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意义的演变与上帝的出现_迷信活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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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始的迷信——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

在远古社会,人们的意识中没有神,却有生殖崇拜。大家对生物的异性交配生出后代的秘密不能理解,又觉得生殖繁衍事业的有效与神奇,于是就对男女生殖器官产生景仰与崇拜,这就是原始的宗教意识。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村, 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遗址;又在距东山嘴五十公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处女神庙遗址,其中除出土不少裸体女陶像外,更有两件裸体孕妇像,其阴部划有特殊的三角形记号。(注:见《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载《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版。 )这是先民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表现在甲骨文中的“且”字上。且就是祖先的祖,象男性生殖器。这方面郭沫若先生首发其义,说得已很清楚。详见其《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一文。

生殖崇拜表现在伏牺女娲交尾图上。汉代武梁祠画出原始社会的交尾图,自然不是汉人心中独创,说明在先民中,早已有了这种传说与想象,可为原始生殖崇拜之证。甲骨文中的“好”字,造的也真有意思。男(子)、女结合而为“好”,反映出先民以夫妇交合为好的生殖崇拜观念。

有了生殖崇拜,自然会从中想到进行生殖活动的人,于是这种崇拜就会发展成为祖先崇拜。原始人知母不知父,崇拜祖先,也就首先崇拜母性。他们首先崇拜的是女娲。《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化即化育,是生育人类的始母。《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

即使到了文明时代的边沿,人们崇拜的各民族的祖先仍然只是始母。《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姜嫄是周民族的始母。《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遗卵给简狄,简狄吞之而生契,简狄是商民族的始母。畲族的来历则传说他们是高辛氏少女与盘瓠——犬的后代,犬应是该民族的图腾,高辛氏少女则是该民族的始母。(注:见《搜神记》卷14;《东方杂志》21卷7号沈作乾《畲民调查记》;《民族学研究集刊》1期何联奎《畲民的图腾崇拜》。)夏族的始祖是鲧,《山海经·海内经》说:“鲧复(腹)生鱼”,在他的肚子里生出禹来,他能不是个女人吗?秦汉以来的天文学中,总是把黄帝当作女主,《史记·天官书》说:“黄帝,主德,女主象也”,他能是个男人吗?如鲧和黄帝都是女人,那么鲧就是夏族的始母,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始母。则在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中,首先崇拜的都是女性——始母。

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父系时代,知母知父,人们才有了男祖先可言。商代是父权社会,商代又留下了大量的甲骨卜辞,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发现了商先公先王的世系,这世系完全是男性世系,说明商人的祖先崇拜已经从母系转到了父系。但女性祖先也没有被完全忘到脑后,人们崇拜女祖先,崇拜的是母、祖母、高祖母……这些女性排列,依附于男系辈份,不属女性血统系列,不是母——外婆——太外婆……这样的女系血统世系。商代的祖先崇拜就是这样,崇拜父系祖先,崇拜母性(不是系)先人。

二 商代的拜物迷信

甲骨文里没有神字,商代没有神。

什么叫做神,《说文解字》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商代卜辞中,看不到天神,更看不到能“引出万物”的鬼怪。商代只有拜物,只有拜物迷信。

商人迷信,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不能理解,于是产生崇拜,产生拜物迷信。

商人迷信风,迷信四方。他们给四方和四方风命以专名,并给予一定的祭祀。《甲骨文合集》14295:“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劦,年;帝于西方曰彝风曰弔,年;帝于北方曰氐风曰[],年;帝于南方曰风[曰]人(?),年。”帝为 祭,年为求年,祈求年成的丰收。商代人对四方、四方风命以专名,加以祭祀,这是对它们的崇拜。但却并没有把它们视作神仙,视作能够南来北去明断善恶的神仙;它们只是一种力,只会履行其本身的职能:四方风吹来和风,带来丰收;却不能治病消灾,更不能使众生普渡。它不能超越本身职能范围去活动,如后世的天神可以治理天下、山神镇山、门神守门、灶神负责一家生活一样。后世的神是冥冥中的人类,商代的四方和四方风却不具备人的职能,它们只在其本职工作内,在作与不作、作好与作坏之间选择。所以说,后世人化了的神才是神,商代人们崇拜的只是物。

