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出现过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三次大的革命和改革浪潮。与此相适应，也出现过洪秀全对平均土地和平均财富的追求，康有为对文明发达、人人幸福的大同社会的向往，孙中山对既有西方文明发达，又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民生主义的设想。这些社会理想超越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形成了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溶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它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展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和社会发展走向。研究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发扬民族传统，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界定
研究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涉及的是如何认识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些学者虽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很有成就，但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往往不够准确。他们认为，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幅“小农画出来的理想国的图案”。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些语言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但就其内容而言，他所憧憬的理想其实是个资产阶级王国”。而孙中山则是“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的纲领加上了社会主义幻想的外衣，自命为能够造福于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还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带有封建士大夫感情色彩的社会理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关键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把握不准确。我国学术界大多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析界定空想社会主义，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把莫尔的《乌托邦》和19世纪30－40年代布朗基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上下限，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以此作为参照系研究其他国家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把非常丰富的历史现象纳入了一个狭窄的理论框架，因而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是有更长久的历史。普列汉诺夫说过：“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那时，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充其量不过建立了几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宗派而已。”[①]列宁也曾说过：“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幻想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②]到资本主义时代，空想社会主义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空想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统一的呢？不少学者认为，二者分别是代表早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求的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列宁对它的评述，认识就会深化一步。19世纪，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奴制陷入了危机。这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封建农奴制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提出了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当时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状况来说，这种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列宁说：这些民主主义者，“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一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独特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③]他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④]俄国民主主义者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了一起，民主主义的革命家成了社会主义的空想家。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和自身同一的相对性。特别是在落后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当年，列宁一方面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我国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⑤]另一方面又称他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时代的民主主义者”。[⑥]
列宁还说过：“叫做社会主义的是反对对劳动者的剥削的抗议和斗争，其目的在完全消灭这种剥削”。[⑦]劳动者是一个集合性范畴，因而空想社会主义的阶级倾向也因时因地有所不同。在西欧，它是破产农民和早期无产者要求的反映，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它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无产阶级倾向；在落后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只不过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要求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并通过社会有识之士把这种要求表达出来。
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意义
列宁说：“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⑧]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思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改革家却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目标，形成了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溶为一体的思想体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在西方基督教平等思想影响下，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农民起义。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通过生活资料平均分配，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其实质是实行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建立一个平等、饱暖、和谐的新社会。
恩格斯在评述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在宗教外衣下，要求建立千载太平之国的思想时，认为这一要求超越了当时还没有什么迹象的资本主义，“预测到了共产主义的情形”，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提出了一个财产公有的社会理想，实际上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在政治上是革命的，但作为社会主义却是空想的。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19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感觉到了时代的脉博，他们反思传统文化，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为谋求祖国振兴而构思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适应这一要求，产生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社会理想。康有为利用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以恢复孔子思想本来面目为手段，对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国经典的汉学和宋学进行了无情批判和大胆否定。他以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方式，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是“天赋人权之义”，他把现实社会描绘成“大苦海，大牢狱”，不仅批判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而且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一方面主张改革，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黑暗，在充分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个性自由发展，“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⑩]的大同社会远景。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理论上是空想的，但在实践上却有强烈的启蒙价值。他肯定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然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打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以面向未来的精神考虑人类的前途。康有为的致命弱点是看不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认社会发展中的“飞跃”和质变，因而不能摆脱空想性。其积极意义是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高度否定了资本主义，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虽然它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但却表现出了中国人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深沉思考。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而且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他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1]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贫富两大阶级，并由此造成了各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社会动荡。由于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欧美所积虑难返的社会问题，中国还受病未深，可以通过民生主义，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幸福。他说：“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12]到晚年，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民生主义的两大社会措施确定为以“耕者有其田”为内容的平均地权，以发达国家资本和限制私人资本为内容的节制资本，在解决广大人民生计的同时，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民生计，并指出：“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13]
列宁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14]由于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胜利，才能使民生主义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环节，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带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如果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民生主义就可以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顺利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与民主主义溶为一体，它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首先，它用传统大同思想理解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特色。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在劳动人民中有很大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用大同思想理解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赋予大同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实现了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对接，也使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特色。康有为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重新解释大同思想，主张在西方文明发展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大同，用中国人的语气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境界；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
其次，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祖国前途的深沉思考。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西方确立起来，并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西方资本主义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方面是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前者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实现祖国的繁荣发达；后者使他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采取了批判态度，并与西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发生了共鸣。这样，他们就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溶为一体，为民主革命提出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目标。这正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再次，它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康有为的启蒙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曾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他们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这些革命家和改革家把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就使社会主义成了人们熟悉的问题；他们用进化论历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国的发展前景，这就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则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了历史的先河。
注释：
[①]《俄国民粹派文选》第49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642页。
[③]《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
[④]《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
[⑤]《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9页。
[⑥]《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
[⑦]《列宁全集》第1卷，第150页。
[⑧]《列宁全集》第8卷，第6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59页。
[⑩]《大同书》第71页。
[11][12][13]《孙中山选集》第802、830、861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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