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企业的企业理论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通企业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有企业理论把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统称为工商企业或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或Business Firm），带来了分析上的方便，但是这种归类掩盖了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生产企业专职于生产，谋求生产的专业化利益，其规模扩张（由于大规模不经济限制）往往与垂直一体化有关；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其规模扩张（由于本地市场条件限制）往往联系于分店扩张。这显然对应于两个不同的企业理论问题。
一、 企业理论与流通企业的问题
（一）企业理论
经济学界对企业行为的讨论由来已久。德国学者、统计学家F·Hermann(1832)认识到企业生产成本的需求依赖性；法国数学家、哲学家A·Cournot（1838）和美国工程师C·Ellet Jr.(1839)几乎同时把边际分析应用于垄断和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建立了双头垄断模型；英国学者J·Mill（1848）专门讨论了有关企业的经济学；而A·Marshall(1890)则对这些零散的企业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1]之后，E·Chamberlin(1933)和J·Robinson（1933）同时提出了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2]最终形成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代际相传的企业解释。这种解释把企业描述成一个生产函数或一个人格化的投入———产出装置，它在市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约束下像理性个人那样作出利润最大化的选择。这显然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
R·Coase(1937)首先对新古典的企业理论解释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价格机制可以无成本地运作，那么每一笔细小的交易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企业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包括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约履约成本以及风险等其他和交易有关的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主要理由，企业通过内部权威（计划）取代讨价还价（市场）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但也导致了内部组织成本，这种成本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递增，于是，企业最终规模便取决于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3]Coase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在1970年代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引发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在解释企业的产生、性质、边界、策略行为及内部结构等问题上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注重企业技术性质的描述（生产函数），离现实太远，对许多现实中的企业行为解释乏力；而现代企业理论虽然打开了“企业黑箱”，但它主要基于生产企业而非流通企业，注重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垂直一体化等问题。流通企业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专业化于商品交易，只是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渠道形式，不涉及对生产企业来说极为重要的“自制或购买（Make-or-Buy）”或“取代市场”的垂直一体化决策。
（二）流通企业的问题
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流通处于生产与消费的中间阶段，流通企业是一种专业化于交易活动的经济组织，因此不存在“取代市场交易”的垂直一体化问题。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流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由于消费者是市场的终端，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偏好、能力各异，因此流通企业不可能对这些差异巨大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作出精确测度，从而不可能把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内部化”。取消市场交易而统一消费的做法只有在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才有可能，现实中是不可行的。虽然也有一些流通企业出于长期利润最大化考虑而致力于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以各种俱乐部的形式强调消费者参与，似乎有一种向消费领域渗透的趋势，但这决不意味着一体化倾向。相反，这些“自助餐”、“会员制”或“俱乐部”等交易形式的多样化恰好说明了流通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种种尝试。流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交易形式的变化与组织意义上的垂直一体化有着本质区别，丰富多彩的消费者不可能被前向一体化进入流通企业内部。另一方面是流通企业与生产者的交易。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上看，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扩张的后向一体化都难以实现。首先，生产活动一般都要求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济，并且许多产品的生产都涉及相对专用的技术，这种资本和技术壁垒使得流通企业不易于向生产领域扩张；其次，流通企业经营的产品种类成千上万，为了节省与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而选择自制是难以想象的，流通企业的决策只不过在于从哪一家生产企业进货、进多少货，以及在交易条件不满意时停止某种产品的进货（退出交易）；最后，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扩张、实行后向一体化会削弱其自身的专业化优势，专门从事交易比同时从事交易和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因此流通企业的交易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后向一体化进入生产领域。