商代这样的拜物迷信很多:

商族人祭日。卜辞中记载有侑祭、祭、御祭于出日、入日、出入日的,祭时甚至还要卯(即刘,杀也)牛、岁(即戊,杀也)牛。《小屯南地甲骨》890:“甲申出入日,岁三牛”, 《怀特氏等所藏甲骨集》1569:“侑出日、入日”,《合集》29806 :“御各(落)日,王受佑”,《小屯》2615:“出入日岁卯四牛”。但这种祭日并不是祭的日神,而是日之出、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王世系·击壤歌》)商族人祭祀日出、日入,祭的是日出、日入所带来的作、息——人的活动。这与《诗·豳风·七月》所言:“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差不多。

卜辞中祭祀的物还有东母、西母。陈梦家以为它们“大约指日月之神”(《殷虚卜辞综述》574页)并举《礼记·祭义》“祭日于东, 祭月于西”为引证。卜辞中多有侑于东母西母、燎牛燎豕之辞,但不见东母、西母会干些什么。它们连佑王、祟王、受年、蚩年都不会,所以它们不是神,只是物。商人祭祀它们,只是对物的崇拜。

商代人不了解虹的成因,每见雨过天晴之后,有一道彩虹挂在东部天空,就要占卜其有祟(《合集》10405反、10406反)、唯年(《合集》13443正),但这只是把虹看做是一个祸福兆应, 并没有把它拜做神,甚至没有对它进行过祭祀。

其它如云、雪等,虽然也曾享受过商人的燎祭,但它们都不具备神的能力。祭祀它们表现出商人对物的崇拜。这是一种原始的迷信。

三 先秦的物怪与物怪的人格化

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怪异反常的现象发生。在先秦,人类处于幼年时期,由于大家知识水平的低下,理解能力不高,所以对这些怪异不能理解,于是产生疑问、畏惧,把这些情况视做妖孽,认为它能兆应人间祸福,这是迷信。但即令在那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虽不能对此怪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但也不相信这种妖怪会造成多大危害。《书·咸乂》序说:“伊陟相大戊,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史记·殷本纪》就说:“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左传》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郑厉公问这是不是妖。申繻回答:“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宋襄公也问这中间有无灾祥吉凶,周内史叔兴最后告诉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荀子说得好:星坠木鸣、日月之蚀、风雨不时、怪星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因为这些怪,即使在最迷信的人心目中,也是只能兆应人间祸福,不能左右人间生活。它们是物,不是神,至多不过是一种物怪。

既然是物怪,物怪就会被人所崇拜。商代人有拜物迷信,对物怪曾给予祭祀,加以尊崇。先秦人继承了这种尊崇,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一步给这些自然的物怪以人格化。于是日和月在甲骨卜辞中仅被称作东母、西母,而在先秦人意识中则成了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帝舜(帝俊)的儿子——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又《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日、月都有自己的车子坐,还有专职御手。《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又“前望舒使先驱兮”,王逸注:“望舒,月御也。”

但是物虽然经过人格化,它本身仍然只是人格化的物,而不能成其为神,他们不能超越物的职权范围去赐福降祸,左右人生。日、月人格化还是只能沿着固定的轨道跑来跑去,风、雨人格化还是只能降雨吹风却不能令雷、令电。他们不会像后世一样,南斗、北斗可以主管人间寿命,青蛇、白蛇可以游戏人生。

但既经人格化,仿佛也就有了灵感,有了精神。因此,先秦时期人格化的物,也有人称之为神。《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但这种神只是神灵之神,不是鬼神之神。《大戴礼·曾子天圆》说:“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种非鬼变之神,有时还被后人敬为天神。《周礼·春官》:大司乐,“以祀天神。”郑玄注:“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也成了天神。《礼记·礼运》:“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郑玄注:“百神,列宿也。”但这种神即令有神灵,也仍然是各司其职,不能任意行动。像《山海经》中的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一样,他们虽然有各自的仇恨,但也只能在其物力所及的范围内做些反抗,不能千里飞刀取人首级,也不能“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移山填海。先秦人格化的物,仍然只是物,不是神。

