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百年回眸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之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重要发现。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揭开了覆盖在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帷幕，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从而第一次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问世以来一百多年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际，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之中。救亡图存，复兴民族，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苦苦思考和探索的主题。从这一历史史件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最初是被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寻求改造中国的哲学答案的考虑来认识和了解的。渴望以之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动机决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必然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了。（参见陈先达：“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实践”，载《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2000年3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第一次为饱受灾难的中国人指明了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彻底解放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前，其他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所不具备的。因而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极易为那些关心中国的命运、急切渴望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等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其中主要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曾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由此，唯物史观开始了它在20世纪中国百年艰难曲折的实践历程。而我们，正是在20世纪历史的帷幕沉甸甸落下之后，以思索的目光透过历史厚厚的布幔，来回眸唯物史观在中国是怎样被认识和理解，运用和发展，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运行的轨迹的。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唯物史观在20世纪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主要由既是革命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的领导人来实现的。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实践来回顾与反思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实践史，在我们看来也许算是最佳的视角了。
首先需要回顾的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建立在它之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一矛盾运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未曾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并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出现一些社会矛盾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的面前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同时还强调，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在当前，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第一次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堪称是对唯物史观的伟大创造，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邓小平正是沿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路，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汲取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过分注重生产关系，邓小平则把生产力作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的作用，邓小平则把重点转移至经济基础的改革；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意义，邓小平则把科学和教育当作了重点。显然，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的这些转移就无从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一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政党、领袖、群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在这些关系的认识和运用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做出了自己富有个性的探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作用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最为根本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决定作用原理的同时，还对反作用方面进行了阐述。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致康·施米特等人的书信中指出，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们归根到底决定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针对反作用方面，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在他看来，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起与这种发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或使其沿着特殊的方向前进。
不难发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包括决定作用原理，又包括反作用原理，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然而，自唯物史观问世以后，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其的认识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经济因素决定论者，也有经济政治并重论者。如布哈林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涉及到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争论中认为经济方面重要、政治方面也重要，这种观点被列宁批评为折衷主义。也有如列宁者辩证地解决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列宁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归根到底“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
由于在唯物史观的认识上的不同，使得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和不同。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系统完整地表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从“总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既承认了决定作用的存在，同时又承认了反作用的存在。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机械唯物论，又坚持辩证唯物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根据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论述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观点。”（《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反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可以看出，毛泽东更高地估计了政治和文化的作用。
依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突出和强调反作用，反对庸俗生产力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强调反作用的重要成果。在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依然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并将之推到顶端，而把主张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批判为唯生产力论，从而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地位，如此实践的结果客观上没有能够达到迅速地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历史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和建设两种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上是有所不同的，应该采取不同的方针。
邓小平认真汲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他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了强调生产力重要性的伟大意义。
但是，若一味地强调决定作用而忽视政治、文化方面的“反作用”，最终必然会严重影响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作“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任务”，实际上是对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解，其结果必然导致物质文明一手硬，精神文明一手软这样的状况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也从反面证实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反作用。但毛泽东注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是根据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确定所有制的结构状况，而是希望通过建立高一级社会经济形态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合适的环境，以期推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这一努力的本质显然是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的后果是造成了新一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最终也不可能带来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实践表明，不顾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片面追求纯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不能积极推动生产力的进步的。
邓小平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时期，变革了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20多年改革的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种调整的必要性。历史总是辩证地说明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通过中国两位领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实践再次表明了正确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
政党、领袖、群众问题也是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之一。马克思在承认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十分明确地表示他和恩格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搞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充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如何坚持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毛泽东极力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在科学总结斯大林晚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指出：个人崇拜的实质是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其哲学基础就是英雄史观。个人崇拜是同群众路线根本对立的。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却在他生命的晚年没有能够身体力行这些正确的认识。恰恰相反的是，他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从而在客观上偏离了唯物史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对他的个人崇拜之风逐渐增长并泛滥起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而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惨剧。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引以为戒。
