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当劳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体体现
若将麦当劳当作后现代文本来解读，那么，把后现代主义小说与麦当劳相提并论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实际上，对于麦当劳的后现代指认早已存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清楚地将麦当劳快餐店当作一种后现代的现象来看待，阿瑟·克鲁克尔在“后现代的汉堡包”这个题目下讨论了麦当劳快餐店，艾伦·谢尔顿探讨过麦当劳快餐店的“后现代空间”，并将它确立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记”、一个“时代的路标”。（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246-247页。）本文将这两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并置，原因还在于它们的其它共性：后现代主义小说曾被当作“精彩的垃圾和可笑的破烂”来看待，（注：艾伦·泰尔：《伊·哈桑眼中后现代主义的进化》，王众译，载赵一凡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33页。）而麦当劳也被取笑为“美国大众文化中所有那些平庸的东西”的某种代表；（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21页。）后现代主义小说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发展的极端标志，而麦当劳则是技术合理化进程中的最新范式，二者都是人类技术发展的新体现。因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特征，可以丰富、深化对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及其与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
麦当劳化，意味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原则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渗透，并使全社会朝着更具效率、更加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就技术产品的生产、服务而言，麦当劳化原则提供了从一点到达另一点的最佳方法，它强调的是产品和服务的量而不是质，它确保产品和服务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同样的，并采用非人技术对产品、生产过程尤其是人进行有效的控制。从横的方面来看，这种模式与整个后现代主义时期相伴随，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以及文学均不例外。需要说明的是，麦当劳不仅融合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合理化原则，而且作为合理化范式的最新而平庸的类型，它也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媚俗之物和美国通俗文化的象征，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媚俗之处往往与麦当劳殊途同归（如采用通俗的外观等）。不过，媚俗仍只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部特征，它本身连同某些似乎背离社会常规的实验性外观，还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全部，因为这种小说在技术和动力学上还表现出与麦当劳化社会的更深层的一体关系，这一点常被包括小说家、理论家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忽略。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的提供通常是简单、快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通常以提供比传统作品多得多的故事为特征，强调的是故事讲述的量而不是质；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凭其能指系统的剥离和不及物性避开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超现实空间；后现代主义小说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故事层面都体现了加于文本生产主体及人物主体的控制性特点，难以体现出为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个体理想及自由意志的存在。简单快速和大量化的操作原则触及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浅薄粗陋的层面，它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招来了许多恶名，而后两个方面则涉及到问题的肌理或主客体关系的背景中，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不仅盗用了消费文化的已有逻辑，而且具有了后工业时代技术理性的毁灭性实质。
二、快餐化层面