至于那些传说之中的能人,如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头触不周山的共工,作雾三日的蚩尤……他们能则能矣,毕竟法力有限。他们都不能任意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他们是神化了的人,不是神,只是人的神化。

那么,中国的神产生于何时,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四 商代的祖先神

商代没有物神,却有祖先神。商人敬祖,对于自己的先公、先王、先妣、先臣甚至先臣之妻(母),都要给予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种形式的祭祀。在商人看来,人死后仍有灵魂存在。特别是先王,基于他们生前对后王的宠爱,死后仍然会佐王、佑王。当然,他们也有对后王责怒的时候,一时的蚩王、祟王也是有的。他们生前掌握着各种生产活动,死后这种权力也没有放松。所以也会年、受年、雨、祟雨。而且这种特权还在逐步扩大,不仅能被动的祈求年成的丰收,雨水的降临,而且能主动的令雨、告秋、宁风、告水。这就是迷信,迷信的普遍化、系统化就会成了宗教,商代的自然宗教就是这样建立的。

从时间上来说,越是早期先公,作为神的职能范围就越是广泛,权力就越大。他们不仅具备生前的权力,而且扩大到人类生活,扩大到自然界了。把权力扩大到自然界,这就成了神。商代的神,是从远古的先公开始造起的。因为越是远古,越是缺乏认识,越是便于凭空塑造。

中国的造神运动,就是这样由商代开始的,由商代后王造先王为神开始的。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看到,商代的先王先妣,在大甲以下的,他们的神事活动项目,就缩小了许多。他们只能蚩王、祟王、年、受年,不会告秋、令雨,除了祖乙偶有一次蚩雨外,他们都没有支配自然的能力。所以说,近世的先王先妣只是鬼,为蚩作祟是他们的本能;他们还没有变成神,不能呼风唤雨。近世为鬼,远古成神,这是人类造神先远后近的普遍规律。

商代的神,还都只是些祖先神,没有物神,更没有凭空凌虚的天神。商王的祖先生前都是统治者,所以死后就都成了统治神。其他一般下层吏民,生前不享有发号施令的特权,死后更不能具备这种特殊的权力。他们只能死而做鬼,不能化而成神。所以说,鬼神世界还是人类现实社会在大家头脑中的反映。当然,这反映又经过了人为的加工、理想化,成了现实社会在大家头脑中扭曲的反映。

五 商代的帝——最早的祖先神

商代卜辞中有“帝”。帝是什么人呢?他是物神?还是人神?

在目前所见到的全部的商代卜辞中,我们只看到先公先王(特别是先公)死后成神,祸福后王,甚至宁风、令雨,支配自然现象,没有见到物之成神能够为患作祟。这就是说,商代的神,只是人神而不是物神。

那么,卜辞中的帝是一种什么神呢?

他是一尊全能的神,凡所有祖先神所已具备的能力他都具备,甚至在使用范围上、方法上还有所扩大。他具有指挥风、雨的能力:(以下每事只举一例)

令雨——《合》5658正“今十一月帝令雨?”

令雷——《合》14127“帝其及今二三月令雷?”

令风——《合》672正“翌癸卯,帝不令风?”

具有给予丰收或降下饥馑的能力:

受年——《合》9731正“帝……受我年?”

蚩年——《合》10124“惟帝蚩我年?”

降馑——《合》10168“帝其降馑?”

他会给后王以指示:

降若——《合》6497“我其已宾作帝降若?”

帝若——《合》14203“王作邑帝若?”

他有保护或惩罚商民族的能力:

受佑——《合》6273“伐邛方,帝受佑?”

降祸——《合》14176“卯帝弗其降祸?”

他可以保护或惩罚后王:

福王——《合》14187“帝弗其福王?”

佐王——《英》1136“帝弗佐王?”

王——《合》902反“不惟帝王?”

缶王——《合》14188“帝弗缶于王?”

