的种种特征。专用量词满足了名词对量词选择的各种需要，泛用量词也满足了语言表达的另外的需要。现代汉语里各类专用量词十分丰富，分工明确，但仍然有一个活跃的泛用量词“个”。这虽然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现象，但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
四 量词“枚”的萎缩
唐宋时代，量词“枚”仍在广泛使用，例如：
(1)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晋书·山涛传》，1224页）（注：《晋书》是唐人所修，语言时代当定为唐代。）
(2)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晋书·束顗传》，1433页）
(3)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贡，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褥、鞦
一副，伞扇各一枚，青曲盖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诏给之。（《北史·高车传》，3275页）（注：《北史》是唐李延寿撰，语言时代当随作者。）
(4)及亡，终丧，日唯食麦
二枚。（《南史·虞悰传》，1125页）（注：《南史》是唐李延寿撰。麦 (bǎn)，麦粉做成的饼。）
(5)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隋书·东夷·赤土国传》，1835页）（注：《隋书》，唐初魏徵等人所修。）
(6)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隋书·南蛮·林邑国传》，1833页）
(7)旧说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酉阳杂俎·毛篇》）
(8)唯须小船一只，棹椑一枚。（《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9)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北堂书钞》卷一二三）
(10)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旧唐书·拂菻国传》，5314页）
(11)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太平御览》卷八○五，3575页）
(12)以砖二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太平御览》卷七五七，3353页）
(13)颇梨四百九十枚，大小各有差。（《太平御览》卷七九六，3534页）
(14)令又于大盒中取十四五枚以
之。（商濬稗海本《搜神记》卷六）（注：学界认为，稗海本《搜神记》是赵宋以后人据北魏昙永《搜神记》残卷增补而成的书。）
(15)继以金盘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宋周密《癸辛杂识》）
但其使用范围，比起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日渐缩小。专用量词的不断出现，使量词的分工更加明确，“枚”原来所表示的单位不断被新的专用量词所替代。
我们查阅了唐代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维、孟浩然、张九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贾岛、张说、李贺、李商隐、沈佺期、宋之问、温庭筠、张籍、韩偓、王建、刘长卿、寒山、拾得、王梵志等30人诗集作品，除了王梵志诗集中有2例量词“枚”用例外，其余29位诗人作品中，没有发现量词“枚”的用例。这当然不能说明唐人不用量词“枚”，事实上在其他书面文献，尤其在散文作品中，量词“枚”的用例还是颇为丰富的。但唐诗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量词“枚”的使用范围缩小了。
我们对元曲中量词“枚”的使用情况也做了一些了解。从臧晋叔《元曲选》中选取了《汉宫秋》、《小尉迟》等30个剧本，约近50万字材料，结果只发现4个用例。（注：明·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该书150余万字，选100个元人剧本。笔者所选30个剧本是：汉宫秋、金钱记、陈州粜米、鸳鸯被、赚蒯通、玉镜台、杀狗劝夫、合汗衫、谢天香、争报恩、张天师、救风尘、东堂老、燕青博鱼、潇湘雨、曲江池、楚昭公、来生债、薛仁贵、墙头马上、梧桐雨、老生儿、硃砂担、虎头牌、合同文字、冻苏秦、儿女团圆、玉壶春、铁拐李、小尉迟。）抄录如下：
(16)则当一枚针挑去了一重沙，恰便似日月退残霞。（《元曲选·燕青博鱼》，234页）
(17)这金钗一对，钿盒一枚，赐与卿者。（《元曲选·梧桐雨》，351页）
(18)妾身有随身的翠珠囊一枚，更有二十五轮香串一腕。（《元曲选·玉壶春》，476页）
(19)小生有掠髩角的玉螳螂一枚，白罗春扇一把。（《元曲选·玉壶春》，476页）
这4个例子，量词“枚”称说的对象是针、钿盒、翠珠囊、玉螳螂，属于器物用具之类。元王实甫《西厢记》中只有2例，也是用于器物：
(20)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177页）
(21)聊奉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西厢记》第五本第二折，183页）（注：元王实甫《西厢记》，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近代白话小说中，量词“枚”的使用，进一步萎缩，呈衰落趋势。现将《水浒传》第1到第20回中常用名量词的使用情况，列表统计见214页。（注：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郑振铎校点《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