总之，流通企业是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中介，其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不涉及“自制或购买”这一决策问题。它既不能前向一体化进入消费领域，也不能后向一体化进入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流通企业所从事的交易无法从市场转入企业内部，Coase所说“企业取代市场”的观点只适于对生产企业的分析，而不能应用于解释流通企业的问题。流通企业的存在并不是对市场交易的取代，而是作为市场的载体与交易的形式。流通企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促进交易，体现交易专业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二、流通企业的产生、性质及规模
（一）分工与交换的两难冲突是流通企业产生的经济根源
由于人生时间和精力有限，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劳动技能。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多，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越低；相反，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少，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越高。个人所学技能种数（专业化程度）与他对技能掌握的程度成反比，而劳动技能的不可耗竭性和使用技能时巨大的规模经济，共同促进了个人的专业化选择。[4]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专业化利益）是分工产生的经济基础；但为了满足固有的多样化的消费需要，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个人就必须互通有无，进行交易和交换，支付交易成本。这种两难冲突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个人对交易的依赖。在分工经济中，生产不再直接服务于个人消费，而是为了和他人交换不同的产品，个人消费品也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大多数来自于市场交换。交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专业化生产的利益能否最终实现表面上独立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相互外部性（或依赖性）使得个人福利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选择。从宏观上看，经济个体之间的交易依赖性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微观上看，个人对交易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其所选择的专业化水平，越是专业化的生产者对交易的依赖性越强，反之则越低。“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和“不干则忘（Forgetting by not do?鄄ing）”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专业化程度不高，个人可以在交易困难时选择退出，重返自给自足；但如果专业化程度很高了，个人即便在交易条件不好时也难以退出，因为“不干则忘”已使得个人只持有一技之长，对其他业务变得非常生疏，退出交易而重返自给自足（从事多种劳动）势必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在极端情况下（如现代高度分工的社会），退出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选择分工和专业化所引致的交易依赖实质上就是现代经济中的市场风险，只不过是表现在更复杂的形式中，如货币、企业、股票、期权等。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这一原始特征仍然存在。考虑一个只有美国和中国且只生产粮食和衣服的世界。如果美国主要生产粮食并生产少量衣服或保持一定的衣服生产能力，中国会选择完全专业化生产衣服而期望以正常的、互利的方式用衣服去交换美国的粮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也会相应地保持一定粮食生产能力以免受对方退出交易的“扼制”，美国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和选择，结果是双方都不选择完全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水平选择时的囚徒困境无疑影响了分工的发展，使得潜在专业化利益不能完全实现。第二，分工和专业化直接导致产生交易成本。首先，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为了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所需的交易次数就越多。一方面是专业化程度越深（生产更少种类的产品），个人自给产品越少，交易次数必然增加；另一方面是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扩大了生产规模，总产出增加了，这些产出的价值（专业化利益）必须通过交易来最终实现，而每一笔交易量又必然受到单个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和消费能力的限制，因此增加了交易次数。交易次数的增加显然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不仅要求更多的交易次数，而且要求交易范围的扩大。由于就近地区市场狭小，不足以容纳一个专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者，专业化生产必须依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这是Smith“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思想的一个应用）。而交易范围的扩大使得个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用于相对价格发现、与陌生人甚至异族人谈判签约、鉴定商品质量、长途运货、处理跨地域纠纷等交易行为，这显然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最后，人类社会的自然进步和个人消费需要的自然升级也使得人们的多样化需要越来越明显。一个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不只是期望将他多余的粮食全部去交换衣服，而是倾向于去交换多种多样的产品（如汽车、手机、教育、理发、葡萄酒、艺术品等等）。这种多样化需要的自然升级显然扩大了交易范围和交易次数，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专业化生产导致的交易依赖性风险和交易成本无疑影响和制约了分工的发展。交易依赖性风险和交易成本越低，分工发展越快，专业化利益相对越大。而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交易依赖性越强。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成本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5]这一两难冲突是专业化从事交易活动、提高交换效率的流通企业产生的经济根源。
（二）交易专业化：流通企业的经济性质
基于交易成本的客观存在和交易的“稀缺性”，把交易当作一种特殊服务或无形产品对本文的理论分析至关重要。①流通企业不直接从事实际的生产，而是专业化于交易活动，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用交易去交易”是其经济活动的本质特性。
