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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
相对以往四十年，晚近十余年来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变化，是面临了显而易见的限制。在此之前，文学批评在中国表现为或者说被怂恿着成为一种无限扩张的话语形态，一度远远跨越文学的边界，代行或被利用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即便在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在从意识形态层面大步后撤之后，仍然在一般思想文化领域承担重要的载体功能，许多非文学的观念变革竟然也是由文学批评发起。这一局面现在看来是彻底完结了。如今文学批评的声音，很少传到文坛以外，纵是在文学内部，文学批评的声音被忽视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这谈不上是好事或坏事、进步或退步。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文学批评更接近于它本来的位置了。
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竟然也有几乎没有改变或实质上没有改变的一面。
首先一点，是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由于长期错位的历史，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在一种被剥夺了自足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表面上看，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是，无所不能，实质却成了话语空壳，成了一种“壳资源”。在人们心目中，文学批评不具真正的专业性，而是一块公共领域，只要需要，它就可以为任何意志目的服务，成为其方便的工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批评不单产生过姚文元那样的政治野心家，而且演变成一种广泛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文革”中的大字报把文学批评强行推广到千家万户，直到后期的“评《水浒》”，文学批评实际上充当了那个时代最为持久的戏仿式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这种格局下，文学批评家被置于极高的地位，一个解读并掌握了当时的威权所赋予文学批评的要点的人，将赢得敬畏、职位甚至相当高的权力。但在这显赫的背后掩盖着的，恰恰是文学批评自身的合法性的取消。随着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威权本身的动摇和解构，作为其附庸的文学批评很快沦为最缺乏信誉和严肃性的存在物，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事件，如对俞平伯《红楼梦》思想的评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对丁玲的批判、《海瑞罢官》批判、“黑八论”批判……等等，被揭露出充斥着谎言、骗局、背弃和投机。“文革”后，尽管文学批评在20世纪八十年代力图恢复它在公众心目中的真实性，但道德上的疑点却仿佛已刻在人们心灵深处；从作家到一般读者，几乎都不给予文学批评以真正的尊重，读者宁肯相信媒体的商业化炒作，也不听取批评家的见解，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态度则变得十分油滑世故，他们之于批评仅限于功利地利用它最后一点价值，即利用批评使自己在文学界内部站稳脚跟，而一旦达到目的成为享誉社会的人物以后，往往毫不留情地过河拆桥，甚至十分轻慢地嘲笑文学批评——实际上，不要说大红大紫之辈，即便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对批评家也是当面奉承背后鄙夷。批评家常为此感到羞恼，视为个人名誉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不敬之意与其说针对批评家个人，不如说根自于对文学批评这一职业的轻蔑，而其责任并不能由批评家个人承受。职业性的贬低是中国文学批评最严重和最需要摆脱的困境，我们注意到，这种职业性的缺陷不单单使过去的批评史充满被人质疑的问题，而且也暗中影响到当下一部分批评家对自己职业的态度，这种态度多多少少有点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的消极感。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表面上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批评家在工作中愈来愈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性情，轻则苟且、重则以批评为交易，从而进一步削弱着自己的形象。然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并不是所谓批评家的“道德”的沦失，而来自于批评史对批评家心理的磨损和销蚀，使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看不到值得坚守的原则、理念和荣誉感。
其次的方面，是文学批评的理性问题。它与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但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如果文学批评未能形成其独立的专业化和学术化意识，它只能充满随意性，当涉及探讨和争论时，这种随意性几乎必然地会演变为无度的渲泄、谩骂、诋毁。我们看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被这种恶意所充斥，在观点分歧的时候，对自己观点的捍卫往往是以对对方观点的不尊重、缺乏诚意甚至十足的语言暴力加以贯彻的。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文学批评对理性的践踏，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怂恿和鼓励，其粗暴程度不言而喻，问题是，“文革”以后当意识形态威权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已大为缓解时，文学批评仍然不能摆脱渲泄式的表达。