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热点——前南危机及波黑战争看大国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黑论文,热点论文,大国论文,危机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巴尔干历来是欧美列强角逐的“狩猎场”。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是苏美争夺的灰色地区。冷战后美欧俄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插手解决前南危机，他们妄图排斥他方而独掌主导权，但均告失败。当今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既有矛盾和争夺也需合作和协调，谁也压不倒谁，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摆脱他方而独家主宰世界事务。波黑冲突的解决证明了这一点。
巴尔干一向以是非之地而闻名。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世界的大战或小战，还是热战或冷战，都与它有瓜葛。巴尔干民族冲突的频发及其难以解决，集中反映了该地区各种内部矛盾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折射出大国争夺的激烈性。鉴于巴尔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大国特别是美欧列强在这里的争夺从未间断，冷战时期如此，后冷战时期也不例外。前南斯拉夫的存在及其危机爆发的前前后后，充分展示了大国关系的一个侧面。
一、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是美苏争夺的灰色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地图按照雅尔塔体制被重新划分：整个东中欧地区，从波兰至保加利亚基本上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亲苏政权，并通过华沙条约组织驻扎大批苏军，从而牢固确立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它名副其实地成为苏联的西部安全屏障。这一地区中唯有南斯拉夫是例外，它既不属东方也不属西方，按雅尔塔体制应为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势力平分秋色。
南斯拉夫的这一特殊地位并非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集团承认既成事实而罢手，相反，双方始终凯觎南斯拉夫，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力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方面，苏联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次大战的胜利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急剧膨胀，它不仅利用强权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内政，还利用其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干预别党的内部事务。斯大林并不满足于东欧各国对其唯命是从，更想使南斯拉夫俯首听命。他对奉行独立路线的南斯拉夫十分恼怒，对桀骜不训的铁托更是怒不可遏。他强令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合遭严词拒绝，接着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围攻，企图逼南斯拉夫就范，但斯大林的粗暴行径受到南斯拉夫举国上下的强烈抵制。苏联不肯就此罢休，一面以撤退军事专家和废除苏南友好互助条约相要挟，一面在南周边地区调兵遣将，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向南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对南实行经济封锁并公然号召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推翻铁托政权。
正当苏联率领东欧国家“围剿”南斯拉夫的时候，东西方的冷战也已开始。铁托同斯大林的彻底决裂为西方大国在这一地区扩充势力提供良机。对西方来说，南斯拉夫至少必须保持作为东西方之间“缓冲带”的地位，如果苏联将它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无异于在西方集团“柔软的下腹部”扎上一刀。若要维持南斯拉夫的特殊地位，必须保护铁托免遭灭顶之灾。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从两方面积极支持铁托：一是向苏联发出明确的信息，让它允许南斯拉夫独立发展，不得干涉其内政， 更不能以武力相威胁； 二是向南提供大量物质援助。 在1949 —1959年间，西方国家向南斯拉夫提供了总值24亿美元的各种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购置设备的信贷、粮食、药品，还有军事装备。美、英等国还派出了各类专家。〔1〕
随着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南斯拉夫所处的地位越发敏感和微妙。铁托为了维护其独立和主权，既顶住了双方的压力，又适时地利用两者的矛盾，施展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艺术。但是，要想使南斯拉夫彻底摆脱集团对抗的“旋涡”和夹缝中求生存的困难境地，必须主动出击，开拓属于自己的外交领域。铁托同亚洲和非洲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国领导人组织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不仅实现了上述目标，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也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尊重其不结盟地位。
二、后冷战时期大国并未停止对前南的争夺
冷战结束的直接后果是，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华约集团解散，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严重削弱，已从其顶峰跌落。两极化的世界旧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东西关系缓和，西西矛盾凸现，南北矛盾加剧。
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虽然使世界免受大战的威胁得以实现，但旧格局下被制约和掩盖的地区性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如“雨后春笋”般频发，它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前南斯拉夫危机的出现及其解决过程就是其中的典型。
