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与丰岛海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战论文,方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丰岛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序战，发生于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丰岛位于牙山锚地以西约20海里，故是役亦称牙山海战。六月二十日，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奉命率该舰并广乙、威远三舰从威海启航，于二十一日抵牙山掩护运船载运物资。完成任务后，济远、广乙在返航途中，于二十三日在丰岛海面被日本的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截击，乃发生了丰岛海战。方伯谦在此海战中本是尽职的，可是，某些海军人员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散布流言蜚语，方氏受到诽谤，后来真相查清，才获得朝廷嘉奖。这个问题在当时本已澄清，可当方伯谦因黄海海战被冤杀后，谣言又迭起，一些史家也深信不疑。清末民初，有些史书如《东方兵事纪略》等复加指责，致使丰岛海战真相不明，是非混淆。近年来，随着研究深入，一些珍贵史料陆续被发现，有关方氏冤案已取得共识，对方氏在丰岛海战中的表现持肯定态度。本文将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就丰岛海战中方伯谦的功过试作评判。
一 对方伯谦的诽谤和指责是不实之词
诽谤方伯谦的有两人：一是广乙舰管带林国祥。丰岛海战开战不久，广乙受伤，即向东北方退出战场，后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林国祥率弁兵弃舟登陆，纵火焚船。向英领事请求乘英舰回国，途经仁川时，在日军面前立下了悔过书，“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连署与倭，乃得纵归”①。林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在仁川对外国记者谎称自己如何英勇作战，诽谤济远舰不敢助战，逃遁回华②。对这样的弥天大谎，清王朝的一些官员们信以为真，甚至说没有参加此次海战，根本没有沉没的日旗舰松岛是被广乙舰突撞，“与之俱焚”，称赞林氏立了大功。在处死方伯谦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拔林国祥为济远舰管带。近年新发掘的史料《甲午前后杂记》③和《冤海述闻》皆多次揭露林国祥战时的贪生怕死行为，谴责李鸿章、丁汝昌滥用这种品质恶劣之人。
二是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冤海述闻》记载：在丰岛海战中，穆先避入舵舱，舵机被炮穿坏后，又避入鱼雷艇中，敌舰靠近时，方伯谦全放鱼雷，因鱼雷发射管充气不足，放不出口（日方报告，济远舰被追时，曾放鱼雷而未命中，与此记载吻合）。后穆被方氏罢黜。穆因为失去大副之职恨方，致书天津友人和家人，写文章给上海报馆，均诬方氏躲避畏战。以上二事在京、津和山东广为流传。方伯谦被冤杀后，以讹传讹，流传更广。甚至方伯谦的同乡、同学严复也曾轻信这些流言，他在给陈宝琛的一信中说：“同学亲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可是，严复于1918年，任海军编纂委员会主任时，为池仲祐编的《海军大事记》写序言称：该书“蒐讨翔实”，“自吾国始开海军以来至于今日，举五、六十年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兹事大体，不关于存亡治乱，有识者观此当自知之”。《海军大事记》不但没有指责方伯谦，反为他鸣冤，这是人所共知，身为编委会主任的严复如此赞扬该书，这无疑是公开修正对方伯谦之指责，并承认方冤。