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二三年左右可能稍好一些（但依然有继续成功地运用“施暴”批评方式制造“事端”的例子），到20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近五年来，批评界的非理性倾向又呈变本加厉之势。一味以骂为能事的“口水批评”愈演愈烈，无论于人于事于作品，一旦不合己意，辄骂倒了事。即便尚未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也有很多论者全无疑义相析之心，唯有耻笑挖苦之能，似乎批评一物，不是为求知明理而设，只是供给人一个出气筒。以问题为本、慎于思考、沉静以言的批评不是没有，但跟率尔雄断、强作悍论的情形相比，声音微弱得多；在后者当中，我也曾见过就其设论而言非无价值的例子，但不解何故，偏不能持论端方、条分缕析、平心静气，必一逞桀狂嚣叫之态方快彼意！曩者，于此类现象，我多以为系个人心态浮躁所致，后又将其归咎于过去多年崇尚暴力倾向的结果；近来再思，则感到与上述二种因素虽不可谓无关，但根子却不在这里，根子理当是当代文学批评从未被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规范。任何人，把脚踏入批评之前，并不知道从事这一工作有何规则可言；只要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可以毫无廉耻地抬轿子、说空话假话、粉饰吹嘘，也可以霸道蛮横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栽罪诬陷、党同伐异。当代文学批评不是在治学的概念下建立起来的，却是一种危机的产物：既有权力的危机，也有思想的危机，人们聚集起全部注意力来实现两个目的——防止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并尽可能给对手制造危机，控制风险和审时度势的警觉挤占了批评家的大半心灵，这让他们反复无常、性情乖戾，并总是把着眼点放到批评的外部效果上，比如说，是否在某种局面里掌握了主动、是否能够把事态导向一种戏剧性、是否有足够的敏捷以抢得先机、是否善于以进攻来保护自己……很大程度上，在我们这里批评成为一种谋略类游戏，手段远远压倒目的，不单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许多时候甚至根本无从谈起目的而只有手段的表演和较量。我无意声称文学批评必须四平八稳，我愿意看到批评从观点到表达方式上的充分的多样性；但是，这跟取消批评的理性内核、剥夺批评的建构性完全是两码事。而坦率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最不容易看到的，正是建构性。前三十年除了至今难解的恩恩怨怨外，文学批评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被历史传承下去的真命题；后二十年固然形成了某些有探讨价值的命题，却又被口水弄得污七八糟。有些人神经脆弱了些，似乎像鲁迅的再评价之类问题提不得，一提就大逆不道，对此我倒并不以为然，我觉得再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成为批评的对象，但是它的讨论方式和结果必须是建设性的，可以明晰的，也是为不同观点者的论辩与反驳留下余地和条理的，但目前许多问题显然不是这样提出来，发难者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讨论，是为了泄忿，让自己的观点不求逻辑地直接成为论断。类似的情形绝非少数，却见于几乎所有的焦点论题。在中国，从来没有提出过从事批评的“资格”问题，好像不拘是谁，只要心血来潮，都自动取得这种“资格”——这显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问题。
独立和说理，这两点在我看来是文学批评最基础的规定性，但我们恰恰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为了培育这样的基础，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界需要从“批评不是什么”的反思开始，将异质逐个排除出去，使文学批评最终形成明确的界限。换言之，我是说尽管社会及文化的变动已经使文学批评的存在和影响受到限制，但这并不能使文学批评真正回归本位；只有当文学批评意识到从内部对自己作出某种限制时，它才有可能享有一种专业的意义和地位。
艺术的再度重构与智性的深层发掘
洪治纲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已越来越强烈，其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尖锐。在很多人眼里，批评家要么是时髦话语的批发商，要么是出版商的忠实推销员，要么是玩弄玄奥概念的象牙塔式人物，偶尔有几个批评家忍不住发一点“异类的尖叫”，立即被授予“酷评家”的“光荣头衔”。批评似乎已变得越来越萎缩、庸俗甚至充满了某种游戏的色彩。嘲讽者有之，怒骂者有之，不屑者有之，当然也不乏少数认真而清醒的批判。
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对类似的文章总是认真地阅读，并时时地按照他们的论断进行自我检点。说实在的，这些文章虽也谈得不无道理，但大多都停留在现象的层面，并没有触及到批评衰微的真正原因。不错，与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批评的确已有些不如人意，尽管好的批评仍然层出不穷，但更多的批评文学确实是越来越显得没有力量，越来越无法精确地切入文本的真正风核，越来越难以给人心智上的独特启迪。批评的有效性正在受到大面积的质疑。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实际上暴露了批评家主体内部长期存在的两个相当突出的弱点。一是对文本进行再度艺术重构的能力不足，一是属于自我深层的智性发现薄弱。前者构成了我们对具体创作的分析与阐释常常停留于话语的自然层面，重视归纳而不重视解构，强调演绎而不注重重构。后者导致了我们或者注重自我主观意志的强行介入，使批评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创作作为自己预设审美价值的证据；或者注重单个文本的实证式分析，对作家的整体创作态势以及文坛的整体发展动向缺乏敏锐的把握和准确的判断。
