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世界格局中的美国全球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跨世纪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之际，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过渡，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试图在下一世纪保持其综合优势，继续充当“世界领袖”。但是，美国图谋“单极独霸”面临日益增多的制约因素，在新世纪还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美国在展望和规划下一世纪世界格局时，日益重视中国的影响和作用。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是个“正在崛起的和不满现存国际秩序的大国”（注：哈里·哈丁1999年 6月25日在香港美国商会的演讲，香港《南华早报》，1999年6月26日，第8版。），是世界格局的变动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下一世纪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走向。
一、世界格局的八大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格局继续朝着多极化发展。最近几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优势，主宰世界的命运，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更加高涨，局部战争和冲突日见增多，但和平与发展继续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首先，世界范围内，和平的力量仍然大于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当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保和平、求发展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科索沃战争表明，世界范围内难以再次形成两个对立的大型军事集团，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运用武力解决国际事务的倾向正在加强，发动局部战争的力量有所加强，制约局部战争发生的力量有所削弱。
其次，多极化将是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整个21世纪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21世纪初期，美国尚不会从其顶峰跌落下来，依然阻止多极化进程的完成。估计在21世纪中期，当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逆转时，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才会最终形成。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各国经济贸易的舞台，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再上台阶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科技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有所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第四，美国的优势相对突出。美国近年来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科技发展领先。美国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起持续增长，现已进入第10个年头，创美国历史记录。美国出口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仍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尤其是美国经济本身平衡，基础牢固，消费者信心较强。经济增长使美国税收增加，而支出却受到控制。从1992年起，美国连续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美国已占领了跨世纪产业（如信息和通讯）的制高点。（注：《人民日报》，2000年1月27日，第7版。）美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美国的心理优势也有所增加，它更加谋求在权力与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由其主导的全新世界秩序。
第五，中国正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成倍壮大，已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正在世界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主张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反对干涉它国内政，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充分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的提高，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六，各国间的竞争冲突面有所上升。大国关系中的竞争面将更加突出，美俄战略对抗明显增加，美中合作的战略基础不断遭到质疑，美欧日与中俄间存在“天然”竞争关系，美国对中俄安全合作的疑虑大为增加，欧美围绕着欧元与美元欲争高低，日中关系的消极面和美日贸易摩擦等相对突出。此外，中小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冲突呈现反复化、长期化和国际化趋势。
第七，科技革命为世界格局注入了新的变量。9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使国际关系发生明显和深刻的变化。日新月异的通讯手段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产业不仅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模式，而且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
第八，国际关系正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产品国际化、产业信息化和国际关系多元化，当前的国际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纷繁趋势，政治经济交叉，文化因素突显，而国际国内界限却趋向模糊。传统的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行为者，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乃至某些具体个人都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不仅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而且也增加了世界格局新的变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则利用国际关系的这一新特点，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推行“新干涉主义”，从而加剧了世界形势的动荡不安。
二、美国的全球战略
(1)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简言之，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就是要防止在美国以外出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比其更强大的地区和国家，以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共进行过两次国防计划的调整，第一次是1993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第二次是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两次的调整动作不大，均强调美国将通过军备现代化继续增强国防力量，以维护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克林顿1993年1月上台后就提出了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繁荣和推行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扩展战略”。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又将其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来扩展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从而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1997年5月19日美国白宫发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以“营造—反应—准备”为核心的“跨世纪战略方针”。该战略强调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战略重点是“积极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反应”是指一旦“营造”活动受阻，美军将“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主要措施包括“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以及进行有限军事干涉，直至“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准备”是指“着手为变化莫测的未来准备”。美国认为要到2015年以后可能出现一二个战略对手，这对于美国来说正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正在尽力利用这段时期，创造有利于美国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环境”，以确保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
