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相论”谈起
任昱霖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西方哲学领域一争长短是很难的，问题在于中西翻译的不可翻译性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提出过“相论”，但柏拉图则因“相论”而成名。他认为用“分离说”“对立说”“分有说”来解释“相论”中的反常现象或难题都会遇到理论上的困难。陈康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具有深刻的启示，他认为因东西方语言的不可翻译性，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之间有一条鸿沟，而陈康先生的翻译和研究则在它们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
关键词： 相论;柏拉图；苏格拉底；巴门尼德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提出并详尽阐述了他的“相论”（theory of idea）。但是在近年来出版的多数《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中，这个理论并不叫“相论”，而被翻译为“理念论”或“观念论”。当然，我们主张译作“相论”。同一个外文词或词组，为什么多数学者倾向于一种译名，少数学者则“固执己见”，坚决主张另一种译名？采用不同的译名对于哲学思想的阐释和分析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在此，我们将从中西翻译的问题入手，首先讨论王路与陈康先生对古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的不同解读和翻译问题，其次讨论陈康先生著作中对巴门尼德、柏拉图的“辩证法”以及推至整个古希腊思想的研究状况，最后讨论中西哲学中语言翻译的不可翻译性问题并对陈康先生的观点作了简要的评价。
一、翻译问题
在西方哲学界，翻译向来是头等大事，对外文的翻译不仅仅需要表达出作者的原意，更是蕴含着译者的一种哲学思想和态度，可以说在大多数翻译的文本中或多或少都掺杂着译者自己的理解。正是因为《巴别塔》隐喻中的困境给我们留下的困难，使我们在语言的交流上产生了隔阂，按蒯因的说法是不可翻译性。它是上帝对于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智慧”所做的惩罚，即使有了译者的辛苦付出，我们也有可能难以理解作者的原始本意。如今我们在学习一些希腊先哲们的思想时，最好的状态是直接读英文原始文本，更优秀的学者则会选择阅读希腊文的原始著作。就像陈康先生所说，要与西方专家在西方哲学领域一争长短是很难的，“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候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1]6
在早期的研究中，中国哲学家们往往倾向于把“being”这个词译作“存在”，因“存在”已经被普遍接受，故后期发展中受这种传统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们也非常多。这种传统的看法到了后期，以王路为代表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逻辑学家们，他们坚决站在“存在”这个译词的对立面上，王路本人是坚决以“是”的问题为核心，用“是”的观点讨论了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领域的“being”问题。他说翻译中最著名的“错误”，莫过于把海德格尔著作翻译成《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与其把sein翻译成“存在”，不如翻译成《是与时（间）》更加合理，因为sein是一个名词，但是being这个词在动词下应为系词，就应该是系词的含义。其次，要注意sein表征出来的系词的特殊性，故“是”的翻译比“存在”的翻译更加符合句式。所以我们可以说sein是名词，但它其实是特殊化的名词——动词，故探讨“being”动词和句式是必不可少的。
再说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核心从形而上的角度解释就是“是它本身（is itself）”，而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就是“S是P”，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是语言角度所说的“是”还是“存在”？是科学的角度所说的“逻辑”还是“形而上”？“God is”其形式分析为“S是”，显然这个句式是不能构成“S是P”的经典句式的，所以有人把这句话理解成“God is exist”即“I am who I am”，把“is”理解成“存在”会存在一个问题，当发出疑问“S存在？”时，回答除了“存在”or“不存在”似乎没有其他的答案了，但是如果对“S是P”发问时，因问而不明，所以回答就没有单纯的“是”or“否”这么简单了。[6]由此可见，“是”的含义比“存在”的含义更为丰富一些，而且“存在”没有也无法正确地映射出“being”这个词的系词涵义，即它在“S是P”这种句式中的涵义。既然“存在”这个命题不能成立，那我们不妨把上文提到的“God is”理解成一种特殊的“S是”，由此可以推出“S是”或者“S是P”，又因它具有系词含义的谓述形式而存在，故“S是”是一个句子而非句式，即非estin句式。最后是“esti”的翻译，关于“esti”的翻译，英译者将巴门尼德的esti译为is。对此王路说，“这个中译要体现esti所具有的含义和可能具有的含义。所以，它只能翻译为“是”，而不能译为“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是”一词是不是有存在含义，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无疑具有系词含义，因而保留了esti与系词相关含义的所有可能性。相比之下，“存在”一词不是系词，以它翻译esti则消除了后者的系词含义，并且割裂了与系词含义相关的所有可能性。”[2]用系词的观点来翻译esti，有点像“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这句话，而这句话所强调的是与“是”句式相同的含义。[3]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用不同“语言”去进行语言翻译是一个新的趋势，可是完全用逻辑去分析似乎有些片面，虽然上文中用了归谬法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这种翻译思想给人一种浮在面上，没有沉下来进入到思想中的感觉，更没有陈康先生的理论完善。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犹如一个创始者般提出了著名的“相”的理论，说感觉对象在“相”以外，其实，爱利亚学派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并认为“数”就是万物的本源，他们说个别事物“摹仿”数而存在，这就启发柏拉图认为个别事物可以模仿“相”而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柏拉图提出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有”，他认为感觉对象与“相”的关系即是“分有”同名的“相”。在苏格拉底这里，“相”被当作是“普遍的”意义即正义的本质（essence），而正义的本质就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相”的东西。实际上，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之前就提出过“相论”，但柏拉图以“相论”而著名。[5]这种“相论”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对话”——关于“相”问答一样，最终在柏拉图的“辩证法”中得到阐发。这并不是柏拉图研究方法的终结，对于“真理”与“存在”的问题，柏拉图却用了截然相反于“辩证法”思想的解释，即用认识论的范畴说这个问题是“知识”与“知识对象”的问题。