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具体文本进行艺术的再度重构，就是在既定的话语之中延伸它的审美内蕴，拓展它的审美空间，使人们在这种“二度创作”中领悟到作品中某些更为丰茂的审美信息和艺术内涵。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罗兰·巴特就曾反复强调，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文本的再创造，是对作家既定文本的二度重构。读者应该明确自己是一个文本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机械而被动的接受者，他应该在有效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地根据自己的艺术感受和审美体现投入到话语的再创造过程中，使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形成某种积极的、甚至是激烈的互动状态。虽然巴特在这里论述的是一个有关接受美学的问题，但它实质上涉及到的也正是批评所必须把持的态度。真正鲜活的、富有生命情趣的批评，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对象保持着高频交流的话语表达，不是像医生拿着手术刀对别人的躯体进行冷漠的解剖与探究。它同样注重解构，但这种解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碰撞，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在审美心理上的频繁对话。它是潜在的、双向的，却不是武断的、单向的。只有当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对象保持在同一种精神维度上，并以对话的姿态进入到话语的审度之中，他才有可能有效地逃避那种一厢情愿的、看似宏观实则虚蹈的归纳与阐释，并于解构的同时，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成功地完成文本的“再创作”。
坦白地说，这个过程对于批评家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要进入这种真正的审美心理上的交流，不仅需要我们进行反复的潜心阅读，敏感地捕捉到那些作家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还要我们调动自身所有的艺术积淀和审美感受，从对象中测度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图和价值取向，敏锐地把握它们的艺术效果，并对之进行恰如其份的分析和判断。尤其是对于那些写作技术日益成熟、作品意蕴日趋丰厚、审美价值日趋多元的创作现实，批评的力不从心也在所难免。但我们不能藉此就有理由游走于文本的话语表层，而沉迷在某些概念的游戏中不能自拨。回到文本，回到创作主体的真实内心，将我们自身作为一种积极的参与者而非单纯的审视者，主动地投入到他们的审美心理中，我们才能找到科学的对话方式，也才能以重构的方式完成文本内核的深度凸现，使我们的批评话语拥有坚实而深邃的立论基础，拥有鲜活而富有生机的精神基质，既摆脱了某种凌空虚妄的尴尬，也摆脱了表层言说的浅陋。
要真正地实现批评对文本的二度创造，当然离不开批评主体在艺术智性上的全面投入。这是一个涉及批评家艺术素质的关键问题。艺术感觉薄弱，艺术灵敏度偏低，自然就无法完成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深层次对话，也不可能获得令人心悦诚服的艺术重构。事实上，某些不可思议的批评错位或者天方夜谭式的“误读”，也的确不在少数。它们之所以陷入一些片面性、偏狭性的泥沼，我想，可能不只是某中个性使然，还理当存在着批评素质上的缺陷。
这种素质上的缺陷，同时还表现在批评家自身理论储备的静止状态和封闭状态上。我们总是习惯于自己既有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很难根据创作自身的动态发展及时地加强艺术理论的动态补充，也很难在一种真正开放式的审美体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容易陷入自身固有的、封闭的理论定势中，以一种停滞的眼光去批评创作，就因为我们没有与文学自身的迅速发展保持审美的同步性，没有以开放迎纳的姿态去积极地修正、完善自己的批评方法和调整、充实自己的审美观念。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批评家对自身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是通过对创作的动态跟踪，检视自己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确认自己作为批评家在角色上的胜任程度。
理所当然的是，艺术智性的充分发挥，不仅有利于批评再度激活批评对象的内在精神，还可以迸射出批评家主体自身的思想火花。那是一种属于自我的审美发现，是穿透文本之后的灵魂的闪光。这种火花，是对批评对象全面燃烧的结果，而不是远离对象的自我引爆。它的燃料来源于创作，燃烧也是针对作品内蕴的一种高度升华，就其实质而言，也是在对文本进行重构后的一种集中表达。如同创作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创见，批评也同样不能没有自己的审美发现。它意味着我们在与批评对象进行审美交流的过程中，不是盲目地屈从于文本的力量，导致自我的最终迷失，而是明确地恪守自身艺术品格的独立性，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寻找文本的独特价值，去探究创作的潜在意图，去发掘作品的深层意蕴，从而使批评始终传达着自己的声音。
优秀的批评和优秀的创作一样，都是一种充满智性的艺术发现和独特创造，都是一种个性化和风格化的产物。它不仅具有独特的、充满灵性的性灵之光，还在话语形式中浸润了某种独特的审美情趣。好的批评也是一种美文，能够让思想附着在灵动的形式上，洋溢着种种智性的气质，譬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钟嵘的《诗品》，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有独到的分析与阐释，又有楚楚动人的话语形式。人云亦云，固步自封，以及那些枯燥无味的学究式说教，都不可能带给人某种审美上的启迪，也不可能产生丰饶鲜活的思想内涵，而只能使批评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我们的批评之所以时常出现偏失、分裂，失去批评的有效性和尖锐感，甚至失去了批评的个性特质和思想锋芒，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阐释和判断创作，而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智完全投到对象应有的精神层面中，没有使自己的智性激活作品的智性，使话语交流形成了阻隔、滞涨和错位的倾向，不仅让作家觉得隔靴搔痒，连批评家自己也觉得不尽如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乐于寻找自己的发现。