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筋凤髓判》判目破译——张鷟判词问目源自真实案例、奏章、史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词论文,奏章论文,案例论文,真实论文,龙筋凤髓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判词问目的真实性问题，前人未曾论及。学者一般不加区分地看待唐人判词，以为唐判案例都是虚构的，不若宋判（尤其南宋判词）是对真实案件所下的断语。〔1 〕我也曾受此影响，一度以为唐判问目未必真。但仍不无疑问。
实际上，张鷟判词问目的真实性与否，不仅关乎对张鷟本人的评价和认识，更关乎对唐代判文发展的理解，也关乎对唐代法制的把握。因兹事所关体大，工作过程又极艰苦，不妨劳烦叨叙一二。
一、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我读《龙筋凤髓判》，感觉上总倾向于认为它们是真实判目。理由有二：
以时代而论，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唐人判词中结集最早者，属于唐代判词发展的第一阶段。唐判词历经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载：“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寝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按张鷟于高宗调露中登进士第，卒于玄宗开元中期，则其活动正当高宗末、武周、中宗、睿宗直至玄宗开元中。又上引《通典》注，以高宗显庆初刘祥道上疏论“曹司试判”为“试判之所起”，则张鷟判文应是适应吏部考判之第一阶段需要产生的，其判词问目属于切于吏事的州县案牍，而不属第二阶段的经籍问目，更不属第三阶段的僻书曲学或隐伏之义。以此推量，张鷟判文问目应以居中的武周、中宗及睿宗时事为多，但不排除使用高宗末及玄宗初时事。此其一。
其二，张鷟判文每每给人以真实的印象。判目中既无经籍问目，更无僻书曲学，源自当时真实案例和奏章的痕迹非常明显；且年号、官名、人名、地名、建筑名，一一指实，似不容假。这与白居易的《甲乙判》差异很大。白判虚设甲乙，不具人名、地名等，且多有经籍问目，恰合《通典》所谓吏部考判第二阶段的显著特征。
但证明工作历尽周折。年号（如神龙元年）、地名（如沧瀛等州）、官名（如衡州司马）皆实在，但尚不能认定实有其事，不能排除张鷟杜撰乌有之事的可能性。唯一稳妥的办法是从人入手，再考其事。我从判目所涉的专有封号和可能在史籍中有传记者逐级逐项查起，结果徒劳无功。
因《龙筋凤髓判》虽每判有涉案人名，却多为杜撰。如卷一《公主二条》中，“永安公主”在玄宗以前未有封此号者，另一“山阳公主”，讫唐末未有封此号者。至于涉案官员，省台官上至左仆射、御史大夫，下至左司郎中、中书舍人、给事中，六部侍郎、郎中，卫官之大将军，五监之将作大匠，遍查唐史纪传表志，少有名姓符合者。偶有一二名姓合者，时代、历官又不同。
张鷟所用皆非真名，这是可以确定的。这样，随意取名的可能性就存在了。我甚至怀疑判目中某些人名是依据其职掌性质取定的，或是与职掌相关的古今人名为依据的。如羽林将军名“敬伟”，或即“敬卫”或“警卫”之谐音，如此等等。
假如张鷟判文问目确实源自真实案例、奏章，那么，这种用假名而不用真名的唯一原因就是避讳。顺着避讳这条思路，我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张鷟判目中的人名，绝大多数是单名，即由姓加上一个字的名，构成双字姓名。仅有极个别的是双名，即由姓加上两字的名，成三字姓名。这与唐人取名状况不符。查《旧唐书》列传，自贞观末至玄宗时所列传记人名，单名者约占1／3，双名者约2／3。估计这也能反映唐人取名字数的大致比例。张鷟有无可能为避讳而将一些人的双名改为单名，从而造成判目中单名特别多这种状况？同时，基于同样的避讳目的，张鷟有无可能将原单名者改变其名而保留其原姓，致使我开始时检索无着呢？
