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期的文学青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青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学界对1980年代“新启蒙”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精英启蒙”，而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广泛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学等领域中的“公众启蒙”关注不够。①限于论题，拙文仅仅提出问题而未能仔细分析这一时期“公众启蒙”的个案。本文以当时的重要同人刊物《今天》的一位热心读者为例，通过分析他在1979-1981年间写给《今天》编辑部的信件以及他自己编印的刊物《春声》，尝试呈现一位普通的文学青年如何参与了当时的“公众启蒙”，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如何进行自我启蒙；无论是本文即将使用的读者资料，还是从文学青年的视角对这一时段展开的讨论，对理解从“文革”到“改革”转折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都有参考价值。 一 “审查”与“赠给”：社会环境与文学观念的错动 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的读者来信有1000多封，各类订户信息600多条。蔡振华是其中的一位长期订户，订户号是183号。选择他作为分析的对象，是因为他给《今天》的6次来信(从1979年4月到1981年3月)，而这一时期正是从“文革”到“改革”的关键时段，加之蔡振华对当时的文坛变化较为敏感，他的信件对研究《今天》富有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读到一位文学青年对这一关键时段社会语境的感知、文艺风尚的反应及他心目中的同人刊物的形象。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借助蔡振华来信和他所编刊物描述的并非这位文学青年全部的人生际遇，而是他以信件和刊物的方式与当代文学史产生关联的部分，以及由于这种关联得以呈现的一位普通读者的文学观念、写作水平、文化素养、期待视野和阅读方法等等。 蔡振华当时的身份是现役军人，系解放军驻京某部电影组的放映员，部队驻地为远郊密云县(后换防到朝阳区)。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进城的机会，有时是去城区开会，有时到其他区县放映。他第一次看到的《今天》即是他进城时在城区某处墙壁上看到的。张贴是《今天》最初的“出版”方式，地点包括“西单民主墙”、王府井及一些文化机关、大学、杂志社等处。从蔡振华第一次写信给《今天》编辑部的时间(1979年4月1日)推测，他挤在人群中读到的是《今天》第二期。该期刊物于2月26日出版，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手刻蜡版手工油印的，蔡振华看到时已经在墙壁上张贴了月余。在这之前，《今天》在刊物上正式公开了固定的编辑部联系地址。蔡振华回到驻地后随即写信给编辑部，求购《今天》的任何一期，并随信附上一元钱。 蔡振华写给《今天》的全部六封信件，字迹都很工整，是一种手写的宋体字。《今天》的编辑对蔡振华的字迹印象很深：“那一封封来信工整规范的字体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但在字里行间所呈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热忱和诚挚，是我们感受至深的。”②有趣的是蔡振华第一封信使用的纸张：一张红方格的稿纸，右下角有“铁道兵报社”的标识，其中“铁道兵”三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该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机关报)；左上角起首处上方印了一行字——“赠给积极写稿的同志”，用的是较为圆润的楷体，显得友好而活泼，和文字的口吻很匹配；左下角用的是非常规整严肃的宋体，印的内容是“请将稿件送领导审查，并写明作者单位、职务、姓名和发稿日期”。这份精心设计的公用稿纸透露出当时军队体制内部的某些话语关系：首先是明确显示审查者和审查制度的存在，这是对写稿的人的一个提醒——写明作者信息就意味着对责任的确认，以及如若出现问题之后必定会出现的追责；同时又有对“积极”写稿者的鼓励，即通过“赠给”他们带有专用标识的稿纸来促发其投写稿件的热情，只是这种被鼓励的表达应该有自觉的控制，即自我审查。看似矛盾的稿纸设计似可被看成言论表达夹在冷冰冰的警示和友好的荣誉之间的真实处境。作为言论表达之一种的文学写作，以及爱好写作的普通士兵蔡振华，正身处这样的语境之中。他能使用这样的稿纸，或许是因为他有给这份部队机关报投稿的经历，说不定他还曾在上面发表过新闻或文学稿件，是这份报纸的基层通讯员。这些经历让他有感受写作环境的机会——尽管略显特殊(在军队里)，特别是他对被“审查”和被“赠给”之间的界限应该有所了解。 不过，这位“普通的战士”(蔡振华在写给《今天》的第一封信中的自称)对《今天》表现出的热情和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并无二致，甚至还显得格外热情些。