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日关系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5-00107-06
一、东亚秩序变迁的历史脉络
所谓东亚，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地理概念，而被注入人文、历史、政治的因素。罗荣渠教授指出，“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1-1]但在另一处，他又指出：“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东亚边缘区的小国和地区所组成。”[1-2]这种学术迟疑，恰恰显示部分国内学者在东亚的地理概念与人文—历史概念之间的转圜游移。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的著述也表现出同样的学术踟蹰①。笔者的叙述空间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相似：东亚，即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东亚。这一概念涵盖自古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自然空间，囊括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空间。诚如费氏—赖氏所言，中南半岛湄南河以西的地区及诸海岛国家所具有的较高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这说明，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在此区域的碰撞磨合，与现代意义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空间大致吻合。
古代东亚不存在“国际秩序”。检阅有关古代东亚秩序的研究文献，常读到“华夷秩序”、“朝贡体制”、“宗藩体制”的不同称谓，抑或三者混用②。笔者认为，这3个概念只是从不同层面规范古代东亚秩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古代东亚秩序的完整形态，应该由政治上的“宗藩体制”、文化上的“华夷秩序”和经济上的“朝贡体制”契合而成。其实，这种契合不过是华人世界观③所内含的“天下体系”中的中外关系（并非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而是中央—中原与外邦—外藩之间的关系）而已。
观察近代东亚秩序，须以世界历史的宏观维度，看待鸦片战争或明治维新以前2000余年的古代东亚秩序。这是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夷—宗藩—朝贡体系。中国的强大国力、悠久文明和儒家思想影响等诸多因素，造就了带有体系封闭性的、特殊的东亚地理-历史结构。
1840年之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国际体系与东亚华夷体系发生碰撞。前者从外部摧毁后者。而后者中的日本受到明治维新的推动，开始从内部动摇后者这一古老的区域国际体系。其标志就是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此前，日本已经占领琉球，逼迫中国赔款于台事，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905年的日俄战争，更使日本在20世纪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彻底改变古代以来的东亚秩序。由此，日本跻身二流列强国家，着力编织“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同时，中国扮演的区域角色也出现了旷古未有之剧变。
于是，在近代以来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变迁中，中日两国的地位、角色与影响不断发生“易位”。
1931年，在远未完成其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日本自以为是地担当起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并且错误地挑战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因其自身现代化进程的扭曲与畸形，日本错过历史机遇。道义、文化和制度的种种制约，根本性地决定日本无法担负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在此情况下，日本作出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选择，只能以失败告终。此时，处于战略劣势的中国，抓住日本与亚洲、与世界、与历史大潮为敌的机遇，折冲樽俎于大国关系的漩涡，重展夺回东亚领导权的战略博弈。
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到欧战和太平洋战争，中国利用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重回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有利位置，重拾东亚国际政治中的领导角色：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举国一体和全民抗战的政治局面；蒋宋美龄访美成功，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联为一体，与西方大国确立盟国关系；积极参与开罗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使中国成为战后雅尔塔体系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设计者；参与创建联合国，并立于国际社会五强之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举废除晚清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实现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
1945年，日本战败，不得不退出东亚领导权的争夺，重回远未完成的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后爆发的中国内战，使战后东亚国际格局及其秩序重建，产生极为深刻的转变。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东亚国际格局。但是，雅尔塔体系造成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分属于美苏两国构筑的世界冷战体系。战后东亚的地区秩序长期从属于两极格局带来的全球秩序，而中国奉行有别于苏联的、独立自主的东亚外交政策，在30年(1945-1970s)间，突出地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国际社会不断地感受到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存在及其权利角色。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与西方国家密集建交，中国与众多亚洲国家陆续建交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扮演积极角色，一度出现由中美苏三角关系所主导的东亚国际格局，令人印象深刻。这时的日本，已经实现经济腾飞，但战后长期依附美日安保体系，其国际政治作用微弱，也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局面，后来形成了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主力地位、中国在东亚政治中的主力地位。
二、东亚秩序重建中的中国
构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肇始于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借力于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东欧剧变与两极国际格局解体，是冷战结束、东亚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长期稳定的东亚国际格局，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积极因素和稳定力量。中国在其中发挥着重大的建设性作用。