若仅就前两点表现而言，麦当劳化可以等同于“快餐化”的说法，它意指产品的提供是简单、快速而大量的，简单意味着弃繁就简，投入最少，快速意味着草率，量大意味着质劣。与麦当劳以其简单食品取代传统复杂菜肴的作法相应，后现代主义小说以其小叙事取代了大叙事，这个过程包含如下环节：一是砍掉文本的某些部分，它可以是罗伯－格里耶所说的“巴尔扎克的观念”和“种种文化的外围”，（注：阿兰·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载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62页。）也可以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某些“特别愚笨”的艺术手段和“充塞在我们脑中的思想内容”；（注：Susan Sontag,"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Delta,1966),p.300.）另一种方法则是缩小作品的体制，使它变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鸿篇巨制让位给了冯尼格式的“压缩饼干”及中短篇小说。后现代主义时期是短篇小说获得全胜的时代，博尔赫斯凭借短篇小说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巨擘”，他的不少短篇小说（如《梦虎》、《关于对话的对话》）只有半页篇幅，充分证明这些小说只不过是作者日常生活中的昙花一现的念头的记录而已。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解释》被简化到只剩下一系列的“问”和“答”，他的名篇《玻璃山》是由100句话构成的，每一句话都标上了序号。而体制更小的“微小说”则在雷蒙·费德曼那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即使是长篇小说（例如象《白雪公主》和冯尼格《冠军的早餐》这样的作品）也被缩减至短篇或者是小型长篇小说的篇幅。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这些做法既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又是草率、游戏、不负责任的心态和毁灭意志的大暴露。比如，博尔赫斯的《接近阿尔莫塔辛》和《〈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等作品记录了他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打算，作品中显示的“打算”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兑现，然而这些“写作计划”、构思草图、写作提纲本身却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杰作”。故意的破坏在斯坦利·约翰逊笔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使用活页，还在书里面随意挖洞。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垮掉派作品也非常典型）无疑是在草率的态度下完成的。
同时，后现代主义小说强调了所写故事巨大的量或点数的方面，而不是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高品质。作为批量生产的食品，麦当劳强调它提供了“大”而“多”的食品（如“大麦克”、“超大吞饮”、“双份这个”、“三份那个”以及故意让肉馅溢出圆面包等等），而这只不过是制造了“量”的幻觉而已，论及其质量，则非常贫乏，不值一提，有人掰开汉堡包，发现里面很像“一块布里罗垫子”，（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101页。）法式炸薯条只不过是仅值几分钱的土豆而已，在这里，量倾向于成为质的一种替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对于量的强调丝毫不亚于麦当劳，法国新小说家马克·萨波尔达的未装订小说《作品第1号》据说提供了10的263次方之多的故事，可谓后现代小说中的“超大吞饮”。英国作家斯坦利·约翰逊装在盒子里的活页小说《不幸的人》由27个部分组成，除首尾以外其余部分可按任意顺序排列为故事，其所得数目虽不及《作品第1号》多，但也颇为可观，足以称得上是60年代的“巨无霸”。罗伯－格里耶与罗伯特·库弗的很多作品所提供的大量片断（每个片断都类似于一张扑克牌）经偶然组合也可得出无数大同小异的故事，况且众多的片断本身就已经突出了“多”的外观。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有10个毫不相干的故事组成，《看不见的城市》则经由马可·波罗讲了55个故事，《多重命运的城堡》不仅有着众多的叙述者、众多的故事，而且实际上点破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惯常用来提供“大量”故事的技术手段：扑克牌游戏规则。卡尔维诺说，这些大量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转换变化”而已，（注：厄勒·缪萨拉：《重复与增殖：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手法》，载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66页。）“可以被视为同一本起作用的范本的各种不同变化的结果”。（注：厄勒·缪萨拉：《重复与增殖：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手法》，载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78页。）在论述法国新小说（如格里耶、里卡尔杜等）时，米歇尔·蒙苏韦有着类同的揭示：“想象在本质上是游戏，或者用……比喻来说，是玩牌的艺术”。（注：米歇尔·蒙苏韦：《论“新小说”中的想象》，载《新小说派研究》，545-555页。）然而如果考察这些故事的质量，则势必令人大倒胃口，味同嚼蜡，一些故事刚开头就结束了，大量的故事断裂为碎片，它们往往循环重复，七拼八凑，颠三倒四，离题万里，《寒冬夜行人》虽讲了十个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不完整，“充其量不过是引子”或“一堆拆散了的书页”，（注：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174页。或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79、195页。）更关键的则是，故事本身的质量（意义、情趣、审美价值等）几乎无从谈起。对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可称为麦氏小说的一种）而言，对于所讲故事的量的强调也倾向于成为质的一种替代。