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对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党群关系方面，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服务者。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方面，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但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应该在人民群众之上，而是在人民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针对个人崇拜，邓小平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对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做了全面深刻的阐明。
当然，关于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不止上述内容，在唯物史观的其他根本问题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探索的积极成果在促进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欣慰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百年所获得的光荣的同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艰辛探索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我们首先应该铭记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研究和争论
除却诸如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对于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外，在学术领域，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有志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当然，对于这门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他们研究的成果大多只停留在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相较革命家和理论家兼备的党的领袖人物而言，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显然是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回顾和反思学界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和探讨的历史，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传入中国并为一部分有志于以之改造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后，在历史观领域引发了几次大的争论。其中包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争论、中国发展道路争论。这些争论具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为了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其本质是在改良与革命两种不同道路选择上的交锋。论战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许多唯物史观的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这些争论是在两个领域展开的：有一些争论的问题是与时代条件的变化相联系的，比如：关于综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矛盾问题、关于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问题。也有一些属于学理方面的争论，比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性质的争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存在是否等同、上层建筑是否属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的争论，以及近年来关于社会发展五形态与三形态、多线论与单线论、历史规律论与选择论的争论，人还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争论。（参见陈先达：“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实践”，载《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2000年3月）
通过这些争论，新中国成立50年来，有关唯物史观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一些有关唯物史观的原则性问题的争论正日益突出。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已经过时了，他们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把在阶级社会中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都一起否定了；有人以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依据，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力量是科学技术，以此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认为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有人以此出发宣扬英雄史观，认为创造历史的人是提供信息的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有人认为，所有制并不重要，发展生产力才是关键，只要保证社会公平提高生产力水平就是社会主义。
这一社会思潮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国外，诸如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起的责难和攻击，是与国内否定和诋毁唯物史观的思潮是相联系的。
不难发现，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唯物史观生死存亡的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现实社会中一系列否定和歪曲唯物史观的观点主张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是社会时代条件发生变化的必然产物。这些争论虽然大都是在学术层面上展开的，但理论的论争一旦深入到关于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领域，就显示出斗争的深刻性。还应该认识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是从离现实较远的学术理论争论开始，由微而著，由隐及显，逐步触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影响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和政策，从而由思想论争导向社会实践。”（参见《靳辉明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31页）面对现实中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必须认真面对。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的实际与上述错误的思想观点展开论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之中岿然不动，带着2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又开始了新世纪的长征。这一景象与发生在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它们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是否坚持和全面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一定意义上与我们能否正确坚持和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面对新的世纪，首先需要科学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尤其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个总的经验性的结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取得，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果。而诸如搞个人迷信、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片面否定市场经济而把计划经济奉为唯一经济体制的错误，还有脱离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绝对平均从而导致平均主义和贫穷普遍化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错误和过失的产生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
其次，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正视时代条件提出的挑战，努力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现阶段中国有其客观必然性。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验证了经济决定作用的正确性。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如果听任市场经济主体根据其直接的利益要求去交换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无助于公平的体现，而且最终也必然会带来对效率的破坏。如果只顾及眼前利益，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会带来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严重后果。应该看到，就用了短短20余年，生产盲目性和生产过剩现象的恶性发展、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拜金主义思潮的恶性泛滥、社会腐败的逐渐蔓延、社会丑恶现象的滋长扩散等等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而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由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条件所决定，我国目前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现已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府政策的积极鼓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一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将会进一步提高。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应该注意到，所有制结构变化的重要意义决非停留在经济意义的层次上，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由此，如何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成为关心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共同思考的重要课题。
新的世纪，全球化的浪潮正风起云涌，逐渐加深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全球化一方面是世界科技进步和国际交往扩大与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企图，后者体现了全球化的实质。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其中包含有众多的政治、文化因素。全球化的发展在对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其政治和文化发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必然会因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而逐渐增加和扩大。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突出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
如何科学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从未曾提供解决问题的一劳永逸的答案。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简单地套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我们所要遵循的应该是唯物史观所倡导的最根本的思想认识路线，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相反，在对当代社会实际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回答。我们相信，只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科学地坚持、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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