前南危机引发的战争是二次大战后欧洲土地上爆发的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种族战争，也是国际社会卷入程度最深的地区性冲突。由于它是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而产生的，人们对它带来的国际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对解决后冷战时期新出现的地区冲突也缺乏必要的机制。因此，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危机显得犹豫不决，仓促上阵。
（一）美国的政策从摇摆不定到争夺主导权
如前所述，冷战时期在欧洲这块美苏争夺的主战场上，维持南斯拉夫的独特地位对美国具有双重战略意义：政治上可以作为东欧国家对苏联“离经背道”的榜样，军事上可以起到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缓冲带”的作用。因此，在前南危机出现之初，当时的布什政府仍然重申沿用了40年之久的传统政策，支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完整和统一，不赞成分裂。
然而，世界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主要发生在欧洲土地上：东欧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向资本主义，华约集团的解散也使东西方的军事冲突化为乌有。欧洲政治地图的改变导致南斯拉夫战略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加之南斯拉夫本身的分裂势头难以遏制，迫使美调整对南政策，承认新独立国家即前南分裂的既成事实。
美国承认前南分裂并非意味着它积极参与解决这场危机，相反，从1992年4月（美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至1994年3月（美撮合波黑穆、克两族组成联邦）的两年时间里，它对此基本上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美国态度消极有着多重原因和考虑：首先，冷战后前南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这里既不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无以色列这样的密友需要保护，根本不值得去冒风险；其次，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抬头，此时正值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两位总统交接，克林顿上任伊始，希望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不愿陷入风险极大的巴尔干“旋涡”；第三，苏联解体和华约集团的消亡使俄罗斯处于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境地，这个昔日的主要对手无暇也无力填补“真空”；第四，欧洲形势变化使西方联盟出现裂痕，西欧大国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要求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美国正好“顺水推舟”，将前南危机这个“烫手的土豆”交给欧共体。
美国的消极政策主要表现在坚持不向波黑地区派遣军队，因为波黑战争不同于海湾战争，前者矛盾的复杂性大大超过后者，美国当局唯恐陷入另一个越南式的泥潭。至于对波黑战争本身，美国自有一番考虑：一是鉴于波黑战场形势混沌不清，短期内难以解决，美国的参与尚欠“火候”，只要战火不越出波黑范围向东蔓延，在欧洲存在一个热点问题对美不无益处。二是在对冲突三方的态度上，美国始终采取扶穆压塞的政策，这种明显偏向并不表明它对穆斯林有什么特殊好感，却能收到“一箭三雕”的效用：打击塞族，削弱南盟，使前南地区力量趋于平衡；讨好伊斯兰世界，为其主导中东和平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利用伊斯兰这股“祸水”制衡欧洲，使西欧盟国难以摆脱对美依赖。三是对美国而言，真正的危险不是波黑战争本身，而是它可能蔓延至东部的马其顿和科索沃地区，从而引发巴尔干战争，威胁北约南翼。为此，美国早在1992年就采取预防措施，派遣300 名士兵（以联合国维和部队名义）驻扎马其顿。这支部队虽然数量很小，仅具象征意义，但同其对波黑不发一兵一卒的情形相比，足见美国用心之良苦。
波黑战争久拖不决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美国内舆论也对克林顿政府在此问题上无所作为提出批评，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则乘机猛攻政府。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美国终于“出山”。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的新游戏中竭力摆出“领导世界”的姿态，显示其强权政治的一贯作风。它的战略是通过建立地区力量平衡确立巴尔干的稳定结构，实现将整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安全体系的目标。从上述目标出发，美国一方面大力扶持克罗地亚，力促波黑穆斯林和克族联合，另一方面加大对波黑塞族的打击力度，离间南盟与塞族的关系。美国的努力产生明显效果，前南地区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南盟被国际制裁严重削弱，克罗地亚军力增强，1995年收复了绝大部分塞控区，波黑战场形势也发生逆转，塞族开始走下坡。美国正是抓住了战场形势变化、力量基本平衡以及南盟急欲取消制裁的大好时机，适时地力促冲突三方回到谈判桌，通过软硬兼施终于迫使他们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代顿协议。
（二）俄罗斯竭力显示大国地位
苏联解体和华约集团消失使俄罗斯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也给外交带来了混乱。面对冷战后的世界新格局外交如何定位的问题，俄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昏然状态。起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东西方关系已从过去的战略对抗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也沉浸在同西方的“蜜月”中。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如前南等热点问题时，美国经常盛气凌人，贬低甚至撇开俄罗斯而独断专行，而俄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求于西方只得忍气吞声。综合国力的下降使俄外交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上更是表现得力不从心，少有作为。
