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权力结构历史性变化与中越海上联合开发探索
成汉平
[摘 要] 2018年下半年，越南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权力结构变化，国家政权结构由以往外界所熟知的“四驾马车”形式陡然变成“三驾马车”格局，党的总书记阮富仲同时担任国家主席一职。这一格局打破了越南多年来传统的权力平衡体系，由分权逐步走向威权，越南国家政治生态发生显著变化，而其内外政策也随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迹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的海洋政策走向。本文旨在分析越南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对其海洋政策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及其海洋政策的变化趋势，探讨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面对这一新机遇，在印太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应基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与越南的海上合作和开发，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的“两廊一圈”实施对接，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造福于两国人民。
[关键词] 越南； 权力结构； 海洋政策； 南海问题； 海上联合开发； 中越关系
自独立建国以来，越南一直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体完全不同于任何传统的西方政治体制，而是有着自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其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更是独一无二。自20世纪80年代越共总书记黎笋去世之后，越南政坛便不再有任何以个人为首的权力核心，而是一种分权的模式(1) 胡世龙：《越南革新开放“断代史”》，《国际金融报》2014年6月9日第22版。 。这种高层话语权平分的政治统治模式一直持续了将近40年，直至2018年下半年，越南这一固有的权力结构体系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越南国内政治生态、大政方针也微妙生变，或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迹象，其中围绕涉海问题的政策动向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从越南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化着手，结合业已出现的变化迹象，分析其对越南海洋政策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及其海洋政策的变化趋势，探讨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越南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一)越南特有的权力制衡模式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是权力的配置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2) 周永坤：《权力结构模式与宪政》，《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对于大多数新兴国家而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退的历史阶段，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就必须树立强大的政府，缔造和巩固一个强大的政党，否则难以负荷经济发展、利益冲突、价值观转变等剧变对政治体制的冲击(3)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
2.3.1 母血及脐血瘦素与妊娠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母血瘦素水平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身长、头围、胎盘重量等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脐血瘦素水平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身长、头围、胎盘重量均呈明显正相关(P<0.05)。见表5。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南的核心权力层出现了“四驾马车”的形式，即国家权力中枢——总书记、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分别由四名不同的政治家来出任。同时，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央政治局，在陈大光逝世之前共由19人组成(均由越共“十二大”选出)。
这种“四驾马车”的权力模式的特点可归纳为：一是形成了南北双向制衡机制。来自北方的政治家，即“北方派”，亦被称为“保守派(稳健派)”，对北方邻国(中国)相对友好，历来重视党建工作，通常出任“四驾马车”中影响力略大的总书记一职，主管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建设。而来自南方的政治家则被称为“南方派”，西方国家习惯称之为“改革派(激进派)”，主张与西方世界保持友好关系，注重经济发展，希望逐步疏远中国，通常担任总理一职，负责国家经济工作。这种地域上的划分恰恰形成了越南多年来一种相互制约、互相掣肘的政治格局。除了南北双向制衡，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则由来自中部地区的政治家担任，形成一个权力核心的“四人组”。
3.提升了对美国干涉其内政的警惕
二是缺乏绝对的核心。在“四驾马车”的模式下，四个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独揽大权，一言九鼎。这一分权的政治局面导致越共内的权力斗争始终暗流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副主任潘金娥研究员认为，长期以来，越南国家最高权力构成的产生过程和细节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核心人事安排产生于公开表决的“会前”而不是“会后”(4) 潘金娥：《越南政治权力结构的特性及影响因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
三是易受到国内民族主义的裹挟和左右。在缺乏权力核心的政治生活中，对外交事务判断与取舍的标准，不少情况下易受到国内民意和舆论的冲击与影响，甚至是民族主义的裹挟。“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5)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251页。 因而，国内民族主义对越南高层的影响体现在决策中缺乏客观和理性。
(二)从分权到威权的历史性变化
