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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出色的西方现代艺术大师？
“毕加索！”敏捷的人马上会脱口而出。
是的，毕加索。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了解毕加索就能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最初起步的动机。因为毕加索的绘画帮助西方艺术跨过了一个最难跨过的门槛——模仿现实，把艺术领进了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变形的艺术，抽象的艺术都是在他开拓的立体主义这一片沃土上生长起来的。
可是我们有多少人了解杜尚？实际上杜尚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是更重要的。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进行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和毕加索不同的是，杜尚最好的作品，似乎不是他的画或雕塑，而是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风度。他不属于任何流派，但许多现代流派都争着认做他的法嗣。作为一个艺术家，杜尚并没有创造新的美的艺术风格，但他却能轻轻巧巧地把美揭示在最平常最微妙的地方：在他呼吸的清氛中，在他机智的表情中，在他优雅的动作中，在活着——这样一个人人都拥有的事实中。杜尚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艺术被限制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中是一种狭隘。他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从他开始，艺术不再只是让我们能够画出一张美丽的画的技巧了，艺术却可以成为让我们活得潇洒，活得不苟从，活得充满创意的生存状态。只有懂得了杜尚我们才会认识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生命的真意义。从杜尚给我们打开的门出去，我们得到的不是视觉美而是生存的奥秘。他就是一座山，顺着他上去，可以使我们拔地而起，离开自我中心的樊笼，自以为是的虚妄，看见宇宙的和谐、永桓和自在无为。他是一条路，顺着他走过去，可以使我们明心见性，尝到真人生的甘美。
杜尚——一个艺术的人生
杜尚(MarcelDuchamp1887—1968)是法国人（他在1954年入了美国国籍，他因此成了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1887年七月28日出生在法国薄兰韦勒(Blainville)。他的一生，是一半时间在巴黎，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搞艺术，另一半时间下棋这样度过的。他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个公证人。杜尚共有兄妹六人，杜尚是其中第三个。这个家庭的六个子女中后来有四个成了艺术家——杜尚的两个哥哥，杜尚，杜尚的一个妹妹。
杜尚的外祖父是一个技巧精湛的版画家。杜尚从小就看着外祖父和两个哥哥画画。出于新鲜和好奇，杜尚在十几岁上也开始画一些油画风景。杜尚正式做画家却有一个偶尔的契机：在他年轻的时候，按法国的规定要到军队服务两年。在军中一年以后，杜尚觉得戎马生涯实在不合他的天性，便想方设法躲避剩下的一年。当时法国的法律允许，凡从事律师，医生，艺术家等职业的人可以只服一年兵役。杜尚知道，律师、医生他无法一蹴而就，唯有艺术家他可以“速成”。于是他请外祖父教给他一些基本的版画的技术，他又临摹了外祖父的几张风景版画，就跑去通过一种证明身分的考试。他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法子果然生效，他通过了考试，被允许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从军队退役。追随两位在巴黎做艺术家的兄长，杜尚到了巴黎。
杜尚离开了军队到巴黎的时间是1906年，那时候正是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开始出现，发展，乃至竞争的年头。任何一个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年轻人都尽力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现代艺术运动。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和巴黎的许多现代艺术家们过从甚密，杜尚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自然也认识了一些现代艺术家，出入他们的圈子，知道现代艺术家关心的热点。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也吸收一些现代艺术的创作手法，比如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从他1906年十九岁从军队里退役到他1912年画出《下楼的裸女》时只有短短的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已经把各种新的流派风格都摸到了，试过了，了解了。