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塑造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关键——兼评“道德爬坡”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建设论文,爬坡论文,道德论文,理想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当前中国复杂的道德现状，借助于“爬坡”或“滑坡”一类形象化的语言似乎很难得出准确的判断。热衷于以一种总体性的模糊判断去统一认识，很容易陷入抽象争论的泥淖。毛泽东曾一再告诫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53页）因此，重要的并不是“爬坡”或“滑坡”的结论，而是这一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事实，以及其由此而引申出的关于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意见。
据“道德爬坡”论的赞同者说，作为其判断根据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目前社会道德风气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不难看出，这里所讲的“事实”，其实包含着两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其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为“假”、“虚”，封闭、单一、“依赖顺从”；其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道德风气已全面改善。然而，上述两点恰恰并不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是需要用事实加以说明的“看法”。
不仅如此，“道德爬坡”论还潜藏着一种更为独断的前提，即根本排除“道德滑坡”的可能。它提出，过分强调“滑坡”的说法，有意无意地以肯定过去的道德状况为前提，以为过去在“坡上”，现在在“坡下”；而“爬坡”论则重在强调向前看，以超越过去和现在为目标，它是一种“重在建设”的思想。这是十分武断的结论。为什么“滑坡”论就必然同“肯定过去、否定现在”和“向后看”相联系呢？难道“以超越过去和现在为目标”和“重在建设”就不能持“滑坡”论吗？
此外，“爬坡”论还自诩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一致”，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相一致”，这就更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施加了吓人的政治压力，实际上让“滑坡”论戴上了“怀旧复古”、“否定改革”等政治帽子，使之处于无法进行平等讨论的不利境地。然而，这并不能使“爬坡”论的逻辑成为自明的真理，相反，人们还是禁不住要问：道德进步真就必然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相同步吗？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并存究竟是个别人的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能？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下述问题进行探讨：“道德滑坡”的现实可能性及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意义；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基本事实及其评价；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及其对策。
二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道德滑坡”现象并不罕见。可以说，道德往往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这是历史曲折性的重要表现。正因为如此，认为从道德方面看，“过去”处于“坡上”而现在处于“坡下”的，就不仅有“眷恋过去”的保守主义者，更有憧憬未来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有持道德化批判的浪漫派，更有以对现实的改造为己任的革命派。其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批判，恰恰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
马克思、恩格斯谈论“道德滑坡”大体上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从宏观上看，由于人类文明史是伴随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出现而开始的，因而它的发展进步总是具有对抗和矛盾的性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财富与堕落等等相互交织，从而构成了“道德滑坡”的历史根据。恩格斯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人对人的奴役和压迫的出现，其对社会道德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道德愈益为私利所左右而功利化了，纯朴的道德日渐幻化为遥远的梦想。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原始社会被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从来没有无条件肯定文明时代的进步性，更没有肯定此种进步的全面性质。他们从来没有把打破原始社会自然状态的经济冲动视为美德而加以讴歌，尽管后者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用一种十分冷峻的眼光审视着人类社会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指出虽然人类的原始自然状态终究要被打破，“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同上，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这种纯粹功利化的道德，根本原因在于它完全以财富为首要价值，从而使人的价值完全屈从、依附于物的价值。这样，虽然阶级社会“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同上，第201页）这种以损害人的全面发展以促进物的生产的方式，无论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却总是和人类的道德理想相悖，因而理所当然地使人们对其进步性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人类自身所具有的进步潜能将不会永久地受制于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它终将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于是，便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两种生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及人类“史前史”的终结等历史判断。
简言之，从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看，由于文明时代的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道德也随之分裂为阶级的道德，人类的普遍道德因而被弱化乃至沦为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工具并日渐虚伪。人类之爱、纯朴之情，即使存在，也十分微弱且主要存在于下层人民中。它已成为人们千万呼不出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人类自身发展史上的一次道德“大滑坡”。恩格斯因而断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必“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03页）
从微观角度看，每一个社会制度在其崩溃时总会伴随着罪恶的蔓延和道德的败坏，正所谓“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然而，即使是在历史上升阶段、在社会“转型”时期，仍然可能发生“道德滑坡”的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在资本主义迅速扩展时期，它在迅猛增殖财富的同时也使腐败和堕落像瘟疫般地蔓延开来。英国政论家托玛斯·卡莱尔曾以令人颤栗的笔触，描述了英国当时那种冷酷无情、弱肉强食的“缺德”状况，恩格斯就此评论说：“卡莱尔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这种控诉是正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页）同样，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指明了资本积累规律中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同时就是对立方面，即把自己的产品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穷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野和精神颓废（亦有译为‘道德堕落’——笔者注）等等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710页）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今天许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例如，卡尔·波普尔曾就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写道：“马克思对其时代经济情形的恐怖的描绘，不幸却是真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901页）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滑坡”，几乎已成为定论。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人认为：“滑坡”又如何？