美国的战略重点。从90年代起，美国已将其战略重点，由一个（欧洲）调整为两个（欧洲和亚太）。美国正在加紧编织以其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安全网络。在欧洲是以美国为首、北约19国为核心、再加上23个和平伙伴关系国；在亚洲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以及美国同韩、泰、菲、澳5对双边军事联盟为主、以东盟及今后可能的印度为外圈、加上同中国的接触交往。
美国在重点战略地区的打压和防范目标也十分明确。美国在欧洲继续挤压俄罗斯，使之无法再对自己形成挑战。从长期看，美国也有防范欧洲的意图。据欧洲报刊透露，美国的情报机构曾对今后国际关系进行过“战略性预测”，认为“欧洲是美国未来的对手”，为此，美国“必须破坏巴黎和波恩轴心，建立华盛顿和伦敦联盟”。（注：葡萄牙《新闻日报》，1999年4月17日社论，转引自香港《镜报月刊》，1999年6月号，第83页。）美国在亚洲则是增加了对中国的戒备防范，它通过美日防卫指针和拟议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台湾包括在内，从而形成安全上对中国的制约。当然，美日同盟也具有美国控制日本和防止其离心倾向的意图。此外，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还有控制这两块对世界经济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地区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欧洲战略和北约战略新概念。北约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它的军事战略思想几经调整与发展，先后实施过的有“盾牌与宝剑”战略、“前沿防御”战略、“现实恫吓”和“直接对抗”战略。冷战结束后，北约于1991年通过了“联盟新的战略思想”。1999年，北约利用成立50周年的机会正式推出战略新概念。4月24日，华盛顿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新概念，它的核心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民主、人权和法制”，为欧洲“公正持久的和平秩序奋斗”；“不仅要保证成员国的防务安全，而且还要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注：《人民日报》，1999年4月27日，第6版。）其实就是北约不仅仅维护成员国的自身安全，而且要捍卫其认可的价值观念，在必要时还可对外干预，并无需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或内部的全体一致。北约对南联盟动武是其实施新战略的前奏和试验。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经过多次调整，但其宗旨一直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美对亚太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安全、打开市场和促进民主。克林顿政府注重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已构筑起以其为主轴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安全网，并以美日军事合作作为基石。美国表面上以朝鲜为主要打击目标，实质上还有遏制中国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的潜在目标。美国国防部在1995年11月和1998年11月先后发表的《亚太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将在东亚“加强存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主要将部署在东亚。美国力求像改造北约那样改造它在亚太地区的五对双边军事联盟，首先是日美条约。两份《亚太战略报告》都强调，提高美日联盟对地区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对两国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作者在撰写与此有关的段落时得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宋以敏研究员的有益启示，特此感谢。）美国重新强调美澳和美韩条约并强调了同其他盟国和友邦的军事合作。《华盛顿邮报》5月26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军事部署以欧洲为中心，但现在已经把大西洋同太平洋的主战潜艇部署从6:4调整为5:5，预计不久的将来太平洋将占多数。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计划增强东京—德黑兰弧形地带的军事部署和演习，增加远程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加强海军，增加同东南亚国家的联合演习，以便应付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注：www.usacn.com.,2000年5月28日。）
(2)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美国已制订出面向21世纪的对外经济全球战略，其目的在于调动和开发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以国家力量推动对外经济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着重推行“稳定拉美和紧抓亚洲”的“环太平洋战略”。克林顿政府在前共和党政府“美洲倡议”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召开了除古巴之外的所有美洲34国首脑会议，确立了2005年实现美洲经济一体化的行动计划，极大地推动了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美国还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其实现长远经济战略的主要机制。1993年，克林顿总统倡议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的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确定了加强经济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共同基础。1994年的茂物会议确定了至迟在2020年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1995年的大阪会议着重指定具体行动。1996年的苏比克会议确定各成员的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等。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已将实行多年的“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调整为“开放的地区主义”，从控制进口调整为扩大出口的“出口积极主义”。积极推动现有的多边、单边、双边或国际性的贸易协议以全线降低关税。此外，美国在1994年初提出了“十大新兴市场”新概念，即阿根廷、巴西、大中华地区、印度、印尼、墨西哥、波兰、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
(3)美国的人权战略。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大战的危险相对减少，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受的威胁也在减少，价值观念因素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上升。因此，美国加紧利用“人权”干预他国内政，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由于人权外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美国以此误导舆论，争取国内外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所谓的“人权报告”，对它不中意国家的内政说三道四，美国还利用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对有关国家施压。美国以其自己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要求以美国模式改造它国。如果遇到反对，美国则采取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予以制裁。
近年来，美国等国家还不断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理论根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调“人的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社团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妄图在全球建立以它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兜售西方价值观，受到“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内政”等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成为其推行强权政治的制约。同时，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性的民族、宗教冲突和暴乱为借口，以人道为外衣进行干涉。美国认为，预防性外交既可处理国家外部事务，也可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处理所谓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在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中，安全、经济、人权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在克林顿执政初期，由于各方条件的限制，无法三箭并发，只能突出重点。在各方面条件较为顺当时，或是国内政治斗争需要时，或是转移视线需要时，美国就会更加突出所谓的人权外交。