后现代主义小说虽因其实验性特征而与纯粹的通俗小说有别，但二者无疑均可称为“麦氏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扁平的外表和内在的空洞使它有愧于读者的阅读行为，我们实际上不能将这种阅读行为叫做“解读”。用瓦尔特·本雅明的术语来说，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包含他所谓“气息(aura)的经验”，以罗伯－格里耶为例，虽然他的小说中也有类似“形象”之物，但多是复制性机器的产物（照片、明信片之类）和个性已经消亡的人，它们对于故事的丰富蕴含和生动性无甚补益，因为“气息的经验”“建立在对一种客观的或自然的对象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反应的转换上”，（注：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161页。）它会因一些死物的登场而退却。如果用马丁·海德格尔的术语来形容，就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形象不仅不包含天地人神“四方”，（注：马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174页。）而且对于存在的“召唤”毫无感觉，因而，关涉多重意指的“四方”的缺场致使后现代主义小说有愧于读者的“解读”行为（这个词关乎“倾听”和“领会”）。包括现代主义小说在内，传统作品往往不惜损耗作家的生命和时间，以追求具有丰富的蕴含和厚重的体制，力图参透人与自然交流的实质，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显示出它们是复杂的、“累赘的”和非麦当劳化的。人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很少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批评家进行“解读”。众所周知，在一些与“后现代”有关的理论家中，海德格尔解读了荷尔德林和梵高，罗兰·巴特解读了巴尔扎克和歌德，保罗·德曼解读了雪莱、黑格尔和卢梭，哈洛德·布鲁姆解读了浪漫主义和莎士比亚，德里达解读了卡夫卡，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解读了康拉德、吉辛、巴尔扎克和第三世界文学，等等，但很少看到他们解读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其实问题就出在后现代主义作品本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一段话也许向我们传达了他不解读后现代文本的某些信息，他在一次访谈中称：
任何对后现代文本的讨论都等于将它具体化，把它转换成已非其本身的艺术品，赋予它永恒与不朽这两种它本要排除掉的东西。于是，打算分析某一文本的批评家便面临着这么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他对一个录像艺术品进行分析时，他马上就破坏了它；他就剥夺了它的暂时性和无作者的特征，将其转变成一部杰作或者带有一定特权的文本。（注：Andrew Ross ed.,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p.26-27.）对于后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对于录像艺术的分析，我以为二者中潜藏着同样的逻辑，“解读”意味着将文本变成传统的“典范”性杰作，这无疑抬高了麦当劳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身价。
三、技术本质
后现代主义小说麦当劳化的另外两种表现与主客体的存在密切相关，其中，前者关涉产品（文本）本身对于主体的安全性许诺及消灭客体的方面，后者则强调技术程序为了维持这种安全性所要求的消灭人或非人的方面。
通过自身的能指网络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超现实空间，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麦当劳化的重要表现。这种表现到底该作何理解呢？这与麦当劳的超现实空间关系极为密切。麦当劳企图使人相信，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外的餐饮服务场所，消费者总是会遭遇某些出乎意外的事情，但是麦当劳的食品和服务却是可预测的，它创造了这样一种经验，即“不管你跨进哪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也不管它处于世界的什么地方，它恰恰都是一样的”。（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132页。）麦当劳的这种标准化服务在后现代社会意味着：它创造了一种与麦当劳空间之外的充满多变的世界不同的、非自然的、非真实的超现实空间，它可当作戴维·哈维所称的后现代“空间压缩”的典型例证来看，“这种压缩有着让人迷失方向和破坏性的影响”，（注：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e Change (Oxford:Basil Blackwell Inc.,1989),p.284.）使人在差异的地域产生地域同一的迷宫式幻觉，但这种空间是不真实的。如果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麦当劳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不及物的能指；每一个麦当劳连锁店都与另一个连锁店完全同质，因而可以说，一个麦当劳快餐店的所指便是另一个麦当劳符号、另一个麦当劳快餐店。与麦当劳的符号相类同，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有一个超现实的能指空间，而且很有欺骗性，常被误解为指实的小说（使人作现实主义的理解）。围绕能指崛起的后现代时期，杰姆逊说过，“物化的力量”（这里的麦当劳可以当作象征性代表来看）在从符号的三极结构中将所指物剥离之后，又把所指“从语言的生活中排除了出去”。（注：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载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285页。）但是，这种结果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物化的力量”所导致的呢？上述对麦当劳空间的分析可知，物化的力量本身业已混入了虚拟的因素，它已经变得不太纯粹，或已经发生变形了，语言和它的语境都面临着不真实的危险。为此，罗伯－格里耶被人称为“物本主义者”便是一种曲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一篇文章（《未来小说的道路》）误导的结果，他后来想尽办法对“物”重新作了解释，以消除这种误导所造成的影响。他在谈到写作《窥视者》时说：“我现在见到的海鸥同我书中正在描写的海鸥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否见到海鸥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注：阿兰·罗伯－格里耶：《从现代主义到现实》，载《新小说派研究》，645页。）