2018年9月21日，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任内突然病逝。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惯例，越南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出一位新的国家主席，从而维持“四驾马车”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然而，同年10月3日，在越共中央十二届八中全会上，越共中央委员会以100%的赞成率，提名总书记阮富仲为新一任国家主席人选，他也是唯一的候选人。10月23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六次会议以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高票通过了这一提名。越共最高领导人阮富仲在担任总书记的同时还兼任国家主席一职，阮富仲成为继越南开国领导人胡志明之后第二位集党和国家领导权于一身的政治家。
从此，越南最高政治权力层由固有的“四驾马车”模式变成了“三驾马车”格局，由以往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变成了相对的集权(centralization)，它意味着阮富仲个人的话语权比以往更大。这堪称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表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在越南正渐渐得到显现。在这一改变之后，阮富仲既是党的总书记，同时还是国家主席，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国内外均有学者预测认为，越南的威权主义时代正在到来(6) 参见成汉平《“四驾马车”改“三驾”，越南权力结构重大变化》，《世界知识》2018年第20期。 。
(三)阮富仲个人的政治倾向
年届七旬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长期从事党建理论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政多年中他始终做到克己奉公，两袖清风，没有任何负面新闻，这是他能够在越南政界获得压倒性支持的根源所在。他的权威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勤勤恳恳为国操劳、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和艰苦朴素的亲民作风之上的，他甚至穿着凉鞋走基层，下部队，看望民众，慰问官兵。2019年4月中旬他在外出视察中先后顶烈日，下冷库，一度累倒卧病月余。这些忘我而亲民的行为，有利于其能够从拥有的相对的权威(authority)上升到一种威权主义，而威权主义及其体制则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介于民主与极权之间的一种较为温和的专制政体形态(7) 许瑶：《威权主义：概念、发展与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2期。 。
在对外关系方面，出于对西方和平演变之担忧，阮富仲主张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必须保持一份警醒；在对华交往方面，他认为北方邻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可大大减少越南红色政权遭到西方颠覆的几率(8) 成汉平：《四驾马车”改“三驾”，越南权力结构重大变化》，《世界知识》2018年第20期。 。有人因此而称其为是对华关系的稳健派。在涉海争端方面，阮富仲主张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而不是借助外力以极端民族主义的手段与中国抗争。因而，他所推崇和将要践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9) 《威斯特代利亚和约》主要提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方面，见李明倩《〈威斯特伐利亚〉与近代国际法》，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7页。 中所定义的“国家主义”(statism)，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二 越南权力结构变化对其海洋政策的微妙影响
(一)海洋政策可能调整的若干信号
2018年11月13日开始，一连数日，越南官方媒体以“总书记阮富仲呼吁中国合作解决南海问题”为标题报道了越共总书记与我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会晤的消息(10) 
13-11-2018, Tr.1. (〈越〉《阮富仲会见中国副总理胡春华》，《人民报》2018年11月13日第1版。) ，同时也报道了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与王毅外长会晤时提及的海上合作的新闻。笔者认为，越方通过这些重要的涉中外交活动向中方释放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信号，即在美国不断加大介入南海力度的复杂背景下，越方表达出了欲与中方在南海展开深度合作而非对抗的意愿。这种合作应该是一种“新型、深度的合作”，而非低层次、低敏感领域的简单合作，因为后者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之中，似无再作呼吁之必要。根据笔者与多位越方官员、学者及军方人士接触后作出的判断，有关海上共同开发，越方所设置的“红线”是——可以与除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共同开发。迄今为止，越南与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尝试或进行了海上联合勘探与开发，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如今，话语权更大的阮富仲或许希望改变固有的格局，突破以往的禁区，与中方尝试合作，以此来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到各种目标的手段。”(11)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5页。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一方面投石问路，等待中方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也有意试探越南国内和舆论界对此的反应。外交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直截了当地表态而不留有余地的做法是外交中的大忌(12) 周聪：《外交语言讲究多(外交解读)》，《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第14版。 。笔者认为，阮富仲意在为更加合理地调整其海洋政策展开新的布局和铺垫。从阮富仲兼任国家主席、相对集权以来的一系列最新举动，完全能够管窥其未来海洋政策的走向与趋势：一是越南国内涉及中资企业的报道明显更加客观、理性；二是重拳惩处在涉海问题上搬弄是非、渲染民族主义、煽动对华仇视的媒体(13) 2018年11月1日，越南《教育电子报》被勒令撤稿，报社负责人受到处理，原因是该报在与中国有关的南海问题上有不实报道，见
ngày 2-11-2018.(〈越〉《越南新闻媒体部对〈教育电子报〉处罚》，《越地报》2018年11月2日第4版。) ；三是面对美国的热切拉拢，越南高层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使之形成了“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局面(14) 2018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年中两度访越，十分罕见，国务卿蓬佩奥上任伊始便出访越南，但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6月，越方高层尚未回访美国。 ；四是推行从严治党，对那些屡屡发布不负责言论，造谣惑众的党员予以严肃清理，甚至开除。