三、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有的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基础消失之后，中美两国都经历了相互政策的调整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对中国实行“西化”和“分化”，并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由于中国是个大国，美国一时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因而希望通过接触加遏制交往逐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压诱两手，但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美国国际环境较为顺利或国内政治斗争需要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以压为主，如在冷战结束初期和在海湾战争之后，或如1992年的总统大选和1998年开始的共和党倒克运动时那样。但在美国国际处境较为困难或需要中国的支持时，美国也会现实地处理对华关系，强调同中国的接触交往。在90年代，克林顿总统就在1994年调整了对华政策，1996年调整了两岸政策，1997年提议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
中美关系具有两重性。两国既有不少共同利益，也存在根本分歧。作为现存国际秩序既得利益者的美国担心和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可能挑战。实施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全球性大国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分歧，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两个主要载体不时发生碰撞和冲突，维护各自本国经济利益和对外关系原则的两个大国间必然产生众多的问题。从更深远的层次来说，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个意识形态色彩极为强烈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对共产主义的防范。此外，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地理、种族、宗教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中国正在努力创造有利的内外条件，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美国则竭力维护两岸分离的“现状”，通过向台湾提供安全保护来阻挡中国的统一大业。上述因素都是长期存在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安全助理伯格时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既有重要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应站得高，看得远，要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要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方向；要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特别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基础。”（注：《人民日报》，2000年3月31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走势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当前，美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就内外政策进行激烈的辩论。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受到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认为中美间只有战略竞争关系。小布什的顾问里思指出：“即使同北京进行经济交往不无道理，但中国仍是亚太地区安定的潜在威胁。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无法同美国相比。但这一情况未必永久不变。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个大国，还有未竟的重大利益，特别是有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反感。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个‘现状’国家，而希望将亚洲均势作对己有利的改变。仅就此点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此外，中国在扩散导弹技术方面一向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安全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将尽其所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管是窃取核秘密还是试图威吓台湾”。（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p.45-62,quoted,at p.56。）但是，一般认为，美国政客们在选举期间的言论大多带有夸张的成分，以求轰动效应。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指出：“以前我曾担心美国大选会突显中国问题，但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两党在中国政策上基本一致。”（注：佩里同作者的谈话，2000年3月10日，斯坦福大学。）
美国对华政策是“遏制加接触”，但遏制的成份较前增加。这是美国认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对它的挑战正在增加，中国走西方民主道路的可能性继续缩小，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中美经济利益有也有冲突之处。而且，由于美国国内保守思潮上升，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逐渐占上风，反华亲台势力也有所抬头。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份有所增加。克林顿总统在他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一个稳定、开放、遵守国际规则并愿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责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期待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发挥作用。”报告称，美国仍对华奉行接触政策，与中国保持战略对话，同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关系”。但同时仍坚称要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敦促中国遵守不扩散规则，传播“自由”，并提出要继续与中国进行人权方面的对话。最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2020年联合作战构想》和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报告》实际上都强调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美中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
美国还是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坚持同中国保持接触。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和防止《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成为美国的法律。美国人士指出，克林顿总统动用大量政治资源游说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其激烈程度只有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时才能与之相比。（注：美国驻华武官艾江山同作者的讲话，2000年4月7日，上海。）克林顿政府还一再表示，它反对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但是，美国对华接触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两位兰德公司研究员在其新作中对接触政策作了如此的诠释：对华接触不应成为旨在阻华壮大而最终哪怕是和平地、可能削弱美国的政策处方。相反，接触应当趋向鼓励一个更加合作的中国而不管其强弱如何，同时还要保持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包括在关键的均势和经济领域，因为美国的优势为地区及全球秩序和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总之，接触的本质在于努力使北京认识到向现存的美国领导挑战既困难又代价昂贵，因此也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注：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RAND,2000,p.241。）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将是决定今后10年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继续维持海峡两岸长期“不独不统不战”的局面。陈水扁上台，使海峡两岸在今后10年里的互动将更具不确定因素。台湾会继续打“民主”牌和“民意”牌，争取美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安全上的保护。美国国会支台亲台势力会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任务更迫切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中国大陆明确表明：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迫切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22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势所难免。
