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利高里的毁与誉——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夫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葛利高论文,肖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问世以来，围绕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苏联的评论家和作家发表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是文学形象史上所罕见的；在不同的时期评论界对该形象的定性有很大反差，呈现戏剧性的变化。认真研究苏联评论界对葛利高里的评论的历史，不但能加深我们对该形象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把握苏联文艺思想发展的脉络，因为葛利高里评论史是苏联文艺思想发展的逻辑展开。
一、“两个葛利高里”
从《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为葛利高里评论史的第一阶段。对该形象这一时期总的倾向是毁誉参半，这是由苏联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和复杂的心理因素决定的。
В.佩捷林在谈到这一时期对葛利高里的接受时，提出了“两个葛利高里”的概念：一方面，在读者面前，有一个性格刚毅、行动果断的葛利高里，他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博得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同情和惋惜；另一方面，是“一个贯穿在《静静的顿河》研究中的思想：葛利高里站到了与苏维埃政权敌对的阵营一面，丧失了正面品质，逐渐变成了可怜亦复可怕的人的相似物”。①В.佩捷林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当时多数作家和批评家都把葛利高里视为反面人物，只有少数人对他多少有所肯定。
我们先从肯定说谈起。一九四○年《静静的顿河》的第八卷在《十月》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В.哥芬舍费尔称葛利高里是“社会真理的探索者”。他在肯定这一形象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如何解释葛利高里在小说的结局中加入佛明匪帮的事。他认为，在肖洛霍夫的史诗的最后一部分中，“结束了真理探索者葛利高里的故事，开始了个人平静探索者葛利高里的故事”。②Л.廖文通过另外的方式来维护葛利高里的形象，他指出，“在小说的第八卷中并未给葛利高里的面貌带来任何变化”，小说结束后他的命运“取决于他现在所持的立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振作起来，重新做人”。③对葛利高里的好评，意味着对肖洛霍夫的肯定。一九四○年五月十九日苏联作协举行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讨论会，会上B.哥芬舍费尔和Ю.鲁金在他们的讲话中称《静静的顿河》继承了俄罗斯古典小说的传统，这部小说问世意味着苏维埃文学经典作品的产生。
现在来谈谈对葛利高里的否定性评价。阿·托尔斯泰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举行的《静静的顿河》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中说：“葛利高里不应该作为一个匪徒走出文学。对于人民来说，对于革命来说，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第四部的结尾损害了在读者心目中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摇摆不定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损害了肖洛霍夫所创造的诸多形象的完整世界”。④一九四八年И.列日涅夫在他的《米·肖洛霍夫》一书中，针对葛利高里写下了这样一些句子：“现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他同富农抱成了一团”，“他强烈地感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从这时起，他在内心深处与富农沆瀣一气，他成了‘孤狼’”。⑤在另一篇文章里，列日涅夫明确指出：“就其实质而言，葛利高里是新生活的敌人，是我们的敌人。”⑥他还把葛利高里称为“当代的朗德纳克”。在这一时期，B.叶尔米洛夫、Л.雅基缅科和B.古拉等批评家强调葛利高里受“野兽般的本能”的支配，他的空虚，他的精神的死亡。总之把他视为反叛者，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批评家们从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角度对葛利高里做了否定。
评价葛利高里时，涉及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的态度。在《静静的顿河》的第八卷未发表时，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中期，一些评论家希望肖洛霍夫把葛利高里“引上”正路。И.马什比茨-维罗夫认为，葛利高里是“革命的新生的哥萨克”，“作者要把他引向共产主义”。⑦当小说的后面几卷发表后，批评家们看到葛利高里已经“无可救药”了。一些人认为作家对他的主人公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指出：通过小说的结局，肖洛霍夫谴责和无情地惩罚了麦列霍夫。有的批评家指出，作家把阿克西妮亚处理成死于非命，就是对葛利高里最残酷的惩罚。今天看来，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是有意无意替处境不妙的肖洛霍夫开脱。高尔基在充分肯定《静静的顿河》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同时，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但是作者同他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一样，‘站在斗争双方的边缘’，不同意其中的一方最要害的观点——旧的哥萨克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可疑’的诗意的覆灭。