从以上帝之职能看,“帝”全面的具备了先公先王的神通,而在神通的事类上,还扩大了他们的范围,如先公河曾经“令雨”,帝则不仅令雨还能令风、令雷;也增多了他们行使职能的方法,如先公先王可以佐王、祟王,则帝又能福王、缶王。但在基本上,帝之神通,还没有超出先公先王神职的种类,他不能像诸葛亮显圣定军山一样重新参预人世间的事,也不能像观音菩萨一样超凡入微的干预俗尘。他更不是西洋的上帝(God),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监视人间的善恶, 他还是一般的祖先神,是商民族的祖先,应该是一个先公。

他是商族哪一个先公呢?先公愈早,权力愈大,从其能力之全面而广大上看,他应该是商民族最早的先公。

在《诗经》里,商民族在回顾自己民族的来历的诗篇里,就有这个“帝”出现。《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说,原始群婚,知母不知父,所以简狄生下的儿子,谁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于是只好归之于天命。但到了一夫一妻制的商代,总觉得无夫决不能生子,天意也不会使简狄怀孕,于是只好把这虚无渺茫的天命,抽象成为“帝”,帝——祖先神,高高在上,可以能动地指挥一切。这也就是卜辞中的“帝”了。《商颂·长发》说的更明确:“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但后世的学者却把这个祖先“帝”,和冥冥中的“天”联系了起来,使之成了脱离了人缘的神秘的天神。汉末郑玄笺《诗》说:“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汤……”

《世本》的作者毕竟早于《郑笺》的作者,他没有误解古人之意,他把“帝”看做了祖先神,却觉得这神太抽象化了,于是把这个神又具体化为帝喾。《世本·帝系篇》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

这段话说得精妙绝伦。不说后稷、契……为喾之子而说是四妃之子,保持着古代传说无夫生子的原貌,说姜嫄、简狄为帝之妃,又照顾到后人以帝为祖先神的伦理精神,只是在帝之下加了一个喾字,使帝成了具体化的人,既不违背祖先神即人神的原始意识,又符合后世一夫一妻制的道德原则。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把原始群婚变成后世一夫一妻制,作者的手法可谓妙矣!

无独有偶,再看周民族的传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诗·大雅·生民》)姜嫄又是无夫而生子。但周人给她安排了一个丈夫“帝”,他的怀孕,不是无男性作用的,而是“履帝武敏歆。”她是踩了帝的大脚印才怀了孕,帝就是她的丈夫,是周民族的祖先神。因此,到了战国以后,这个帝也被加上一个名字:“帝喾”,帝喾“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

《毛传》的作者大概读过《世本》,他赞成帝喾之元妃生后稷之说。所以他把“履帝武敏歆”的帝解释为高辛氏:“帝,高辛氏之帝也。”高辛氏即帝喾,是姜嫄的丈夫。

然而这些“帝立子生商”,“履帝武敏歆”的帝却只是虚构的人物。他们是后人根据父系社会的现象推想出来的人,是一个民族的始祖,是最早的祖先神。

这就和我们以前论证的帝有了矛盾,我们说,黄帝、炎帝是炎黄二族的始母,是女人,这里的帝却怎么成了男人了呢?

是的,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们的古人是聪明的,他们有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那就是,索性把炎、黄二帝也变成男人。

于是我们古代的帝就有了两种,有创作出来的帝,他们都是些男性祖先神;有传说中的帝,他们也是祖先神,但却都是女人。古人把传说与创作混同后又合二为一,于是帝就成了最早的祖先神,又统统成了男人。

这样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帝,有了自己的男性祖先神。

我们的国家在夏、商时代,还处于分裂的多民族的分散状态。周代建国,虽然仍是诸侯分立,却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联合,各国奉周为天子,这是走向统一的先兆。分散状态,各国有各国的民族,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帝;联合时代,民族也在合并、统一,于是各民族的帝也渐渐合为一个,成为大家共同尊奉的最早的祖先神。(《世本》把简狄、姜嫄……嫁给一个帝喾,就是这种统一的开始)。所以《诗经》中的帝,除少数如“帝立子生商”,“履帝武敏歆”中的帝经过考证,我们还能知道他是商族之帝、周族之帝外,连《毛传》、《郑笺》的作者也不分他们的族属了。如《大雅·荡》,这是一首召穆公伤周室大坏而作的诗。首句“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这个上帝当然是指周族的祖先神;下文“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这个保护殷民的上帝,就应该是商族的祖先神了。但《毛传》和《郑笺》都没有把他们区别开来。