我着手检讨开始时所用的方法，事情终于有了突破。原来张鷟判目固然未用真名（为了避讳），但也未尝全假。张鷟去掉了双名人的一个字，使其变成单名，间或稍改其字；对单名者，变其名之音，或更改其字，似真不真，似假不假。或许这一点，正是他冒犯当政者之处。《旧唐书·张荐传附鷟传》云：张鷟“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鷟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鷟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且不说张鷟留传至今的另一部诙谐著作《朝野佥载》，即以《龙筋凤髓判》而言，皇帝、公主的不正当指令和要求，高官厚禄者的被劾实状及低能奏章，朝政的不合理措置等等，都被张鷟搜罗了来，任意品评，胡乱下判，这是人们受不了的。记实事无异实录，对亦假亦真的人物言行下判词又无异人物藻鉴，难怪他终于被罪。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历史的真实：五王政变；魏元忠、李承嘉夺爵——武周末、中宗初的政局迭荡，在这里仍历历可考。张判也反映了中宗时的政治风潮。景龙中崔湜、郑愔掌选，铨综失序，被御史弹劾，双双下狱被贬。此外，修史者贪贿，褒贬不实；诸州籍帐丁口脱漏，影响租调征收；御医开方诊疾，身罹绞刑；东都罗城修筑，民怨沸腾等，武周、中宗两朝的经济、社会、法律问题，皆有切实的反映。由于《龙筋凤髓判》的绝大多数判目所从出的奏、状、弹章等，史多不载，故这些判词问目价值甚高。
二、判目源自真实奏状者
奏、状，奏指章奏，表现为文体者为奏议，面陈回答皇帝者为奏对；状指近臣上于天子之文书体式。《唐六典》卷一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注，唯有“表、状”，“表上於天子，其近臣亦为状”，表多用于谏、贺，奏多用于劾，状则劾、赏皆用。张鷟取真实奏、状为判目，显著可考者有如下数条：
（一）卷三《左右羽林卫二条》一条
本卫状：顷者，内有警急，羽林将军敬伟不避危险，斫门斩关，诛除逆贼，肃清宫禁。元功盛勋，合加旌赏。
按：“羽林将军敬伟”即“羽林将军敬晖”，该判目反映的是武周末年一次成功的宫廷政变，即俗云“五王诛二张”。《旧唐书·桓彦范传》详细叙述了这次政变的始末：“（长安四年）是岁冬，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閤侍疾，潜图逆乱。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建策将诛之。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则知敬晖之为羽林将军，专为准备政变而典兵，唯《旧唐书·敬晖传》言晖“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中宗纪》敬晖结衔为“左羽林将军”，未知孰是。《桓彦范传》又云：“神龙元年正月〔2〕，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 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人讨易之、昌宗於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兵士大噪。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於廊下。……明日，太子即位。”可知“卫状”所谓“内有警急”者，二张之“潜图逆乱”也；“斫门斩关”者，冲击（东都）玄武门也；“诛除逆贼，肃清宫禁”者，斩张易之、张昌宗也。
在此应附带辩明二张“谋逆”问题。张氏兄弟只是官场上的暴发户，张易之云“一月即足”〔3〕，张昌仪言“一日即足”〔4〕，正表明其缺乏政治野心。二张之祸，一在开罪于宗室，致中宗一子（邵王李重润）一女（永泰郡主）皆死；二在得罪朝臣，致魏元忠、张说被外贬。而通观事情来龙去脉，张易之诉李重润，是为开脱自己“专政”之名；诬奏魏元忠，也是对魏元忠劾奏自己的反击，都只是为了自保。张昌宗“以贵宠惧不安”，听信吉顼建议，一再劝武则天恢复相王、庐陵王的位置，冀图卫身保家〔5〕。甚至在长安二年以后， “及则天卧疾长生院，宰臣希得进见，唯易之兄弟侍侧，恐祸变及己，乃引用朋党，阴为之备”〔6〕，也只是“阴备”而已，看不出有何“潜图逆乱”之事， 只是朝臣借口诛伐之名，其时必无实事。
张鷟判文专议政变的不合法而不论其正义性，自与当时朝廷的实际措置不同。张判云：“敬伟不承制敕，辄入宫闱”，“侮弄兵器，震动乘舆”，确是事实。《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中宗神龙元年条记此事，敬晖等也向则天承认“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武则天闻乱，确也“惊起”，受了惊动。张鷟以为敬晖等“论功虽则可嘉，议罪便当不敬”，“劳不足称，罪宜先结”，这自然只能是他的一己看法。敬晖早已“以诛张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7〕， 阶、官、爵都获嘉赏。