最早撰写甲午海战史而影响深远者，首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次之，是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之后，赵尔巽《清史稿》、肖一山《清代通史》等，对海战实况，似乎均未深入考证，人云亦云，皆是据姚著和罗著撰写。因为，方伯谦已被清王朝判死刑，定了性。沿袭旧说，是省事的，翻案总是吃力不讨好的！姚著对方伯谦的指责：“济远之奔，倭吉野追甚急，吉野为新式快船……势将及，济远方伯谦乃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倭复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弱，曰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柁楼，第二出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盖倭船之追我济远也，意我炮已伤，故鱼贯追逐，以是我尾炮挂线，毋庸左右横度，故取准易而中炮多。惜是时济远不知转舵，以船头大炮击数出，以收奇捷，或可纾高升之急。伯谦既庆生还，归威海，遂称击毙海军总统以捷闻”④。罗著亦指责方伯谦树白旗，匿铁甲最厚舱中，不敢命令发炮。
现对这些指责逐一分析如下：
1.树白旗问题。当广乙受伤退出战场后，日浪速不追广乙，“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势欲以强制弱，一举歼灭济远舰。而济远形单力薄，“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济远只剩十五生特一炮”⑤，在敌力倍蓰于己，又无救援的危险处境下，如不采取应变措施，势必被击沉。悬白旗、日本旗是表示投降，但没有停船，继续向西航行，又是不投降的行动，在西逃中，方伯谦且能适时命令发后炮击中吉野，使之不敢再追，却敌保船，转败为胜。因此丁汝昌不得不如实向李鸿章报称济远舰是“诈敌”⑥，光绪也因此下旨嘉奖。
2.所谓匿藏铁甲最厚舱中，不敢命令开炮。对此一些老海军人士撰文指出，，当时所有军舰，其铁甲最厚处，除水线以下外，即为天桥下之指挥塔，亦即指挥官作战的岗位，这是海军章程规定的。此一规定与指挥官之怕死与否，并无关系。海上备战，全舰官兵均有既定之部署，分别进驻其特定岗位，人司其职。因此，管带在指挥塔岗位上何能妄称“匿铁甲最厚处”呢？这是著书者对舰船装备与战斗部署不明而妄加误责⑦。
3.不敢命令发炮，水手愤起自动放炮。姚著的这个指责是根据丁汝昌6月28日电报：“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在茂、王国成为功魁，赏银一千两……”演义而成⑧。丁电故意不提一舰之长的管带，而把功劳归于两名水手，这是不足信的。因为舰上规章制度严明，全舰士兵不可能听从两名炮手指挥，协同一致作战。李鸿章接此电后不以为然，在对照方伯谦电后，则为管带请功、而姚锡光不明舰上作战程序对丁电信以为真。
4.不知转舵，以船头大炮击敌。这个指责是前后自相矛盾的。先说：“船之望台、前炮皆中炮”，而后又指责“济远不知转舵，以船头大炮击数出”。未免前言不对后语⑨。
5.谎报击毙日军统帅问题。对此应当以方伯谦于五月二十五日向李鸿章呈报战况的电稿为准⑩。该电文并没有谎报“击毙海军总统”。但二十八日丁汝昌覆李鸿章电却云：“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11)。可见，姚著的“击毙海军总统”，不是来源于方伯谦，而是由丁电衍化而来。
《中日兵事纪略》作者姚锡光曾是李鸿章、李秉衡及袁世凯幕僚。姚氏于1894、1895年间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衙署，尝往来于辽宁、山东，搜集资料和民间传闻，书成于1897年。罗惇曧著《中日兵事本末》，在自序中说：“取姚著略变而简括之遂成斯编”。两者深受史学界重视，影响亦大。姚著的海军篇，从建军至甲午海战，诸多记载与事实不符。该书资料不是出自直接参加海战的主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而是在方伯谦被杀，案情不清的情况下，取自清王朝官方文牍和李、丁等人电稿文书以及民间传闻而写成。郑天杰先生说：“姚著、罗著如出一辙，均是不开罪于当政，而聚怨于死者，以海军作为李鸿章、丁汝昌的代罪羔羊”、“死者含冤莫辩，生者信口雌黄，徒令读史者啼笑皆非！”(12)。左舜生先生说：“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罗惇曧据姚书而写的《中日兵事本末》以及王炳耀所编《甲午中日海战辑》等等，只能供我们参考，而不能认为是一种良好的历史记载(13)。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张荫麟先生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书中，对姚、罗两书的说法也有辨证。他写道：“避匿一事，于方氏为不类。夫汉城之变，敌舰之来，方氏先一日已有所闻。孤军拒敌，上令未颁，果亟偷生，曷勿舍广乙宵遁？既遇敌舰，战力倍蓰于已，苟其畏死亦何难如厥后操江之所择，立即纳降？此皆不为而论庇于济远之铁甲，已非吾人所能想象。且方氏避匿之事，若有实据，丁汝昌、刘步蟾辈何以不加纠弹？”否定了敌舰开炮时，方伯谦躲入舱内之指责。他说：“彼诚意投降，则毋须逃遁，及敌舰迫近，更不容发炮击之”。因此，他认为方伯谦，西逃时，悬白旗是“诈敌”。他又说：“方氏既无避匿，则水手愤起自动发炮退敌之说殊不可信！”(14)。这些评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二 方伯谦屹立望台，却敌保船，指挥作战