对这个勤于思考探索的人来说，这个领域所能提供给他探索的东西就是这些了。在这个时候，他对艺术掌握的程度无论是赖以生存，还是赖以成名都没有问题。当时他已经是巴黎先锋派艺术家沙龙的成员，他已经具备资格把画送到每年一度的全国展览会去。巴黎已经有画廊经销他的画，他已经在1912年出现的最早的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被提到名字，并且有作品介绍出来。这一切对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应该算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杜尚把这一切都放弃了，因为他不看重这些，他也不愿意重复自己——这是他保持了一生的重要原则。他的思想引导他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他有兴趣的是精神的探索，他要透过事物的表面价值，趋近更为真实的核心——艺术到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种活动投入如此大的关注，赋予如此大的重要性？接着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小事，对杜尚来说却成为一个转折点：在1912年初，杜尚把花了一个月工夫画成的《下楼的裸女》送到巴黎一年一度的独立沙龙去展览，这个组织是由一批立体主义艺术家主持的，在当时领导着最新的艺术潮流。杜尚在《下楼的裸女》中用分解的形式探索了一种运动感，这对立体主义绘画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不料这帮主持评审的立体主义艺术家对于杜尚画中运动的表现却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次展览是立体主义的巡礼，而杜尚的画法却有涉于未来主义之嫌（立体主义强调画面的构成，而未来主义强调在画面上的运动感）。当时的情况是，法国的立体主义和意大利的未来派是两个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彼此并不合作，却带了点挑衅的劲头，因为双方都想争做现代派的旗手。出于这种背景，主持展览的立体主义者对杜尚的作品中类似未来主义的手法感到有损立体主义的纯洁性。他们请杜尚的哥哥对他婉转说明，是否可以对画作一些修改，把对动感的强调改成对形式的强调。杜尚听了他哥哥的转述，一言不发，一径往展览处去了，到了那里拿了自己的画，叫了辆出租车就回来了。杜尚回家并不是马上诚惶诚恐地修改自己的作品，让自己尽快得到现代艺术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却是从此打算和巴黎的现代艺术家们分手！这个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这件事情中敏锐地发现，原来人类思想的狭隘是一种普遍而深入的秉性，不只是平常人有，老派的艺术家有，甚至连提倡解放思想的新派艺术家也有。他由此认识到，原来艺术并不是一片陶冶人，提高人的的净土，甚至标榜风格革新和思想解放的现代艺术，一样也可以成为滋生人类偏狭本性的地盘。从这件事情开始，他不再相信任何主义与教条，不再相信任何人为的东西，其中包括了一切被我们通常视为极其重要的人类事务：政治，宗教，艺术，伦理。他认识到，要保持人自己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和人类所有立规矩建标准的企图分开，无论其规矩或标准是在什么名义下的：正统的，权威的，革新的，先锋的……都不介入。于是，照了杜尚后来的说法：“从此以后，我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杜尚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不久即在巴黎的一个图书馆找了一份差事，喜孜孜地帮人借书和还书。这样他离开了巴黎那个又热闹，又火爆，又受人瞩目的艺术家圈子，不再被人视为艺术家，也避免了和艺术家往来接触。
1912年那一年，当杜尚对巴黎的艺术世界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的这个举动意味着的不只是和当时的现代艺术决裂，而且是对人类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理性决裂，他独自踏上了一条自由之路。
果然，在杜尚此后的一生中，他再也没有介入过任何艺术团体。1916年在欧洲出现的达达运动那么接近他的行为，而且也一直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杜尚也没有介入他们的活动。后来在三十年代出现的超现实主义，以普吕东为首的那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和杜尚很要好，常常请他帮着设计展览，组织活动，杜尚也不肯把自己算作他们的一员，他只说“他们把我从外头借来用一用而已。”杜尚的这个做法不是矫情，却是为了保持自己纯粹的自由。自由对于杜尚来说重于一切！而且，值得说明的是，杜尚要的自由不是被我们说烂了的，给自己放纵行为护短的借口。他要的自由主要是关于心的——心灵的完全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获得这种自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却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需要一个人能在任何情况下无懈可击地把握自己，不受诱惑，让心超越在一切名声，金钱，地位的吸引力之上，这一些对我们平常人说来没有一件是放得下的，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可以放下，但杜尚做到了。正因为杜尚做到了，因此，他在艺术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成为这样一种心灵超越的折射，它无可避免地凌驾于一切风格的争执之上，凌驾于一切艺术家美学的追求之上，因此，杜尚的方向因其高迈，因其美丽，成为本世纪艺术家争相挤入的航道。