在越南敏感的对华关系中，被认为没有私心的阮富仲，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保持某种良好的党际、国家间关系，而不是疏远，更不是敌对(15) 张申明、宦玉娟、成汉平：《越南新“四驾马车”管窥》，《唯实》2016年第4期。 。其实，国内多名学者也有着十分相似的观点。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孙小迎研究员曾表示，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后，越南和中国的相处模式将有望变得更“温和”(16) 转引自王德健《西方媒体热衷报道“权力斗争”，越南不会选择“一边倒”》，《环球时报》2016年1月29日第4版。 。如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之后，阮富仲终于有条件力排众议，尝试与邻国走一条海上合作共赢之路。当然，这也是由越南海洋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客观需要所决定的。因为国际合作是指国家间为满足各方实际的或预期的能力需求而相互调整政策和行为的过程(17) 宋秀琚：《国际合作理论：批判与建构》，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
(二)越南海上油气开发策略调整的客观需要
海上油气资源不可能永不枯竭，总有“断流”的那一天。2017年12月21日，世界著名油气咨询公司Rystad Energy发布统计认定，在2017年一年中全球油气资源新增发现量不足70亿桶当量(约合9.5亿吨)，这一数据实际上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1)(18) 《2017年全球石油发现量创70年新低，石油会枯竭吗？》，石油link网，2017年12月25日，http://www.oillink.com/news/show.php?itemid=1029 。近年来，越南的海上油气资源开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因为不少油气井正面临不断减少、逐渐枯竭的趋势，越南迫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和条件在海上寻找、开发新的油气资源，以突破陆地国土资源禀赋方面的局限，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同时向海上拓展国家的战略纵深(19) 越南国土中部最窄处(广平省)仅有50余公里，缺乏战略纵深，极易被拦腰切断，因而必须向海上拓展战略纵深，见兰强、徐方宇、李华杰编著《越南概论》，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
1.制定位阶高的转基因产品基准法。关于完善转基因产品安全的相关制度，很多学者建议出台一部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基因产品安全法》作为规范转基因产品方面的效力层次较高的基本法。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基因产品在市场上必然占有重要之地，而完善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而作为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作者认为应该由国务院在该法的基础上，在自己职能范围内制定关于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图 1全球常规油气发现数量
资料来源：雷斯塔能源公司数据库，https://www.rystadenergy.com/products/Data-and-Analytics-Delivery-Methods/data-feeds-and-GIS-service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菲律宾时与菲方达成了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签署了海上油气开发合作文件，它表明中菲海上互利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共同勘探开发有望提上议事日程。2019年8月，中菲双方又决定成立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推动共同开发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对越南高层一定会产生较大的触动。其实，就客观条件而言，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可操作性要远大于中菲海上联合开发。
根据用户投资规模和堆场工况，行走机构有纵向行式、横向行式、全方位3种，采用纵向行式行走机构设备迁移比较方便；横向行式适用于长形堆场，但设备迁移不方便；全方位可解决上述问题，但造价较高。故根据填埋场实际情况建议采用纵向行式行走机构。
三是，“断续线”内虽为我声索的管辖水域，但实际情况是一旦我方独自开发，一方面距离我陆地遥远，运作成本高昂，而另一方面，越方则会滋扰阻挠，一如20多年前的“万安北-21”事件(38) 1992年，中海油和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合同，名为“万安北-21”，但随即遭到了越方的百般阻挠，最终不得不放弃。见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以及2014年的“981”平台事件那样，导致海上事态扩大。尤其是在“断续线”(“九段线”)的国际法定义不明确的今天，中方独自开发必将引发强烈的国际反弹，极易被外界炒作利用，不利于我与东盟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努力。
综上，连续两年两次完败的海上尝试使越方在向我“断续线”纵深勘探开发与维持中越两国关系大局之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未来越南依然不顾一切而试图冒险深入我“断续线”内开发开采，势必造成中越两国的海上对峙局面，且在外力的作用下完全有可能导致中越关系的破局，特别是美国加大介入南海的力度，以各种形式对越南“撑腰打气”的做法将有可能使越南在上述权衡中出现误判而选择前者。笔者认为，上述两次失败的冒险意味着越南的海上油气开发从此步入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到了亟需调整作出新决策的时候。根据越共中央制订的《至2020年的海洋战略》和海洋开发的远景规划，未来几年，越南的海洋经济必须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22) 详见成汉平《越南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90页。 。目前越南海洋经济产值约占GDP总量的47%-48%，海洋经济已经成为越南的主要经济支柱(23) 王峥：《政治与安全的互动：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透视》，《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6期。 。可以断言，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越南对海洋经济的倚重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或放松。
医学院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有明确的部门分工与职责分工，但是这些岗位设置看似分工明确井然有序，但在实际教育工作中，思政育人的载体单一，没有形成载体合力育人；各部门的教育资源共享度不高，协调配合度不高等[3]。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当前思想政治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建立了一套适合医学院校的“制度保障、课程主导、部门协力、朋辈教育、实践磨砺、环境熏陶”的“六位一体”全员育人模式-大树育人模式。
(三)威权主义与越南海洋政策调整的前景