方伯谦奉命率济远及广乙、威远二艘弱舰护送爱仁、飞鲸轮船载运陆军和作战物资前往朝鲜，于六月二十一日先抵牙山。次日爱仁、飞鲸二船先后亦到。方伯谦遂派各船小火轮照料装运，拖带驳船，将兵丁、军装、马匹、大车等运驳上岸，派威远送电报往仁川拍发。威远管带林颖启在仁川得知6月21日日军已在汉城攻入朝鲜王宫，通往中国之电报线已被割断。又从英国兵船船长罗哲士处获悉日本舰队6月23日来牙山袭击的重要情报，返牙山后立即向方伯谦报告。方伯谦始知日本舰队已出动，形势严峻，战争即将爆发，遂令船上员弁赶催水手帮助陆兵驳运马匹、米石上岸。22日下午爱仁卸毕离开牙山。方伯谦考虑到威远是木船不堪炮击，且行驶缓慢，倘出口遇敌，徒失一船，是日晚11时，令其先赴大同江一带待命。六月二十三日晨五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舰即传令广乙舰，鱼贯出海口，拟于途中会同高升、操江舰西归，并准备驶回威海(15)。因李鸿章电阻北洋海军大队前往接应，此时三舰乃成无援之孤军。七时半当驶近丰岛海面时，忽见三艘战舰采取攻势鱼贯而来。（日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以及秋津洲、浪速）方伯谦遂令济远、广乙备战。7时52分，彼此相距3000米时，吉野首先开炮，继则三舰向济远、广乙猛烈轰击，济远、广乙立即还击。7时58分广乙被秋津洲击中一炮，之后又被浪速的前旋回炮及机关炮猛击受伤欹侧，乃南向长安堆走避。日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以广乙船体毁损不追，遂令三舰各取适宜位置炮击济远(16)。8时10分济远发炮击中吉野舰，摧折其前樯木桁索，20分又击中其右舷。济远的望台、前炮台等多处亦被敌炮击中，人员伤亡重大(17)。
此战役中方伯谦的表现如何呢？
《甲午战事纪略》记载：“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都司沈寿昌头裂而死。方伯谦与并立，脑浆溅及其衣，续弹继至，二副柯建章洞胸，学生黄承勋断臂，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昆均中弹阵亡，弁兵死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前炮台积尸已满，方伯谦屹立望台，连发四十余炮，辄击中日舰浪速，浪速倾倒，行驶甚缓”(18)。
《冤海述闻》记载：“忽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又一炮伤前炮台……。方管带屹立望台，指挥发令，猛战至一点多钟，未分胜负，而广乙早已遁逃矣。于是倭三船绕击一济远，而济远之前炮台，积尸不能运动，仅剩后炮一尊御敌。连发后炮四十余发，中倭船浪速甚多，该船稍倾，行甚缓”(19)。
对照两书，互相验证，可见方伯谦临阵不惧，“屹立望台”的记载，是真实情况。
其次，济远西逃时，吉野紧追，方伯谦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交战约一时许，因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济远舰全速沿蔚岛（约在东径126°，北纬37°02，）之南西驶。正酣战间，方伯谦及坪井均见西方两船开来。方伯谦知是高升运兵船正由操江护送驶往牙山。立即升旗告操江：“我已开战，尔须速回”。坪井已见济远与操江交换信号。操江旋即向西方向退回，高升是英商船，悬有英国旗，所以继续前进。8时53分，浪速超吉野，追济远，济远举白旗表示投降，浪速停止炮击，济远犹疾驶不已，相距约3000米，浪速又以前部迴旋炮猛击，济远复举白旗示降，浪速举信号谓：“即刻停船，否则以炮击汝”。是时，相距2700米，浪速以济远服降向旗舰吉野报告，日旗舰命令浪速向济远靠拢，因此，停止追击。适其时高升船经浪速右舷通过，9时15分浪速发空炮二发，令高升停船抛锚，该船立即停下，济远乘间迅速振后炮。9时47分坪井令浪速监视高升，率吉野、秋津洲追击西逃之济远、操江，旋又令秋津洲监视操江；以吉野追济远。操江向济远求援，济远已受伤，后又有强敌紧追，无力相救(20)。11时37分秋津洲迫近操江，11时40分发炮攻击，操江投降。高升于12时15分被浪速炮击下沉，13时46分船体尽没，近千名士兵溺死。吉野紧追济远，12时38分相距2500米频发炮攻击(21)。
记载这次战斗的史料涉及方伯谦表现的有四条：