虽然我承认这并非易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这种努力。让批评回归到自我精神的深层部位，用全部的心智启开艺术对象的隐秘世界，在批评家与作家的精神对撞中寻找灵性的火花，并使之在一种充满智性的话语中传达出来，也许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核心问题。批评的最终意义，我以为不是为了对批评对象形成某种权威式的影响，更不是为了制造某种浮泛的时髦概念，而是通过对创作的不断重构，展示自己的审度能力、判断能力和审美发现的能力。真正的批评，应该以平静的心理、苛求的姿态去观照批评对象，力所能及地在话语表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思考。
关于批评的两种想象
李敬泽
六七年前，和王鸿生聊天。鸿生兄是我所见过的最认真、最诚恳、最书生气的批评家，那天晚上，在华侨大厦寂静的大堂，他用了两三个小时向我阐述“底线”问题。
鸿生的意思是，最好像某一年的世界伦理大会那样，中国的批评家们也能聚在一起，讨论、商谈，达成关于文学的某些共识，哪怕是最简单的常识，就像“不可杀人”、“不可偷窃”。
于是——据我回忆，鸿生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将可形成一种最基本的语境、一个通用的“平台”，鸿生似乎还用了DOS或视窗之类的比喻。
说这些的时候，鸿生的眼镜片儿上闪烁着热情的光芒，我觉得他是在憧憬着什么，不仅是切实的、普遍的知识进展，还有在批评家之间、甚至批评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柏拉图学园的精神气氛。
——我觉得这不大可能。但说到“共识”，它其实是有的，至少在阅读和批评的范围里，某些基本要约为人们普遍接受。比如有人由文学追溯到社会，有人坚决不同意，他由文学追溯到“个人”，其实他们是有共识的，就是“通过什么反映什么”，只不过这张底牌亮出来，很多人又不肯认帐了。
这次交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鸿生的焦虑来自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激烈的断裂和破碎，甚至来自中国人建立一套可供分享的意义系统时遭遇的巨大困难。
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鸿生是否仍然葆有那份热情，但我知道，世界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仅就文学来说，我认为它正在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统一性早已瓦解，时代已经培育出各种各样意气风发或灰心丧气的新群体，他们乐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幻觉中，文学是表达和分享这种幻觉的方式之一。在2001年，我们看到的文学景象如同海面上渐渐浮起一座又一座孤岛，它们把人们相互隔绝起来，使不同的意识不再交融，使人根据他隐秘的利益感受、想象和言说。
我这种看法也是透过某一副眼镜得来的，也是“通过什么反映什么”的路数。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路数，但这确实就是我们牢不可破的一项“共识”，我们所拥有的、或者说在可见的将来我们可能拥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那么除此之外走别的路都未免迂远。
当鸿生在几年前谈论语境和“平台”时，他把希望寄于批评家的理性、批评家的自由交流。现在，我认为这个语境和“平台”其实一直都在，但对批评家来说，首要的伦理是“真诚”，这既是一种自我意识，也是一种身份表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话，我为谁说话，这决定了我怎么说话。
当然，这也不大可能。琢磨诸如此类的事情，证明我的书生气有时也不下于鸿生。
批评家的精神资源
何向阳
深入生活，了解现实，接触实际，作为作家写作的精神资源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生活”的内涵理解不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丰富，生活本身也获得着常新的解释。但“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这样一个命题，可以说经过了时间与实践双重的检验。现实生活也正以它巨大的魅力而为当代创作提供着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言及创作，脱离不开生活。正如言及批评，脱离不开理论。深层的写作总是与深厚的资源贮备分不开的。理论是批评家的贮备，是一个批评家的精神资源这一点随着批评实践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入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检验一个作家，看他社会感悟能力与文化素养是否完备一样，理论功底的是否深厚与文学感悟能力的是否敏锐，成为看待一位批评家的标准。这两项能量的贮备的多寡优劣也确实影响着一位批评家的批评实绩。长期以来，理论（他的言语背景）、文学（他的说话对象）构成着他的知识结构与话语方式，成型着他的良知系统与人格立场，也成为人们看待一个批评家的两大支柱，久而久之，成为人们看待批评的目光定势。这都是不错的。但是在这样的视阈里仿佛漏掉了一样，比如，没有人问过一个批评家的内心生活，他对现实对文化的看法是否都直接真实写到了批评中去，以及不是从一个既定现成的理论命题出发也不是从一部具体小说或者一类文学现象出发，他仍能作为一个正常正直的人对现实生活下判断，而不是以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框套、拘囿、删减或扭曲了生鲜活泼的现实生活的折射——文学作品么？这个问题连批评家自己也无暇去问。它的背后是：现实生活的影响力真的可以在一个批评家的写作之外么？或者问题该这么提：一个要时时对以现实生活为基点写作发言的批评家真的能够做到对当代文学当中浸染深厚的现实生活本身不闻不问，而其结果还能获得对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正确认知与深入揭示？