MS包含了一系列促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而且多呈高水平、多重聚集状态，从而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明显增加［11-12］。MS组分与终点事件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组分数越多，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水平越高［13］，本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MS包含组分数量增多，冠心病和脑卒中事件的发病率及相对风险呈现增加趋势。因此积极开展MS的防治干预，从降低组分数量的角度开展健康宣教和健康管理对心脑血管疾病及死亡的防治具有重大意义。
至于陈康先生的理论，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角度的翻译，即创造性的翻译。就sein的翻译来说，王路和陈康的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陈康把传统意义上译为“理念论”（theroy of ideas）的译词译作“相论”，有时也把它译成“形论”，把“metaphysica”译作“物理学以后诸篇”而非传统译法的“形而上学”，把“ontology”音译为“翁陀罗己”，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普遍接受的“本体论”，他把它意译为“万有论”。在陈康译本的译词中，我们不难发现陈康先生有强烈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可能是受到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的影响，也可能是受中华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的刺激。无论何种影响，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翻译出来的文本是哲学家们哲学思想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样的文本，因译出的文字不同，故体现了译者不同的哲学思想，这就像王路的翻译思想和观念体现出来的一种分析哲学的思路一样，陈康的翻译思想和观念也体现出分析哲学的思路。虽然王路的“是”的思想观点有些偏颇，但这一思想具有“深刻的片面性”，在学术研究中，深刻的片面性往往不逊于平庸的全面性。可以说，王路恐怕是读过陈康著作的，受了陈康的影响并用了同样的方法——归谬法，译出来的文本却不尽相同，想来这便是哲学思想的魅力吧。
二、提出相论的理论动机、背景
流行病学统计表明,脑梗死的发生率在400/10万-700/10万之间[4],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突出,该疾病的发生率也在增加,因此临床中关注度高,该疾病的死亡率和残疾率居高不下[5]。急性脑梗死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一个因素,急性脑梗死有四分之三的患者会出现肢体功能障碍,因此患者的生活受到了威胁,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在研究中,脑梗死患者的抢救几率比较高,但是由于脑组织缺氧缺血,导致了脑组织的损伤,治疗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肢体功能障碍情况。因此,临床中为了让患者的残疾率和死亡率下降,让患者能够自理生活,临床中都是往这方面去研究和探讨。
对于柏拉图提出“相论”的动机，陈康先生指出了两大原因，“一是希腊哲学的自然研究发展到对自然做机械论的解释，这是柏拉图所反对的。另一是哲人（传统译法是“智者”）运动的个人主义的伦理学，这也是柏拉图所反对的。尽管苏格拉底也反对个人主义的伦理学，认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应该用一般的‘善自身’、‘正义自身’、‘勇敢自身’去衡量，但是他只是有信念而没有论证。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沿着苏格拉底的这条道路，反对以上两个方面。”[4]“对自然做机械论的解释”讲的莫过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学说，对于赫拉克利特的“二力背反”的观点，巴门尼德则持反对的态度，他不认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一条河流”这个观点，进而反对“多”与“变”，“哲人运动”讲的便是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带有伦理学观的个人主义。这是效益主义的前身，对于自身的关注也是柏拉图反对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读“相”，一种是观念论，认为“相”不是客观的，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另一种是实在论，认为“相”是客观的，“相”的认识即是对存在事物的认识，这种客观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种唯物论的实在观意味。这两种方法相互反驳，各持极端的一边。在陈康看来，其实不妨各取两端用一种“中庸的”思想来看，这样的“相”就既是独立的又是客观的。显然，陈康的观点是对的。
三、“相论”三环节：“分离”、“对立”、“分有”
展望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体系，我们不难看出，古希腊哲学先哲们的思想影响延续至今，都偏好于用诸如道德观、教育问题之类来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那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浑然一体的。只是后人是从逻辑学角度和玄学角度来分析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逻辑这个观念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是少有的，除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思想观点外，其他先哲更多的是持有一种“形而上”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的善”是一种先验的现象学观念，而海德格尔、陈康先生都受到了这种形而上的影响，故逻辑在陈康先生这里可谓是“夹缝里求生”，不是说他没有“逻辑”，相反的是，在分析《巴门尼德篇》中他提到的八组推论亦即普罗提诺体系，所用的归谬法都具有强烈的逻辑色彩。