如前文所述，囿于越南十分独特的权力结构模式，高层领导人若想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甚至决策权，就必然选择所谓“国家利益最大化”策略，而在话语权分散的背景下，国家决策极易偏颇，甚至是极端，表现在海洋问题上就是在与中国的海洋争端中处处示强，毫不妥协，决不让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政治局委员笃信——这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在舆论管控相对宽松的越南，高层也很容易受到国内民族主义的裹挟，丝毫不敢在被认为是与中国“妥协”的道路上迈出半步。在2014年的“981”平台事件中，越南高层的“四驾马车”就曾纷纷放出狠话，向中方示强，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在阮富仲集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书记于一身之后，笔者认为，越南政坛的威权主义正在逐步形成，而威权主义的形成则有利于其海洋政策变得更加理性，趋于务实。主要表现如下：
健全和完善的法规制度是确保会计档案真实和完整的根本措施。会计人员依法填制的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及会计文件材料都要纳入归档范围。
1.特有的儒家文化加速威权主义的形成
基于儒学的东方价值往往会成为软威权主义存在的一把利器，它比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具稳定性(24)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页。另外，“威权”与“软威权”在程度上存在区别，后者弱于前者，详见许瑶：《威权主义：概念、发展与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2期。 。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越南，在许多人的眼中，满头白发的阮富仲就是一个让人敬重的长者，如同自己的长辈一样，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容辩驳的。2018年底，世界经济论坛对138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兴世界威权领导人更值得依赖(25) 《新兴市场威权领导人更受信任》，FT中文网，2016年10月1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735?archive#adchannelID=5000 。而十分沉稳的阮富仲更是具备值得依赖的各种潜质。2019年2月底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金特会”虽然无果而终，却再一次提升了阮富仲的个人威望。作为东道主，以国家主席与越共总书记的双重身份，他先后与美朝两国元首进行了会晤，在越南国内外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在2019年6月联合国的一次投票中，越南以192票的高票支持，成为2020—2021年度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26) 〈越〉《越南以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通讯社中文网，2019年6月7日，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4%BB%A5%E9%AB%98%E7%A5%A8%E5%BD%93%E9%80%89%E8%81%94%E5%90%88%E5%9B%BD%E5%AE%89%E7%90%86%E4%BC%9A%E9%9D%9E%E5%B8%B8%E4%BB%BB%E7%90%86%E4%BA%8B%E5%9B%BD/96927.vnp 。越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被认为是对以阮富仲为首的团队的高度肯定。笔者曾在越南工作和生活多年，在与越南民众的接触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儒家思想在越南社会的影响要远甚于我们国内。
2.成功收紧了对越南国内舆论的管控
一方面，阮富仲把军方铁腕人物阮孟雄(Nguyen Manh Hung)调入中央宣教部主抓媒体，管控舆论，防止再次出现舆论绑架政府、裹挟民众，导致以讹传讹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在成立了专门的网络部队之后，新的《网络安全法》已经于2019年第一天正式生效，使官方监控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水军”和网络大V有了法律依据。此外，还对一些激进分子、民族主义极端人士采取了处分或“谴责”(27) “谴责”的越语原文为“khien trich”，系越南纪律处分中最轻的一种，等同于一种口头警告。 的做法，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如对现年80岁的资深政界人士陈好(Tran Hao)施以处分(28) 
ngày 2-11-2018, Tr.2.(〈越〉《陈好等人因言论不当受到处分》，《青年人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显示出无人能够例外。陈好惯以网络大V自居，但却总以中越关系为抓手，抹黑中国，攻击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政府。2018年12月，越共中央还对向来对华不甚友好的越南《青年报》进行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把十多名非越共党员中层干部调离岗位，以强化越共对媒体的管理和控制(29) 《首次，越南报社清除13名非党员中层，媒体管控日渐加强》，微信公众号“越南参考”，2018年11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MzMjEzOQ==&mid=2452675010&idx=1&sn=9bf4518c5b675254c5ec17fc7ba1c84f&chksm=8ca54d06bbd2c410423b1e2e0641f54bf3f2bd12ad8c2e38c55a6a4ab486a2b0689727358ae7&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FmNarZxdL2%2B0%2BUPdgG3bMFUUqtwRrZmR657pNvBkxVZExw7c7kFpUMdoCNclE%2FoC#rd 。2019年3月5日，越南知名的南海问题专家陈德英山(Tran Duc Anh Son)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他利用社交平台屡屡发布与事实不符、违反国家外交政策的文章(30) 《越南海专家被开除党籍，只因社交平台上乱说话》，微信公众号“越南参考”，2019年3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MzMjEzOQ==&mid=2452675686&idx=1&sn=8dccc1778606a7af54dd1d700e03c1ea&chksm=8ca548a2bbd2c1b4a7a3deeccd9955a2b383d3b7b21c35adcaf0e619e6477b2c49dfb5b346ed&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FmNarZxdL2%2B0%2BUPdgG3bMFUUqtwRrZmR657pNvBkxVZExw7c7kFpUMdoCNclE%2FoC#rd 。