他不同意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哥萨克，他的生存在生理上是同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阶层相联系的。对我来说，《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恰恰说明，肖洛霍夫是‘地域’作家。”⑧高尔基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这样说，意图并不是要给肖洛霍夫戴什么帽子，高尔基的阶级观点没有这么分明。今天人们也许更能读懂高尔基的潜台词，作为“地域”作家，这种心理生理的联系，正好是一个优点。在二十至三十年代，В.叶尔米洛夫等拉普批评家则以肖洛霍夫同情葛利高里为由，对他是否是无产阶级作家表示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说否定葛利高里就意味着否定肖洛霍夫。
葛利高里是否是悲剧人物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时期В.古拉、И.列日涅夫、Б.叶麦里扬诺夫和Л.雅基缅科等人认为，葛利高里是悲剧人物，他因为自己的罪过受到了惩罚。他们指出，《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的悲剧性和典型性来源于现实生活，是由客观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列日涅夫写道：“葛利高里的悲剧在其生活道路的终点(原文如此)以古代神话的富有诗意的笔力展示了出来。这是被浸透了其兄弟鲜血的大地诅咒的该隐的悲剧。作为漂泊者和放逐者，他可悲亦复可恶。”⑨“在道路的尽头，葛利高里的悲剧通过古代传说的诗学威力表现出来。这是被接受了其弟鲜血的大地诅咒的该隐的悲剧，他是一个流亡者、漂泊者。他不幸，仅仅是作为一个受排斥和鄙视的杀弟者而不幸。麦列霍夫的覆灭不仅仅是等级传统的行将就木，还是他对革命人民的屈服。”⑩《静静的顿河》的第八卷发表后，В.叶尔米洛夫写了《论〈静静的顿河〉兼论悲剧》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断定葛利高里不配当悲剧主人公。他说，在小说的结局中，“这个新的、特别的、别样的葛利高里已经没有权利进入悲剧了”，因为他行动的动机“对于悲剧人物来说显得过于渺小”。叶尔米洛夫还进一步推论道：作为一个“反叛者”，葛利高里“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是悲喜剧人物”。(11)当时有许多研究者赞同叶尔米洛夫的这个观点。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围绕葛利高里是否是悲剧人物的争论是与当时苏联文艺学界对悲剧问题的兴趣相联系的。
三十至四十年代苏联批评界围绕葛利高里的种种争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当时对葛利高里的评论有很多观点是正确的，有一些评论者的言论掺杂着一些非文学的因素，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进行文学评论时注重人物的阶级属性，这是由当时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决定的。一九二五年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是“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内容，同轻视文学语言技巧和古典文化遗产的态度作斗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当时的批评家们自愿接受的方法。这个时期离《静静的顿河》的主要背景——国内战争相去不远，人们对那些腥风血雨的事件记忆犹新。所以批评家在评论葛利高里时最关注的就是对他作阶级定性，因而有意无意忽视他所蕴涵的审美价值(即肖洛霍夫所说的“人的魅力”)。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本是常青树，它应结出丰硕果实，可它被嫁接上庸俗社会学的孽枝和另一种下面要谈到的孽枝的时候，就会结出酸涩的果实。
这个时期对葛利高里的批评中掺杂某些心理因素。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小说在读者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他一举成名，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随着小说一部又一部地发表，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了有全苏影响甚至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于是妒忌者有之。一九三○年十一月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著名作家革拉特科夫回答“对肖洛霍夫的印象如何”这一问题时，“他用酸溜溜的口气说：‘是好作家，好作家，可不是自己人，不是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农民作家，因此很好地描写了旧式农民，富有的哥萨克。’”(12)(他也曾要求将葛利高里变成布尔什维克)于是排挤者有之。肖洛霍夫虽然参加了拉普，还是《十月》的编委，但他没有参加“岗位派”，一次也没有被选进拉普书记处。于是就有了对肖洛霍夫的一次次讨伐。制造肖洛霍夫剽窃《静静的顿河》的谣言，是想从外部搬倒他。从艺术上看，《静静的顿河》仿佛是无懈可击的，葛利高里的阶级属性就成了突破口。一九二八年十月В.叶尔米洛夫在拉普的全体会议上作了有关《静静的顿河》的特别报告，他指出：“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即属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比属于哥萨克阶层的要弱得多、少得多。如果是这样，如果作者是用麦列霍夫的眼光来看事物的，那他是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属于麦列霍夫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是一个人向布尔什维克的逐步前进。”(13)随着《静静的顿河》一部一部地发表，拉普批评家们和“后拉普”批评家们发现，葛利高里不可能走向布尔什维克，抨击葛利高里的另一个高潮出现了。