所以周代以后的帝都成了天帝——他不再是某一民族的祖先神,而成了各民族共同的保护神。他能够指挥各族的祖先,命尧、舜如何,使夔、鲧怎样,其权能已经达到了最高限度。

但他还只是祖先神,不是西洋的上帝,不能开天辟地——开天辟地的是盘古,不是天帝;也不能创造人类——创造人类的是女娲,也不是天帝。天帝只能指挥其他祖先神,不能自由变幻、无所不在的明察人间秋毫,世上姑嫂斗法、婆媳勃豀……的事他是不管的。所以外国人会因一时杂念而向上帝忏悔,中国人即使偷窃拐骗也不会向天帝祷告认罪。

帝的权力达到了最高限度,成了各族的保护神,这地位就引起了人间统治者的觊觎。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先是伯、子晋公,继而公、侯称王,到了战国末年,称王称霸不足,又开始争强为“帝”。这时的帝就由祖先之帝变成了人帝。公元前288年,齐闵王首先自称东帝, 继而秦昭王自称西帝。遭到各国反对后,齐国取消帝称,秦国也复归帝号。但此后秦国称帝之心不死,这才发生了“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故事。待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还是“采上古帝位号, 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这时候的秦王,他只知帝为“上古帝位号”,是人帝,就不知道帝的原始含义——祖先神了。

六 先秦社会没有天神

前已论证,远古帝都是祖先神;盘古、女娲都也是人神;是人的神化;日、月、风、雨也只是物神,是人格化的物。所以先秦社会没有天神,即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神。《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何晏集解:“王(肃)曰:怪,怪异也;力谓若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

但人们会问,既然孔子不语“神”,就说明先秦已经有神,孔子不语而已,怎么能说先秦没有神呢?

回答是明确的。这里所说的神是“鬼神”,鬼神仍然只是鬼,不是神。《论语·先进》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鬼神回答以鬼,说明鬼就是鬼神。而先秦文献中,每说到鬼,总说是鬼神,鬼神一词连用《易·谦》彖传:“鬼神害盈而福谦。”

《易·系辞》:“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论语·雍也》:“敬鬼神而远之。”

《左传》隐公十一年:“鬼神实不逞于许君”;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僖公二十六年:“鬼神弗赦”;僖公三十六年:“鬼神非其族类”;昭公十六年:“鬼神而助之”。

但这样的鬼神还是不能独立行动,他们处处都要听命于别人,受着祖先神的制约。所以他们不是神。《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这个“鬼神”,为黄帝所驱使,和蛟龙、虎狼、腾蛇、凤凰同类,怎么还能是神?

当然先秦文献中也不乏单独的神字,但那不是神仙、神明之神,而是神奇、神灵、精神之神。正如《大戴礼·曾子天圆》所说:“阳之精气曰神。”《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

七 战国以来的仙人

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活跃、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天文学的观测已与历法学的建立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并且从中诞生出了一个新的学科——阴阳五行学说;医学也开始与原则的巫术分离。但事物的发展也有它消极的一面,五行学说又与原始的巫术结合,衍生出一派方术之士。他们谈天文、说阴阳,倡言生命不息,诱导人们寻找不死之药。

人类长久以来就有长生不死的愿望。《韩非子·说林》“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就反映了这种要求。而方士倡言的人体解去,灵魂依于鬼神,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神——仙人。《史记·封禅书》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仙人能够长生不老。《释名·释长幼》说:“老而不死曰神。”这种不死的仙人在春秋时还没有见过,它是战国乃至秦汉间的产物,有了仙人,然后又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淮南子·览冥》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