毋庸讳言，东亚国家无一例外地卷入这场挑战、冲击甚或解构原有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壮大综合国力，理所当然地站在重构东亚国际秩序的时代潮头。这种社会进步的内在冲动，不以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日本、东盟国家等地的发展，对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不断产生重大影响。十数年来，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国步入长期的和平发展。这势必引起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冲突。而中国在当代东亚乃至世界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必将成为未来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塑造者，扮演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角色。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全方位辐射效应，使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国与现行的国际秩序或东亚秩序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机遇与制度便利④；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诸多方面逐渐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环顾当代世界，中国实在是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我们在并不很长的时间里，获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与进步，在当今国际格局或现行国际秩序中，跃居重要位置，切实地拥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利和决策能力。
纵观历史，凡是走争霸道路、依靠军事实力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强国，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中国不会走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
人们常说，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于是，有人揣度，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或干脆说就是中国的世纪。其实，这仍旧是分析问题的传统视角，即将现存乃至未来的国际秩序，解释为若干个大国或者大国集团争夺霸权、维持利益平衡的政治游戏，是以“力量(power)”的方式获取利益，将自身的制度和教化模式强加于对手与世界。
迄今为止，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及其发展，呈现出单极世界或被称为一超多强的国际秩序。这一景观描述了美国国力已经达到顶峰，多强各方之欧洲、日本、俄罗斯，近年又加入所谓的“金砖四国”和“VISTA五国”等后来居上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都不具备单独或者结盟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能力。同时，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再到此次的金融危机，美国自身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美国的超强实力与极端脆弱并行发展，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的一条主线，牵制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此真乃当代国际政治中最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吊诡之处在于，美国的脆弱恰恰是其以强权政治展示自身超强实力的结果。如此现实及种种多极化世界的政治憧憬，并未给国际秩序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世界操诸少数大国之手（就像20世纪初期那样）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国际社会的一般性共识认为，在当前一超强权之下的单极秩序或人们期许的多极化进程中，不大容易发生世界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普遍的、可持续的和平也不会到来，现实的国际秩序不能令任何一种国际力量认可和满意。世界仍然处于似乎无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因此处于威胁与危险之中。
历经自身改革开放、两极格局解体和新旧世纪交接，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段中，即由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国家，成为全球的工业制成品供应地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规模与速率，令国际社会震惊，也凸显国际社会尚未准备好从制度上、文化（国际社会心理）上、技术上接纳中国，故一再表现出彷徨、犹疑甚至猜忌。
面对“中国崛起”这一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即某些大国，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它们缺乏足够的心理、体制和机制的准备。以往的冷战思维定势，不仅未放松和转变，反而增添“中国威胁”的疑惑。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主导国际体系的大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关切，已经从最初的关切“力量”转为关切“意图”。就是说，当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确认中国的快速发展，虽然无法阻挡，但可以从中不断地获得实惠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发展本身的“意图”及其给当今世界带来的“震荡”。笔者认为，如果剔除其中的浮躁、喧嚣和恶意的政治炒作，我们能够理解国际社会所表示的这些疑惑与忧虑。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仅让整个世界现实地感受到她的力量，而且中国发展的成败将极大地影响未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必须指出的是，在过去的30年间，国际社会也在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接触、交往甚至是摩擦、冲突中，认识着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逐渐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逐渐接纳着这个保持快速发展、从而快速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亚洲大国。这是一个双向的、双方协调共进的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现存国际秩序不是19世纪大国秩序的简单延伸。因为，在过去的100年里，世界秩序既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的冲击，也吸纳进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国际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改善。中国走向“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摒弃了传统的“霸权更替”、“权力转移”的陈旧观念。中华民族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建设自己的伟大祖国。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中，“崛起”等同于“现代化”、“较快发展”、“显著进步”、“成为负责任大国”，以及“对人类文明作出较大贡献”。现在，我们用和平来规范“崛起”，无疑是超越传统权力政治学的偏见，将“和平发展”作为政治责任架构施加于自身。中国谋求自身成长，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与其说来自中国接受现行的国际体系，莫如说中国努力确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行为模式。
今天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只是现代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世界的进步和中国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成就之上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她的发展必然同世界文明相联系。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理当被视为中国数千年文明道统的延续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丰富。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说是和平发展的最坚实基础。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世界经济的繁荣。它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向国际社会提供全新的、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仅以经济为例。中国经济创造出长达20多年、每年9%的高速增长奇迹，使“北京共识”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时髦话题。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在于长期实行稳定而有效的国内政策：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国家强力干预、谋求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鼓励技术创新的工业政策和面向大众、激励精英脱颖而出的教育政策、人力资源政策等，从而创造出新的发展理论框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使13亿人口摆脱贫困，而且为改造与完善现行国际秩序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在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回馈国际社会，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与外延，成为人类多元化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彻底摒弃冷战思维方式，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的文化历史差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以国家政治体制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异同画线。