最后是“分离”论，在《巴门尼德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分有‘类似之相’的事物类似，分有‘不类似之相’的事物不类似，分有这两个‘相’的同一事物既类似又不类似。”少年苏格拉底为了“拯救现象”，也可以说是“解决难题”，提出“相”和事物“并立”和“对立”，这不是一种“对立分离”而是“思想的分离”即一种典型“相的分离观”。苏格拉底对“相”的解释十分武断，因他觉得“相论”即是“思想”，“古人不知道概念对象与存在对象的区别，所以谈话领导者‘巴门尼德斯’很容易把‘相’从意识里拿回，放到‘是界’。他论证道：“思想却有对象，这对象乃是‘是者’作为思想对象‘是者’，恰恰就是‘相’。”[1]92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了辩护，说他不清楚概念对象与存在对象的区别才会有所谓“分离”论，苏格拉底是将这部分模糊化了，用一种“存在即相”的概念来自圆其说，极端一些，可以说他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心即理”——“心即存在”的这种“分离”观显然是不成立的。为了最终能够解释“是界的相”与“个别的特殊事物”的关系，他把“是界的相”比作“模型”，把“个别的特殊事物”理解成“摹本”即“是界的相”只存在一个，而“摹本”即“个别的特殊事物”可以是无数个。“这种关系按照假设只能来自分有同一个‘相’，所以这里再次应用了‘第三者人称’的论证，这样就把‘相’和事物对立的困难从各个方面指出来了。”[1]92他用来解决困难的办法实际上是借用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模型”与“摹本”的隐喻。
选取我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的100例甲状腺结节的病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成各50例每组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中有15例男性病患,35例女性病患,年龄范围为26-61岁,平均年龄为(38.25±1.22)岁,其中,有16例双侧结节病患,34例单侧结节病患;观察组中有16例男性病患,34例女性病患,年龄范围为26-61岁,平均年龄为(38.37±1.32)岁,其中,有15例双侧结节病患,35例单侧结节病患。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病患的一般资料,P大于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纳入标准:经过病理学诊断与B超检查确诊、无精神障碍、无其他重大疾病的病患。
柏拉图说“相”是变化的目的，对于“相等的事物”与“等之相”之间有一种距离，这种距离不是关系上的距离而是观念上的距离，也可以把这种距离理解成“对立”。实际上，我们对“分有”只能有两种考虑：事物要么分有整个“相”，要么“分有”“相”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作为整体的“相”怎么能在众多事物的每一个里，而它自身却是唯一的？坚持“相”的唯一性，就必定带来“相”分为部分的结果。换言之，一样东西如何能够通过“分有”“大自身”的一部分，即比“大自身”小一些的部分而成为大的呢？一样东西又如何能够通过“分有”“等自身”的一部分，即比“等自身”小一些，因而不等于“等自身”的部分，而成为与别的东西相等的东西呢？此外，一样东西通过加上“小自身”的一部分，怎么能变得比以前并不大些，反倒是小一些呢？在陈康看来，由于古代人与近代人的看法相反：认为“小自身”是小的，“等自身”是相等的，巴门尼德很自然会对这些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因此，事物既不能“分有”整个“相”，也不能“分有”“相”的一部分。难道还能以其他方式“分有”吗？显然没有。这就结束了关于“分有“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巴门尼德在反驳苏格拉底年轻时所提出的“相论”的观点时所遇到的真正困难是由“分离”说造成的。从“相”与事物的分离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相”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即“我们的”只能与“我们的”有联系，与“相”并无联系。由此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相”是我们不能认识的，由于认识全靠主体与对象相联系，把“相”放到事物之外就割断了它与事物的联系。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分离”观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声称有一个东西可以解释反常现象，而这个东西却是我们不能认识的。怎么可能从一个根本不能认识的东西出发去解释反常或解决难题呢？
接着批评的是“分离说”的前身“对立说”。如果依据同样的形象，把同样表现为“大”的多数事物与一个“大之相”对立，那就必须依据同样理由把大的事物和“大之相”与第二个“相”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如此反复地做出如此假定，直到无穷。这一论证的说服力在于“相”的“同名”。如果“大自身”与大的事物在内容上是不可分的，那么通过假定一个“相”与众多同类事物对立，那么就必须假定第二个“相”与第一个“相”和事物对立，再假定第三个“相”与第二个“相”和事物对立，第四个“相”与第三个“相”和事物对立，一直下去，以致无穷。这种对立的假设会遭受“无穷后退”的命运，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第一原理，所以“对立”论也不能解释一个“相”如何就成了多个事物这一反常现象。
四、问题和评论
“相”是思想客体的实体即心灵的实体，是事物的原则。柏拉图没有想到的是，他创新性地提出的“分有”观念，却给自己的“相论”观点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柏拉图在批判巴门尼德的观点时指出了“相论”的三个环节在理论上所存在的困难。
根据所选地震的计算结果，新ML震级比旧ML震级平均偏大0.08，相对于新ML震级计算的中误差0.3323，不足其四分之一。同时，这个结果也小于震级0.1的精度要求。此外，这个结果与与四川地震局计算的结果0.11[3]非常接近，考虑到四川和西藏适用量规函数的细微差别，这个情况也是符合实际的。
回顾古希腊时期，很多思想家都是身兼数职，他们不仅在哲学的广阔领域里造诣极深，而且精通多种学科，像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或天文学家。根据亚里士多德对逻辑学的贡献，人们误以为他把主要精力付与逻辑学，其实不然，他不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对生物学兴趣极浓，对几何学、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而且对抽象的形而上问题、道德哲学、以及教育哲学等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那时的思想家往往在哲学的很多领域（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等）中同时做出贡献，有的在哲学和科学之外也有所建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
