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美莲[1]2004年在《中英文前言中的礼貌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关礼貌的文章大多研究口语中的礼貌现象,很少研究书面语中的礼貌现象。本文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以50篇中文前言和50篇英文前言为语料,对比研究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使用之异同。研究发现,中英文前言中所使用的礼貌策略基本相同,但各礼貌策略在两种前言中的使用频率却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汉英文化在礼貌概念、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社会结构、性格特征、心理特点、价值取向以及教育制度和图书出版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同是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使用不同产生的主要原因。
徐雅楠[2]2014年在《从礼貌原则看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用语之异同》文中指出根据Leech的礼貌原则,从2000至2005年间出版的有关英语研究的书籍当中抽取中英文前言各20篇为语料,对比研究其礼貌用语使用之异同,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梅美莲[3]2001年在《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的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Brown和Levigson的面子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个人形象”或“自尊”。面子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交际中直接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称为“面子威胁行为”。为保全面子所采取的减轻面子威胁行为的言语策略称为“礼貌策略”。根据面子理论，书中的“前言”以及前言中的一些言语行为是面子威胁行为，威胁专家同行和普通读者的面子。本文以50篇中文前言和50篇英文前言为语料，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比较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使用之异同。定性研究发现，这两种前言都使用了许多面子理论所描述的礼貌策略，而且，从总体上看，中英文前言中使用的礼貌策略基本相同。定量研究表明，对专家同行“表示敬意”这一礼貌策略在中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高于在英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在评价专家同行的作品、比较作者的书与专家同行的作品之不同、说明写书的必要性和描述书的特点等方面所使用的礼貌策略在中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低于在英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中文前言作者比英文前言作者更注重使用礼貌策略缩短自己与专家同行之间的社会距离，但不如英文前言作者那样注重缩短自己与普通读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中文前言作者趋向于使用间接的方式说明书的价值，而英文前言作者则更趋向于直接说明书的优点。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汉英文化在礼貌概念、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社会结构、性格特征、心理特点、价值取向以及教育和图书出版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同是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使用不同产生的主要原因。
林超[4]2010年在《俄汉图书辅文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图书辅文是出版编辑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目前,它还仍未引起语言学界,特别是俄语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具有语篇性质的辅文种类。在相关语言学、编辑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尝试对俄汉图书辅文进行了对比,探索和归纳了二者之间的异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原因进行了揭示。对比研究主要从语篇的信息、受众、回溯和前瞻、语义独立性及评价五个方面具体展开。论文将语篇的内容视为信息,并分别对俄汉图书辅文中的正文事实信息、敬辞和谦辞、致谢等叁类事实内容信息进行了详细对比;辅文中所体现的受众主要包括语篇(辅文)受众和图书受众,前者主要通过人称和语气表达,后者则主要借助于一系列较为固定的词汇表达手段体现;俄、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导致了俄汉辅文中回溯、前瞻触发语表达形式的差异,回溯和前瞻所体现的跨语篇关系也是语篇互文性的具体体现;俄汉图书辅文中的语义独立片段主要体现为题首、自由片段和回忆性片段叁种;另外,在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从态度、介入和级差叁个方面对俄汉辅文中的评价意义进行了对比,其中,态度意义的对比涉及隐/显性、肯定/否定、鉴赏和判断等几个方面。
王瑞佳[5]2014年在《英汉书籍前言礼貌策略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前言是一种常见的书面语,主要介绍作品的内容、主旨,或对作品加以评论。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叙事学和话语分析等各领域对其进行研究。然后,前言在语用学方面的研究也应该得到重视。文本以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为理论框架,随机选取近五年来英汉语言类书籍他序前言各30篇,通过分析前言作者对原书作者和普通读者所采取的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比较了英汉前言中各策略使用之异同,结果表明：一方面,中英文前言中使用的礼貌策略基本相同,且二者都倾向于更多使用积极礼貌策略,中英文前言作者都对书作者比对普通读者采取了更多的礼貌策略；另一方面,“恭维语”这一积极礼貌策略在中文前言的中出现频率高于其在英文前言中的频率,英文前言作者多采用“说明书的优点”这一礼貌策略来满足读者的积极面子,而中文前言作者则多使用“我们”把交际者包含在同一群体内,“减轻强加”这一消极礼貌策略更多地出现在中文前言中。本文也从文化角度对造成英汉前言礼貌策略使用异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礼貌的普遍性和前言的本质要求造成了英汉前言礼貌策略使用的相似,而东西方面子概念,价值观,高、低语境和图书出版情况的不同则造成了英汉前言礼貌策略使用频率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法,并用表格和柱形图呈现其研究结果。