眼下，中国的发展正在开启大思路，关乎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大势造就和世界历史大潮推动的结果。近来，中国政府对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建设和谐世界，表达出努力追求内政外交的统一与平衡的新境界。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既是中国国家利益使然，也将中国的古老文化智慧、当代社会发展与世界的现代政治理念结合起来。它富于建设性，带有中国的思想文化特色，并且勃发出新的文明意涵和时代力量。它的提出，有助于重新梳理东亚国家所具有的共同价值理念和构筑未来东亚共同体、东亚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
三、东亚秩序重建中的中日关系
东亚地区以经济为先导、向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迈进，已经成为历史趋势。对此，建立稳固的安全保障体制、加强对话、实现长期的和平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全球化的进程改变着世界。东亚的区域一体化不应再由西方价值观主导，不应再受西方意识形态制约。东亚国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区域一体化的强力聚合剂。它将为新世纪人类构建共同的价值体系增光着色。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一员，与东亚各国命运相依、休戚与共。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合作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两国的经济已经超过现有的政治架构，提升到地区发展的水平。早在2004年，日本的对华贸易（包括香港）便超过对美贸易。随着供应链的扩展，日中经济融入整个东亚经济。如果两国的政治关系停滞不前，经济活力必将受到损害。特别是与日中两国密切相关的安全保障问题，成为超越国界的地区问题。对此，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开展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讨论重建东亚国际秩序，总会浮现出领导权问题。这似乎成为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国际关系的特色，即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却又“剪不断，理还乱”。笔者认为，东亚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是千年以来、特别是过去160年以来，东亚国际格局多次重整的结果。在近代，中国从东亚的中央位置滑落。而日本也为争夺东亚的领导地位付出沉重代价。最近30年，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东西方冷战格局崩解，使得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问题被再度重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此，不妨转换一种思路：设想二战结束以后初期，法德两国在欧洲煤钢联盟建设伊始，即胶着于领导权问题，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欧洲一体化也无从谈起。而法德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领土纷争，远比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与政治裂隙大得多。
在重建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和日本无疑处在核心地位，负有主导责任。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经济的繁荣，取决于中日经济的合作；东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取决于中日关系的稳定。因此，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东亚区域发展的未来责任，从战略的高度改善中日关系。
审视当前的中日关系，可以看到，多年累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互不信任，成为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大障碍。东亚的安全，时常被猜忌和疑虑的气氛所笼罩。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外大国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影响区域战略合作的进程。东亚各国权衡与美国的关系及其在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分别采取不尽相同的、偏向于保守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必然缺乏政治互信，很难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谈战略合作的问题。
战略互信的缺失，使得中日合作缺乏政治驱动力。因此，确立战略互信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也是建设东亚国际秩序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中日两国相互宣布建立高透明度的东亚战略，是建立互信的必要前提。具体来说，中日两国面对现实，就共同的战略利益达成共识，充分理解、尊重和照顾对方的利益所在和利益关切，尤其是各自的核心战略利益，坚持沟通、对话、协商和妥协，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中日双方只有妥善处理包括历史、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才能巩固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
根本改善中日战略关系，还可以着手制度化建设和营造可管理性机制。维系中日关系，以往依赖的是规模巨大并愈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多年来，双方在经济领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管理体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但在政治外交领域，至今尚付阙如。相比之下，结构性矛盾更为深刻的的中美关系，要比中日关系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显然，推进中日两国政治层面的战略对话，建立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并将其制度化、机制化与可管理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由日方提出、得到中方积极响应的、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口号，对于双方取得共识与互信，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客观地讲，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国家都面临着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都处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只是各自的任务不同、目标设计不同。看不到这一点，重建东亚国际秩序将会延误或者遁入歧途。