必须指出，杜尚的方向也是一个难以引导的方向，因为任何一点杂念的污染都可以导致整个航行的偏离。只有象杜尚这样一种坚定不移，晶莹剔透的人格，才可以在人欲横流，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屹立，才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知道自己做什么，怎么做。然而，我们很幸运，西方文明史很幸运，杜尚从没有偏离过自己的航道，这个独立特行的人靠了他静如止水般恒定的内心状态把我们带出了艺术偏狭的旧躯壳，举重若轻地向我们揭示了自由的真意义。
1915年杜尚为了躲避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美国，那时他二十八岁。美国人对他很欢迎，因为在1913年纽约的“军械库展览”中，他的《下楼的裸女》是整个展览引起争论和好奇的焦点，他参展的四张画全都买了出去。在他没有到美国来之前，他已经是个名人了，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杜尚到了美国后，被当时在纽约的现代艺术的推崇者和收藏家爱伦斯伯格迎为上宾，亲自给他安排住处，在经济上帮助他。此后爱伦斯伯格一生都热心地收藏杜尚的作品，把杜尚的艺术介绍给美国人为己任。
杜尚生得秀骨清相，英俊潇洒，一介翩翩公子，一个把礼节与教养融化在血液中的优雅的法国绅士。美国女画家奥基芙回忆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杜尚时的情形感叹说，杜尚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风度最优雅的人。杜尚机智，透着犀利；快乐，带着幽默；冷静，掺着超然；和气，夹着距离。他的脸上总有着一副含讥带讽，自得其乐的表情，常常喜欢作一些趣味横生的恶作剧，风流倜傥，视生活为游戏。他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女人，因为他想换换做人的口味。他也曾在头上剃过一个五星——只为好玩。他周围的人，太太小姐们自不必说，甚至所有的男士们都一致为他倾倒，没有一个人不爱他。一位美国作家夸张地说，爱杜尚的女子能凑成一个团。但是杜尚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他不让自己的心滞留在任何人与事上。他不即不离，无滞无碍，活得象行云流水那么自如舒展。在他看来，任何主义也好，女人也好，都是身外之物，他不把任何身外之物带进他的生命里去。但他从来也不是冷淡无情的。一位和杜尚有长达半个世纪友谊的女朋友回忆说，她和杜尚在一起有一种无染无欲的快乐，有时候两人消磨一晚上，彼此只交谈数语，但那些时光却非常美丽。她只觉得杜尚身上带着一种力量很大的平静，这种平静使所有沉默的时光都十分美好。后来她和别人结婚，又离婚。在她离婚之后最失望自弃的时候，杜尚去看她，带她到饭店吃饭，席间并不向她打听任何的事情，只是亲切地叫她多吃，然后送她回家。临分别的时候，杜尚交给她一个信封，并关照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再打开。这位女士疑惑地想，这会不会是杜尚向她求婚的信。回到家中，她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十美元现金。那时她正不名一文，经济上极为狼狈。她发现杜尚在任何时候都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别人最基本的需求。
从1958年以后，西方艺术世界对杜尚的注意研究才开始了。到这个时候人们对一味强调纯粹性的艺术厌倦了，发现纯粹艺术中思想的成分越来越少，人的自由度也越来越窄，美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人们开始受不了这种窒息，想离开这座自造的艺术樊笼，到外面来透一口气。结果他们发现在这座樊笼的外面，一条现成的路已经早在四十年前就被杜尚准备好了。杜尚在1917年通过他的《泉》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观念：艺术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值得这样地被我们推崇，艺术应该成为非艺术，我们应该无分别地对待人类的各种活动，这样我们就能从自造的牢笼中走出来。杜尚的艺术等于非艺术的观点在六十年代被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大地艺术完全吸收并推崇备至，而且被发展得千姿百态，登峰造极。在杜尚开拓的领域里，人们感受到了自由，艺术进入了更大的范围。人们这才意识到杜尚的了不起。各种名誉向杜尚飞来：杰出公民，荣誉博士，优秀艺术家……他被邀请开个人展览，开讲座，无数的采访……杜尚虽不刻意求这些事，但却也并不做出姿态来刻意躲这些事。