该研究证明了面子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语篇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可以指导有效前言阅读和写作,为前言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吴林[6]2016年在《《体验汉语·商务篇（泰语版）》教材中的礼貌用语编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泰两国之间的商务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有商务汉语需求的泰国学习者也越来越多。礼貌用语的得体运用对商务交流与合作的顺利进行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对泰商务汉语教材研究和对泰商务汉语教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没有关于针对国别化商务汉语教材中礼貌用语编写方面的研究。本论文以商务汉语教材中的礼貌用语编写为出发点,结合学术界已有的商务汉语教材和汉语礼貌用语的研究成果,将《体验汉语·商务篇(泰语版)》中的礼貌用语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教材编写及评估理论、语际语用学理论、利奇的礼貌原则理论以及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法、对比分析法、问卷及访谈调查法等理论方法对该教材中的的礼貌用语进行分类整理和描述,对该教材中礼貌用语编写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然后将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与依托于《商务汉语能力标准》的细化的礼貌用语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该教材在礼貌用语编写方面存在的不足,再次,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问卷,从教师和学习者两个角度来调查该教材中与礼貌用语编写有关的必要性、满意度、建议情况,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统计,最后,结合该教材礼貌用语的编写效果评估结果、对比分析结果、问卷调查结果针对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编写提出建议,并对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教学策略进行思考。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及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内容及范围、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是对该教材中礼貌用语进行分类整理,并从组织结构、编排分布、课文、词汇、语法点、练习等六个方面对该教材中礼貌用语的编写效果进行评估；第叁部分是对《商务汉语能力标准》中的礼貌用语标准进行细化,并将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与礼貌用语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该教材在礼貌用语编写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是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总结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中与礼貌用语编写效果有关的必要性、满意度、建议情况。第五部分是结合第二、叁、四章的研究结果,针对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提出编写建议,并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对该教材中的礼貌用语教学策略进行思考。
张亚萍[7]2013年在《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尽管国外对于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已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却鲜有我国学者(无论是在修辞学界还是经济学界)涉足这一主题。鉴于国内对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的现状,本论文首先拟就亚当·斯密《修辞学和文学讲义》主旨及其国际上的研究现状做一简要的介绍和解读。然后将斯密的修辞学思想与其修辞实践相联系(以《道德情操论》为例),探讨从修辞角度能为斯密思想的解读提供怎样的洞见。接着通过解读斯密在其他着作(如《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与修辞相关的论述,更为深入系统地探讨斯密所持有的修辞观。最后,讨论斯密的修辞学思想对我国修辞学发展现状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全文一共分为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回顾了斯密修辞学思想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目标。第二章在简要地介绍了《修辞学和文学讲义》的时代背景后,首先针对修辞学讲义中斯密生前就已公开出版的《语言》一文的主旨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指出在这一文章中斯密建立一个语言发展的模型,即阐述了一个以人类的天性作为其论述的出发点,强调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满足人类“需求”,而与人的认知能力共生演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基础上,本文还介绍了不同学者对这一模型所做的不同解读。接着分“通过话语交流思想的途径”和“不同种类文本中的说服或愉悦原理”两部分介绍了《修辞学和文学》其他主要内容,并对这一讲义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评价。第叁章将斯密的修辞学思想与其修辞实践(文体风格)相联系(以《道德情操论》为例),探讨斯密着作中的文体特色及其在斯密的理论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关注了《道德情操论》的题目内涵、文中不同叙述视角之间的互动以及"Life is theater"暗喻等。此外,为了刻画斯密在这一文本中所致力于塑造的“修辞人格”,本文就斯密文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特色及其所达到的语用效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第四章讨论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着作中与修辞相关的论述,以便更全面系统地探讨斯密所持有的修辞观。斯密在其道德哲学思想的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于修辞认知性特点的把握,而在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相关论述中则展现了斯密对于修辞作为人类天性及其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的深入洞见。这些讨论不仅可以拓宽并加深我们对斯密所持有的修辞观的认识,并且为我们理解修辞在斯密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五章联系我国当代修辞学发展现状,探讨斯密的修辞学思想能为我们提供的启示。斯密所持有的广义的修辞观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的修辞哲学及其整个理论体系,以便从更综合与宽广的角度去考察人类的修辞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修辞学多学科交叉发展。最后,以斯密所建构的同情共感机制对语言礼貌现象(语言的间接性)的动因机制所具备的独特解释力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启示的意义所在。