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只是平常被忽视罢了。而被忽视了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认知却正是一个批评家人格确立与良知形成的基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这个世纪初，有关批评的批评不绝于耳，诸如批评的短期行为、理论的实用主义、批评辐射能力的衰微、人文精神的失落、理论的短寿、语码的混乱、学理的不足，规范性的呼吁、艺术概括能力的欠缺、“捧”“骂”之弊、“圈子批评”、“商业化批评”、“炒作”之虞以及批评的失语等等。当然来自批评界自身的“检讨”与梳理更其严酷和不留情面，面临新时期日新月异的创作实际，批评在作出自己应有的敏锐回应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自身建设方面的不足，也在针对诸多问题不断调整和苛求着自己，以适应时代新文学的快速发展，以能更好地阐释和解说文学当中日益成熟的理性思考、美学观念，并在与文学发展的同时期完善着自身学科的理论贮备。回顾20世纪90年代批评，确是一幅带着些许悲壮色彩的突围图景。应该承认，虽然其中存在如上所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20世纪90年代批评就整体而言仍然较80年代批评有长足进步，它的独立意识以及在自身建设上的用力都标志着某种成熟。但任何一个置身于这一时代置身于批评之中不仅以批评为职业而且热爱批评以批评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青年批评家也都会觉察到不足。他并不满意于现今的批评状况。实际上，事关批评的批评也正是由他们最先发出声音的。在1993年10月河南省青年作家研讨会上，我作过一个发言：“批评的歧义与先锋的模棱”，提出了批评的主体性建设问题，批评家主体自我塑造及人、文统一的命题，设想树立一种理想的人格化的批评和写作，来对恃“圈子批评”和这种批评已经引发的创作的自娱。1997年4月广州“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会，涉及许多批评改进与建设的话题，至今我仍怀念那个会上的每个人认真介入的气氛，那是一种急批评之所急的心情流露。提交大会的同题论文我谈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在取得了诸多优长——理论贮备、主体意识、独立性等之外的实践性的不足，并向往杂糅20世纪80年代人文色彩与90年代理知功能优长、剥离前者的具体琐屑后者的高蹈务虚，呼唤一种身体力行批评的产生。当时并没有对“身体力行”做过多解释，只是直觉到批评除了理论的拿来与文学对象的深悟之外，仍需有另外一种更切实的东西来作补充。有这样想法的不止我一人，1997年《作家报》曾有“关于净化文学批评的讨论”，持续一年，王光东、吴义勤、施战军、张清华、阎晶明、孟繁华、李洁非、洪治纲、杨扬、谢有顺分从不同角度提出过颇具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学理规范，比如玄奥理论向真切扎实的文本批评的过渡，比如批评者的艺术良知与批评人格这样一些主体的命题，都旨在针对当时已显隔膜——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文学——的批评而发出拯救之音，批评需要净化，批评需要建设，是这多年来批评界真诚渴望与文学、与社会沟通的声音。然而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有些问题非但没有获得解决，甚至更严重更恶化了，比如批评当中的骂派作风在上世纪末年似有卷土之势，而这正是前些年提倡的学理化、规范化和重实证重考辩的反面。所以方法的倡导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原因，追溯起来，批评家主体的塑造可能仍是不能回避的一条。批评家可能往往会因为脱离了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语境而使他的批评显出浮躁的文风之外还会生发出不合实际甚至虚无的结论。这样的批评与结论不仅使批评形象大打折扣，而且使真正的批评建设的步伐受到滞阻。
这个意义上提出现实生活作为批评家文学与理论之外的精神资源的第三维，还有一个更个人化的原因。从1998年开始我为《百姓黄河》写作走过黄河沿岸一些村庄，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八位作家“走马黄河”进行社会文化考察活动，参加的人里只我和李敬泽两位从事批评的，敬泽是一个很重实践的人，这从他对法国年鉴派如布罗代尔的历史写作的推崇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想法是，批评总是第二手获取社会的材料，平日从文学作品里获得它，这次终可以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当中亲手拿来，这是一次获得第一手材料、用自己的眼睛去真切地看现实的绝好机会。从青海上游黄河走到山东入海口，得以以一种从容的眼光看黄河两岸百姓的生活，我选择的点是一个个沿黄的村庄，在那些历史上知名或不知名的村落间行走，犹如走在一幅民族底层生活的地图的细部，也仿佛是走进自己的心脏。是一次接受输血的过程。奔走途中接触到的让我感慨动情的人、事是书斋阅读中替代不了的，深入生活，了解实际到了真走到路上时就绝不是一个虚词。我在想，一个写作者，往往在读两部书的基础上才慢慢获得发言的，一部书，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积淀，一部书是打开的生活，对于前辈而言，生活之书他们是当作写作与人生的精神资源去吸纳的，而这一点对于长于文化之书作为知识结构与人生积淀的我们却相对不足，不能说文化的书就已摄入得营养过剩，它仍然需要花费心力去读和消化，但生活之书确实魅力更大，真正读进去，其中并不乏优秀的文化，这部分精神资源的缺失与营养不良，我想会直接造成与社会与底层的隔膜，而这隔膜可能正是批评自说自话等同仁们已经意识到了的诸种批评状态的一种文字的结果和折射。
健康的文字首先应是健康人格的丰满表达。批评在自身建设上已经意识到了种种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人格的确立，文化的积淀，良知的追求，正直的品格，价值立场的形成，批评视野的拓展，内在情感的砺炼，真诚坦荡的襟怀，诚恳真情的为人与为文，我以为在加强自身理论修养的同时，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这样一座富矿所提供的精神资源。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基点是任何由此衍发的概念、观念、流派、思潮、思想、方法的根本，人的学问，是关于人的，而对社会、对现实生活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也更真切地认识人，同时也会在与人的接触中渐次找到一种对人的体贴、关心，为概念观念诸多理念的演绎提供一个人文的支撑，赋予批评一种贴切的人文情怀，使它成为人写的，为人写的，使人看的，使看的人成为人的写作。
