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两次论文,历史性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的一部中共党史或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场革命”，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取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其间有两次会议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今已经60周年了。那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保证了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努力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实现毛泽东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遗愿而奋斗。
一
从党成立到1934年的13年，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政治上、理论上还不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革命理论和路线，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1943年到1945年，党把这个理论正式定名为“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完全胜利。然而，由于王明、博古等“左”倾领导者把军事指挥全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德国人李德，废除了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一败涂地，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共有8.6万人，到同年12月初渡过湘江时，已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失败和胜利的鲜明对比，促使党和红军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中党悟起来，从群众到领导都要求查明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并寻求挽救革命的方法。这就引发了党和红军领导层中的激烈争论。1934年12月初红军在经过湖南西部老山界时，激烈的争论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错误造成的；而由于敌人已发觉中央红军与湘鄂西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预先布置了几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我们必须立即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原来站在“左”倾路线一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多次与毛泽东的深入谈话，已同毛泽东的主张完全一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西部的通道县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多数人，包括在党内享有巨大声望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都同意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为了最终解决转兵贵州的问题，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而开始纠正“左”倾路线，并取消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会议还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2日到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遵义举行。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先后作了报告、副报告、“反报告”（指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三人提纲”，系统地揭发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的错误）和重要发言。会议揭发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决定由张闻天根据得到会议绝大多数人拥护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是受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发布遵义会议决议，同时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政治局委员陈云等到各军团传达《决议》及遵义会议决定。2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的帮助者”。3月4日红军重占遵义后，根据张闻天提义，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在3月中旬，为了集中指挥军事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三人团。这标志着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完成。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了王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军事路线，而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而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成熟。
黎平会议时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住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在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顾全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同意，坚决执行。”（转引自湖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2期10－11页）这也说明，当时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由毛、周、张、朱、王组成，并团结服从遵义会议决议的博古一道工作的。
邓小平在1956年12月27日的谈话中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总结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指从七大时起的领导集体——本文作者注），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5日谈话中讲到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时，又说：“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
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是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关于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统一战线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等，都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的。
二
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的谈话中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邓小平多次说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仅要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的面貌，而且为此目的，要根本地全面地改革过去我们几十年来从别国搬来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那种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是革命性的根本变革，而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当然，这个革命不同于过去的暴力革命，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而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次转折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三大转变”都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和前提的。
邓小平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并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他紧紧地把握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要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主要的任务、主要的手段），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最终达到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这是目的）。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主义其它一切经济规律的规律。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科学地阐明了对社会主义旧模式的根本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决定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此相适应，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保障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反对和肃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重大发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第二次革命，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集体的领导下进行的；作为这个革命的前提的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是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而作为这个“飞跃”的产物，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巨大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取得，以他为集中代表，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就是十四大报告所概括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比较好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正如十四大报告所说：“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前进，已经16年了。16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它取得了巨大成效，因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从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78倍，平均每年递增9.3%。在这期间，1984年到1988年的5年，是第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为11.5%。1992年又开始了第二个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的经济增长是13%，1993年是13.4%，1994年是11.8%。据经济专家们预测，中国每年8－10%的高速增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在过去16年间，我国城乡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安定团结。16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国家而崛起，这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发展缓慢，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经济下滑对比起来，确实使人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
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不少。然而，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毕竟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这些问题和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中国人民在邓小平指引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将被最终证明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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