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和嫉妒心相掺和的产物，再加上拉普诸君有尚方宝剑在手：一九二九年斯大林致费·康那封对《静静的顿河》颇有微辞的信。(14)而且一九三二年斯大林还对葛利高里这一形象发表了直接的评论，在高尔基家中同作家们见面时他说，“麦列霍夫，不能认为是农民的典型代表。白卫军将领不可能任命没有军阶的人来指挥一个师。哥萨克可以这么干。关于哥萨克的事我们可以去问肖洛霍夫……”(15)奥西波夫认为，批评界对葛利高里的激烈攻击盖本乎此。正因为如此，那些抨击葛利高里、攻击肖洛霍夫的人才如此振振有辞。这些就是这一时期对葛利高里毁多于誉的深层原因。
二、戏剧性演变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葛利高里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尽管毁誉皆有，但肯定他的批评家多了起来，而且对他的赞誉逐渐占了上风。
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最早对他表示好感的恰恰是原来抨击他最猛烈的人。一九五五年И.列日涅夫发表了《人民生活的史诗》一文，他指出：“《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动摇不定的中农的典型。同时他具有特殊的性格”，他是“小说中描写的哥萨克群众中有血有肉的形象。读者把葛利高里看成是农民的儿子，尽管是迷途的浪子”。(16)这位过去将葛利高里定性为“我们的敌人”的批评家，现在也提出了“迷途浪子”的观点，他直接启发了后来盛行一时的“历史迷误”说。И.列日涅夫的九十度转弯事出有因。瓦·奥西波夫认为：“列日涅夫喜欢肖洛霍夫，写了很多关于他的文章，但他全力贯彻斯大林关于麦列霍夫是反叛者的指示。他以此来贬低这部小说的巨大意义，贬低作者的勇气。”(17)即他原来是奉命攻击葛利高里。当发令的人不在世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了。
一九五七年安·勃里吉科夫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使葛利高里最感痛苦的，亦即使群众所痛苦的，是错误地理解了真理，是历史的迷误”，“而葛利高里的悲剧——不论是他的悲剧性还是他的社会内容——首先在于，这个同群众一同前进的人远远比群众更误入歧途”。(18)勃里吉科夫和列日涅夫一样，把葛利高里从敌人的阵营中拉了回来，把他看成是哥萨克群众中的一员。至此“历史迷误”说正式出台。“历史迷误”说并非突然冒出来的。早在一九四○年Б.叶麦里扬诺夫就在《文学批评家》杂志上提出过葛利高里的“历史迷误”的概念。只是当时否定葛利高里的势力太强，这个观点很快就被淹没了。
承袭上一个时期的余绪，还有一些评论家将葛利高里归于敌对阵营，这就是所谓的“反叛行为”说。一九五八年列·雅基缅科在《〈静静的顿河〉思想艺术构思中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文中，引用他自己一九五四年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肖洛霍夫概括和典型化了人民之中的这样一些人的命运，他们由于自己社会出身的关系在参加革命过程中有过无数次怀疑和动摇，没有找到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正确道路，同人民发生决裂，走上了反叛的道路”，他还认定，多数评论家都把葛利高里看成是“一个反叛者的典型”。(19)这样就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列·雅基缅科上述文章的《文学问题》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还有两篇讨论《静静的顿河》的文章，一篇是Н.马斯林的《是悲剧还是史诗？》，另一篇是Н.德拉戈米列茨卡娅的《历史迷误的概念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前者对“历史迷误”说提出质疑，后者明确赞同这种观点。仿佛就形成了“历史迷误”说同“反叛行为”说分庭抗礼的局面。
由肯定葛利高里还是否定他这一问题引出了另一场争论：葛利高里是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列·雅基缅科从他的“反叛行为”说出发，断定葛利高里不可能是小说的主人公，那么小说的主人公是谁呢？他指出：“《静静的顿河》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在斗争中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人民。”(20)于是，为什么葛利高里会居于小说的中心，为什么这个“反叛者”的遭遇会博得人们的同情，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列·雅基缅科的观点不过是他四十年代的观点的重复。安·勃里吉科夫驳斥他道：“不把葛利高里看作是《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不仅因为反叛这一观念禁锢着批评界，而且还因为批评界主要是在事件(并且指整个革命事件)的广泛范围里看到肖洛霍夫小说的史诗性的。这种观点不符合《静静的顿河》的内容。”他明确地指出：“看来，由于《静静的顿河》的史诗特点，由于葛利高里形象在情节中所占的地位，由于他的悲剧的内容，可以而且应该把麦列霍夫形象作为作品的主要史诗性人物。”(21)后来列·雅基缅科在自己的专著中继续为他的上述观点辩护：“我们说人民是革命现实的主人公，显然我们指的主要是确定发展道路、方向和形式的积极的群众。在国内战争时期，革命者、工人阶级和贫农是历史的积极的群众。显而易见，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人民。”(22)多少有点诡辩的意思。这个问题逐渐失去了意义：到后来除了列·雅基缅科，很少有人怀疑葛利高里的主人公资格了。其实在列·雅基缅科的独特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学者的智慧：他无疑明白了肖洛霍夫的真实意图(描写反叛者——葛利高里，并且为其辩解)，但又不愿意“连累”肖洛霍夫。为了给作家开脱，他就提出了葛利高里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人民群众才是其主人公的观点。