他在第一封信中就对这家自己尚不明就里的同人刊物通告了自己的姓名和邮政地址(包括部队番号)，还在信的结尾这样自告奋勇：“由于我搞的是放映工作，常油印材料之类的东西，所以很愿意为贵刊尽点力量，如支持纸张，甚至帮你们刻部分作品(我的工作不紧，纸张可以筹办，能帮印，按交代办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请告联系办法。当然，理解处境，并不勉强。随信附一页我油印的材料。”③对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说，蔡振华这些丝毫没有戒心的话除了深切的信任，还可以看出，在他的眼里，他与《今天》的联系——书信往还和订阅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压力。这可能代表了“西单民主墙”存在时期一位文学青年对同人刊物与政治风向关系的判断，虽然蔡振华在信中也提到《今天》并非“正统、合法”的刊物，但他还这样预言：“你们将比正统、合法(虽然是并不一定合理)的编辑更受欢迎，我也很想在你们的影响下作一点尝试。”④ 蔡振华的态度说明，在1979年初，尽管同人刊物在当时受到了不少压力，但在当时看惯了各种力量此起彼伏的民众看来，《今天》的印行是很有希望的事业，说不定还是可以追随和期许的潮头。时为《今天》作者兼编辑万之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类似“文革”初期，西单墙那边大字报小字报无头状子油印刊物已经贴了一大片。在大学里，学生们也都跃跃欲试，中文系的学生更是自办诗社和油印诗集等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气候中人是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大风险的。”⑤蔡振华和万之的说法对理解同人刊物的微妙境地很有帮助：至少对一部分文学青年来说，印行《今天》或者与同人刊物来往，在当时是可以尝试的行为。这种带点风险但同时引领潮流的感觉既新鲜又刺激。 蔡振华很快收到了《今天》编辑部寄来的刊物和订阅卡。他在4月17日的回复中附上四元钱预付款要求长期订阅(当时现役军人的月津贴按年限为5—7元)，并补订第一期，还询问了是否接受外省订户和稿件。⑥在这以后，他成为《今天》的正式订户，逐期收读《今天》编辑部寄来的刊物。蔡振华还利用进城的机会参加过《今天》在紫竹院公园草坪举行的“读者、作者、编者恳谈会”，当时正值《今天》第五期出版。他在9月初路经“西单民主墙”的时候看到了恳谈会的海报。由于忘了具体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一大早蔡振华就往城里赶。恳谈9日下午两点半开始，蔡振华因为出来前还约了晚上回去放映的任务，没等到结束就匆匆离开了。即便这样，在蔡振华的信件中还是留下了关于这次恳谈会的宝贵记录： 九号你们在紫竹院举行的漫谈会我去参加了。看到自己早在刊物上熟悉的、深深尊敬的作者，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象是很激动的。参加人数之多、热心、非官方文学创作的朋友们的态度，都出乎意料。虽然在漫谈中可以看出，不少与会者的文学观点仍强烈的受到几十年陶冶的左右(记得那天有人问到什么是诗歌的美的问题，有一个读者在旁边就很自信的肯定说“美就是生活”，语调是这类问题值不得探讨的意思，也没有人有异议。还有一个读者在提问中用茅盾作为解放前作家的代表等等。由于我只参加了一部分漫谈，举不出更多的例子，但相信类似的情况一定很多。)，但大家对贵刊所进行的创作的关心却是确实(原文如此——引者注)十分真挚的。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作者们那里也得到了不少宝贵的教益。希望只有一个：你们多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建议以后是不是办一些小型一点的，约十多、几十个读者座谈。告诉他们做一些有关的准备(事先拟定议题或报告内容)。当然啰，这还要看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办事情不但困难重重，有时还要担风险，这算是我这个普通读者的希望吧。⑦ 除了恳谈会现场的情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振华对与会者意见的态度。从他的语气可以推知，他感觉简单地引用“美就是生活”来回应什么是诗歌的美这样的问题有些轻易，认为这是“受到几十年陶冶的左右”的表现。“美就是生活”说法的提出者是苏联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曾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特别受重视的“别车杜”之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以及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人民性’的概念，都被广为借用”，其中一个原因是“别、车、杜的‘理论身份’是得到革命领袖和导师认同的，又是被‘苏联老大哥’作为文化遗产继承的部分，那么评论家们当然也就可以放手来‘使用’这些‘准马列’的理论。况且这也是一种‘时髦’，一种理论求新的表现，能多引证一点马列和域外理论家的言说，才显得有理论视野，够水平”⑧。 在《今天》的恳谈会上，有读者“很自信的肯定说‘美就是生活’”来回应别人的问题，蔡振华还听出“语调是这类问题值不得探讨的意思”，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段的普通文学读者对以“别车杜”为代表的1950-1960年代的主流文学理论态度的分化：一方面是有人觉得这早已是被权威解决了的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常识；另一方面是像蔡振华这样的读者为有这样的回答表示遗憾，觉得这种回答代表的只是过去的一种说法，是急需更新的认识。