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战略研究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实际汇率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1] 实际汇率的这个定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文献所采用。其基本涵义是：贸易品的生产或消费与非贸易品的生产或消费互为机会成本。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是引导资源在这两大部门之间进行配置的关键信号。如果贸易品价格相对提高，生产会从非贸易品部门向贸易品部门流动，而消费需求则会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反之亦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国贸易保护程度的持续降低，必将影响该国的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为了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典型的做法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实际汇率的贬值，将促使出口和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增加，以此来补偿因降低贸易保护所追加的进口。一般地，这一过程是通过贬值本国货币并实行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的。即在直接标价法下（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使名义汇率（E）增加。然而，除了名义贬值外， 还有其他方法来贬值实际汇率。 在某些由于政策的需要（如阿根廷的兑换计划（convertibility plan ））或因为外币事实上构成了本币（如巴拿马）而实行固定名义汇制的国家（阿根廷和巴拿马两国只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固定。而当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波动时，这两国的货币也对这些货币波动），通过降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或将国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国际水平之下，也可取得与名义贬值同样的效果。这种做法的难点在于，可能引起本币显著高估。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阿根廷和智利的货币表现出持续且明显的高估。智利在本币显著高估的情况下，坚持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智利的经验是，在不严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一次性贬值是可行的。而巴拿马和目前受兑换法约束的阿根廷，在名义汇率固定的条件下也实现了实际汇率贬值，从而推进了贸易自由化进程。
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可以实现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来提高经济增长率；二是降低并进而消除由贸易保护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效果是通过促进出口来实现的。[4-9]随着保护程度的逐步降低， 要求实际汇率贬值的幅度会逐步减小，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会逐渐减弱。而目的在于实现资源配置方式彻底转变的贸易自由化，要求显著地改变相对价格，并将对生产力水平有重要影响。从发展中国家最近的贸易自由化的实践来看，转变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机制，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而对中国而言，这两个目标都极为重要。
东南亚国家以竞争性货币贬值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严重挑战。中国政府出于对国际社会负责的考虑，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就明确宣布：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前，不会主动贬值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排除了通过一次性官方贬值来维持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的可能性，人民币汇率会继续保持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基本稳定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持续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继续降低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人民币不贬值的双重约束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战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本文首先给出实际汇率和均衡实际汇率的定义及其测算方法，进而在名义汇率不能贬值的假设下，研究贬值实际汇率的其他可能措施，并分析这些措施是否能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实际汇率与均衡实际汇率
1.均衡实际汇率的定义
Edwards 将均衡实际汇率定义为：对于给定的其它相关变量（例如税收、国际价格及技术等）的可持续（均衡）值，均衡实际汇率（ERER）是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的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内部均衡意味着现期非贸易品市场能实现供求均衡，并且将来仍能达到均衡。失业处于“自然”水平。而外部均衡的实现是指满足一国的经常项目的贴现和必须等于零的跨时预算约束。换句话说，外部均衡意味着经常项目余额（现在和未来）与长期可持续的资本流动相匹配。