常言说，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数年前，一位作家回答我的访谈时讲，真正的方法只存在于你为之从事的实践中。我想也许从来没有一种方法先验存在着，一劳永逸地在那里等待解决一切问题。对于批评更是如此。没有先验的方法，只有追寻的实践。实践在我这里的含义还不只是批评本身的实践，那种写作的叠加，而把自己投入到实践中去，不仅写作的实践，而且为更好的写作的产生对本人人格的砺炼，我想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现实生活帮助更大的。现实生活作为一个批评家尤其青年批评家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资源而引起重视，从而将之带入写作，也许会使批评家在与时代的精神信息保持互动的关联上为批评注入生动鲜活的东西，功利上讲亦不失为它自身突破“圈子批评”、“商业化批评”的药方。建造与创生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是离我几年前提出的“身体力行的批评”又近了一步，有现实生活的介入，使我以一种更从容更达观的心态看待人，它教会我善待。更重要的，它使批评成为一种创作，一种质朴的生命表达，一种自我人格与社会文化人格一同成长的诗意过程。我想，这种批评是带给我快乐的写作。是我理想的批评境界。这样的创造中，那棵理论的灰树或许正长出青色的叶子。希望如此，祈愿它是一处庇护，对于精神，对于人。
批评：我的困惑和向往
阎晶明
在我的心中，批评是一个单靠知识或仅凭诗意都不可能抵达的地方。于是，我不认为那些具有学院派面目的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大而无当的空泛谈论是真正的批评；我同样也对洋洋洒洒，自鸣得意，故意用“创作实践”的资本遮掩自己缺乏深思，并且还以此争夺话语权威的所谓“作家批评”不以为然。批评有她自己的境界。
我曾经生吞活剥过许多西方批评大家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译著后来被证明是充满了翻译谬误的赝品，仿佛已经把握住了一点批评的真谛，又很快无所归依地消散，只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能成为一种运用自如的批评武器。当我看到有人用“新三论”（这些理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中的“系统论”分析“山药蛋派”小说家时，我觉得哑然失笑；当我读到有人用“原型批评”（它也算是“传统理论”了吧）分析一篇乡村题材的小说时，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别扭。然而，批评的确就是这样在一种被征服和不无向往的境地中学步前行的。我们的困惑来自于，我们其实真的在学步，而我们心中的自己却可能早已是英武的勇士。
我们的困惑大多是最基础的和常识性的。在批评界你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名家大家正在受到怀疑和指责，赞美的文字又常常送给一些不见经传的名字。这种分裂状态经常会表现在同一个批评家身上。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提醒我，你连某某（作品几无影响的地方作者）的作品都可以评论说好，还对已成大家的人搞什么“酷评”。这是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批评良知的问题。也许那些刚刚起步，或者还在文坛门外的人对批评家拥有更多的敬意和期待，而那被“寻找”到或自认的“大师”们，常常对批评抱有虚假的不屑和复杂的失望。但这一切都不应当成为批评家妥协和放弃原则的理由。
批评需要多种背景，文坛动向是其中一个。然而当文坛本身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话题争论成为批评主流和兴奋点时，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就会成为无人过问的支流末节，文学批评扮演着在名利场中搅浑水的角色。云烟过后，批评还在原来的起点上。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骂派”批评很受追捧，人物不论大小，事情或有趣或无聊，只要能造声势，就必定受到小报编辑和杂志主编的欢迎。有的甚至还演化成了法律诉讼。种种夸张的姿态和刻意拨高的音量，成了批评家引人注目的主要条件。其实，这些本来就未必成立的问题最终也不会“骂”出结果，找到真理。再往前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批评生存在文化批评的阴影下，作家作品成了一系列文化现象中的旁证被不断罗列。也许还有人为此沾沾自喜，殊不知文学的独立性却正在这种“重视”中失落，由于文学批评过度的文化批评色彩，一些人文学者在一夜之间也变成了批评家，他们可以依靠碎片式的印象和临时阅读对文学发言。“批评的缺席”，其实是对文学本身的缺席，是批评家对文本批评失去信心和兴趣的表现；“批评的失语”印证的是文学批评主要功能的丧失。我这里的功能是指，批评家应当在扎实、系统地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把文本阐释视为批评的正途，真正在文学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背景下，为手中的作家作品进行历史性的定位，阐述其在文学链条上的作用和价值。
在我的向往中，批评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富有诗意的科学，也是拥有学理精神的艺术。批评家从文本中感知灵性，用理论素养综合、归纳和提升自己的悟性，在充满个性的批评文体中，渗透出科学求实，严谨扎实的精神。因为批评面对的是文学，所以比一般的学术研究更为鲜活，因为她对文学的表达既是个性的传达又是学理的总结，所以又不同于作家们的“创作谈”和“印象记”。正是这种科学与艺术的交融，才使得批评散发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潜质，而非人人都可以操刀。