二是，如中越海上联合开发成为现实，可由此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可借鉴的典范，即在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完全可以搁置争议展开合作，这对南海的其它争议方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从而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完全落地，有助于提升我国在越南及所有东盟国家的正面形象——中国以合作共赢之理念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由式(7)可以看出,只需求出dAB(t2n-1,t2n-1)-dAB(t2n-3,t2n-3)的值,再通过线性回归,即可弱化εmotion偏差求得频偏θ.
长期以来，越南一直陷于既希望域外西方大国介入南海之争以平衡崛起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又要设法防止域外西方大国对其政治制度和国家内政造成冲击的矛盾中。但在阮富仲集权之后，越南对西方的这种警惕性明显在上升。2018年10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访问越南时，曾劝说越南停止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并且承诺不以《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来对越实施制裁，但遭到越方的婉拒，因为此举明显有干涉越南内政之嫌，若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2018年11月18-21日，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对越南进行了三天访问。在启程前往越南访问之前，越南新任驻印度大使范生朱(Pham Sinh Chu)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被问及越方是否支持包括印度在内的美日印澳四国体系时，这位新大使曾这样明确表示：“四国体系具有准军事同盟的色彩，加盟任何军事组织或者集团，使用武力或企图使用武力，都是违反越南一贯的外交立场的。”(31) Pham Sinh Chu, “Vietnam Will Enhance Its Level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India”,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7, 2018.由此看来，越方是以一种委婉的态度表达了其对“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四国体系的排斥或不支持。在越南看来，美国如果一味推行“印太战略”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大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导致越南不得不选边站队，并不符合越南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
选取我院2016年6月～2018年6月收治的624例危重疾病患者，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①男377例，女247例；②年龄16～92岁，平均（59.25±12.34）岁。
三 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首次提出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主张与中国理念。在有关南海海域联合开发的问题上，中方的态度是长期的，一贯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政府化解以至于最终消除周边海域争端的一个政策提案，它的提出甚至早于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32) 张新军：《中国周边海域争端处理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考》，《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 。2016年7月13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振民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与菲律宾南海有关争议》的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的政策不变(33) 《刘振民：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不变》，《环球时报》2016年7月13日第1版。 。这一不变的政策自然也针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南海周边所有国家。因而，海上共同开发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34) 杨泽伟：《论海上共同开发的法律适用问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
(一)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可行性
其次，近年来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尤其是油价一度不断下滑的趋势也使越南原本“靠海吃海”的海上利益被不断压缩，越南政府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扩大区域，寻找新的海上利益增长点；再次，越共针对越南石油领域的大规模反腐行动斩断了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利益链，也影响到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其中，前石油巨头、前油气集团负责人丁罗升等人先后落网被视为越南反腐的标志性事件。
四是，如果与越方磋商成功后顺利得以开采，从此也可解决我方在南沙海域暂无一口油气井的巨大尴尬，填补一项空白，象征意义极大，政治意义更大。
第二，鉴于在过去多年中，越南油气集团与多国合作，成功地在海上钻探了多口油气井，无论是在钻探还是开采及储运方面都锻炼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一线工人，技术条件逐步成熟，且设施设备齐全，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果现在中越两国决定联合开发，这种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充分复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中方有雄厚的资金、成熟的海上油气开发技术，以及诸多领先于世界的先进设备，特别是有着与沿岸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恳愿望。此外，还有中国政府设立的专项海上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资金”。中越两国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形成海上成功合作的典范。
第四，越南近年在其沿海地区投资建造了两座大型炼油厂，一旦中越双方顺利联合开采，可以就近完成原油的初加工处理；而中国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和石油进口大国，且在原油加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优越的技术。如果中越两国推进海上共同开发，将注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造福于两国人民。
(二)中越海上联合开发的现实意义