流通企业专业化的交易活动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依赖性风险。因为流通企业专门从事交易活动，提供商品交易服务，不同于兼职性的原始商人（如中国当前没有放弃土地而进城做买卖的农民），它们拥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专用的交易技术和成熟的流通网络。这种高度专业化使流通企业自身也“套牢”于整个交换经济系统中，难以从中间交易地位上退出，解除了生产者在选择专业化时对交易依赖性风险的顾虑。特别是那些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的生产者，向流通企业而不是向最终购买者和消费者销售产品，可以大大节省时间、精力和财力，专业于生产；同时流通企业在规模、信誉等方面大大超过了单个商人，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风险，促进了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此外，流通企业以集中交易替代分散交易，也有助于降低总体上的交易风险，因为交易次数的增加使得交易双方更加熟悉，熟人之间的交易风险显然要小得多。并且流通企业出于长期发展的考虑，也有恪守诚信、建立品牌的积极性。流通企业的性质还在于它直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首先，流通企业在社会经济分工系统中专业化从事交易活动，比之生产者兼职交易，效率大大提高。这是A·Smith关于分工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流通企业的必然结论。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新的交易技术不断创新、流通网络逐步扩大并渐趋于完善。交易专业化的结果显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其次，流通企业以集中交易替代了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分散交易，减少了交易次数，缩短了交易距离，降低了交易风险，充分实现了交易“生产”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有m个专业化的生产者直接交易，总交易次数为m(m-1)/2；如果该m个生产者都与一个中间商交易，总交易次数为m。于是，交易次数的减少（或集中交易的优势）为f(m)=(m2-3m)/2，只要m≥2，就会有f′(m)＞0，f″(m)＞0，f(m)是m的递增凸函数。其经济涵义是：分工越细，专业化生产者越多，集中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优势就越明显。此外，流通企业的网点设置和网络扩张一般都倾向于过往人次最多的地方，缩短了交易距离，从而节省了交易成本。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流通企业的产生及其专业化降低交易成本的特性。假定经济中只有三个主体：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生产企业提供某个产品的成本为Cp ，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意愿支付为Vc。考虑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和通过流通企业中介而进行交易这两种情况。假定第一种情况下总的交易成本为Ti，那么，总的交换利益为V-C-Ti＞0，在谈判力量相当和双方均分交换利益的情况下，每一方得到（V-C-Ti）/2。
现在考虑流通企业中介交易的情况。假定流通企业可以从生产企业那里以Bd的价格获得该产品，并以Sd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其交易成本为Td（假定此时所有交易成本都有流通企业承担），那么总的交换利益便为（V-C-Td），显然有Td＜Ti，否则流通企业便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时的交换利益被分为三个部分：
（V-C-Td）=(Bd-C)+(Sd-Bd-Td)+(V-Sd)
总交换利益=生产企业剩余+流通企业剩余+消费者剩余
这一利益分配格局又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1）流通企业独占交换利益（V-C-Td），这时，Bd=C，Sd=V，对应于流通企业垄断市场的情况；（2）流通企业所得交换利益为零（Sd-Bd=Td）,而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共享交换利益（V-C-Td），对应于流通产业内完全竞争的情况；（3）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三方共享交换利益（V-C-Td），每一方所得在0~（V-C-Td）之间，均分时为（V-C-Td）/3，这是最现实的情况。
在以上的简单模型中，要特别说明的是，流通企业作为交易中介，不仅要求Td＜Ti，而且要求这一差额至少要达到某一临界点（假定各方均分交换利益），即：
(V-C-Td)/3＞(V-C-Ti)/2
很显然，（Ti-Td）的值越大，就越能体现流通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并且流通企业的客观存在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相比于直接交易，流通企业完全可以把交易成本下降得足够多，或（Ti-Td ）足够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交换利益。总之，流通企业充分利用专业化优势和集中交易优势，降低了生产者、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换效率与交换利益。这与杨小凯（1991）[6]的分工和贸易理论及Daniel Spulber(1996)[7]的中间层理论是根本一致的。
（三）分店“复制”与“选择性干预”导致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
流通企业的交易性质决定其技术性质，从而决定了其规模约束类型和规模扩张模式。从技术角度看，流通企业的活动属于一种“类似活动（Similar Activities）”即需要相同能力的活动。商场内部各个柜台和服务区之间的活动并没有先后的时序联系，都在同时进行交易活动；并且这些活动之间很少存在相互外部性，服装卖区生意的好坏对文具卖区的业务影响很小。而生产企业的活动属于一种“互补活动（Complemen?鄄tary Activities）”即需要相互协调的活动。[8]因为生产企业的各个阶段或各道工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私有性和技术独特性，而它们之间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保持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内部协调（组织成本）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生产厂商规模增大会导致协调效率下降和组织成本上升。流通企业的内部协调相对容易得多，其单店规模受到限制主要在于本地市场条件（人口、地域、购买力、政府政策等），而不是大规模的成本不经济。不同的经济性质、技术性质和规模约束导致了不同的规模扩张模式，生产企业规模扩张往往与垂直一体化相联系，流通企业规模往往与分店的扩张相联系。
对流通企业分店扩张的解释涉及经典的“Lewis疑问”：为什么大企业不能复制成小企业集合，实现与小企业同样的效率？[9]O·Willia-