从表中所列45个量词中，可以看出，出现频率超过10次的量词有27个，量词“條”有115次，量词“个”竟达到1463次，十分活跃。而量词“枚”则属于出现频率低的量词之例，只有3次。抄录如下：
(22)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第1回第6页）
(23)头绾两枚鬅鬆双丫髻，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第15回第220页）
(24)簟铺八尺白
鬚，头枕一枚红玛瑙。（第16回第229页）
这3例中两例用法相同，称说发髻，一例称说枕头。
最能说明量词“枚”呈衰落趋势的是长篇小说《红楼梦》。该书作量词用的“枚”只出现1次。（注：本人委托晃继周先生利用深圳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自动检索系统调查所得。）这1次还是沿袭传统用法，在一副药方中列举药物时使用的：
(25)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荣，上写的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大枣二枚（《红楼梦》第10回，106页（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
“枣”用枚称说，确实是古已有之。例如：
(26)老君赐羲枣二枚，大如鸡子。（《太平御览》卷九六五引《神仙传》）
(27)或用乾枣，日九枚，酒一二升者。（葛洪《抱朴子·杂应》）
(28)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枚。（杜宝《大业拾遗録》）
以上材料可以证明，在近代汉语的晚期，“枚”已经是不太活跃的量词，和中古汉语比起来，它的发展呈萎缩趋势。
五 量词“枚”是否用于指称人
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在论述“枚”的量词用法时指出，“枚”字是意义非常广泛的单位词，可以指无生之物，也可指称动物，“只是不能指称人类”。（注：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28页。）根据我们了解，量词“枚”可以用于人，可以指称人类。当然，下列《墨子》一例不可信：
(1)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人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备高临》）
孙贻让《墨子閒诂》指出：“出”疑当作“矢”，此谓大矢也。留，疑为“数”之误。可见“枚”是指称矢的，而不是指称人。
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曾举两个铜人例：（注：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82页。）
(2)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汉书·王莽传》，4169页）
(3)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全晋文》卷一一七）
铜人是器物，不是活的人。铜人用“枚”称量，和器物类可以用“枚”称量是完全一致的。
可以视为指称人的是下列例子：
(4)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前。（《述异记》卷下）
(5)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王梵志诗《贫穷田舍汉》）（注：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卷五，165页。全文如下：贫穷田舍汉，菴子极孤悽。两穷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開。体上无禈袴，足下复无鞋。醜妇来怒骂，啾唧搦头灰。……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张锡厚校辑本，164页））
(6)行者你大
嗻，有女一枚年十八。有妖一洞号三绝，撇下年老志诚的爷。（杨景贤《西游记》第十一出）（注：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661页。）
例(4)有小儿八九枚雨中降落，是为怪异，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可以认为不典型。（注：刘世儒认为，这样用“枚”，也就是把“小儿”当作一种物来看待的。见刘书82页。）但例(5)王梵志诗例应该认为是直接指称人的。“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意思是像这样的硬穷汉子，每村都有一两个。“枚”用来指称硬穷汉，指称人。例(6)“有女一枚年十八”，这样的例子在元曲中也不多见。但“枚”是用来指称人的是毫无疑义的。应该说，在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量词“枚”是可以指称人的，但是并不多见。
六 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枚”