罗伯－格里耶的写作实践表明，这种纸上的非真实符号已自成一统，形成某种超现实空间。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术，能指的游戏也是当今时代高技术的一种独特类型。它同样也会扼杀对象，与其它社会及生产技术具有同样的毁灭性（比如海德格尔所关心的集约饲养对于动物的毁灭）。这应验了海德格尔的担忧：“如果我们敏锐地观察一下，我们已经活动在一个世界中，其中不再有对象”。（注：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75页。）如果作家和人物都生活在一个非真实的麦当劳化的空间中，当然不可能遭遇拦路抢劫、世界大战等种种不可预测之事，他们的处境也就安全了。这导致后现代主义小说如下结果的出现：在语言中排除掉现实对象（巴塞尔姆对于“狗屎”的描绘将它变成了一件“光辉灿烂”的东西，这纯粹是一件空洞言语行为（注：兰斯·奥尔森：《杂七杂八：或介绍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几点按语》，载《白雪公主》，周荣胜、王柏华译，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10页。）），大批作家开始把自己的形象移入作品以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作家本人变成了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这种写法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变得无法控制，如博尔赫斯、费德曼、巴思等）；书中书的写法（博尔赫斯、库弗、伯吉斯、费德曼等）；小说里有作者在写作的场景（塞缪尔·贝克特、新小说家、巴思等），写作的所指仍然是写作（不仅仅是元小说如此）。作品中所有的形象，包括人和作家在内，都有幻化为能指并形成一个独立的纸上国家的可能，正如蒙苏韦所说：“这个世界有它的国旗：白、黑、红。白的是纸，黑的是墨，红的是里卡尔杜所谓‘燃烧的结构’”，（注：米歇尔·蒙苏韦：《论“新小说”中的想象》，载《新小说派研究》，545-555页。）或者按照罗兰·巴特等人的说法，在这个国家里，“狗”这个词不咬人。“文字的历险”使人变得更加安全了，因为“在其中冒险者是句子”，（注：Naomi Schor and Henry F.Majewski ed.,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p.100.）而不是人。为了逃离真实的对象和真实的生活，新小说家特别喜欢描写图画、明信片之类物品，当主人公遇到痛苦的时候，便鬼使神差地进入到画里（如罗伯－格里耶的《迷宫》、《约会的房子》），“这样一种大事化小的方法使故事读起来重又显得平和了”。（注：米歇尔·蒙苏韦：《论“新小说”中的想象》，载《新小说派研究》，545-555页。）主体的这一行为具备于今日麦当劳化旅游的实质，这种旅游变成了一种不与真实的自然接触的象征性的行为。博尔赫斯在小说《阿莱夫》中借人物卡洛斯之口说，有着种种电器设备的“书房里的现代人”“根本不需要出门旅行”，这个人物在一首诗里也表达了类同的意思，即“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注：豪尔赫·博尔赫斯：《阿莱夫》，载《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陈众议等编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328页。）这无疑是一种麦当劳化的旅游。蒙苏韦在描述新小说的图片世界的超空间时，发表了与博尔赫斯同样的看法：“在图片上冒险万无一失。最美妙的旅行是在游览指南上旅行。此刻我想到的是德瑟桑特，此君去英国旅行，没到火车站就被四周拥挤的人流吓破了胆，他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转回来搞了一次舒适的象征的旅行。他为不时之需买的绳子一头散发出沥青气味，使他恍惚在横渡海峡，而且没有感到晕船。”（注：米歇尔·蒙苏韦：《论“新小说”中的想象》，载《新小说派研究》，545-555页。）我们由此看到，麦当劳化的旅游（包括卧游和纸上游）、麦当劳化的室内生活与麦当劳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能指世界如此紧密地结合着，营造了一个远离可怕的真实世界的安全的超空间。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麦当劳化也包含着非人的、控制的方面，即写作或能指的非人技术本身对于进入文学系统的主体（作者、人物、读者）构成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自由意志和主体的消亡。麦当劳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于产品、生产过程、生产和消费主体的有效控制，而其中对于雇员的控制是技术异化的主要证据，因为“一旦人被控制，就有可能将他们的行为还原为一系列机器般的行为”。（注：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163页。）这里的“人”不仅受到了麦当劳生产机器的控制，而且受控于固定的程序和规范，他处在装配线中，与机器共同完成生产和服务行为，并在服务语言、着装、行为诸方面受到规范的控制，他必须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语言、动作和行为。实际上，只有渴望奴役的人才会在这种控制中心安理得。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控制原则表现在，能指技术对于作者、作品人物和接受者主体而言同样是一种具有威胁和剥夺性质的高度异化的技术。