在那个时代，随着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现象，所以哲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研究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就推动了哲学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学。所以，逻辑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起源于哲学并随着哲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再看中西哲学的同与异以及不可翻译问题。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近现代的一批哲学家们开始编译西学著作，陈康先生以及熊十力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试图用一种中国哲学的观念去解释西方，就陈康先生的译文来讲，他绝不是照搬西方的方法来解读而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认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范畴”，在中西语言翻译之间达到由此及彼的效果。就像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时，我们清楚认识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其实是缺乏本体论的思想的，这便是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中国哲学也是讲道德、讲教育的，由于“独尊儒术”等不同的政治原因，中国哲学习惯于把逻辑和形而上的思想剔除在其思想本体之外。我们常常说中国哲学要想发展就要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工作，然而反过来看，如何把西方哲学引进中国并适应中国的语言文化才是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赵敦华说西方哲学的传入要做处境化即本土化的考虑，比如说把亚里士多德的“logos”翻译成中文，我们就要知道西方有这个概念，但中国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王路和陈康把西文翻译成中文时也发现，在翻译中，总有一些含义翻译后就没有了，丢失了。这就是不可翻译性问题。这也说明翻译也是一种研究。对这个问题，人们通常用《巴别塔》的隐喻来解释。正因为东西方语言的不可通约性或不可翻译性，造成了对文本理解的困难。赵敦华说得好，西方哲学是一种“他者”的思想，从“他者”的思想到我们的思想，中间有一条鸿沟，陈康先生的翻译工作就是打造一个桥梁，而我们如今所接触到的文本更多的是译者们的重新再创造，我们要做的是准确理解并继承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由图5可知:改变条件后PID控制的超调更大且达到稳态所需的时间更长。对于ADRC控制，外加的干扰对其影响很小。
参考文献
[1]汪子嵩，王太庆.陈康：论希腊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王路.如何理解巴门尼德的esti[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1):52-61.
[3]王路.Being与句式[J].哲学动态,2013(2):51-58.
[4]爱·伊·泰勒著.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496-527.
[5]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116-123.
[6]王路.论“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J].哲学研究,1996(10):57-63.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Idea from Plato’s Parmenides
REN Yu-Lin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2.Center for Logic and Culture,Gui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Bijie,Guizhou551700,China）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ese scholars have a compete with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philosophy.The problem is untranslatabl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Socrates and Plato both put forward theory of idea,but Plato became famous because of theory of idea.He confronted with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in explaining the anomalies or problems in theory of idea by divided theory,separation theory and participating theory.ChenKang's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has a profound revelation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our thought as a kind of the other because of the non-transl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languages,while Chen Kang'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and contribute a bridge between them.
Key words: Theory of Idea;Plato;Socrates;Parmenides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5-0063-05
收稿日期： 2019-01-21
基金项目： 秦惠莙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先秦人性论的起源与演变及争论——以孟荀为例”，项目编号：LZU-JZH2018。
作者简介： 任昱霖（1997- ），女，四川泸州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科技哲学。
（责编：彭麟淋 责校：明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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