此后过了许多年，对葛利高里的定性出现了一次转折。到了一九七五年В.谢尔宾纳认为分析葛利高里的方法论必须有根本的改变，不能在上述两种观点中兜圈子。《艺术家和时代》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东西。他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在于个人的内在的天赋、无限的可能性与历史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进程的不一致和分离。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葛利高里的形象的价值和意义，他写道：“就人的和社会的内容来说，葛利高里的形象和命运要广泛得多。在这一形象身上艺术地集中描述了在历史变革时期人的内在改造的过程和冲突。”(23)正因为如此，《静静的顿河》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由“我们的敌人”而成为“正面英雄”，其间的转折不可谓不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有批评家认为葛利高里是真理的探索者。Н.楚科夫斯基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战士。他内心渴望真理，并在实际生活中探索真理。正因如此，他才能攫住读者的心。但他不是夏伯阳，他找不到真理。为探索真理，他曾跑到察里津的皇家部队打过仗。为了同样的目标，他又参加了卫国战争。葛利高里既在红军中作过战，也在白军中效过力，几次从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摇摆。这种摇摆说明：他在寻找真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与他一起寻找着真理。楚科夫斯基认为：“了解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这些探索、激情和痛苦后，读者找到了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真理。”(24)这个观点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赞同和阐发，正是他们把对葛利高里的赞美推到极致。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以及С.佩特罗夫、A.梅特钦科的《苏联文学史(四十-七十年代)》都认定葛利高里是真理的探索者。(25)一九九○年E.塔玛尔钦科《〈静静的顿河〉的真理思想》一文中认为，肖洛霍夫的这部史诗是充满人类真理的思想小说：“在《静静的顿河》中普遍的真理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是阶级的、党的真理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根据这样的理念，Е.塔玛尔钦科分析了葛利高里的价值：“在人民的真理中没有任何抽象的东西，她是具体的，充盈着她的英雄的生命，尽管这英雄常常并不思索她、阐发她。像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样的她的表达者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这是个例外，屈辱的、孤独的个人命运仿佛被抛出了时代(照肤浅的观点看来)。可是恰恰是这样的例外完整地标示出了时代的方向，因为人民的追求对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真理、幸福和公正的意志的轴线通过这例外。这样的英雄在斗争的双方和党派中并不扮演指定的角色，他们从最广泛的因而也与一切时代相联系的任务——道德净化和统一人类——中解脱了出来”，“葛利高里不仅就情节来说是主人公，而且就思想来说也是主人公；他不是偏离历史本质的边缘人物，他不仅不是‘敌人’，不是‘反叛者’，而且也不是毫无个性的‘中农’；他是人民的中心和主干的代表，是体现重要真理的正面形象”。(26)E.塔玛尔钦科进一步阐发说：
《静静的顿河》同《被开垦的处女地》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在后一部作品中类似的主人公和类似的思想表现是毫无意义的。在《静静的顿河》中普遍的真理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是阶级的、党的真理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
在《静静的顿河》中没有任何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置于追求“抽象”的人道主义，“肤浅的”“粗俗”易懂的正义的意图。如果这样说那是情绪化的求全责备。在人民的真理中没有任何抽象的成分：它自身是具体的，它的主人公血肉丰满，它通常并不谈论它，定义它。
真理的类似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样的表达者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毫无疑问葛利高里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哥萨克的、中农的)“心理”。这只是他的个性和命运的过渡的阶段，尽管它是必要的，但个性和命运远远高于其上。要知道，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即使是在社会出身方面，在其环境中也是孤立的，高出其上的。他不仅在人性方面是民族的优秀分子(在《静静的顿河》中人性优异的人物不少)，而且他们的背后具有巨大的思想。
葛利高里不仅从情节上看是主人公，从思想上看也是主人公：就历史的实质而言他不是边缘性的人物(尽管是个具有个人优越性的人物)，他不仅不是“敌人”，不仅不是“反叛者”，不仅不是毫无个性的中农，他反而是人民的中心和主干的代表，是体现普遍真理的正面形象。(27)
总之在E.塔玛尔钦科看来，葛利高里是人类的真理的探索者。否定葛利高里是为了否定肖洛霍夫，同时肯定他也是为了肯定这位作家。随着时间的迁移，肖洛霍夫是苏联文学除高尔基之外最成功的作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对葛利高里由否定到肯定的原因之一。
三、三个重要转折
纵观苏联批评家和学者们对葛利高里的评论和研究，可以看出有三个重要转折。