但是，中美两国未必就一定要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正面冲突。中美两国发生正面冲突将会严重冲击国际秩序，改变世界格局，甚至引发世界大战。中美冲突还会严重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将日本卷入冲突，使亚太各国表态，导致热点地区（如朝鲜半岛）加温。中美开战将会使美国本土遭袭，中国大陆被炸，台湾岛内毁灭。对于如此严重的后果，中美两国都必须慎重对待。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和主权完整，因而具有强大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中国人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全世界舆论也会对此表示理解。但对于美国，因台湾问题同中国开战而让其子弟流血，这在美国国内很难通过。
四、美国单极图谋的制约因素
为了使美国能够在21世纪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美国正在努力加强其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但是，国际形势总体上仍趋向和平与发展，制约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种种内外因素呈上升趋势，美国的实力与其野心相比仍相对不足。美国单极图谋受到以下主要因素的制约。
首先，世界多极化是美国单极图谋不可逾越的障碍。国际形势并不是按照美国一厢情愿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美国正面临着世界各种力量、尤其是主要力量的制约。俄罗斯、中国等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欧洲和日本对美国颇多微词。美国的欧洲盟国甚至同中俄一起反对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以各种方式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美国经济的弱点正在逐步暴露，而世界主要力量的经济势力正在上升，经过一段时间后，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同美国的力量对比。因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随着21世纪的来临，美国将必须发挥国际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和相关的部分的影响，但不再可能是在冷战开始时的那种惟一的领导者。”（注：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5-6月号，第111页。）
其次，美国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减弱。美国必须顾及遍布全球的利益，应付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由于在政治、经济、外交相对顺当的情况下，美国干预它国内政和以武力解决冲突争端的倾向加强，所以美国的战线势必更加铺开，造成顾此失彼的后果。美国试图继续维护其世界政治领袖、军事霸主、经济巨人的地位，但缺乏必要的保障手段和实力。即使在自诩为强项的军事方面，美国试图达到的“零伤亡”目的也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指出：尽管在众人眼里，美国是个傲慢自大的“霸权强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上了镣铐的巨人，在世界舞台上张牙舞爪，可是往往事倍功半。（注：香港《广角镜》月刊，2000年7月，第24页。）
第三，美国逆时而动的图谋难以得逞。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对下降，世界各国要求和平与发展，并将已有的科技生产水平转化为实际经济实惠，这是世界的潮流。但是美国以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本身的实力都使美国可以在“人权民主”方面加大力度，到处推行它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惜以武力为手段。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试图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是与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根本相违背的。美国可能得逞于一时一事，但它终究改变不了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上升和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势，它也改变不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第四，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泡沫的成分，美国的治安、教育、吸毒等社会痼疾久治不愈，美国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政府运作不畅。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有所抬头，人民反对海外干预，从而形成对美国政府的制约。美国近年来的贸易逆差也急剧增加，每年的增幅都在600-700亿美元，而进口增加和亚洲金融危机又对国内制造业形成冲击。美国经济的泡沫成份在增加。从80年代中期到1995年以前，美国股市的平均市赢率始终在13倍以下，因此被认为较正常。1997年美国股市的市赢率已上升到27倍，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35倍。在所谓高科技概念股的带领下，美国股市从1995年初不到4000点的道琼斯指数，一路上冲到目前的11000点。（注：《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5月27日，第8版。）美国经济的泡沫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第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图谋也难以长期得逞。当前，亚太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暂时受挫，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有所削弱。但是，从长远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东盟的力量依旧不可忽视。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国家加强了对美国的戒心与斗争。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已引起其他亚洲国家的警觉与不安。亚洲金融危机后亚太一些国家出现的、程度不同的反美情绪也有新的发展。亚洲各国对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取损人利己政策，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对亚洲经济、意识形态渗透看得越来越清楚。为防范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对本国经济造成有害影响，增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活动的抗击力，加强经济安全度，亚洲各国都在采取积极、有效对策。另外，美国的盟国也不愿完全受美国摆布。日本为增强自身对美外交地位，摆脱因经济持续衰退后在中国市场相对落后于欧美企业的局面，并确保自己在中、美、日三边关系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将进一步重视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北南朝鲜今年6月13日实现首脑会晤，美国的作用明显被排除在外，而且，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对美国在亚太长期驻军提出了严重挑战。澳大利亚也不愿明确赞同美国要其在亚太冲突中出力协防的建议。《悉尼晨驱报》发表社论认为，澳大利亚如果成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小伙伴，就会触怒中俄，并使部分北约国家不高兴。如果澳大利亚介入亚太冲突（包括台海情势），也会冒大风险（注：www.chinesenewsnet.com.,2000年7月18日。）。
第六，美国必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逐步解决台湾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伏跌宕，经常发生危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也是决定亚太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亚太安全问题与中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对抗，亚太安全则无从谈起。如果将中国排斥在亚太安全合作的主流之外，亚太安全合作也会一事无成。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把中国当成潜在的对手，磋商合作不足，防范遏制有加。美国在如此行事的同时，正为自己的亚太安全战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出于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和台湾的战略、政治、经济利益，实际上主张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分离现状，美国国内的反华亲台势力更是在政治上鼓励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离；在安全上，则以《与台湾关系法》、美日防卫指针、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为台湾提供保护。正因为美国的这些错误政策，才使某些台湾分离势力有恃无恐，不断在台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也经常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美国必须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才能避免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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