批评的建设首先应当是独立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建设，这是我们最为缺乏的，近二十年来，在西方批评理论以集中、快速的方式引进之后，我们的批评家仍然缺少属于自己的可以依靠的批评理论。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成果，那些以“印象”批评为主，以“点评”、“注解”、“眉批”见长的批评，在现代性的转换方面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在中西批评理论结合和互补方面更是少得可怜。完整的批评理论大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批评观同时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哲学观，中国批评家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理论建设方面就具有更大的难度。幸运的是，目前的中国批评界，青年人才很多，并且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学机构中都有分布。如果辅以相应的扶持，中国批评的理论建设就会取得长足进步。批评的繁荣和发展就会有一个稳健、扎实的起点。批评就不会总是在一个平面上游动，发展，她就应当体现出足够的上升能力，拓展上升的空间。
批评的独立性是个脆弱的命题。批评本身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是她避免沦为文学附庸的前提。批评是文学的附庸，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使不断反驳也很难消除。批评家放弃对批评个性的追求包括对批评文体的探索，在一个特定的批评氛围中人云亦云，都是一种自贬其低的行为。求真求实不是一种发言姿态，而是一种融入批评家灵魂深处的精神。批评家的胆识，不但应当体现在对新起的文学现象的大胆肯定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这些现象能够始终保持足够的警觉和质疑，尽管这种警觉要冒被人指斥为“守旧”的危险。向所有新的潮流致敬更容易得到一时的讨好，但批评家独立存在的价值却因此被削弱。批评不可能为文学“立法”，但批评应当有一种秩序、尺度和标准。
批评的野心
谢有顺
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批评表示出了不满。虽然，批评作为一种事业，一直不缺乏为之努力的人，但它的文学作用的日益衰微，却是不争的现实。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批评固有的功能正在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凝。读者不看，作家不承认，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恍惚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词语的责任，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
看上去，批评更像是文学族类里的贱民。而真正让人痛心的是，当别人蔑视批评的时候，批评家们并没有充分地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捍卫批评的尊严，反而在人情、利益和复杂的文学境遇面前继续溃败，也继续着自己的无能。真正的批评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有一整套的原则、价值、梦想、生命力供我们探讨和坚持。
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批评的生命和力量，什么是批评的障碍和敌人？相信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但我还是渴望能握住一秘密通道，得以进入批评的心脏。由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批评这个词最初出自希腊文，意思是判断。这是一个简明而清晰的表述。然而，批评作为一种判断，在当代批评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两个陷阱：一是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这种状况在当代批评中非常普遍。许多的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批评，既不会得罪作者，又不会使自己露怯，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最为平庸的批评，因为批评家失去了判断的自信和能力。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值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这样的批评有什么用呢？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如果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那他的劳动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尊重，他的价值也值得怀疑；二是在判断这个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评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而是有点法律意义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它当作“定罪”的同义词来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绝判断，这属于一种过度判断，走的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批评界许多专断、粗暴、横扫一切、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均是这方面的典范。美学判断一旦演变成了严厉的道德审判，我想，那还不如不要判断。——因为它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对于批评中这种过度判断的警惕，令我想起米歇尔·福科说过的一段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这真是精彩的表述，可以说，它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批评所需要的元素：生命，点燃，观察，聆听，召唤，存在的符号，唤醒，创造，想象的火花，风暴和闪电……还有比这更动人的批评吗？