张鷟另条判目云：
又，田达当讨救之际，索马不与，拒门不开，复奏往来，宜失机速，合处极法，不伏。
按，此事也是政变过程中发生的。田达系羽林军军官，手握兵马，职当守门，故而能“索马不与，拒门不开”。唯其人两《唐书》无传，不得详考其事。“卫状”要求处以极法，张鷟却断无罪。盖张鷟仍以行为的合法性为则，所谓“一兵一马，咸待竹符；门闭门开，皆凭木契”，强调其“复奏往来”的合法；以为“苟不践於邪途，固无亏于正道”，“宜除旧过，不夺前班”。朝廷当时对该事作如何措置，现已不可详知。但既加赏有功一方，对不合作者作适当处罚，又可从情理推知。
张鷟判文采取了与当时舆情、朝廷措置不同的立场。五王政变，则天逊位，中宗复辟，朝野以为正，张鷟却偏论合法性而不论其正义性。对这样的大事件作出这种评价，或许正是他被目为“性褊躁，不持士行”的原因之一。史称张鷟“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8〕，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中宗神龙元年条：“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则姚崇恰也是政变参与者之一，至少是知情者、同情者。或张鷟之不顾忌讳、放言直论，正其触犯舆情之处？
自然，当时“卫状”绝不止此二节。这次政变所涉人员，应功应罪者尚多。“卫状”中当有其名、其事。张鷟舍此不取，唯取敬晖与田达，正属事情之正反两极。他选这两极，正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显露他的文才——一种既反映思想的敏锐，又能显示笔力功夫的所在。
（二）卷一《主爵二条》第一条
主爵员外郎梁瓒奏：左仆射魏宰无汗马劳，御史大夫李嘉为佐命功，并妄爵也。请皆追夺。
按：“左仆射魏宰”者，即左仆射魏元忠也。依《旧唐书·魏元忠传》：“魏元忠，……本名真宰，以避则天母号改焉。”则“魏宰”是其名之节称。据旧书本传，元忠因谏则天排摈二张，被二张诬陷外贬。中宗复辟后，召以为相。历官侍中、中书令、右仆射，后迁为左仆射（严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考定元忠以神龙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右仆射迁为左仆射）。因嫉武三思专权用事，欲诛之。神龙三年秋，节愍太子李重俊起兵诛三思，元忠预其谋，其后也参预。太子诣阙请废韦后为庶人，元忠持两端，太子终败。事后，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侍中纪处讷屡陷元忠。第一步执证元忠与其子魏升，与太子同构逆，请夷其三族。元忠势穷，请致仕，中宗听其解左仆射，以特进、齐国公致仕。第二步，宗楚客等令人劾奏元忠，元忠被贬外州司马。第三步，宗楚客又遗人奏贬，元忠又被左迁外州县尉。第四步，楚客令人奏元忠怀逆日久，在则天朝即阻止中宗监国，请诛之。中宗在此事上还算清醒，未予听从。魏元忠终于死在外贬途中。
魏元忠有无“汗马劳”？武则天时，他曾监军讨平徐敬业而有功；被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先后三次被处流刑，可表明其为人之正；后曾作相、御史大夫，以大总管身份拒突厥、吐蕃，在军虽持重自守，无所克获，也未败失。但五王政变时，元忠尚任外官，因而未能参与诛除二张、劝逼武后逊位、拥立中宗之事。就此而言，元忠确实无“汗马劳”。中宗以元忠先朝旧臣，委以为相，特承宠荣；时议也以元忠于则天时作相公清，冀望其一展风采。无奈魏元忠“亲附权豪，抑弃寒俊，竟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按，武三思、韦后排陷五王，正是元忠当权之时，不见其有何救护之事。或以缄默采坐山观虎斗之势，正遂其政变无功之私心。绐五王败死，方与太子连谋诛三思，已不及矣。三思虽死，其党终将之置于死地。
可见，魏元忠其人十分复杂。当唐室复兴之际，身居重位，责任斯大，本应有所作为。但除了谏止中宗废太子、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一事外，一无可称。张鷟判文称：“魏宰智不动俗，曾无汗马之劳，……无功而禄，不可励勋臣；无德而官，如何奖朝士”，赞成追夺其爵，这与他对魏元忠后期政治生涯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是一致的。《后村诗话》续集三引《朝野佥载》云：“魏元忠忤二张，出为端州高要尉。二张诛，入为兵部尚书、中书令、左右仆射，不能复直言。古人有言：‘妻子具则孝衰，爵禄厚则忠衰。’”在对魏元忠的看法上，张鷟是始终如一的。