我们向来认为，被加缪重写的西西弗神话中的西西弗的重复性动作是荒诞的象征，然而麦当劳或福特汽车装配线上工人的固定动作，以及为罗伯－格里耶小说所惯于使用的循环重复写法，与之相比却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于人们对异化劳动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往往会对给人以艺术享受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游戏”存有幻想，认为是一种解放，其实不然。罗伯－格里耶的重复写法无疑象征着写作技术的高度异化（另外的例子是他的英美追随者，如约翰·福尔斯和罗伯特·库弗，后者尤甚），比如说，罗伯－格里耶在《嫉妒》中将A（阿X）与弗兰克的故事重写了9次，具体分解下来，有关“香蕉林”的固定描写重复了6次，关于“汽车抛锚”讲了6次，那只蜈蚣被捻死了9次，“一个工人朝水里望”重写了4次，在《橡皮》、《纽约革命计划》、《迷宫》等作品以及在《海滩》这样的微型小说中，类似的机械重复是无法统计的，这种表现于罗伯－格里耶笔下的描写重复与福特和麦当劳的工人对于一个固定动作的重复不可能有任何质的区别。回到加缪，这让我们想到，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已经陷入比过去更荒诞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却不自知或者干脆否认荒诞的存在。罗伯－格里耶明言拒绝荒诞，但荒诞分明已经变成他的写作本能，这一点他却不知道，他对西西弗、荒诞的超越实际上含有已将其归化而非排挤出去的意思。多重而丰满的人性在能指网中被漏掉，这不能不是能指技术非人化的证据。
另外，人物在后现代主义者笔下被消灭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罗伯－格里耶新小说中的“新人”（《新小说、新人》）不过是机器人而已，他们语言受限、动作僵硬，只能被操纵、被引导、按照指令和程序行事（如马弟雅思、吉娜、西蒙·勒戈尔等），罗纳德·苏克尼克为了迎合句子而随意蚕食、剥夺人物的姓名，使之出局（《出局》），帕维奇为了满足语言的欲望而将人物在妖魔化中加以分解（《哈扎尔辞典》源于人物阿婕赫公主的《字欲论》），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只是一件人工制品、一种语言（如小说开头对她身上的六颗痣的描写），等等。语言的一元论、语言的技术消灭了人，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破坏性后果之一。那么，作者和人物的非人化和语言化的境况必将连锁将读者带入同一境地：“读者作为自觉、有目的和富于感情的个人也消融于非人格的阅读行为里，阅读的根本不是作品的内容和意义，而是书写的文字”，（注：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81),p.189.）他已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开放的文本固然许诺给读者以自由，其中的种种裂缝和含糊之处固然使“读者自由地填满了书页的空格”，“然而，他同时受到文本格式的限制；文本提出建议或做出批示，读者予以处理并进行建构”，（注：Elizabeth Freund,The Return of the Reader(New York:Methuen,1987),p.142.）这似乎只是在执行文本发出的一系列指令而已，而且这种程序上的扁平化操作在人文维度上并不利于读者的某种提升，有些作品还会让读者感到自取其辱。作者对读者的牵制也时有所见，他故意提醒读者按照他的策略去读（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卡尔维诺、帕维奇等（注：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13页。）），较常见的做法之一是事先告诉你“可采用任何阅读的顺序”，但无论如何，这仍只牵扯到程序问题，真正属于人的东西并不存在。
四、结论
麦当劳化原则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体现是技术（不管是哪一种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确不宜认为社会技术的逻辑会在文学艺术中得到避免（尤其在它的技术意志已经失控的情况下），也不宜认为应当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把文学从社会那里拉开而专门探讨其诗性，如果将文学的语言或能指写作也认定为一种技术的话，那么，它与一般的新时代技术在动力学及相关的作用上必然具有类同逻辑；而随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它早已走向纯技术操作之途，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语言的操作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语言王国。麦当劳化的分析可明确如下认识：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有它的功利目的（迎合消费者），它也要提供快餐化的产品，它也追求自身的效率（这些作品很少精雕细刻、埋藏隐喻），它追求的是低质大量和虚假的安全空间，为此，它也实施了有着独特效果的非人控制手段。所有这些都将后现代主义小说留在了麦当劳化社会之内，而不是与社会相隔离或站在社会之外与之构成对立关系，它的自由和叛逆性即使存在也只能作非常有限的和相对的理解，而不是像极端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纯粹以反叛的姿态卓然独立。依据这个思路，人们有理由对利奥塔等人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观点，以及向哈桑的那个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图表表示怀疑。（注：哈桑将“反叛性”列为“不确定性”的所指之一。参见Ihab Hassan,"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nism",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91页。）这里应当强调，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违规主要是相对于传统小说的陈规而言的，这种违规无疑以反叛为标志，但是，麦当劳化，尤其是它通过能指在小说中建立的非真实化超空间表明，它与在各方面都趋向以放逐真实、悬置对象为目的的麦当劳化社会之间已经构成了同谋关系，以致人们很难再看到有哪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像兰波、乔伊斯，或者像康拉德的特务那样愤世嫉俗（甚至犯下刑事案）。相比而言，他们更愿意呆在安全、虚假的世界中从事一项虚假的行为。
注释：
④ 乔治·里茨尔在其有关麦当劳化的分析中漏掉了文学。但即使是像海德格尔这样更关注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在对社会作技术的分析和批判时也没有漏掉文学这一环。可参见冈特·绍伊博乐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