他是一个圆融无碍的人，来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关键在于，他被注意，还是不被注意，这样一些来自外界的因素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他。无名的时候，他散散淡淡，安安静静；所谓享盛名的时候，他还是散散淡淡，安安静静。接受和拒绝对他来说成为一件事。他的一生如愿而行——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恬然自适。他的朋友形容说：“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为建功立业，倒更象一个过客，象一个旅人，只是偶然路过艺术这块地界，这块地界内现成的规矩对他毫无关系，他只是玩儿似地照了自己的意思做了几件作品，做完就走开了。他这一生中对下棋所投的精力，时间和认真的程度甚至超过他对艺术所做的。然而，由于他涉足艺术的起点极高——不是把艺术放在美的范畴里考察的，而是放在存在的范畴里考察的，于是把艺术整个地翻了个个儿。能把自己从艺术的局限里拔出来，站在艺术之外来看艺术的，杜尚是唯一的一个。这仿佛像物理领域里爱因斯坦的情形，能把自己从三度空间的局限里拔出来看待这个宇宙一样，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因此，杜尚对艺术改革的深刻，迄今无法被超越。
正像我们在本文开头说的，杜尚最好的东西，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人生。杜尚自己也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如果我们一向以为，艺术不同于寻常的活动之处，是在于它能给我们的想象提供自由的话，那么，杜尚则使得他的生活尽可能地摆脱了一切束缚，呈现了一片自由畅意的人生风景。因此他把人生变成了艺术。
首先，杜尚避免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了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他不到三十岁时在美国名气已经很大，画商们开始像苍蝇似地叮着他，他若是能接受他们的合作，多炮制一些作品放到艺术市场上去流通，他可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杜尚不愿意这么做。1916年美国有一位富豪对杜尚说，他愿意每年付一万美元给杜尚，只要杜尚每年能够为他画一张画。杜尚没有接受。事后有人问起这事，杜尚回答了一句精彩的话，“1916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了。”
杜尚
杜尚的女装照片
杜尚喜欢单身的生活，因为这最能保持他生活的自由。他四十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娶的是一位容貌姣好的巴黎汽车制造商的女儿，这婚姻维持了不到六个月两人客客气气的分了手。因为杜尚结了婚却完全没有当家立纪的派头。他能一个星期花上三五天时间悉心钻研他的棋术，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他的新婚夫人气不过他的这种做法，有一天晚上乘他睡了，悄然起身把他的棋子都用胶粘在棋盘上。如果不是出于愤怒的心情，这举动不失为一个高明的达达式的玩笑。可惜他的夫人并没有达达式的幽默，她要的是合乎常规的生活，两人只得分手。他的夫人便另觅了如意郎君，自去奉夫教子，过平常人的日子去了。此后杜尚就一直保持单身生活。杜尚认为家庭会迫使人放弃他自己真正的理想，得去拿这些理想和家庭具有的东西交换。杜尚后来在巴黎虽有一个异性的密友，玛丽——一位美国富孀，但他却不愿把这种关系落实在婚姻的形式上，而见到杜尚和他女友在一起的人都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美丽”，他们这种“非常美丽”的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1950年玛丽病逝。四年以后，杜尚和一个丧偶美国女人结婚，那年杜尚六十七岁了。他解释说，因为他和他的新婚夫人都到了“垂垂老矣”的年龄，不会有能力再有孩子，他才放心地结婚。这次婚姻一直维持到他八十一岁谢世。很是美满。
甚至连杜尚的死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结束。1968年10月1日，杜尚夫妇邀请了一些朋友在他们距巴黎郊区的一个简单清爽的公寓里共进晚餐。这个公寓是杜尚的妹妹在过世后留给他们的。和杜尚所有的日子一样，这是一个轻松，机智，融洽的夜晚，杜尚妙语连珠，朋友们流连忘返。在客人们离去不久，杜尚上床之后，他的心脏平静地停止了跳动。他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生。他的朋友这么描述说，“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躺在自己的床上，美丽，高贵，安详。只不过比他活着的时候略为苍白一点点。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杜尚的自由除了在这些看的见的行为方面，更难得的是在看不见的思想方面。他思想的自由体现在：“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因为怀疑一切，我就不得不去发现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任何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想法我都要让它被正过来，反过来看看，让它换一个不同的角度看看。