又，魏元忠之爵，即“齐国公”。按史书所述顺序，系神龙元年进封者。依《六典》卷二，国公为“从一品，食邑三千户”。元忠前此的职事官或解或贬，但国公爵位一直保留着，至此又出现夺爵问题。
再说所谓“李嘉”。李嘉即“御史大夫李承嘉”，“李嘉”也系节称。两《唐书》无李承嘉传，其事迹散见于他人传中。
李承嘉系三思之党。桓彦范、敬晖等五人诛二张，使则天归政、中宗复辟。彦范因谏中宗阻止韦后干政，韦后忌恨；敬晖建策降诸武爵位，武三思怒甚。又三思患五王除诸武及己，“乃先事图之”，连出阴计谋陷彦范等。第一步，纵恿中宗明升暗降，进彦范等五人为王，罢其政事；第二步借王同皎案贬五王为外州司马；第三步，武三思造谤书诬五王欲废后危君，致使五王长流；第四步讽节愍太子上表请夷五王三族，未果；第五步用崔湜之计，使嘉州司马周利贞杀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于流放途中。〔9〕这五步之中，李承嘉参预了第二、 第三步排陷五王活动。
神龙二年，五王政变的急先锋之一、驸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专权任势，谋为逆乱，乃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劫杀三思”〔10〕。因被人告密未果，反“为三思诬构，言同皎将废皇后韦氏，彦范等通知其情”〔11〕。中宗命右台大夫李承嘉与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狱，继又诏宰相李峤参问。姚绍之初欲问出真情，李峤与李承嘉耳语密计，又诱说姚绍之，事情起了变化，姚绍之遂成了穷按王同皎同案犯的“勇士”〔12〕。盖李峤、李承嘉皆党于三思，故三思牵连诬构彦范等人之计得行。五王因此均贬为外州司马，“并仍令长任，勋封并削”〔13〕。
神龙二年秋，武三思唆使人造谤书废韦后，欲归罪五王。中宗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案推。“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彦范与敬晖、张柬之、袁恕己、崔玄等教人密为此榜。虽托废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灭。’”中宗初许其奏，后因朝臣执奏，乃长流五王于外州，并终身禁锢。李承嘉因办此案功，擢授“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武郡公”，韦后也“特赐承嘉彩物五百段，瑞锦被一张”〔14〕。
李承嘉之爵命，即奏杀五王后而进封之“襄武郡公”也。按《六典》卷二，郡公为“正二品，食邑二千户”。所谓“佐命功”，武韦之党所赏也。据《新唐书》及《朝野佥载》，李承嘉后官至户部尚书。
张鷟判文称“李嘉谋不出凡，讵展饿鹰之效？”以为是“爵人失叙，锡土无纲”，应当追夺。这与他对李承嘉的印象、看法是一致的。《朝野佥载》六曰：“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震朝廷。”《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一引《佥载》同条，多出数句：“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这是唯一可见的李承嘉后事的记述。而他之所以失势外贬，似乎即在肖至忠弹其有罪之后。《新唐书·肖至忠传》：“中宗神龙初，（至忠）为御史中丞。……承嘉为户部尚书，至忠劾祝钦明、窦希玠与承嘉等罪，百僚震悚。”
那么，张鷟判目所据的奏章是何时提出的？按梁瓒系衔为“主爵员外郎”，依《六典》卷二司封郎中条注叙沿革：“武德初为主爵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复故。光宅元年改为司封郎中，神龙元年复故。开元二十四年，复为司封。”又员外郎注云：“武德初为主爵员外郎，龙朔、咸亨、光宅、神龙、开元并随曹改复。”