1.《述闻》记载：“方管带知倭船放眇不准，因即发令，如倭船复来，我须真瞄准，方许开炮，宁死而待，不准轻放。旋见倭用二船赶来……转瞬间督船吉野至矣。彼连发数炮，皆高过济远船，济远故停炮不放，倭疑我炮坏弹药尽，愈驶愈近，我船左转，彼亦转左，我船转右，彼亦右，以避我前炮。迨隔三千余码，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再发中其船头，又发中船身。济远因舵机受伤，转动不灵，追之不及，遂驶回”。
2.池仲祐《牙山战事记实》记载：“方伯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瞄准，猝放后炮一发，中其望台……济远因舵机受伤，转动不灵，追之不及，遂驶回”(22)。
3.战后方伯谦于二十五日向李鸿章报告战况：“顷济远管带方伯谦回报……二十三日晨突有日兵船多只在牙山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抗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至弁兵阵亡十三，受伤二十七。幸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日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等语”(23)。
4.丁汝昌在“分诘管带员弁、水手，至将管旗头目勒禁拷问”，查不出方伯谦躲避的实据，于6月28日向李鸿章电报战况：“均称二十三日四点，济远、广乙由牙山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远只剩十五生特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远停炮诈敌，彼驶近拟拴我船，济远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吉野乃移逃……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见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24)。
综观上述两种史书记载和两个当事人的报告，除丁电把却敌保船的功劳记在水手身上和“风闻”两事外，所述其余战况基本相同。丁汝昌也承认“停炮诈敌”是有功绩的。济远舰上的洋员哈富门（德工程师)身历两次海战，他认为：“方氏于丰岛及黄海海战两役中，可称尽职”(25)。他又说：“此吾所能梦想中最猛烈之战事，方管带勇敢而能干，指挥济远作战，我从未料那些谓方管带系逃谣言，能得到支持。方氏指挥作战，一直到战无可战，事实上济远已无可战”(26)。
对丰岛战况，李鸿章首先是轻信敌舰开炮方伯谦躲入舱内之说，并派汉纳根追查。丁汝昌更欲藉此杀方。当济远舰驶回威海，船中血肉横飞，三军望之骇然，方伯谦立即禀报丁汝昌，陈明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然后击中敌舰，庶转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丁对此一概置若罔闻，反而严厉指责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27)。可是李鸿章核查丁氏二十八日电同方伯谦二十五日电，两相对照，除丁汝昌有意把功魁归两名水手以及“风闻”二事外，其它内容基本相同，于是，李鸿章才电复：“此番血战，足雪前耻，而振吾军”(28)。“济远接仗情况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29)。七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奉旨：李鸿章奏威海接仗情况各电具悉……即如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出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30)。张荫麟认为：“将谓方氏消灭证据耶？则当时生还之士卒为数尚多，讵能除与方氏有隙之穆晋书外，尽被掩口，《述闻》谓李鸿章派洋员汉纳根质证此案，至将济远管旗头目勒禁拷问，久不诬服，案乃寝息，殆是事实”(31)。此桩公案本早已澄清，不实之辞，自当不足为据。
这里，顺便说说如何看待《冤海述闻》的问题。