在现代汉语量词系统中，量词“枚”多用于书面语，使用范围也较狭窄，限于器物、用具等无生命的东西，（注：老舍小说《牺牲》里有一例：“美国博士几个子儿一枚？”但这是作家为了造成某种修辞效果而有意的移用，并不能说明在现代汉语中量词“枚”可以用于人。）不用于动物（如牛羊、鱼鸟、虫蛇），也不用于花草、树木等植物。量词“枚”的称说对象，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类：
1.称说钱币类事物
(1)展览中还展出了鲁迅博物馆存的鲁迅先生购买的古钱币120余枚。（《北京晚报》1997年8月26日）
(2)城内外采集到的有五铢钱15枚。（《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出版）
(3)我国从1979年开始发行金银纪念币，目前为止共发行800余种，以1996年为例，金币发行41万枚，银币发行142万枚。（《北京晚报》1997年4月14日）
2.称说奖章、奖牌类事物
(4)1枚奖章，2枚纪念章，3枚勋章，4枚军功章。
(5)中国队金牌总数已达到10枚。此外，中国选手还获得9枚银牌和6枚铜牌。（《北京晚报》1997年8月31日）
3.称说竹简、竹管类事物
(6)此处出土了五千多枚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出版）
(7)竹简很少，共16枚，约占全部出土简牍的1.3%。另外，还有一枚以芦苇制作的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出版）
(8)另外发现一枚较完整的竹管毛笔。（《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出版）
4.称说戒指、印章类事物
(9)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一枚订婚的戒指。（报纸）
(10)自制的北京市车辆管理所钢印一枚。（《北京晚报》1997年8月25日）
(11)两人凑钱在宣武区招待所租了4间房，雇了几个人，刻了4枚图章。（报纸）
5.称说器物、用具类事物
(12)赵军见状，顿起杀机，用沙发旁的一枚铅球将秦击昏。（《齐鲁晚报》1997年6月22日）
(13)我国一位地质人员，从矿区拾得一枚造型奇异、遍体翠绿、纹理漂亮的孔雀石。（《上海科技报》1997年8月15日）
(14)虽然发现少了一枚手术缝合针，但急于下班而懒得寻找了。（《北京晚报》1997年7月31日）
6.称说枣类果实等
(15)每次用枸杞子20克，红枣10枚，鸡蛋2个。（《四川科技报》1997年10月24日）
7.称说邮票商标类事物
(16)仅罗湖海关今年一季度即查出邮品走私案200余宗，查获香港邮票、首日封、邮资封、明信片等58万枚，面值300余万元。（《经济日报》1997年6月27日）
(17)这套纪念邮票共5枚，每枚邮票都有一个紫色的外框，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报刊）
(18)望用户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注有国喜、古岁、金谷塔三枚注册商标和一枚发明人头像，谨防假冒。（商品说明书）
8.称说导弹、卫星、火箭、地雷等武器
(19)一枚新式弹道导弹在试验中爆炸。（出处失记）
(20)泰国已成功地发射了其历史上的第三枚通讯卫星。（《北京晚报》1997年4月19日）
(21)第103枚阿丽亚娜火箭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出处失记）
(22)埃及军方曾在1971年制定了一个排雷方案，计划用20年的时间排除西部地区的1100万枚地雷。（《青年周末》1997年7月17日）
(23)这一决定像一枚炸弹在当地炸开了花。（《北京晚报》1997年7月28日）
(24)发射炮弹十几枚。（《北京晚报》1997年7月17日）
(25)其中一枚子弹从他面部鼻子右侧穿出，另一枚则留在了脑中。（《北京晚报》1997年7月18日）
(26)八十年代初美国有24000枚核武器，美国目前仍拥有12500枚核武器。（《北京晚报》1997年8月28日）
现代汉语中有量词并用现象，量词“枚”同样可以和其他名量词并列使用。（注：关于量词并用，请参看笔者《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并用现象》一文，载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例如：
(27)第1至1538号（枚）系建国后新获汉简，由编者迳作释文；第1539至2485号（枚）系建国前出土汉简，是根据现有图版和各家释文校释的。（《敦煌汉简》“前言”，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28)（考古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采集到简牍和各类遗物800余枚（件）。（《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前言”，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29)据大荣公司有关人员称，庆典仪式上，共向有关领导、来宾分赠纪念章和荣誉证书各280枚（份）。（《温州日报》1994年12月3日）
量词“枚”还可以和动量词“次”组成复合量词，这是“枚”在现代汉语中的新发展。例如：
(30)在8年的指纹检验工作中，她检验指掌纹痕迹167万枚次。（《北京晚报》1995年10月7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枚”继承了古代汉语的一些用法，而又有新的发展。但总的使用范围却大大缩小了。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枚”从一个十分活跃的量词变成了一个不太活跃的量词，其发展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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