很明显，梁瓒奏章应是在第三个主爵员外郎官称期间提出，即神龙元年至开元二十三年间。这期间，该奏提起的下限应在中宗景龙四年前，因至景龙四年，元忠即被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睿宗时加实封、玄宗时加谥，皆在此后。〔15〕追夺爵位奏，不应在景龙四年后。该奏提出的上限，不应早于神龙三年秋。因该年秋，节愍太子起兵诛三思、废韦后失败，事连元忠，才招致三思之党围攻。该年八月，改元景龙。魏元忠以七月二十七日壬戌进阶特进，八月二十一日丙戌以特进致仕。中宗“手制听解左仆射，以特进、齐国公致仕于家”〔16〕。梁瓒奏章中，魏元忠系衔“左仆射”，或其官未解时，主爵司上章请夺其爵；但也有可能在其解官后，仍以其旧官称之。至如李承嘉，神龙二年秋尚是御史大夫，不久即任户部尚书。在户部尚书任内，李承嘉与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同遭御史中丞肖至忠弹劾。钦明被弹，于八月五日丙子贬官。〔17〕李承嘉或也被贬于同时，则其失势早于元忠。主爵司弹劾，不应早于神龙三年，应是将李承嘉与魏元忠同时处理的。李承嘉系衔“御史大夫”，也是其旧官。不用“户部尚书”衔，或因其居官未久，不若做御史大夫那样显赫。
（三）卷三《修史馆二条》第一条
监修国史刘济状称：修史学士李吉甫多行虚饰，不据实状，有善不劝，有恶不惩，得财者入史，无财者删削，褒贬不实，非良史之体。
按：“刘济”即刘允济，故缺其名之上字。《旧唐书·文苑刘允济传》云：“刘允济……累除著作佐郎，……迁左史，兼直弘文馆。垂拱四年，……拜著作郎。天授中，为来俊臣所构，……贬授大庚尉。长安中，累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未几，擢拜凤阁舍人。”是刘氏两度任著作佐郎、一度任著作郎。《六典》卷十秘书省著作局注：“著作佐郎修国史”，正文云：“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当以后者为正。修国史须得另加委任，故刘允济既为著作佐郎，又兼修国史。同样类例尚有吴兢，也官“著作佐郎、兼修国史”〔18〕。今本《龙筋凤髓判》作“监修”，恐是“兼修”之误。唐代监修国史，例由宰相或重臣领其职。刘允济无资格监修。
刘允济既在武周末年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从《唐会要》看，刘氏在擢升凤阁舍人后仍修国史，参以《龙筋凤髓判》刘氏系衔，其状文提出，应在此时，即长安年间。至于前此的“左史”一官，职当修史，无所谓“兼修”问题，可予排除。
刘允济讲究史德，这是他状斥李吉甫的思想基础，可作为他提起本状的有力佐证。《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是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允济既有如此认识，其状非议李吉甫贪贿，正是他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表明他所言所行是一致的。或在此言前后或同时，他进上了本状。
又，“李吉甫”或是未经改写的真名（盖小人物不必忌讳，似《龙筋凤髓判》中双名者皆可作如是观），查唐史资料，无相当人。暂缺不论。
（四）卷一《户部一条》
户部侍郎韦珍奏称：诸州造籍脱漏丁口，租调破除，倍多常岁，请取由付法。依问：诸使皆言春疾疫死实多，非故为疏漏。
按：“户部侍郎韦珍”，即“韦太真”或“韦真泰”之节名、转音。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三《通表中》云：“韦太真（真泰）——盖中宗初或武后世曾官户侍。”卷十二《辑考四下》又云：“《新》七四上《世表》，韦氏‘真泰，户部侍郎。’《姓纂》二作‘太真’，户侍同。岑氏校记：‘太真，咸亨元年为通事舍人，见《元龟》一○五。’盖太真为正。又据此年份，其为户侍当在武后或中宗世。今据官名户侍，书中宗世。又《世表》，从弟‘月将，以直谏死中宗朝。’则书中宗时亦无不合。”只惜两《唐书》无韦太真传，无法详考其事迹。
武则天当政的仪凤年间及中宗时皆有强调造籍敕文。《唐会要》卷八十五《籍帐》：仪凤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后，装潢省籍及州县籍。”中宗景龙二年闰九月敕：“诸籍应送省者，附当州庸调车送；若庸调不入京，雇脚运送，所须脚直，以官物充。诸州县籍手实计帐，当留五比，省籍留五比。其远依次。”按张鷟判目虽取武后、中宗时事，但以中宗时事为多，武后时事主要取武周末年者。故韦太真本奏可能系景龙间整比省籍期间提出的，因发现诸州户口脱漏，要求整饬，与仪凤间敕无涉。严耕望也倾向于将韦太真任户部侍郎的时间定为中宗时，其说可从。以韦太真系衔“户部侍郎”看，应是中宗时；若为武周末，应称“地官侍郎”。