《冤海述闻》作者隐名匿姓，乃是当时形势所迫。此书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是作者甘冒杀头危险于海战的当年至次年写成而广泛流传于民间。内容具体丰富。“以亲历者之申诉作为述闻，较诸道听途说的记述，其资料尤足珍贵”(32)。此书主要史实，已得到诸多史书验证。尤其是近年新发现的另一部三亲史料卢毓英《甲午前后亲记》，两书关于黄海海战以及方伯谦冤情的记载，不谋而合（卢氏没有参加丰岛海战，是以无此记载）。如若简单地认为“《述闻》是方手下亲信因关系到作者本人的名誉前途切身利害关系为方鸣冤而写，其内容不足为信”。这种见解未免太片面了！试想果若无冤，在文字狱成灾的清代，何人甘冒灭顶之祸而为鸣冤呢！？如确有冤屈，即为部属，为之鸣冤，何尝不可！张荫麟说：“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33)。这种治史态度是正确的。
亲身参加过甲午海战的陈兆锵曾说：“我照良心而言，《述闻》中战况甚详，最大毛病者是有偏袒方氏之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据此不足否定方冤。盖此说既没有指出偏袒事实，也没有言明方无冤，且资料来源是韩玉衡在访问陈后，致海军研究委员会信中的转述。该信尚称：“陈现年九十一岁，与之谈话，颇有困难，往返十数次，得面示云。”陈兆锵在甲午海战时是定远舰的总管轮，为刘步蟾的部属，从其现存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他很敬重刘步蟾，赞称刘“卓越远见”等等。而《述闻》作者无疑是方伯谦部属，书中多处赞誉方，严厉指责刘步蟾。所谓“偏袒”或与此有关。又查得在池仲祐《海军实记·购舰篇·选舰篇》均有“陈兆锵中将审定”字样(34)。此书为方伯谦鸣冤，言辞铮铮，陈能为之审定，不难看出对方冤的态度！
三 丰岛海战中的方伯谦爱国、善战
在半岛海战前两个多月，方伯谦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主张加强海军，稳固国防。他建议迅速购买英、德在华之现有新式战舰、快炮，价议定后，立即升中国旗，以壮声威，以解燃眉之急。他提出“合则力厚，分则势单”的战略战术，以威海、旅顺为基地，分驻仁川、牙山，若有事全队出北洋，遇敌便于邀击，收泊之外，依于炮台，固北洋门户，连疆自不至为其所扰。建议在九连城、凤凰城、鸭绿江一带与高丽接壤之处屯重兵扼要，可进可退。且重兵出九连城各处，则兵有后路。建议兵由陆进，反对船运，船运易为敌算，盖兵由船往，虽多派兵船保护，倘敌以兵船邀击，复分击运兵船，运兵船皆为商船，不堪受炮，危不可言！建议如与敌开战，必先绝其返商，以断其财源等。方伯谦能深刻地研究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诸方面提出御敌良策，颇具雄略。从这些建议中似乎已看到丰岛海战时清王朝雇用英商船运兵的险境；已预见到黄海海战舰队“分则势单”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35)。
丰岛海战是方伯谦以弱制强，智勇沉着善战的具体表现。此次海战，日方参战的是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吉野是装甲巡洋舰，时速22.5海里，是当时世界造舰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时速，排水4225吨，炮34门，1892年下水。浪速亦是装甲巡洋舰，时速18海里，3709吨，炮22门，1885年下水。秋津洲是轻巡洋舰，3172吨，时速19海里，炮19门，1892年下水。中方参战有济远、广乙二舰。济远虽是装甲巡洋舰，可已下水十年，排水2300吨，时速15海里，炮12门。广乙是钢骨木皮小舰，1000吨，时速14海里，旧式中小口径炮10门，1890年下水。就双方参战舰只的性能和装备说，是日方三艘时速高、大吨位钢质的战舰对中方二艘时速较低，小吨位装备较劣的战舰之间的战斗；是日方73门新式快炮，对中方的23门旧式慢炮之间的战斗；是日方11106吨位对中方3300吨位（吨位比为29.7%）的战斗。即使是日方最小的秋津洲也较济远吨位大，时速高，炮数多；从装备说，其战斗力即已敌济远和广乙两艘而有余。所以说此战役是在日方力量倍蓰于中方占绝对优势情况下进行的。方伯谦能在双方力量相差如此悬殊下，抗击三艘先进设备的快船快炮，奋战四个多小时，且能重创敌舰，创下了以小胜大、以弱制强的海战史例，方伯谦可算是有功的，是智勇善战的。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受到强烈震撼，日报刊登了济远舰照，告诫海军官兵对济远要时刻戒备。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接受北洋海军程璧光递投降书时曾询问：“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36)。方伯谦在这次战斗后，尽管遭到不公正贬损，可他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国家危难之秋，继续留在北洋海军服役参加了黄海海战。综观诸多史料，方伯谦是受国的，是爱海军的。