蔡本人及在场的其他人未提出新的说法，或许是现场的气氛造成的，也或许是他们自觉也没有新的理论或说法引起进一步的对话。《今天》的恳谈会上出现的这一幕，应被放入这一时段的“转折”图景中来理解。 实际上，在蔡振华——或者说当时的普通文学青年之一身上，正经历着文学观念上的既微妙又迅捷的变化。这从他4月份第一次致信《今天》时的引用中可以看出来： 对《今天》上的作品，因为没条件详阅，恕留今后再讨论，不管作品成功与否，我的第一个表示只有钦佩与欣赏。不过，想提一个问题，俄国人普列汉诺夫曾说过：“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这句话发表在他著名的著作《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上，希望编者与作者能重视这一特点。 和五个月后恳谈会上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腹诽”相比，蔡振华这里对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态度可谓判若两人。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也是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俄国批评家。虽然由于他个人的政治经历的影响，普氏1950-1960年代不若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被很多人直接引用，但作为“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美学问题的人”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⑩，普氏的著作很早就在中国译介过，1950-1970年代也曾多次译介他的著作，蔡振华提到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即在1961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个版本。可以说，在蔡振华眼里，普氏和车氏当同属过去“几十年陶冶”过中国文学的人物，但有意思的是，从蔡的第一封信到第三封信，短短五个月时间，他对两个人物名言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蔡振华虽没有详述他不同意用“美就是生活”这样的说法来回答问题的原因，但从他的语气可以推测，他的不满或许并不在这句话本身，而是这句话本身只是“受到几十年陶冶的左右”的产物。或者说，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并不在于他对两位理论家的不同态度，或者对理论家说法的不同态度，而在于他本人的文学判断正在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蔡振华写信的时段，正处于“文革”后文学观念发生调整的开始阶段。他第一次写信给《今天》的当月，《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外国文学研究》开始连载柳鸣九的长文《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11)。虽然蔡振华并未提及他对这些调整有具体了解，但对当时敏感于文坛动态的文学青年来说，蔡振华的文学观念有所错动不足为奇。 二 “热爱可以爱的权利”：原创及转载的爱情诗 应该是在《今天》及其他同类刊物影响下，蔡振华曾油印过诗丛《春声》，总共两期，内容包括转载和原创作品两类。该刊物首期封面是一幅黑白版画，画面主体是一位双手托腮的青年，前置一本打开的书，青年头顶有若隐若现的星光。这个深夜里在阅读中陷入沉思的青年形象和该期刊物的头条诗作《致朋友中的一个》中的几句相对应： 不知爱在哪里—— 只凭先知的灵感去寻找， 借心的一点星光搜索茫茫大地 这首诗的题目是《致朋友中的一个》，作者署名是白珊瑚，即蔡振华本人。全诗看上去写的是对爱的礼赞，题记模仿了鲁迅的句子(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是在爱中永生/就是在爱中夭折”，实际上可以读成“文革”后幸存者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 我们一百回的庆幸生存， 热爱可以爱的权利， 也承受痛苦和灾难的打击； 喝干一杯充满情意的甘醇， 咽一口自己酿就的苦酒—— 生活本来就是爱和恨的游戏。(12) 该期《春声》仅有28页，内容却异常丰富。刊物设有六个栏目，分别是“苗与芽”、“知道点过去”、“在最近的报刊上”、“国外诗作”、“今天诗坛”和“论坛”，除“苗与芽”发表的是原创作品外，其余均为转载。从整体上看，这期刊物几乎就是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专辑：发表的21首(篇)作品中，除却“论坛”中的诗人介绍(“麦凯生平简介”)、诗论(“艾青论诗·生活”)外，几乎其他作品都与爱(情)有关，其中包括选录的闻一多的《你莫怨我》和鲁迅的《答客诮》。对此，蔡振华在致《今天》的信件中有所说明： 我编印的诗丛，算不上是刊物，因为我自己和几个朋友其实都不会写诗，不过是狂热的爱好而已。起初是因为我告诉他们贵刊上登了一些很不错的诗，他们希望我印出了寄去，加上当时“诗刊”正好登了一些情诗，我就用他们当幌子，加上以前搜集的作品刻了一期；现在，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已经刻了二期。