但是,仙人只是一种长生不死的人,此外也没有别的什么本领,他不是神,不能给人消灾祛禳。所以几千年来,人们求神拜佛,却没有人求拜过嫦娥,因为她不是神。

秦始皇是一个热衷于求仙炼药的君主,统一中国后,即悉召天下方术之士,“欲炼以求奇药”;并听从徐市(音fú,不是市)的话,派他“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然,真正的仙人、不死药是没有的,所以不久这些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的话说: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秦始皇的失败,并未能破除了封建君王的迷信。汉文帝时,又有术士新垣平,出来造做鬼神,蒙蔽君王,后来被人上书告发,新垣平被诛杀。武帝信奉鬼神仙道,把一个死去的长陵女子当成神君,说她能显神于人,礼敬之于上林蹄氏观。这个神君,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出现于人间的仙人了,但她的面谁也没见着。这时有个李少君,假作数百岁人,自言海上有仙人安期生,但始终没能找到他,李少君却死掉了。不过汉武帝说他没有死,仅仅是物化而去。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故去,又出来一个齐人少翁,说他能招致死人形象回来,再和生人见面。他终日装神弄鬼,最后阴谋被揭穿,也被武帝杀了。汉武帝在位的几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求仙告神的事件发生。《史记·封禅书》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这一类事件。《汉书·郊祀志》也几乎将其全文抄录了过来。汉武帝之后,通神求仙之事仍然不绝于《志》,所以说,汉代成了求仙问神的朝代。

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物怪,一些天象反常、生物怪诞的现象出现了,《汉书·五行志》记载此事,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灾异;《后汉书·五行志》则把这些视做妖孽,有鸡祸、草妖、鱼孽、牛疫……

先秦的帝,虽然法力无边,可以令风、令雨,可以断刑天之首,杀鲧于羽郊……但他总是只能在神中活动,从不和常人发生关系。但到了两汉,帝和神却开始干预人间事务。《列子·汤问篇》说,愚公移山,“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这段文章,可以说是中国天帝过问人事的滥觞。但在两汉时代,这种干涉人事现象还并不多见。傅说、王良被命名为天星但他们不会回到人间参预凡尘俗事。织女是星名,也没有和牛郎发生恋爱关系。《史记·天官书》写织女星也只是说:“织女,天女孙也。”至于织女嫁牛郎之事,是汉末才开始的附会。

魏晋以来,物怪开始和仙人、天帝结合,成了一种在新的意义上的“神”。他们本来自“物”,原本只是物怪,但此时可以长生永存,并有知有觉的来管理人间事务。《搜神记》卷三记载:南斗、北斗二星,成了神仙,在下围棋,颜超求他们增长寿命,他们就把生命文书上的颜寿十九改成了九十九。“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南斗、北斗由物怪变成了神仙,管起人间寿命来了。

西汉前期,司马迁撰《史记·留侯世家》,其中写“黄石公”,不过是一个老人,死后化做黄石。后来张良把此石取回敬祀起来,也没有见它作怪显灵,石头还是石头。可是到了《搜神记》里,那就不同了,卷四记载,此石在西南地区为神,接受百姓祭祀,敬祭之后,则“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言吉凶,不见其形。”这块无知的石头,此时已经成了“神”。

这样的由石头变成的神,先秦没有;战国以降,也只有人格化的物,没有这种无所不知的能具言人间吉凶的神。这种神都是永远存在不死的,具有仙人的长寿;权力至上的,具有神秘的能量。这是物怪、仙人、帝力三结合的产物。

这样的怪、仙、帝三结合的神,肇始于魏晋。魏晋以来的小说《搜神记》中,就已有水神、灶神、鸟神……纷纷出现。

这样的神越来越变得神奇古怪,而且愈变愈多,愈变愈灵。它们有生命、善变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门神可以守家,雷公能够惩恶扬善,五通淫人妻女,白蛇谨守妇道,石头可以变孙猴,木偶可以得灵气……一个人间天下被变成了神人共居的世界。

至此,我们的神义衍变才全部完成:从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导出天帝,从物怪、仙人、帝力结合而生出神。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直至五四运动才受到近代科学的有力打击,但并没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它至今仍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传播、作祟,而且还在时时转变其形式。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封建社会结束,皇帝被推翻,这一点大家知道;神仙也是不行的,《国际歌》告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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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意义的演变与上帝的出现_迷信活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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