mson(1985，2002)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群小企业必然要辅之以选择性干预（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进行干预），但实际上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共同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低效率，即“控制损失（Control Loss）”。[10，11]P·Milgrom和J·Roberts(1990)利用“中央权力成本”、“影响成本”等概念，从另一角度支持了Williamson的“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定理”。[12]但是这些新制度理论并不适于解释流通企业。当前许多大型的国际流通企业正在通过分店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快速地实现了规模增大。这其中的经济原理在于：强大的流通品牌和统一的经营模式构成流通企业分店复制的基础，而现代化的信息控制技术为流通企业分店扩张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控制工具。首先是流通企业的分店复制问题。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强大的流通品牌之间有密切关系。品牌的前身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明晰私有产权而在自己的财物（牛、羊、农具等）上烙下的特殊标记，只是交换经济的发展使得标记转变为一种经济承诺和信号，暗含着巨大的规模经济，使个人（或组织）有激励在标记上连续“投资”，从而导致了一个根本性转换：原来仅用于明晰产权的标记转换成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品牌的产生、发展及品牌所隐含的规模经济都意味着品牌天然的扩张性。此外，品牌对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在规模扩张方面的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流通品牌意味着一个高度统一的经营模式，它可以被“复制/粘贴”。许多现代流通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分店都保持统一的经营模式，在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管理制度，甚至店堂设计、员工服饰、礼貌用语等许多方面都是统一的，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其次是流通企业的分店控制（即选择性干预）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Coase的启发，他在《企业的性质》的第二部分写道，“……缩短生产要素间距离的发明活动，通过减少空间分布，会增加企业规模。诸如电报和电话等的发明降低了在空间上组织交易的成本，因而会增加企业的规模。所有改进管理技术的变化都会增加企业规模。”但Coase显然认识到他在信息技术和企业规模关系上的结论过于勉强，于是在注释中他又写道：“应该提到的是，大部分发明既改变组织成本，又改变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发明是使企业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发明对这两类成本的相对影响。例如，如果电话造成的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的减少大于组织成本的减少，那么它就有减小企业规模的效应。”[3]Coase的分析是针对生产企业，而不是流通企业，他思想的核心在于“企业和市场可以相互替代地组织交易”。如前文所述，流通企业的经济本质在于它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而存在，是市场的载体。从这种意义上看，流通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因此，信息技术的改进无论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促进市场扩张，还是降低组织内部控制成本而促进企业扩张，对流通企业来说都具有规模扩大的效应。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改进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促使整个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范围扩大，从而推动整个流通产业的发展，为流通企业规模扩大提供了巨大的产业空间。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提高了人们决策的理性水平，是人脑的扩展和延伸，因此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效率，有效地降低了Williamson所说的“控制损失”，为流通企业的分店控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13]
综上所述，流通企业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比生产企业要更为容易，也更为现实。像沃尔玛这样的国际流通巨头正是充分利用了品牌、统一经营模式和现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店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该公司自1962年创立以来，营业额年均增长35%，2002、2003、2004年分别以2 465、2 630、2 880亿美元的营业规模连续把持2003、2004、200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头号位置。沃尔玛的这种辉煌业绩与它的分店扩张模式具有内在统一性，至2005年4月，沃尔玛在全球已有分店5 317家，其中在美国国内有3 703家，美国国外的9个国家中有1 608家（包括在中国的45家）。
三、 总结
已故的杨小凯教授提出了以分工和专业化为主导框架的经济研究方法，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考察流通企业是大有裨益的。人们为了得到专业化生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益而选择了分工，但为了满足固有的多样化消费需要而又不得不选择交换，这导致产生了交易依赖性风险和交易成本。流通企业作为降低交易依赖性风险和交易成本的一种组织安排，是经济演进的一种必然选择。流通企业专业化于交易的提供，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其经营活动在分店内部以及分店之间都具有类似性，从而更有可能利用品牌、统一经营模式和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分店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快速实现规模扩张。最后，可以把文中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上表：
注释：
①令人不解的是，李建标、曹利群（2003）提出了一个“诺斯第二悖论”的说法：“诺斯认为交易费用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同时，诺斯也指出长期中交易费用是在不断增长的。这种短期内交易费用的下降和长期内的增长构成诺斯的又一悖论———诺斯第二悖论。”试比较以下两种情况：（1）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单位交易的价格下降与交易部门总产生的增加；（2）汽车生产效率提高、汽车生产成本降低、每辆汽车的价格下降与汽车行业总产出增加。后一种情况显然属于经济常识，不会产生任何悖论。如果认识到交易作为服务产品的稀缺性，也可以被“生产”，那么这两种情况就不该有经济原理上的差别，前一种情况同样不会存在悖论。事实上，在单价与总价之间作这样的比较如果有意义的话，那只能是：单价下降与总价上升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产品（包括交易这一服务产品）成本下降与产业规模扩张之间没有经济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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