无论如何，所有我做的事情，是从我自己的想法来的，不是从前人那里吸取的。”这个有独到思想的人读书很少，几乎不读。他出门旅行，随身只带着牙刷和几件衬衣。一方面，他解释说一个人到了学富五车之时，脑子里不免挤满了别人的东西，哪里还有空放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信不过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他说，“当我们把思想放进语言的形式中时，思想就开始变形了。语言不是一种好的传达形式，我虽然不得不用这玩意儿，但我不很信得过它。靠了它我们从来也没有做到互相理解。”杜尚信不过一切人为设置的标准，包括科学。他说，虽然“我们毕竟要接受所谓科学的法则，因为这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生活的真相，也许它们只是幻想。我们太看重自己了，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法则’这个词压跟儿和我的处世原则相抵触，科学显然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每五十年或某个时期，新的法则一出，旧的就得全部改过。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推崇科学，因此我要给出一种伪证。我全部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证伪，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就是不能对生活抱一本正经的态度，但是让一本正经带上幽默的色彩倒是很有趣的。”
对于艺术，杜尚更是持反对和嘲笑的态度。他说“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艺术的存在绝对不是如同真理的存在一般。可人们谈到艺术会用对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为什么艺术会受到这样的推崇？它等于吸毒，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艺术进入得越多，就越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观众至少和艺术家一样重要，尽管艺术家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事情了，其实有些东西完全是在他自己的意图之外的……所以艺术家别把自己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想得太重要了，他单方面并不能做成什么事，观众才是最后的完成者。”在所有的艺术家中，杜尚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不肯进美术馆博物馆观摩前辈大师作品的人。他到意大利看朋友根本不去“朝拜”文艺复兴的杰作。当然，在他开始学画的时候，他也像所有的学艺术青年一样去过美术馆。可是那些被小心供奉的杰作竟全然不能使他动心，他甚至站在面前会生出讨厌来。这种感觉来自他内心的一个思想：绘画已经死了，雕塑也死了。任何种类的艺术其生命只属于它们产生出来的年代。艺术作品的寿命最多只有五十年左右，随着时间的过去，它们也应该成为过去，现代人没有理由再重复过去的绘画和雕塑，一丝一毫都不行。
对于艺术，艺术家，杜尚有一种罕见的无分别心。他不认为艺术和其他人类活动不同，艺术家和其他职业的人不同。在他看来，艺术家像任何普通人一样，他只是在做某种事，就像商人也是在做某种事一样。所谓艺术家是在画布和画框的范围里做事，他们与其被称为艺术家，还不如早先被称为匠人更合适。创造并不是艺术家的独到之处，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是创造活动。因此，所有人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是艺术。杜尚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对生活的解释，不是对生活的描述，不是对生活的评价或是改进，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艺术不必是一些自认为是高出于平常人的所谓艺术家才能做的事。艺术是由一个人做出，人人都能参与的事——这是杜尚唯一肯接受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这个定义惊人地去掉了人类行为的分别。
认识杜尚的人这样回忆说，杜尚的内心不仅是平静的，而且是极其自信的，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观点作任何辩护。别人不理会也好，别人吹捧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他只如其所愿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是杜尚一贯采用的词汇，他从不攻击别人，他从不与人争执。杜尚自己说他用常设的同意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对于不赞同的事，他用避而不谈一法来躲开，别找不到任何一个极小的机会去和他辩论，他天生不愿意和任何人辩论。当辩论来临之时，他会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在谈到别的艺术家的作品时，他从不用“比……好”这样比较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在现代艺术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这样。当毕加索看到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那种随意挥洒的“滴画”时说的是：“这什么都不是！”而杜尚——他是一向不赞成这类表现自我、诉诸视觉的作品的——说的却是：“我属于我的时代，别忘了，我比这些人年长十几岁呢。”