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发海洋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35) 《社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意义深远》，中评网，2019年4月25日，http://www.crntt.com/doc/1054/0/9/4/105409477.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409477&mdate=0425000127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周边外交(neighboring diplomacy)在中国外交中明显居于一种优先地位，一些指标显示，自2016年以来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大国外交(36) 《薛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海整体应对思想调整》，2018年12月26日，http://brgg. fudan.edu.cn/articleinfo_437.html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中，与东盟的关系则是周边外交中的核心和重点，东盟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重要枢纽。因而在今天，与越南推进海上合作，共同开发油气资源具有多重现实意义。
一是，在美国“印太战略”不断实心化(37) 慕小明：《不断出新招：美“印太战略”要“实心化”？》，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 cn/n1/2018/0806/c1011-30210988.html 以及我国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复杂背景下，选择与越南在海上共同开发油气资源，可确保南海周边局势的稳定，既能够稳住与我有着海权之争最为激烈的越南，也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盟间正在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2018年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峰会期间，在新加坡演讲时明确承诺，力争未来三年与有关各方完成COC的磋商。如果中越海上联合开发最终成为现实，这对COC的磋商将会起到一种助推作用。
王玉江(1970-)，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建筑材料和信息功能材料。E-mail: wang_yu_jiang@163.com
因此，《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的整理出版，无论是从民族文化工作，还是学术研究，甚至姚安诸多的参与者的角度，都有不容忽略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拓展、开发新的海上油气资源，越南过去两年中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尝试，将触角伸向中国的“断续线”之内，但均以失败而告终。2017年4月间，时任我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上将突然提前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并取消了原定的边界会晤，原因是越南联手西方石油公司进入位于我“断续线”之内的万安滩由越方单方面划定的“136-03”油气区块进行油气勘探(20) 辛闻：《外交部：南海形势趋缓来之不易 值得各方倍加珍惜》，中国网，http://www.china. com.cn/news/world/2017-06/22/content_41080106.htm 。此举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越方的勘探船只最终被驱离。一年后的2018年初，越南又开始与西班牙Repsol公司在一处名为“Ca Rong Do”的海域进行合作钻探，这处也被称为“07-03”区块的油田同样位于我“断续线”之内，是离越南专属经济区最远的一个区块。为此，越方不惜先期投入大约4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视其为未来的利益增长点(21) 郭光昊：《越南迫于中国压力叫停南海油气开发？》，观察者网，https://www. guancha.cn/Neighbors/2018_03_23_451323.shtml 。但在我方的有效阻挠之下，越南最终悻悻而退。
3）优化吹扫时间，合理统筹。停工期间，合理优化了吹扫用汽量，自身装置用汽尽量保持平稳，另外尽可能的错开和催化、焦化等装置的用汽高峰。
第一，中越两国间有关海上问题磋商的机制性建设已经顺利完成，互信正在大踏步地推进之中。一方面，中国—越南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以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组已经先后进行了多次正式的磋商，并且取得了十分积极的进展。而另一方面，中越两国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也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和磋商，双方均表达了进一步深入磋商的愿望。
五是，中国虽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呈不断上升之势，但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屡屡成为越南国内一些人诟病和攻击的焦点，加之“全面且先进的TPP”(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开始生效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旦中越海上联合开发得以实现，它能够有效化解越南国内对中越贸易不平衡的质疑，对我“一带一路”与越南“两廊一圈”的对接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 推进与越南海上联合开发的对策建议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几年以来，这一倡议正在由理念发展到行动，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合作共赢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目标。如上文所述，越南官方暗示希望与中方在“断续线”内联合开展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是基于客观现实与其国家利益之考虑；同时，在地区地缘政治不断受到冲击且呈现出复杂化趋势的背景下，威权主义日趋明显的阮富仲更愿意选择与中方合作而不是对抗。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完成好下列四大举措：
仔细观察你的拍摄主体（可能是一片叶子，也可能是一张挂满露珠的蜘蛛网）的色调、形状和纹理，充分发挥想象力，考虑如何将它们填充整个画面。拉近，拍细节方面推荐使用70-200mm的长焦镜头。
第一步，我方内部应首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与时俱进，必须认清在我“断续线”内与越方联合开发对我利大于弊、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客观形势。这既是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战略远见，也是当前现实形势的需要，应避免被国内负面舆论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应将中菲、中越间未来包括联合开发在内的海上全方位合作置于建设海洋强国之战略高度以及从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东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39)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
