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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后期，一度辉煌的欧洲右派政党像患上了传染病似的，一个个中箭落马。在最近几年的选举中，欧盟内的选民几乎毫无例外地抛弃了右派政党，把选票投向新左派，把具有现代面貌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推向权力宝座。1997年，法国和英国右派政党相继下台。1998 年9月德国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执政16年之后也最终落马。目前，欧盟15个国家中，有11个是左派政府；仅西班牙是右派执政，比利时和卢森堡是右派与左翼联合执政，组成中左政府；爱尔兰则没有明确的左右划分。
这样，整个右派阵营被一系列的失败搞得晕头转向。目前，右派在许多地方已处于严重分裂，群龙无首的地步。在法国，右派政党呈现出六党纷争的局面。主流右派政党已经分别分化为法兰西民主联盟、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卡领导的爱国者法兰西联盟、现任总统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以及阿兰·马德兰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也因权力之争而分化为两个政党。在意大利，右派出现三个领导人竞相争夺选民的局面。西奥维尔·贝鲁斯科尼因行贿、诈骗三次遭受指控；詹弗兰科·菲尼曾是新法西斯主义者；弗兰西斯科·科西嘉加入左派政府。
世纪之交，各国选民思想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右派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在于过高地估计全球化的积极作用，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消除选民的不安全感，加之长时间执政严重滋长傲慢情绪，进而激起选民严重不满。而左派则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积极调整战略和思想，进行党的更新。尤其是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不仅重新占领了中间地盘，“偷走了右派的衣服”，而且比右派看起来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活力。难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名党员气愤地说，“在很多情况下，布莱尔的家庭观和经济观都与我们相同”。
实际上，左派政策更新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既是覆盖了生机勃勃的军事政策，又涉及严格的移民政策。众所周知，在轰炸科索沃、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布莱尔表现得最坚决；对于大量的移民，法国社会党人所制定的措施更为严格。
最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观上。布莱尔新工党的设计师彼得·曼科尔逊曾经总结说，“富裕”没有什么过错。虽然并非所有左派政党都走得那么远，但大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承认私有企业和财政紧缩的好处。法国大规模出售国家企业，超过其右派前任；希腊社会党为加入欧元，大幅度削减开支。因此，曾经担任保守党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的智囊、现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莫里斯·弗雷泽寓意深长地说“右派在理论上胜利了，但在选举中失败了”。
为摆脱选举失败的困境，探索新道路，整个右派营垒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广义地说，右派阵营可以分化为两种观点：一是重新争取中间选民，夺回左派抢占的阵地，建立“中间道路”的欧洲；二是进行激进的变革，建立新右派，划清自己与中左政党的本质区别。
学习布莱尔
自从90年代中期托尼·布莱尔更新英国工党以来，所谓的“布莱尔旋风”席卷欧洲，不仅影响了左派政党，也给整个中右政党带来极大震撼，众多的中右政治家都在不停地念叨一个词：托尼·布莱尔。西班牙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指出，布莱尔已成为最令人羡慕的人；意大利米兰中右政党领导人加布里埃莱·阿尔贝蒂尼也承认说他的政策与布莱尔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欧洲人民党书记克劳斯情绪低落地说，“布莱尔说希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道路。而这正是传统的基督教民主党要做的事情”。
总之，布莱尔及其“第三条道路”旋风把欧洲右派吹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并且使他们感到愤慨。布莱尔把市场与实用主义的干预措施结合起来，博得了民众的好感，使外界看起来左派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相比而言，许多右派政治家则显得消沉、被动。
右派一直宣称是自由民主的主要捍卫者，但冷战的结束使其失去了这一切，新左派则把其挤出了中间阵地，它不得不重新摸索，寻找出路，为自己再定性。学习布莱尔，重新争取中间选民，夺回中间地带自然也就成为部分右派政治家追求的目标。
持此种观点者常以西班牙为模式。西班牙在阿斯纳尔人民党的领导下，逐渐摆脱了佛朗哥的消极影响，慢慢左转，淡化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建立具有同情心的政府。像意大利和德国一样，由于西班牙曾经经历过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人们“谈右色变”，立即会使选民回忆起过去的恐怖形势。难怪西班牙人民党刻意追求中间道路，积极加入欧洲人民党阵营。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中间模式吸收了美国的某些经验。在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两州，小布什兄弟鼓吹建立“关心人的政府”，主张把小政府与同情心的政府融为一体；支持小的个人，反对大的国家；坚持帮助个人提高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施舍。换言之，这同布莱尔的主张也非常相似。