成功地构建东亚国际秩序，有赖于中日等东亚主要国家通过完成自身的政治现代化，进而增强彼此的战略互信，实现求同存异、共存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不仅接受了诸如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法治、正义和公平等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而且与中国的传统价值准则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于13亿人口。在这方面，中国最终将以伟大的实践成果回馈人类社会。具体来说，当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时候，已经从根本上规定了和平是中国的发展途径，更是中国的发展结果。我们所说的和平，首先是中国国内的和平。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明基础上的国内和平。它使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国内动乱，坦然地走向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它也为中国外交确定道义与政治合法性的和平取向。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所造就的社会繁荣和国家安定，将有力地促进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区域的持久和平。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追求与国际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
在笔者看来，东亚冷战格局的长期延续，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形发展，致使日本国家和日本民族还没有走完检讨其近代历史的进程。这就意味着，日本尚未实现自身的政治现代化，因而无法处理好与周边东亚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在东亚国际秩序中恰当地扮演与其地位相称的角色。对于日本来说，其政治现代化将以彻底检讨其近代历史为标志。对于东亚主要国家来说，其政治现代化实现之日，将是东亚国际秩序和东亚区域一体化建成之时。
未来的东亚国际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再是从前那种从属与附庸的关系。它必然是开放的、与世界相联系而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中美关系、日美同盟必定极大地影响未来由中日两国共同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日两国如果缺少政治互信，就谈不上构建东亚共同体；若不充分地考虑到美国因素，建立东亚国际秩序也是不现实的。
迄今为止，东亚共同体仍然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表明中日等东亚主要国家，还未就东亚国际秩序达成共识，远未具备相应承受能力。其实，在这一区域性国际秩序中，中日两国不存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试图由一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想法，无疑是冷战思维作祟。相比较而言，建筑于德国深刻反省历史及法德等国政治和解基础之上的法德“双核”主导模式及欧洲一体化，为未来东亚国际秩序的建设和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效仿的楷模。彻底摈弃传统的、争夺领导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树立各国合力构筑东亚战略合作机制的观念，是效仿欧洲一体化做法的真谛。中日两国实行战略合作，存在共同利益。双方在战略合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更多地带来互补，而不是竞争。合作带来的分工，将使东亚国家最终形成如法德两国那样的“双核”领导体制和意英等国的特殊协调机制。
进而言之，当前，东亚战略合作拥有许多新机遇。能源—环境领域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突破口。以此推进政治互信和展开实质性合作，具有重构区域国际秩序的特征，并且涉及东亚战略安全的整体利益。无独有偶，当年的法德和解，也并非从政治和解开始，而是跨越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首先进行经济领域的合作。它们把建立煤钢联盟定位在欧洲合作的战略高度，使之成为欧洲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起点。它给中日谋划东亚能源—环境合作乃至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的参考，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其政治勇气和战略眼光。东亚能源—环境战略合作机制，能否像当年欧洲煤钢联盟那样，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政治前身，自然无法奢望，但难道不应该成为当代东亚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想吗？
［收稿日期］2009-07-24
注释：
①美国学者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指出，晚近人们称之为东亚的地方，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中国则是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然而，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这个地区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东亚”：从地理上说，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说，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说，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这一地区，除中国以外，还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但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也属于蒙古人种的其他两个地区：一是亚洲腹地。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历史联系；一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2]。
②“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tributary system)，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发明的概念[3]，用来指称古代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关系体系及其相关制度。日本学者多用“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的概念，比西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秩序的真谛。1974年，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出书，专节讨论“华夷秩序”的形成及其在东亚的影响[4]。此外，日本学者也用“朝贡体系”的概念[5]。
③现代汉语中的“世界”一词，不是汉语言的本生词汇，而是佛教借用汉字“世”界定时间和“界”指称空间的语汇。汉译《楞严经》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现代汉语使用的“世界”一词，译自近世以来的西文“world”一词，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或泛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西文“world”一词最初仅指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后以此为中心延伸到“近东”、“中东”、“远东”。该词一度带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色彩。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历史学研究中，使用此概念应持谨慎态度。
④30年来，中国逐渐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之中，成为推动多极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分享人类文明的最先进成果和现行国际体系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相对廉价的原油供应、区域安全和畅通的公海航道、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等等。发展了的中国也不断地回报国际社会，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的最大贡献，除了自身的持续发展之外，莫过于扮演积极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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