(因为我业务工作也不清闲，搞这东西又不能大张旗鼓，所以慢得很。)跟贵刊及其他文艺刊物相比，我不过是大巫前的小巫。本来是不该拿出来招摇的；好在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出刊物。把它作为一朵献给自己心爱的作者的鲜花，捧出了给予有见识的诗人们，这就是我的唯一心愿，虽然这是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花。(13) 将“诗刊”发表的情诗作为自印刊物的“幌子”，可见当时对爱情认识和之前已经开放许多。这是“文革”后的文坛出现的新气象之一。一般认为，“文革”后第一篇闯爱情“禁区”的文学作品是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这篇轰动一时的“问题小说”讨论的是青年人如何正确对待爱情。小说中的引导者冯姨通过回忆自己未遂的革命爱情推出答案： 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作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14) 在冯姨眼里，尽管爱情会“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但其前提是接受“革命”的统合，后者定义了爱情所应有的位置、“丰富”的程度、“提高”的方向，以及人最终对幸福的理解。按照这样的爱情定义，《春声》转载《诗刊》的诗与《春声》原创的诗对爱(情)理解的差异就格外显眼。这些诗分别处理了包括离别、分手、悔恨、少年时期的恋情等经验。同样是写感情记忆，上文引述过的白珊瑚的《致朋友中的一个》写的是“生活本来就是爱和恨的游戏”，只好“找一把无情的利剑，/闭上双眼砍断对往事的回忆，/你没有同意/但你用失神的眼光默许：/我们用不着懊悔，用不着惋惜，/让应该过去的永远过去”；《春声》转载《诗刊》119期的韦黎明的《我们何必惋惜》也提到不惋惜：“啊！不必了，不必。/不必再让心头/被微苦的回忆占据。/青春已经过去，/我们何必为它惋惜！”但不同的是这首诗在结尾处提出的忠告：“假如我们的心儿依然年青，/假如我们依然充满活力；/这世界便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它面前便无所畏惧！”在这首诗里，因为诗人的无畏，时间和青春变得可以跨越，结果是“残冬过去，/痛苦的犁刀/犁过的心田上/又将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新天地”。二者虽然都对过去的感情态度决绝，但无论在基调还是修辞上都有较大不同，最明显的是后者将个人情感与集体未来的直接(“春天”是意识形态的惯用譬喻)关联，类似的还有当期转载的赵健熊《离别》的结尾：“虽然我们之间的距离又将如此遥远，/可祖国的幸福却从未像今日这样近在前头！” 这种差异意义重大，因为在当时，爱情成为文坛热点不唯因为爱情本身，更因这个话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爱情的位置》的作者刘心武在此就有很好的注解： 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15) 刘心武这里说的“政治”或许指的是国家或政府的决策过程，即在国家的已经容许爱情作为“革命生活”的一部分的存在；但如果将“政治”理解为社会与个人生活的相互关系即广义的“政治”，刘心武的读者感受到的“政变”很可能是对个人精神生活价值的肯定。用蔡振华本人的诗句说，就是个人有了“可以爱的权利”，那就要在这个时候“热爱可以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在《收获》上刊发，并经基层的国家媒体“高音喇叭”的宣示式传播，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得到了最广泛的确认；《春声》上发表的作品则用另一种方式揭示了当时对“良性的政治”的理解不止一种，它既是对日趋开放的话语空间的深度应和，同时以其特殊的方式显示着自身的存在，和对再次统合个人精神生活的异议。这种理解与《今天》的存在一样，提示着在这一时期丰富的情感存在和强烈的表达冲动——这是讨论当时涌现的包括《今天》在内的诸多同人刊物时不可忽略的背景。 三 “提倡新异”：文学视野与阅读方法 蔡振华曾提到他的阅读愿望，对新的文学资源的渴望溢于言表： ……因为条件的关系，我过去接触到的几乎都是我国的作品或者国外十九世纪以前的东西。并不是说我有特殊的偏爱，而是实在无可能扩大自己的眼界。当代国外的作品我是通过这两年的报刊才了解的。虽然自己渴望看到更多的新颖的译作，但却受到出版物的限制(乘此也提出一个愿望，你们能不能转载一些限制一般人很难看到的诸如象征主义方面的作品，即使不是你们翻译的，但相信读者却很需要)。不过，或许你们也并不反对谈一些文学史，因为作为资料印的，我就较看重这方面。(16) 对此，蔡振华本人有过明确的阅读计划：“目前，自己打算更扎实的再看一些书，另外加上继续新文学的了解工作。力求真正弄懂几个问题，试试看能否为新文学作点贡献，这仍然是我的两个目标，还望能继续得到您们的帮助。”(17)后来即使在转业的压力之下，这位勤奋的年轻人一直坚持“文艺学习”，曾写过“一篇万余字的谈自然主义及评价问题的文章”。(18) 从他编印的《春声》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青年所能接触到的文学出版物。