经济的发展将会自然而然地抚平这一切创伤，当今资本主义的道德状况不也随着其经济的改善而大为改观了么？这实际上是鼓吹我国可以牺牲精神文明去发展经济。不客气地说，这是极不负责的无知之谈。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资本主义命运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却有一共同点，即大都认为该社会制度的痼疾、弊害决非单凭经济发展便可自然革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经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要说从根本上扭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甚至要取得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也没有可能；在非马克思主义看来，通过集体的、国家的、民主的政治干涉等方式，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并非要通过社会革命方式。因此，波普尔称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为“自由放任、为所欲为的”资本主义，而本世纪的资本主义则是“干涉主义”的资本主义。（同上，第835—836页）他承认，“不幸增加的倾向，只有在自由劳动市场，一种全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系统中才有可能”。（同上，第891页）既然资本主义尚且不能靠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社会发展，更何况社会主义！
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现实可能同样存在。邓小平对此毫不讳言。从宏观上看，我们搞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风险，即会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同上，第143页）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真的滑向了资本主义邪路，其结果又何止是“道德滑坡”！
从具体实践看，尽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尽管我们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对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曾多次表示“不满意”，并建议党中央认真地抓。他指出，“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同上，第318页）因此，他认为，即使现在“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同上，第158页）这算不算一种“滑坡”论呢？又比如腐败问题，邓小平同样说过，“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同上，第306页）这种肯定当前的腐败问题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观点，又算不算一种“滑坡”论呢？
局部的“滑坡”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若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而在轻描淡写下依然故我，则很可能危及全局，从而造成整体的“大滑坡”。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改革成绩和经济成就的同时，很严肃地指出：“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同上，第154页）否认“滑坡”之可能与存在，貌似向前看，实际上是对存在的问题缺乏中肯的分析，是自我满足和自我封闭的表现。相反，真正的“向前看”和“重在建设”，则不仅要看到成绩，看到一般的缺点和错误，更要看到可能危及全局发展的问题（“道德滑坡”不过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信号），并且狠抓到底。
三
那么，目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如果除去“爬坡”论描述当前道德变化时所使用的片面的褒扬语气，那么倒可以得到一个持各种观点者大体上都会承认的事实，即我国道德状况呈现出功利化、多元化的倾向，用“爬坡论”者的话说则是向“真”、“实”、“多元”、“自主”的变化。
确立上述基本事实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如何评价的问题，这就必须引进一定的参照系。虽然我们可以作多方面的比较，然而就这一问题而言，有两个比较却必不可少；其一，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状况相比较；其二，与其它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状况相比较。仅有第一个比较，我们还不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哪些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实现的进步，哪些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必须通过发扬优良传统加以克服的薄弱点。第二个比较则可以告诉我们，我国目前的道德变化，是否已经高于其它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进步的水平。换句话说，我们目前所发生的那些道德变化，究竟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还是仅仅表现了向市场经济转变（或所谓“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共性？如果是后者，那就不能笼统地认为其高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水平，就不能不分析这种变化的矛盾性质及其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依据上述基本事实，通过两个比较，都不难得出下述结论：道德的功利化和多元化倾向，对我国的道德状况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促进了自主、求实、求富、开拓、竞争以至法治等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形成，毫无疑问，这些变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它还只是直接适应生产和经济发展要求而自然发生的道德变化，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全面进步。对于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化）而言，人自身的解放和自由是更为深刻的主题。从这个方面看，市场经济的自发道德观念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足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自发的道德观念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对道德理想的弱化以至湮没。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塑造理想方面尚未有成功的范例。就市场经济已比较完善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尽管它可以炫耀其经济成果和法治秩序，甚至可以炫耀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公德，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谈论理想。“没有理想，只有利害关系”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那种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一度失落的理想就会自然复归的看法显然缺乏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而从我国实践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一度削弱以至动摇，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如何“重塑理想”，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应该说，“道德爬坡”论的宣传对于塑造理想起了消极的作用，因为它有意无意地把50年代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理想归入了“假大空”一类。政治方面的分析我们暂且不论，这里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判别道德理想的真假？换句话说，“实”能否作为道德理论“真”的唯一根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对于道德尽管有着五花八门的理解和诠释，然而有两点还是大体上统一的：其一，理想作为道德完善性的生动体现，作为人类的一种完美的追求，决非既有的现状和完全实证的存在，因而理所当然地具有超越性，即所谓“应然”的特性；其二，理想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决非纯粹的本能和自发的结果，而是学习、陶冶、发掘、改造等等的自觉过程，因而没有不断的塑造就没有理想之光。正因为如此，道德理想历来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
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其实就是利益机制，而且主要是实际生产者、经营者的个体利益机制，因而它能有效地调动起经济活动者的积极性，并促进其自主意识和各种有利于平等竞争的观念的发展。然而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也就在于此：它在合理地强调利益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却这样或那样地淡化甚至否定了其它社会机制的作用：它在合理地强调了个体利益的同时，却也这样那样地淡化甚至否定了社会整体利益、普遍利益的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市场经济自发状态的自然产物。