第二步，通过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以及一系列固有的海上磋商等机制进一步向越方了解其真实意图，摸清其底牌，为下一步的具体谈判作好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中央相关部委可先期成立工作小组、专家小组，与越方对接，就海上合作开发展开具体的细节性磋商，确定合作的原则和计划，制订出相应的预案与步骤。同时，必须反复公开强调中方对海上合作开发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并推进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各方实施海上联合开发，中方将会很好地承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公开呼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南海整体思路应当调整，在“管控冲突”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功能合作。而只有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积累共识与互信之后，最终才能解决争议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划界这个核心难题(40) 《薛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海整体应对思想调整》，2018年12月26日，http://brgg. fudan.edu.cn/articleinfo_437.html 。
第三步，在现阶段要进一步加大与越方在涉海低敏感领域的全面合作，如联合巡逻、联合勘探以及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和涉海人员的专业培训等，管控涉海分歧，以夯实双方互信的基础，为下一步的海上联合开发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
第四步，鉴于越南民间及舆论界对我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疑虑(41) 笔者长期在越工作，深切感受到越南国内长期弥漫的疑华、排华情绪。 ，中越双方应通过智库及专家学者间的二轨对话、一轨半对话等机制以及舆论宣传等广泛渠道，增信释疑，为中越海上联合开发做好舆论上的一切准备。
可以预见的是，倘若中越两国能够克服分歧，消除障碍，联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这将注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对于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42) 2015年2月11日，为纪念中越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首次提到了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1/c_1114340103.htm；2019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到访的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时再度提到了“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在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时指出 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河北新闻网，2019年7月12日，http://hbrb.hebnews.cn/pc/paper/c/201907/13/c142145.html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结 语
从传统的“四驾马车”到如今的“三驾马车”，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南核心领导层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假以时日，从威权到集权将会顺理成章。从现在算起，距离下一届越共党代会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年事已高的阮富仲一定会利用最后的时日进行广泛布局，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
与中国在争端海域合作开发，这在越南以往完全是一个“禁区”，任何形式的突破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如今对阮富仲来说，如果既能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又能够确保越共政权不受到西方势力的颠覆，他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逐步建立起来的威权主义来尝试突破这一“禁区”。促使他设法突破“禁区”的客观因素有两个：一是越南固有的海上油气资源的开采量正在明显下滑，是到了未雨绸缪寻找新的海上利益增长点的时候了；二是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域外势力正在不断加大对南海的干涉力度，一旦越方误认为从此有了强大的美国作靠山，在严重误判的背景下，中越双方海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迅速上升，届时在内外因素叠加的作用之下，会加速越共政权的垮台。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党建工作的阮富仲自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而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赤裸裸的干预以及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更是让越南共产党高层感到不寒而栗。
当然，横亘在中越两国间的障碍远不止南海问题，还有历史认知问题、两国间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指望阮富仲以一己之力来彻底扭转“上热下冷”(43) 所谓“上热下冷”为东南亚乃至我国一些周边国家常见的情况，即国家层面或领导人之间关系融洽，但民间却并不积极。 的局面并不现实。在这一背景下，中越间推动海上合作，联合开发，其意义便格外重大。
本文旨在通过对经权思想的历史嬗变之梳理，对经权思想内涵的挖掘，冀望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某种尝试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 D993.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19) 05-0058-14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5.004
[作者简介] 成汉平，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特聘教授，江苏省东南亚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吴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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