除了《今天》及上文提到的《诗刊》外，《春声》先后转载过《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上的黑人诗人麦凯的诗及简介，《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4期上的文章《略谈美国现代诗歌》，以及分别发表在《外国文艺》1978年第1期和1979年第2期上的蒙塔莱和阿赫玛托娃的诗。这些刊物中，《外国文学动态》1975年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复刊，《诗刊》1976年1月以创刊的方式“复刊”，《外国文艺》1978年6月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创刊，《今天》则是1978年12月创刊的同人刊物，《文学评论丛刊》是《文学评论》复刊后创刊的辑刊，当时是非连续出版物，第一辑即为创刊号。此外，《春声》选载的《德国民歌二首》(分别是《给爱人》和《冬天的花》)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以《诗四首》为题选载的鲁迅翻译的裴多菲的诗应来自于当时常见的鲁迅作品选本或译本，《应修人诗十首》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从这些选载源看，蔡振华涉猎还算广泛，对当时文坛上的新刊颇为关注。 在《春声》第一期第26页的留白处，印有工整的“《春声》寄语”：“面向生活不拘形式/活跃文艺提倡新异/欢迎批评努力实践”。该期《春声》的“新异”之处可能体现在选录的“现代派”言论上：一处是对波德莱尔的引用，《春声》以“现代派诗人对诗的见解”为题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话：“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分开，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的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另一处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电影·戏剧·未来主义》的引用：“由于憎恨昨日的艺术，由于憎恨为色彩、诗行、脚灯和毫无必要地表现离开生活的人们的琐细感受等所培育成的神经衰弱症，我撇开抒情的激情，提出正确的科学，探讨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系，来证明我们理想的必然性。” 在当代的“现代派”译介史上，波德莱尔和马雅可夫斯基都是稍显特殊的人物，前者仅于1957年以纪念《恶之花》发表100周年的方式在《译文》杂志上正面浮现过一次，后者在1950年代的中国一直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到了1960年代，随着中国对待文学遗产态度的转变和中苏交恶，马雅可夫斯基在政治上也不再“正确”；到了蔡振华写信的1979年前后，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再评价刚刚启动，两人的“进步性”正在确认中。《春声》此时选载这两种说法确属“新异”，虽然是几乎与学术界同步的“新异”——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新异”早已算不上“新”，也将很快被更“新”和“异”的西方现代文学的译介潮流所覆盖。一份“提倡新异”的刊物只能选录过去的“新异”充数，可见当时“新异”资源的匮乏。追求“新异”的资源，同时可供选择的“新异”的资源又少之又少，当是转折时期文学状况的另一面向，也是后来西方现代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相对于零星出现的“现代派”，美国黑人诗人麦凯占了该期28页刊物的1/4版面，全部资料都是从翻译家荒芜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上的长文《麦凯和他的诗——纪念美国黑人诗人麦凯逝世三十周年》摘选的，其中《麦凯诗选》则是从荒芜文章中引述的麦凯的诗歌中精心选录的。(19)在荒芜的笔下，麦凯是“美国广大黑人群众”心目中的“第一个革命诗人，第一个跟美国社会展开全面斗争的革命诗人”：“这里，一个来自生活底层的黑人以诗歌为武器，在思想领域进行了一场新革命。它的新精神在于：它公开宣告了这个民族不再驯顺屈服、坐待宰割，而是下了决心，起来抵抗，以暴力对暴力。”(20)但在《春声》的编者看来： 由于狭隘的民族偏见和盲目的民族憎恨等因素，影响了麦凯诗歌艺术上的完美性，他的创作较粗糙，有些作品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缺乏现代诗歌中对理想的细腻追求和对力量的刻意探索这类特点，生命力不大；但是，他那种在世界神秘虚幻的现实里和个人贫困潦倒的生活中，不屈不挠坚持对艺术的热爱的精神，却是很多人所缺少的，很值得广大艺术领域的未来者学习，这也是我们愿意介绍麦凯生平的主要原因。(21) 《文学评论丛刊》中的“革命作家”成了《春声》里的“不屈不挠”的艺术热爱者，不能不说是蔡振华的读法所致。这种读法在他从荒芜文章选载麦凯作品时也有体现：荒芜起笔写的是他在1943年第一次读到麦凯的诗《如果我们非死不可》时的感受，认为正是这首诗使得麦凯“成了美国全体黑人的代言人”，而《春声》的《麦凯诗选》虽然整整选了十首诗，是当期所有作者中作品最多的，却唯独没有选这首荒芜详细分析的“愤怒的诗、反抗的诗、战斗的诗”。赞许麦凯诗歌中表达的愤怒，同时敏锐地看到“狭隘的民族偏见和盲目的民族憎恨”对艺术造成的伤害；学习诗人“不屈不挠坚持对艺术的热爱的精神”，也注意到“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作品“生命力不大”。