如果以这样的批评作为标准，那我们就会知道，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是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所以，我对那些动不动呼吁所谓客观、公正的批评的人，历来不以为然。批评既然是一种写作，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公正的、符合大众的普遍准则的，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
在文学这个复杂而隐秘的世界里，我不敢说批评家要成为写作的引导者和规范者，但是，它至少要有所发现，从而能使读者更自由地阅读和选择。这一点不容忽视。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知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我曾经在《我们批评什么》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都算是很出名的批评了，但他们决非冷漠的工匠，而是一个热情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是在借着诗人与作家，来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他们看似在谈论别人，其实他们是与被谈论者互相阐释着。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批评，因为它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效地解释我们时代的精神，以及我们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差异所在。中国批评界的缺乏，恐怕不在知识的结构上，也不在批评语言的运用上，（恰恰相反的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批评家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比如说，把西方几十年的文论一夜之间就占为己有；又比如说，当下的一些批评家写的文章，在表面看来，几乎像是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在说话，不仅使用着生硬的汉语，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外文。）批评真正的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地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简而言之，他们在精神趣味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因此，现在重提一些业已失去的批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防御批评家落入新一轮的精神腐败之中。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我以为，就当下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家现在最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锋芒。我想起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一书中的话，他认为，艺术只有“拒绝与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的反论”，才能体现出它的真理价值，成为“自由的象征”。我想，这些话同样也适合于批评。当文化工业越来越威胁到写作的纯洁性，并对大众的文化需求实施越来越多的控制的时候，批评要发挥起它固有的否定与批判的力量，以澄清写作中经常出现的误解和越来越模糊的精神界限。
福科还有一句话说，批评就是使自然的东西陌生化，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品质并没有得到普及，相反，会议发言式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文字却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认为批评应该是一种异见，批评家要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有一个叫斯威夫特的人说：“真正的批评家就是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话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最检验批评家的能力和勇气的。所以，这是一个做真正的批评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的批评良心斗争。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像专业和美学问题一样折磨着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这种斗争在批评界会更加强烈，因为有很多批评死结正源于此。我很喜欢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作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在批评的写作中经常想起别尔嘉耶夫这句话，并在暗中认为，若有可能，批评家都应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而不是随便与当下的文坛同流合污。
这些，也许不仅是对批评的苛求，而是近似于批评的野心了。而据我的观察，好的批评家往往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现在，请那些有类似野心的批评家从读后感、吹捧文字、不知所云、毫无个人感悟和创见的写作人群中，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