三、判目源自真实案例者
前述奏、状虽涉及罪案，但毕竟未受御史弹劾、法司断刑。张鷟判目还有来自御史弹章及法司奏报者，统以案例对待之。
（一）卷三《修史馆二条》第二条
著作郎杨安期学艺浅钝，文词疏野，凡修书不堪行用。御史弹才不称职，官失其人；掌选侍郎崔彦，既亏清鉴，并请贬退。
按：“掌选侍郎崔彦”，即吏部侍郎崔湜，避讳略更其名而已。《旧唐书·崔仁师传附湜传》云：“（崔）湜，景龙二年迁兵部侍郎，……俄拜吏部侍郎，寻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郑愔同知选事，铨综失序，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愔坐配流岭表，湜左转为江州司马。”后因上官昭容、安乐公主为其说情，中宗乃贬郑愔为江州司马，崔湜为襄州刺史。可知，张鷟之所谓“御史”者，御史李尚隐也。按《旧唐书·良吏李尚隐传》：“李尚隐，……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郑愔同时典选，倾附势要，逆用三年员阙，士庶嗟怨。寻而相次知政事，尚隐与同列御史李怀让於殿庭劾之，湜等遂下狱推究，竞贬黜之。”
张鷟本判目，显然节录自李尚隐、李怀让二御史弹章。“贬退”崔湜之请求，终使崔湜左迁为襄州刺史。“杨安期”其人（与前述李吉甫同，或系真名，属不必避讳者），自然也被贬退了。判文云“选曹简要，秘局清高，理须放还，以俟来哲”，既主张贬崔湜，又主张退杨安期（著作郎属秘书省，故称秘局），与当时朝廷措置相同。再者，张鷟对崔湜、郑愔也持贬斥否定态度，观《朝野佥载》一、三、四、五所载崔湜、郑愔事即可明了。盖崔、郑本反复阴险且贪利之小人，掌选丑闻，鷟记之尤多。
（二）卷四《太医一条》
太医令张仲善处方，进药加三味，与古方不同，断绞不伏，云病状合加此味，仰正处分。
按：“太医令张仲”，或即则天初之侍御医张文仲。《旧唐书·方伎张文仲传》：“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其医术特长为“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文仲历官，“久视年终於尚药奉御”，史称文仲为“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另二人为李虔纵、韦慈藏）”，为一代名医。
依《六典》卷十一，尚药局属殿中省，文仲之任侍御医及尚药奉御，皆属之；而太医令之太医署，按《六典》卷十四，则属太常寺。据文仲本传，他似不曾离开尚药局，或曾兼任过太医令。按太医令，从七品下；侍御医，从六品上；文仲官终尚药奉御，为正五品下，则以高官下行卑官，是可能的。
又按，尚药局“掌合和御药及诊候之事”，是为以皇帝为首的宫廷服务的；太医署“掌诸疗疾之法”，其属“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则二者职能自别。然据张鷟判文：“张仲……肃奉龙颜，须穷鹊术”，再从判目看，“进药加三味”之“进药”，显然是“进御药”之略称。“龙颜”、“进御”表明是合和御药。再依判文断刑：“进劾断绞，亦合甘从”，查《唐律》卷九职制律：“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则张鷟判目所采的案例原判断绞，正是依据该条结刑的。据此可推断：“张仲”不是以太医令身份为一般人开方合药的，而是为皇帝合和御药的。似可证张文仲“太医令”官衔只系兼官，其正官应为尚药局官职。
“张仲”即“善”处方，法司庭审又能坚执“病状合加此味”药，是既亲自“诊候”，且又自信者，在当时张姓御医中，非张文仲莫属。张鷟与文仲生活于同一时期，结张文仲事迹是熟悉的。《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八《医一》有摘自张鷟《朝野佥载》所记张文仲治洛州士人病例，称其人“善医”。这种好感，似也影响了张鷟判文的结论。加之医学、医术是不断发展的，古方不必信守，倘“张仲”所申合理，自不应加刑。大略出于这种好感和考虑，张鷟先假设两种情况：诸味药“若君臣相使，情理或通；若畏恶相刑，科条无舍”，最后的裁断却是：“刑狱之重，人命所悬，宜更裁决，毋失权衡。”在这里，张鷟没有象判断敬晕案那样信守法理。
（三）卷二《将作监二条》第一条
大匠吴淳掌造东都罗城，墙高九仞，隍深五丈。正属春时妨农作，百姓诉至秋收后，淳自求功，抑而不许。御史弹非时兴造，付法不伏。
按：将作大匠吴淳，史失其名，难考其事。但东都筑罗城事，史有明载。