这些人认为，现在选举体现的并不是思想上的竞争，而是能力上的较量。大家都想创造个人财富，同时又要保护穷人的利益。但谁能做得最好呢？法国法国民主联盟的埃尔韦·沙雷特说，“现在已不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一个执政，一个准备替换的问题”。
走自己的路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右派认为，他们无须模仿布莱尔，而必须制定出自己的宏大计划，或以一套全新的思想来包装其现在的做法，使其区别于现在的左派政府。1998年下半年，阿斯纳尔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新领导人沃尔夫冈·沙布尔、卢森堡社会基督教党总理克劳德·容克尔进行联系，探讨了替代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创造右派的模式，进行大肆宣传，以吸引选民。但如何走自己的路却众口难调。归纳起来，所谓振兴欧洲新右派可能会有三种选择。
恢复撒切尔主义的自由经济学
新右派的第二个激进计划极可能是恢复撒切尔主义的自由经济学。该观点认为，谈论左右之间的模糊是毫无道理的。左派无论怎样打扮，他们总是热衷于高税收和高支出，而右派在财政上则是负责的，较少进行政府干预，二者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左派越是说要在整个欧盟实施诸如“和谐的”税收，就越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欧洲的自由经济主义者包括德国自由民主党，法国阿兰·马德兰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意大利的安东尼奥·马尔蒂诺，后者堪称意大利的撒切尔主义者。但这一主张不可能赢得很大市场。在中东欧的新成员中也不会有更大的市场，其中许多人刚刚转变为自由主义者。例如，捷克前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虽是撒切尔主义的信徒，但他最近却攻击捷克中央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质疑更多的私有化是否明智。
即使是英国保守党的智囊们也不赞成简单地回到撒切尔主义。其中有观点指出，“如果认为8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一劳永逸的哲学，那将大错而特错了”。一些保守党党员说，该党80年代借用的自由意志思想只是为了把英国从当时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主义文化中解救出来，解放被其压抑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永远地成为保守主义教条。
恢复基督教价值
基督教价值有可能会被一些右派政治家看作是振兴新右派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南欧地区，恢复基督教传统的呼声很高。例如，意大利工业核心地带米兰就是由具有基督教传统的罗伯托·阿尔贝蒂尼领导的中右政府。他坚决反对妇女人工流产，反对离婚，在执政中甚至还采取了具有基督传统的激进措施。中欧和东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尤其是波兰，也坚决地拥护基督教的价值。去年，波兰天主教右派作为团结工会执政联盟的一部分，推动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取消了学校教学大纲中关于性教育的内容。
然而，西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却不愿意在诸如家庭问题上过多的纠缠。如德国一位右派政治家讲的那样，“我们听到布莱尔谈论家庭价值时感到莫名其妙。尽管基督教民主党植根于19世纪天主教抵抗反教权运动，但对于这些党的许多成员来说，基督教成分仅是模糊的宗教。例如，在较为宽松的荷兰，人们根本不愿谈论这些问题。荷兰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非常坦率地讲，荷兰的基督教民主党实际上是一个“后基督教政党”。至于西班牙的阿斯纳尔，由于害怕回忆起佛朗哥的幽灵，他已不再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
恢复民族主义
前两者的前景看起来并不容乐观。那么，新右派还有什么选择呢？目前，唯一最能征服中右政党的就是最近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
恢复民族主义是右派最大的诱惑。这一选择与民众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恰好吻合。特别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民族主义情绪显得更为明显。1999年1月1日，欧元的启动势必促使欧盟领导人推进政治一体化，而多数欧洲人则对这种前景感到不安。欧洲政治一体化意味着各国将会放弃更多的国家主权。于是，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选择。
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民族主义极可能会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常的，另一种则潜藏着危险。在实施欧元的情况下，欧盟除四个国家外都交出了各自的货币权。欧洲一体化进程必然要求各国让出更多的主权，其前景使怀疑论者重新复活，他们怀疑欧罗巴合众国是否可行。