丰岛战后不到两个月，日本又掀起了黄海海战，方伯谦驾驶济远舰重上战场，就是在此次海战后，被李鸿章、丁汝昌诬以三条大罪“殊为手辣”杀害了。济远管带方伯谦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37)。参加黄海海战的卢毓英愤慨说“伟哉，方公！惜哉，方公！中国数十年培养水师人才，而充使抱千古不白之冤衔恨九泉，汝昌、步蟾之罪何可
也！吾不独为公惜，直为中国惜也！”(38)。
今逢甲午战争百周年，为了纪念我国近代史上此次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教育人民不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历史本来面目！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5页。
②《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第12页，
③《甲午前后杂记》作者卢毓英是广甲号管轮。黄海海战时在该舰服役，该书是其亲历、亲见、亲闻记实；是作者的记事手稿。
④⑤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65页。
⑦参见美国林濂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见《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第137、138页。
⑧《丛刊·中日战争》（一），《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266页。
⑨台湾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第136页。
⑩《丛刊·中日战争》李鸿章电稿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五日电文。1241北洋大臣来电四，六月廿五日到电报档。
(11)《丛刊·中日战争》（一）。
(12)《中倭战争始末记》卷一，第12页。
(13)左舜生：《东游杂记》见《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第118页。
(14)《张荫麟文集》，见《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第2页。
(15)《中倭战争始末记》卷一，第12页。
(16)《日清战史》，第168页。
(17)《丛刊·中日战争》、《日清战史》等。
(18)《丛刊·中日战争》（六），第64页。
(19)《丛刊·中日战争》（六），第84页。
(20)池仲祐：《海军实记·述战篇下》第4页。
(21)《日清战史》、《甲午战事纪略》、《东卿平八郎击沉高升日记》等。
(22)《丛刊·中日战争》（六），第64页。
(23)《丛刊·中日战争》李鸿章电稿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五日电文。1241，北洋大臣来电四，六月廿五日到电报档。
(24)《丛刊·中日战争》（一），《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266页。
(25)《中倭战守始末记》第18页。
(26)《中国清朝发展海军之势》第194页。
(27)《甲午前后杂记》。
(28)《冤海闻述》。
(29)《丛刊·中日战争》李鸿章电稿，241覆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廿八日酉刻。
(30)《丛刊·中日战争》李鸿章电稿军机秘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廿年七月十一日电寄档。
(31)《张荫麟文集》，见《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第2页。
(32)(33)张荫麟：《甲午中国海战绩考》，《丛刊·中日战争》（七），第626页。
(34)陈兆锵日记，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资料室，转自《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第192、193页。
(35)《普天忠愤集》。
(36)《中东战纪本末》蔡庆康译，卷四，第48页。
(37)池仲祜：《海军大事记》第11页。
(38)《甲午前后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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