“罗城”即外郭城，是为加强城防而于城墙外所建之凸出形小城圈。东都罗城系武周长寿二年李昭德增筑。隋时外城仅有短垣，昭德始筑之。〔19〕《旧唐书·李昭德传》：“长寿中，神都……又城外郭，皆昭德创其制度，时人以为能。”盖李昭德以宰相设计、总成，将作大匠“吴淳”曾负责组织、督造。该项工程是否因百姓申诉、御史弹劾而于春天停工，至秋又续工完成，以及后来“吴淳”是否继续督造，今已不可详知。而据刘肃《大唐新语》卷二《刚正》：“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与本判目所反映的工程曲折不同。
张鷟对李昭德有褒有贬，见于今存《朝野佥载》三及《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引《佥载》文。本判目中，张鷟对大匠吴淳的判文是严厉的：“自求微效，广弃人功，既废春畴，宜从霜典”，恢复了他坚持法理的那一面。
四、判目源自真实史事者
张鷟判目源于真实史事者，最明显的是卷一《公主二条》的第一条：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礼钱加长公主二十万，造第宅所费亦如之，群下有疑。
按：“永安”非真号，自无问题。能得有司越格礼遇计划者，在武周、中宗时，只有太平（则天所生）、长宁（韦后所生）、安乐（韦后所生）公主。安乐公主再嫁武延秀，婚礼排场，治第豪华；长宁公主治第宅，“无虑费二十万”；太平公主出嫁，婚礼也极排场。〔20〕但我以为，张鷟该判目实源自时人熟悉的贞观故事。
《唐会要》卷六《（公主）杂录》：“贞观五年，长乐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秘书监魏征谏曰：‘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有逾越。’上然其言。”
观此，所谓“有司奏”实即“太宗敕”，“礼钱加长公主”亦即“资送倍于长公主”，“永安”与“长乐”名号义近。
张鷟用贞观史实的可能性很大。其判文云：“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少公主之礼，岂容逾越！”参以魏征之语，张鷟袭用其文、其义颇多，如“无容礼有逾越”，“先帝子”，“有所尊崇”，“小不加大”等。用有结论的现成故事为问目，判文容易作，张鷟或正利用了这一方便。不消说，张鷟判目采自中宗时事为多（这可作为判定其书撰作年代的证据之一），其次为武周时事，但上探太宗时事，似也顺理成章。或许这样做，正表达了他对当时类似事情的谴责态度。
以上三类八例判目，可认为是《龙筋凤髓判》判目真实的显例。其余大部分判目所涉多属小人物，正史不载，杂史不列，难考其事。但这些判目叙事昭昭，人名确实（尽管大部分非真名），也可断言皆真。这不唯对张鷟研究、对唐代判文研究，即对唐代法制的研究，也将会是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
注释：
〔1 〕见陈智超：《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明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介绍》，载《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1月版， 下册第660页。
〔2〕依《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易之昌宗传》， 准确时间为该月20日。
〔3〕张鷟：《朝野佥载》六。
〔4〕刘餗：《隋唐嘉话》下。
〔5〕刘肃：《大唐新语》一。
〔6〕《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易之昌宗传》，以上不具出处者， 皆据此。又，《新唐书·张行成传附昌宗传》云：“昌宗恐后不讳，祸且及，乃引支党日夜谋为不轨事”，恐是夸大之词。
〔7〕《旧唐书·敬晖传》。
〔8〕《旧唐书·张荐传附鷟传》。
〔9〕〔11〕〔13〕〔14〕《旧唐书·桓彦范传》。
〔10〕《旧唐书·忠义王同皎传》。
〔12〕《旧唐书·酷吏姚绍之传》。
〔15〕〔16〕《旧唐书·魏元忠传》。
〔17〕《新唐书·肖至忠传》、《旧唐书·祝钦明传》。
〔18〕《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19〕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
〔20〕《新唐书·诸帝公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