迄今为止，欧洲各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整体上都支持欧洲一体化。但欧洲选民却是分裂的。德国领导人是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在1998年的民意测验中赞成加入单一货币者仅占微弱多数。这种现象是复活民族主义情绪的肥沃土壤。怀疑论者担心布鲁塞尔将会毁掉地方的乳酪制造商和啤酒酿造商，把欧洲文化融合为平淡的欧元酱；担心东欧的移民潮水般地涌来，在扩大的欧洲里争夺工作，等等。
欧洲怀疑论者的部分支持者团结在英国保守党人威廉·黑格周围。但支持者不单单是英国一家。在199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 法国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卡领导的反联邦主义者政党“法兰西联盟”却获得13%的选票，超过了希拉克领导的戴高乐党。他解释说，他是在捍卫“法国的特性”。
在德国，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胜利引起了基督教联盟某些成员的密切关注。根据德国人的标准，基督教社会联盟是欧元的怀疑论者。它常常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些政策，尤其在法律、社会秩序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持批评态度。在1998年8月巴伐里亚州的选举中， 基督教社会联盟得到53%的选票。现在，埃得蒙·斯托伯对自己准备作为两党候选人参加下一次大选的打算毫不隐讳。如果获得基督教民主联盟多数中间派人士支持，两党结合起来以后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的右派。
这将是中右政党要采取的立场，属于能够引起人民敬重的新民族主义。另一种民族主义选择则不同，属于危险的民族主义，是仇视外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
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是法国的国民阵线。它产生于法国南部城市维特罗勒。维特罗勒是70年代形成的一个地方，由那些离开马赛而希望居住在郊区的人们组成。1985年，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已在这里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1997年，该市还选举产生了一位国民阵线市长——卡特琳·梅格雷，其得票率达一半之上。
梅格雷女士是作为布鲁诺的妻子而出名的。布鲁诺是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他诡计多端。由于他拒绝与该党领袖让·玛丽·勒庞保持一致，结果于1998年底引起阵线内讧，致使党发生分裂。维特罗勒是国民阵线控制的四大城市之一。梅格雷女士当选后采取了一系列体现民族主义的措施，以显示其良好的领导才能。例如，她关闭了一家播放美国黑人“文化”音乐的酒吧；重新命名了一些具有颠覆性含义的道路名称，如纳尔逊·曼德拉广场现在改为普鲁旺斯广场；把市政警察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并且开始实施其丈夫策划、设计的“民族优越”政策，对法国夫妻、或其他欧盟国家夫妻生育的孩子给予5000法郎（880 美元）的补助，以便使白种法国人得到好处。但后来这一政策被法院判决为非法。
对一个声称要把300万移民遣返回家的政党来说， 这或许一点也不奇怪。但让人吃惊的是1998年法国的地方选举中，中右政党的一些成员极大地帮了国民阵线的忙，使其赢得某些尊敬。这一直是梅格雷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力争使极右政党为世人所接受。
由于国民阵线1998年年底发生分裂，其影响和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但两党（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和布鲁诺·梅格雷的国民运动）仍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9%的选票。 虽然中右政党被其吸引的可能性不大，但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安全问题还可能会促使选民投向国民阵线的怀抱。
在其他存在极右政党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中右政党也不大可能去投其所好，但中右政党极有可能利用民众对大量移民的不满情绪，使之成为振兴中派的动力。1999年伊始，德国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就开始向社会党政府发难，两党共同举行游行请愿，抗议政府颁布德国公民自由法，允许上百万的“外国人”具有双重国籍。再者，前不久，奥地利、瑞士极右政党在本国选举中均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一现象与各国存在的大量移民或难民不无关系。
总之，欧洲右派在失败的打击下，在第三条道路的冲击下还没有完全找到自我更新的道路。但这不意味着它注定地永远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它必定能够找到适当的问题，以作为政治上的突破点，最终挽回自己的败势。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派的选票均有所发展，成为欧洲议会第一大党，更令其感到欣慰的是打破了左派长期垄断的局面。
欧洲右派的这次出人预料的胜利大多与各国执政党卷入科索沃战争有关。有些则由于国内问题处理不当，如德国经济一直没有显露出繁荣的迹象，许多选民又对社民党政府的整治方法不满。选举前夕，政府决定惩收能源税，加之施罗德访英期间又与布莱尔发表联合声明，准备引进英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引起选民不满。英国则由于保守党提出的“拯救英镑”的号召赢得民众的支持。一位消沉的德国基民盟成员说得好，“我们现在的唯一战略是等待”。也许欧洲选民对左派执政时间过长产生厌倦之后，自己也会作为新面孔而再次出现在选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