均衡实际汇率是由非货币的基础变量决定的。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贸易条件、关税税率、资本流动、投资率及劳动生产率等。而另一方面，现实的实际汇率则是由非货币的基础变量及与货币有关的名义变量共同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名义变量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实践中，不可持续的或不相容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使现实的实际汇率与均衡实际汇率之间产生较大的偏差，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失调（Misalignment）。Edwards 将实际汇率失调定义为：现实的实际汇率对其长期均衡水平的可持续的偏离（发散）。实际汇率失调会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实际汇率高估会削弱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下降；而实际汇率的过度贬值会加剧本国的通货膨胀，进而恶化宏观经济环境。
管理浮动汇制的最大优点是，政府可利用汇率浮动来消除宏观经济中的非均衡因素。即政府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有效地决定汇率的走势。从而使现实的实际汇率接近于均衡实际汇率，进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保护的降低会使均衡实际汇率贬值，从而导致实际汇率高估（失调）。因此，对一个正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国家而言，外部贸易条件恶化和本币汇率基本不变是两个很强的约束。这意味着本币的贬值幅度小于因降低贸易保护所要求达到的均衡水平。显然，若本币升值，则更是雪上加霜。
2.实际汇率的测算方法
根据Edwards的实际汇率的定义，实际汇率（RER）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P[,Υ]）与非贸易品价格（P[,N]）之比：
RER＝P[,Υ]／P[,N] （1）
式（1）描述了实际汇率的时变过程。 为了分析贸易自由化进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我们将贸易品的国内价格指数分解为进口品的国内价格指数（P[MD]）与出口品的国内价格指数（P[,XD]）的加权平均：
P[,Υ]＝αP[,MD]+（1－α）P[,XD] （2）
由（2）知， 我们可将实际汇率看成是实际进口汇率与实际出口汇率的加权平均：
RER＝αRMER+（1－α）RXER （3）
其中RMER＝P[,MD]／P[,N]和RXER＝P[,XD]／P[,N]。这样，也可更加简单地将实际汇率近似为进出口品相对于本国产品的价格之比的加权平均。
进口品的国内价格（P[,MD]）是由进口品的国外价格（P[,M]、 名义汇率（E）和进口限制（M）共同决定的。因此进口品的国内价格（P[,MD]）为：
P[,MD]＝P[,M]E（1+Υ[,M]）（4）
类似地，出口品的国内价格（P[,XD]）为：
P[,XD]＝P[,X]E（1－Υ[,X]）（5）
其中P[,X]是出口品的国外价格，Υ[,X]表示出口限制 （出口补贴为负Υ[,X]，这里为了简化表达式，从出口品价格中省略了国内收购成本）。
非贸易品（如住宅）价格可表示为贸易投入品、工资和总生产剩余（gross operating surplus）之和：
P[,N]＝L[,W]+F[,M]P[,M]E（1+Υ[,MI]）+F[,X]P[,X]E（1－Υ[,XI]）+S
（6）
其中L和F分别是单位劳动力和贸易品的（直接或间接）总投入， w是名义工资，Υ[,MI]和Υ[,XI]分别表示进出口投入的贸易限制；S 是非贸易品的总生产剩余。根据（4）－（6），实际进出口汇率可分别写成：
为便于分析，将总生产剩余S表示为：
S＝K（L[,k，w]，F[,MIK]，P[,MIK，ΥMIK]，F[,K]，P[,MK，ΥMKρ]，+R+π）（9）
其中K（.）表示可再生的资本成本。K（.）依次是劳动力（L[,k]）和贸易投入品（F[,MIK]）及其价格（W，P[,MIK]，Υ[,MIK]）、进口资本品（F[,K]）及其价格（P[,MIK，Υ,MIK]） 以及市场报酬率（ρ）的函数。R代表租金（即不可再生资本，例如土地），π是超额利润率①。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出口品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资本的生产）
三、实现实际汇率贬值的候选措施与可持续发展
典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包括降低进出口限制（Υ[,M]和Υ[,X]），以及减少出口补贴（－Υ[,X]）。降低Υ[,M]无疑会增加外汇需求，而降低Υ[,X]的结果却难以断定。这是因为来自于降低出口税所增加的外汇供给有可能超过出口补贴的下降量。因此，同时降低Υ[,M]和Υ[,X]有可能并不要求实际贬值。但在一般情况下，贸易限制下降后要贬值实际汇率。换言之，贸易限制由向量Υ[,0]下降到Υ[,1]，将使均衡实际汇率由ERER（Υ[,0]）上升到ERER（Υ[,1]）。
方程（7）－（9）使我们能集中分析在人民币不能贬值的前提下，贸易自由化进程要求实现实际贬值的各种候选措施。即下调Υ[,M]和Υ[,X]。对于给定的E、P[,M]和P[,X]，使用如下的一种或多种措施可以实现实际贬值：①降低贸易投入品相对于其他贸易品的国内价格（Υ[,M1]和Υ[,M1]K相对于Υ[,M]下调，或Υ[,X1]相对于Υ[,X]上调）；②增加出口补贴；③减少总生产剩余；④提高劳动生产率；⑤降低工资。以下分别讨论这几种措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可持续性。
1.降低贸易投入品价格的不可持续性 降低贸易投入品相对于其他贸易品的国内价格，将会引起生产最终贸易品的边际利润上升，导致出口创汇供给的净增加，由于这一措施还会引起对最终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汇的净需求。中国政府于1998年1 月宣布免收进口设备关税（Υ[,MI]和Υ[,MIK]等于零 ）的措施的理论依据正源于此。
但由于非贸易品生产也要使用这些投入品，因此下调贸易投入品的国内价格，同时还会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这样，来自于贸易部门的外汇供给的增加量，可能大于非贸易部门对贸易投入品的外汇需求量。但下调相对价格的净效果可能较小，并且刺激使用这些投入品的工业部门增加有效保护。
在贸易保护体制下，消费品关税的税率一般要高于中间投入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旨在控制有效保护率向各部门扩散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那些用于生产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投入品的关税税率（Υ[,MI]和Υ[,MIK]）的下调幅度，很可能要低于平均关税税率（Υ[,M]）的下调幅度。这就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实际贬值的效果。同理， 也排除了提高出口投入品关税税率（Υ[,XI]）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降低贸易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战略。