从这些观点既可以看出《春声》编者的文学修养，又可以揣测到他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关系的直觉。 和同人刊物联系绝非全无风险。1981年3月4日，文学青年蔡振华收到以“今天文学研究会”的名义最后印行的三册内部资料；十天后，他最后一次致信《今天》，提到自己已经在部队整编时“由于可想而知原因”被安排转业：“其实，压力是从市里及上头来的，令人莫名其妙，或许是我们这里有点特殊，才如此认真对待。本单位对我的事倒反不以为然，毕竟我不过一区区弱士而已。不过这样也好，我能无顾虑的从事文艺学习。领导已批准先回家探亲……望资料之四出后，尽快往家中邮寄，以慰挂念。”(22)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收到他盼望中的“资料之四”；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的《今天》也再没有收到他离京后的任何音讯。 著名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其名著《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感叹：“生动的细节所传达的信息比抽象的论述更为有效。”(23)现在回头看，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当属当代文学的“巅峰”时期——各类刊物纷纷复刊创刊、文学评奖投票者数以万计、很多刊物订阅量更是动辄几十万。在文学史上常以数字统计的形式出现的读者群中，蔡振华是非常普通的“之一”：他挤在人群中阅读同人刊物的场面，匆匆赶到文学活动现场的情形，在自己微薄的津贴中分出的订阅刊物的部分，在静夜孤灯下为文学兴奋、愤怒和感动的时刻，为了仅有的几位读者挥汗刻印的刊物，以及写给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今天》作者编者们充满鼓励的信件，和其他更多默默无闻的读者一起，给了转折时期的当代文学或许细微却最为直接的推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像蔡振华这样的读者“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24)。 ①李建立：《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1980)“读者来信”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②鄂复明：《读者来信选辑之五》，参见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57/n-16557.html/，2014-07-1716:47:14。 ③读者蔡振华来信，1979年4月1日。本文所引用的蔡振华信件及其编印的诗丛《春声》，均见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不再一一注出。 ④读者蔡振华来信，1979年4月1日。 ⑤万之：《也忆老〈今天〉》，收入《持灯的使者》，刘禾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⑥蔡振华是代家乡一位朋友咨询的，后来这位名叫林稚鹰的人也成了《今天》的长期订户，号码为263号；在蔡振华编印的刊物上，还发表过林稚鹰的作品。读者蔡振华来信，1979年4月17日。 ⑦(13)(16)读者蔡振华来信，1979年9月19日。 ⑧温儒敏：《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读书》2003年第11期。 ⑨耿恭让：《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美学思想》，《江汉学报》1963年第9期。 ⑩人宣：《〈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简介》，《哲学研究》1959年第10期。 (11)这篇文章为柳鸣九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上的学术发言，《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刊载了前三部分。鉴于“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大，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该刊又在第2期上编发了后两部分。该刊时为季刊，当年第1期出刊为1979年4月，第2期为1979年7月。 (12)白珊瑚：《致朋友中的一个》，《春声》1979年第1期。 (14)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十月》1978年第1辑。 (15)刘心武：《1978春：为爱情恢复位置》，《解放日报》2008年10月13日。 (17)读者蔡振华来信，1980年10月15日。 (18)(22)读者蔡振华来信，1981年3月13日。 (19)(20)荒芜：《麦凯生平简介》，收入《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7～325、289页。 (21)《诗人麦凯简介·编者按》，《春声》1979年第1期。 (23)[美]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2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