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只能满足于经济和道德的“二元论”或者“道德功利论”和“道德义务论”的冲突，甚至愈益从宗教方面去寻找道德实践的归属。他们确实没有能力去科学地解决道德和经济相统一的问题。
我们因此也就不难明确，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我国道德建设的关键并非什么“个人自律”、“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一类，而是要把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贯彻到底。关于这点，邓小平一向有着清醒而明确的主张，他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191页）可以说，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所未能解决的“道德滑坡”问题、尤其是理想的失落问题，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也必须加以解决，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四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开辟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使理想世俗化的同时使世俗革命化。当马克思断然摒弃了空洞的说教和浪漫的道德化批判，把共产主义从纯粹的空想变为科学，其立足点并非是抛弃理想而和现存社会认同，相反，他是以对现存社会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改造为立足点的。因此，他虽然致力于从世俗利益中去寻找理想和道德的根据，但被他视为现代历史活动决定性基础的利益，决非庸人眼光中的“私利”及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类”（即现代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实践活动这样一种“现实的普遍性”。正是后者，奠立了共产主义及人类解放的现实根据。可见，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经济和道德的悖论才可能消除，道德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才能得到具体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已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是广大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
无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然而概括起来，却又无非是一个“虚”字。从客观上说，市场经济不仅导致社会天平向利益倾斜，而且导致利益的多元化，价值多元化，这就使得“人民整体利益”的现实性又一次成为问题而遭到严重怀疑。如果实际存在的只有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没有人民整体利益的现实体现，那么坚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充其量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然而上述假定并不能成立。如果说在物欲横流、奉行“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信条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尚且能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历史上的进步阶级的阶级利益都和人类普遍利益有某种吻合，并进一步发现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体现人类解放的根本利益，从而奠立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崇高理想的现实基础的话，那么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中国，人民整体利益就更不是一个虚构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和觉悟群众的长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社会主义给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做人的尊严，一切以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决策及政府行为等，所有这些，都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眼力就可以看到的事实。当然，上述方面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也不至于比马克思时代和我国民主革命时代要弱，何以今天反倒普遍感到共产主义理想更为虚缈了呢？这就不能不提及我们在主观认识上的若干误区。
其一，以为坚持和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同现阶段的实践不相协调，甚至将其同“左”相联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要不要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似乎都成了很可怀疑的事情。作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舆论公开宣传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取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种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同共产主义理想加以割裂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扭曲，因为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意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正是从这样的高度上去提出和认识问题的，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进行“四有”教育，“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同上，第205页）因此，无论现阶段的政策和策略如何，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76）
其二，以为共产主义理想既然大大超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对其加以宣传就必然会空洞无效。这恐怕是近些年来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显得“底气不足”的重要思想障碍。因此，一方面是降低道德标准以迎合道德水平的下降，美其名曰“务实”；另一方面是做做表面文章以应付场面，致使宣传与现实日益脱节，却又反以此验证宣传革命传统就是“空洞”。其实，任何道德理想总是大大高于现有的道德水平的。对于道德理想而言，关键是个信仰问题。其看起来虚，实际上却实得很。少了它，就缺少了判断善恶、荣辱的尺度，更缺少了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其作用不仅经济无法取代，法制也无法包办。事实证明，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信奉“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的痞子哲学，是近年来经济犯罪激增的思想基础。清除一切腐朽道德哲学的有效解毒剂，非共产主义道德莫属。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宣传，而是我们的一些领导者、宣传工作者自己并不信仰共产主义。
其三，以为改进共产主义教育的出路在于淡化其党性原则，而扩展其全民性的内容，以同中国传统文化及世界优秀文化融合。本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绝非狭隘的宗派学说，不断吸收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目前关于“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的众多口号中，核心问题是以谁为主，以什么为最高价值取向。换句话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消融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中，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如果是后者，就必须把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道德文化建设的一项始终不渝的任务。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是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坚实基础。对于共产党员、公务人员和青年学生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工人群众内部来说，根本问题是加强自我教育，克服自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实在是我们的教育不是力以至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总之，以塑造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无疑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最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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