2.增加出口补贴可作为渐近式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过渡性措施 增加出口补贴直接与旨在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的贸易自由化战略的目标背道而驰。如果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制定出一种用来补偿贸易体制中的反出口倾向的出口激励机制的话，那么降低进口限制本身就意味着贸易体制中的反出口倾向性的减弱，出口补贴理应减少。而且贸易自由化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也要求减少出口补贴。不过，保持甚至提高现有的出口补贴水平可作为延迟调整的一部分，并可用作降低因关税下调而引起的实际升值的一种措施。因此，在其他的实际汇率贬值措施发挥作用前，不能取消出口补贴。但它只能作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过渡性措施。在实际中，为了隐含地达到实际贬值的目的，可增加出口补贴，以后再视具体情况和时机逐步下调。但出口补贴要受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
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集中的计划配置包揽一切，替代并排斥了市场配置。价格基本上只是作为行政配置资源的会计工具，而其自身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价格体系扭曲，价格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国内外价格结构严重脱节。在国内外价格结构不对称的背景下进行国际贸易，出口补贴自不可免。在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中，最大的不合理表现在汇率上。人民币对外币值长期被高估，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普遍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经过近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日益加强，价格结构趋于合理，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成绩斐然。特别是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连续四年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从容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和人民币不贬值的双重约束，无疑会给中国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增加了难度。因此，在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增加出口补贴也是一种可行的过渡性措施。目前中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而关贸总协定不将其视为补贴。所以，即使提高出口退税率，也不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综上所述， 尽管增加出口补贴不是一项长期战略，但在财政可承受的条件下，至少是一项短期甚至是中期的措施。
3.降低总生产剩余的一般不可持续性 在本币高估和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为了争夺市场，很可能会减少总生产剩余（S）。 然而，企业的这种“非常”行为只能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但当租金忽略不计（R＝0）时，S的下降是长期可持续的。也就是说， 对那些不会导致净投资下降的长期缺少竞争的少数垄断部门，可将这种垄断转变为高于社会平均的利润率。换言之，只有超额利润率（π）的下降是长期可持续的。
4.提高生产率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在贸易条件恶化和人民币不能贬值的前提下，贬值实际汇率的主要措施是降低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两者兼而用之。在实际中，如果所要实现的实际贬值幅度不会严重伤害经济，可将名义工资的增长率控制在国际价格（P[,W] ）的增长率之下；将生产率提高到国际价格（P[,W]）的增长率之上。 根据式（1）和（6），我们将实际汇率（RER）定义为：
可见，当假设总生产剩余S和贸易限制T固定时，为了使RER 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αRER／αt〉0），就要有：
αP[,W] α[,W] αL αF
────〉β[,1]────+β[,2]────+β[,3]────（11）
α α αtαt
其中β[,1]为正常数。在一般情况下，提高生产率必然引起工资上升。式（11）说明，为了实现实际汇率贬值，贸易品的国际价格的增长率应大于国内工资的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贸易投入的增长率的线性组合。在理论上，生产率的增加主要有三种来源：对先进生产技术的投资、提高经营效率和劳动强度。
在外企和非国有生产部门， 如果企业预计以目前的劳动力成本（W）进行生产仍有利可图，才有可能投资。因此，在贸易条件恶化和本币不能贬值的情况下，除非企业预计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将会有大幅度提高，才可能对出口商品进行投资；否则，投资就不会发生。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前的高单位劳动成本之间的冲突，也会打击国内生产商的积极性，使其退出国内生产转向从事进口业务。这是因为在更低的贸易保护水平和更高的均衡实际汇率水平下，从事进口业务更能盈利。所以，只有降低工资或提高生产率带动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是可持续的。这样，外企非国有部门对出口商品的投资才会发生。
当本币持续高估时，对非贸易品生产的投资是主要的。而对中间非贸易品的投资，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非贸易品价格），可能产生一些实际贬值效果，减少本币高估的压力。这种效果是国内市场可以提供的副产品，但仅是所要求实现的实际贬值的一部分。在本币高估的第一年，这种效果很小。更为重要的是，在满足贸易品的社会需求方面，这种生产率效果不可替代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激烈竞争对非贸易品生产的影响。总之，在本币高估的情况下，不仅部门之间的投资分布不能满足更加自由的贸易体制下的资源配置的要求，而且对实现实际贬值目标也效果甚微。可见，实现实际贬值的重任必须由降低工资、提高经营效率和劳动强度来承担。