王丽耘[8]2012年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提出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叁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叁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宋晓云[9]2013年在《中英学术书评礼貌策略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术书评是书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介学术着作，促进学术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学术书评的研究，运用各种理论如系统功能理论，体裁分析理论，语用方面的理论等对其进行分析，然而使用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对学术书评中的礼貌策略进行分析的研究并不多，针对书籍作者和大众读者这两方面的面子需求而采取的礼貌策略的分析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本文运用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比较中英文学术书评中为了保全书籍作者和大众读者的面子而运用的礼貌策略的异同。本文以30篇中文学术书评和30篇英文学术书评作为语料，基于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旨在回答：（1）中文学术书评和英文学术书评中都运用了哪些礼貌策略？（2）中文学术书评和英文学术书评运用的礼貌策略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3）造成中英学术书评礼貌策略运用异同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中英文学术书评中使用的具体礼貌策略基本相同，但是这两种书评中的各礼貌策略在使用频率上存在显着性差异。英文书评作者在评价书籍的过程中更直接；而中文书评作者更倾向于采取措施来拉近与书籍作者和大众读者的社会关系。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中英文书评作者运用相同礼貌策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礼貌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动态性。而造成中英学术书评礼貌策略差异的原因是：礼貌传统上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同语境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英学术书评礼貌策略使用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文化原因，从理论上来说，有助于深刻揭示中英学术书评这种语言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同时能完善Brown和Levinson面子理论中的礼貌策略。从现实意义来说，能正确引导英语和汉语学习者进行学术阅读，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书评作者以及书评的翻译大有裨益，有助于促进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全文总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文章的总体结构框架。第二部分对学术书评以及主要的礼貌观进行了文献回顾。其中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为理论框架。详细介绍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面子威胁行为以及适用于学术书评的礼貌策略。第四部分为该文的研究方法。作为全文的主体部分，第五章对中英文学术书评中的礼貌策略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并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说明中英学术书评中礼貌策略使用的异同点。第六部分根据得出的结果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文化原因。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该文的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莫优媚, 范丽群[10]2015年在《从礼貌到“不”礼貌——近20年国内礼貌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礼貌理论被引介到国内,中国学者就从各方面对礼貌进行了研究。文章回顾了1995—2014年这20年里国内学者在礼貌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并分析了这20年里国内礼貌研究的主要方向、存在问题,思考并展望未来礼貌研究的发展动向。
参考文献：
[1]. 中英文前言中的礼貌对比研究[J]. 梅美莲. 外语教学. 2004
[2]. 从礼貌原则看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用语之异同[J]. 徐雅楠.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 中英文前言中礼貌策略的对比研究[D]. 梅美莲. 浙江师范大学. 2001
[4]. 俄汉图书辅文对比研究[D]. 林超. 黑龙江大学. 2010
[5]. 英汉书籍前言礼貌策略对比研究[D]. 王瑞佳.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6]. 《体验汉语·商务篇（泰语版）》教材中的礼貌用语编写研究[D]. 吴林.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7]. 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D]. 张亚萍. 浙江大学. 2013
[8]. 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9]. 中英学术书评礼貌策略对比研究[D]. 宋晓云. 河北大学. 2013
[10]. 从礼貌到“不”礼貌——近20年国内礼貌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 莫优媚, 范丽群.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