其一是，由对肖洛霍夫与葛利高里的感情距离问题上的复杂多变转为承认作家是同情葛利高里的。肖洛霍夫是如何看待葛利高里的，一直是葛利高里评论中的敏感问题。前面述及批评家抨击这个形象，不乏攻讦作家的意味。后来当葛利高里的形象在批评界尚不够光亮的时候，为了捍卫肖洛霍夫的清誉，有的批评家采取了将尽力摆脱葛利高里与肖洛霍夫的干系的策略，如作品的主人公不是葛利高里，而是人民群众之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于对葛利高里的基本肯定，批评家开始公开承认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是持同情态度的。В.古拉的《〈静静的顿河〉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有“作者和他的主人公们”一节，他全面分析了在叙述中作者与葛利高里的情感关系，尤其是在葛利高里参加维申斯克暴动前后，古拉通过对大量引文的详尽分析看到了作者与葛利高里的“感同身受”的关系。В.古拉写道：“在这些回忆里，作者同自己的主人公息息相通，回应他的情感，体验他的感受，与他一同呼吸家乡土地的气息，在面临阴郁的绝路的时候，与他一起选择生活道路。”(28)古拉同时也强调了葛利高里已经意识到自己参加维申斯克暴动是错误的行为。В.塔玛欣则通过对《静静的顿河》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分析了肖洛霍夫与格利高里情感的近距离。(29)就肖洛霍夫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情感距离而言，苏联和俄罗斯的批评界有一个逐渐认识、逐渐趋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其二是由使用单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转向了使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一些研究家开始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葛利高里的价值(当然前一个时期关于悲剧性的讨论也属美学范畴)。A.赫瓦托夫指出：“葛利高里的价值是他身上的‘人的魅力’”，(30)他对此展开了分析。这方面塔玛欣的探索也很有成效。(31)在研究葛利高里的形象时，对西方美学家和哲学家的借鉴和运用也是很普遍的。B.谢尔宾纳一九七五年的文章强调在历史转折时期人的责任和选择的权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萨特的理论，尽管作者声称他是否定资产阶级哲学的。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运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分析葛利高里的悲剧。还有批评家借用系统论的观点，对葛利高里等人物进行系统分析。如Л.雅基缅科在《肖洛霍夫创作的美学富矿》一文中将葛利高里和其他人物放在“人——社会——自然”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加以审美观照。(32)
第三个转折的意义已超出了文艺学的范围。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指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谈到了从世世代代形成的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生活制度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悲剧性。他看清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深刻内容，这种内容是被许多作家忽略了的。这样一来，在关于阶级和个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方面，肖洛霍夫的辩证法与他的时代的大多数人的辩证法不同。所以肖洛霍夫的创作经验在二十世纪具有真正普遍的性质和全人类的意义。”(33)论者的言下之意是说，过去的作家批评家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时候，只考虑社会的价值，而忽略个人的价值，而肖洛霍夫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总而言之，苏联批评家和学者对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批评、研究尽管复杂多变，但逐渐克服了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渐渐趋近肖洛霍夫塑造这个形象的真实意图却是隐约可见的宏观的脉络。
注释：
①Петелин В.В.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Страницы жиэ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6，сс.157-158.(佩捷林：《肖洛霍夫：生活和创作的篇章》，第157-158页，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6。)
②ГоффеншеферВ.Заметка о《Тихом Доном》//Литерат-yрное обзрение，1940，№6.(戈芬舍费尔：《〈静静的顿河〉札记》，《文学评论》1940年6期。)
③Лёвин Л.Шолохов и Мелехов//Знамя，1941，№4.(廖文：《肖洛霍夫与麦列霍夫》，《旗》1941年第4期。)
④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前引书，第22-23页。
⑤Лежнев И.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48，с.129，с.128，с.131.(列日涅夫：《米·肖洛霍夫》，第129、128、131页，莫斯科，1948。)
⑥Лежнев И.Две души：О《Тихом Доном》М.Шолохо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40,№(列日涅夫：《两颗心：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1940年第10期。)