现在，在西方，描述和研究杜尚的书出了很多。然而，即使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感到，杜尚的好处是无形的，难以定义，难以琢磨的。杜尚的超凡脱俗并不体现在通常可资记录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中，而是渗透在他平常无事的生活中，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体现在许多最微妙的方面。认识他的人说，他做事的得体是难以描摹的，他有一种完全自然的魅力，而他从来也不想擅自利用这种魅力，这种魅力如其自然地存在着。他的遗孀说，杜尚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可是他最为单纯的行为方式在世人眼中确有着不可解释的神秘性。他的单纯有一种奇特的性质，是别人简单意义上的单纯所达不到的。和杜尚交谈过的人都感到，杜尚谈话时没有废话，那怕是极简单的交谈他都能把话说的非常精练而且富有人情味。
杜尚 自行车轮（杜尚的第一件“现成品”） 1913
杜尚 咖啡磨 油画 1911年
使得杜尚的作品显得不可思议的特点之一是：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他的自我，他是无我的。他的“我”不是组成他这个人的成分，仿佛倒像是为了需要临时拿来用一用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这是一种奇特的性质，这也就是庄子《逍遥篇》中提到的“至人无己”的境界。杜尚当然就是“至人”。杜尚这种无我的性质非常突出。他从来不张扬自己，显示自己或者自己思想的重要性。相反，他常常尽可能地淡化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他给《蒙娜丽莎》画胡子，几乎被视为现代艺术对西方传统反叛的正式宣言，杜尚却说：“那是闹着玩的，我并没有把它拿出去展览，是我的朋友看见了拿出去发表的。”他对现代艺术贡献出的最重要的革新——现成品——他也说：“那是为了好玩才做的。我没有想到要制造什么运动，产生什么意义，绝对没有。”他还说：“我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无论我做过什么，这得归功于我的笛卡尔似的思想。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我就不得不去做以前从来没有存在的东西……现在它们成了年轻人出发的起点，他们从这里发展他们的新东西，我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但这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毫无关系了。”这真是少见：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看重，自己的行为被理解成意义深远——籍此，艺术家可以立身扬名，被推崇，被注意。而杜尚却尽量收敛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影响膨胀出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够像他那样，给历史造成了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从简单的方面说，我们可以把他这种态度理解成躲避名声。但从更主要的方面看，杜尚为的是要逃避意义——这是杜尚最了不起，最超凡脱俗的性格之一。这个罕见的天才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最可贵的理解就是否定意义，他如何可以自己再去制造意义，让世人受缚。他用无来代替有——这对西方人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角度。杜尚这个纯粹的西方人，凭了自己的悟性，独自走出了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价值樊笼，简直是个奇迹。
一位认识杜尚的画家这样说：“你真想把他所有的感受都移植到你自己身上来，就象把他的血输到你的身上一样。你真想让他把所知道的一切在他死前都告诉你。他多象一位父亲，那种无一处不相宜，时时刻刻可以得到滋养的，让你尊敬的父亲，而不是要通过斗争才可以获得你的自由的那种父亲。”杜尚有一位朋友这样说：“我每年都要去见杜尚三到四次，我把这个称为给电池充电，不然我会信不过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汗颜。”
这样一个在艺术，在人类思想，在社会行为上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却终生没有一个敌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