在更加自由的贸易体制下，用贸易品投入来代替非贸易品的投入，可以降低贸易品的生产成本。然而，这样的替代对外汇市场和贬值实际汇率的净效果可能较小。这是因为：①降低出口或进口替代的生产成本要通过增加进口来实现；②非贸易品生产也会发生这种替代，从而增加外汇需求。
一般地，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只有当要求实现的实际贬值的幅度很小时，提高经营效率才可能对工业部门有帮助。然而，提高经营效率也需要投资，并且不可能在瞬间完成。实际汇率有待贬值的幅度越大，实现实际贬值的时限就越短。而作为实际贬值的主要来源的降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的措施就显得越重要。采取这两项措施可能要求转变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新的关系应允许企业降低工人的工资（至少不让工资增长过快）。并且应允许企业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调整就业水平。这样，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就变成以目前降低工资和让工人下岗为代价，来换取未来全民福利的持续增长。但在实际中，企业降低工人的工资的可能性较小。这不仅是因为降低工资会打击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要受到经济法规的制约。那么，如何使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目标变成现实呢？这就是下述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1998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影响的第一年。中央政府在一年内已连续数次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以上论述可知，虽然这是本币高估的一种表现，并且对实现实际贬值目标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中国，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意义重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独有的优势是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由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构成的巨大的国内资源基础。当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成本变得太高时，企业尤其是外企会到低成本的内地去生产。即使一个从珠江三角洲到广东北部的相对较短的迁移，也会使企业节约可观的成本，从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加快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欠开发的内地会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更多的空间，内地具有更低的成本结构，一旦解决了能源和交通问题，工业就能够并且将向内地转移，以降低成本和寻求市场。因此，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必将有益于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对于给定的国内外生产率的差异，为了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更加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改革劳动管理体制，劳动者要通过提高本人的素质，增强在国际市场求生存的能力。企业可籍此来适应更低的贸易保护水平。贸易保护下降得越多越快，对这种转变的需求就越强烈。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其中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积极的变化是政府改革了劳动管理体制，通过工人下岗来降低单位劳动成本。问题是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状况尚未得到彻底改变，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企业领导者普遍缺乏对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的驾御能力。中国政府已下决心在三年内解决国企亏损问题。因此，国企改革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以上为了简化分析，假设不存在租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租金。在中央政府的高贸易保护壁垒下，如何需求和实现这些“租金”，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这包括大规模的走私活动，通过各种手段绕开贸易壁垒管制的活动。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深化到相当程度，但政府的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因而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中国宏观贸易管理制度的低效率或某种“失效”。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这些租金必将逐步减小，直至消除。而另一方面，由方程（9）可知，这些租金的存在， 反过来又为中央政府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降低了难度。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贸易条件恶化和本币不能贬值的前提下，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基本措施有：①降低贸易投入品相对于其他贸易品的国内价格；②增加出口补贴；③减少总生产剩余；④提高劳动生产率；⑤降低工资。
降低贸易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尽管增加出口补贴不是一项长期战略，但在财政可承受的条件下，至少是一项短期甚至是中期的措施。在一般情况下，降低总生产剩余是不可持续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是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国企改革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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