⑦Машбин-Веров И.М.Шолохов//Новый мир，1928，№10.(马什比茨-维罗夫：《米·肖洛霍夫》，《新世界》1928年第10期。)
⑧Из《Как соэдавался“Тихий Дон”》B.Гуры，М.，C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9，с.15.(转引自古拉的《〈静静的顿河〉是如何创作的》，前引书，第159页。)
⑨Р.Плетнев Р.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ХХ веке，Englewood，USA，1987，c.171.(Р.普列特涅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171页,Englewood出版社，1987。)
⑩ЛежневИ.Из темы о Шолохове//Звезда.1947.№.10.с.196.(列日涅夫：《谈谈关于肖洛霍夫的话题》，《星》1947年第10期，第191页。)
(11)ЕрмиловВ.О《Тихом Доном》и о трагедии//Литерат-
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40，№43.(叶尔米洛夫：《论〈静静的顿河〉和悲剧》，《文学报》1940年第43期。)
(12)Колодный Л.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посвящения//Знамя，1987，№10(科洛德内伊：《一个题辞的来历》，《旗》1987年第10期。)
(13)Гура В.，Абрамов Ф.М.А.Шолохов：Семинарий，Л.，Учпедгиз，1958，с.19.(转引自古拉、阿勃拉莫夫《肖洛霍夫·课堂讨论提纲》，第19页，列宁格勒：国家教育出版社，1958。)
(14)(18)(19)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前引书，第479、108、101页。
(15)(17)奥西波夫：《米·亚·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俄文版，前引书，第57、149页。
(16)Лежнев И.Эпопея народной жиэни//Октября，№5.(列日涅夫：《人民生活的史诗》，《十月》1955年第10期。)
(20)Якименко Л.《Тихий Дон》М.Шолохова.М.,Советс-
кийписатель，1958，с.163.(雅基缅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163页，莫斯科，1958。)
(21)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前引书，第124-135页。
(22)Якименко Л.Творчество.Шолохова.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2，сс.266-267.(雅基缅科：《肖洛霍夫的创作》，第266-267页，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2。)
(23)Щербина B.Художник и народ//Октябрь，1975，№5.(谢尔宾纳：《艺术家与人民》，《十月》1975年第5期。)
(24)Чуковский Н.Создание характера：Чапаев и Григор-
ий Мелехов//Знамя，1956，№8.стр.171.(楚科夫斯基：《塑造形象：夏伯阳和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旗》1956年8期，第171页。)
(25)见列·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Истo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40-70-егг.)под ред.С.М.П етров,А.И.Метченко.М.：Просвещение，1980.(С.佩特罗夫和A.梅特钦科主编：《苏联文学史(40-70年代)》，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0)。
(26)(27)Тамарченко Е.Идея правды в《Тихом Доне》//Новый мир，1990，№6.(Е.塔玛尔钦科：《〈静静的顿河〉中的真理思想》，《新世界》1990年第6期。)
(28)Γура В.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Тихий Дон》，с.173，с.174.(古拉：《〈静静的顿河〉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前引书，第173-174页。)
(29)(31)Тамахин В.Поэтика Шолохова-романиста，сс.183-184.сс.187-188.(塔玛欣：《小说家肖洛霍夫的诗学》，前引书，第183-184、187-188页。)
(30)Хватов А.Шолохов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исканиях со-
врененности//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1984，№4.(赫瓦托夫：《肖洛霍夫对现实的艺术探索》，《我们同时代人》1984年第4期。)
(32)ЯкименкоЛЭстече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творчестваШолохов-
аВ сборнике《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
ратура，1975，сс.204219.(见雅基缅科《肖洛霍夫创作的美学富矿》，《米·肖洛霍夫》(论文集)，第204-219页，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5。)
(33)列·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第544页，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