但是，俄罗斯外交的软弱状态引起了国内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明显上升，国家杜马也频频加以抨击，纷纷要求外长科济列夫下台。他们不甘心俄大国地位的丧失，不愿充当西方的小伙伴，决心重振大国雄风。叶利钦政府借此机会进行调整，使外交战略重新定位，以谋求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调整后的俄外交政策明显趋硬，它一面巩固在独联体的势力范围，反对北约的东扩计划，同时加强在前南问题的外交攻势。
巴尔干地区历来是俄罗斯同欧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战场，而塞尔维亚又是它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友，俄决不轻易放弃这场角逐。俄支持塞尔维亚（包括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塞族）争夺领土，抵制欧美势力向东渗透和扩张，而塞利用俄缓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俄处处以塞尔维亚的保护人自居，它不时在安理会唱唱反调，呼吁缓和并取消对南盟的国际制裁，对北约空袭波黑塞族作出强烈反应。它积极参与五国联络小组制订波黑和平方案，又同美国、欧盟等四方代表就解决克罗地亚境内塞控区问题紧张斡旋，竭力维护两地塞族的利益。正当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在前南地区穿梭访问，为代顿谈判作准备时，叶利钦亲自邀请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赴莫斯科谈判，意在先下手为强，独揽解决前南危机的主导权。代顿协议达成后，俄又在进驻波黑的多国实施和平部队指挥权问题上同美进行了数轮激烈较量。虽然俄罗斯的上述行动大部分并未得手，但这足以向世界显示其奋力抗争的决心，同时证明俄仍然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俄罗斯外交的调整和定位，美欧大国自然表现出疑虑和不安，担心俄未来政局为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左右，恢复帝国传统，重新对西方构成威胁。出于长远战略和安全的需要，西方对俄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强调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与俄的协调和合作，发挥与俄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和影响。近两年在解决前南危机的多次外交行动中，俄作为重要一方被吸收参加，表现它的大国利益和尊严得到西方的承认。
（三）欧盟大国为争取“平等伙伴关系”而抗争
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无可争辩的盟主，西方国家包括西欧大国都被迫听命于美国。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主要威胁——苏联和华约集团消失，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的国力也被削弱，联盟的内聚力锐减。随着欧洲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联合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洲不愿继续甘当美国麾下的小伙计，要求同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欧洲诸强以欧洲联盟为依托，加强了同美的抗衡地位，提高了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处理经济、安全、外交等重大国际问题时屡屡向美的盟主地位提出挑战。
在解决前南危机过程中，欧美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在对待对方参与的问题上，都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前南危机和波黑战争属于欧洲事务，理应由欧洲人主导解决，但欧洲人自觉是“经济的巨人，军事的侏儒”，无力独揽主导权，他们希望美国人参与又不想放弃主导权。而美国人既想继续独执欧洲事务之牛耳，又不愿真正为欧洲人卖力。在前南危机发展的前半段，欧共体担当斡旋和调解的主角，和平建议和方案不断花样翻新，调解人象“走马灯”一般频繁撤换，结果所有这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危机进一步加深，冲突愈演愈烈。美国人起初对欧洲“城池失火”冷眼旁观，对欧共体和联合国派出的“消防队”不但未提供帮助，反而不时地“火上浇油”。他们时而强烈要求单方面取消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时而力主对塞族实施空中打击。西欧大国指责美国政府不负责任，自己不派地面部队到波黑，而把英法派驻波黑的维和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儿戏。美国对穆斯林的支持实际上是对欧洲的牵制，对欧洲调解起破坏作用，1993年8 月欧文和斯托尔滕贝格的“三分波黑”方案接近达成协议，而穆族自恃有美国撑腰终使该方案“胎死腹中”。
在前南危机问题上，欧俄之间的共同点多于欧美，至少在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欧俄有着或多或少的共同利益。为了与美国抗衡，西欧大国都程度不同地主张西方应支持俄罗斯发挥大国作用，于是美欧俄“三足鼎立”，在巴尔干演示一场20世纪末的“三国演义”。
围绕前南危机的产生及其如何解决问题，西欧大国之间也暴露出重重矛盾。德国统一本身就已引起欧洲国家的普遍恐惧，而前南解体又为德向南扩充势力范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自己率先并胁迫欧共体同时承认两个新独立国，咄咄逼人之势更引起英法的强烈戒心。英法联手以维和名义向前南地区派驻军队，既是向美国显示决心，也是为了阻遏德国的扩张势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考虑，德国更多地倾向于波黑穆克两族，而英法较为同情波黑塞族。美国为了分化和离间欧洲，逐步疏远同英国的“特殊关系”，而明显加强同德国的“领导伙伴关系”，导致五国联络小组中的美德为一方，俄英法为另一方的不和谐局面。
三、前南危机仍需大国协调合作解决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形成了后冷战时期“一超多强”的多个力量中心。随着世界经济继续向国际化和区域集团化方向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目前处于转型期的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既互相竞争又相互依存，既有矛盾和争夺也需合作和协调，谁也压不倒谁，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摆脱他方而独家主宰世界事务。
前南危机的爆发及其久拖不决，既是内部矛盾的极其复杂性所致，也与各大国纷纷插手而不能协调合作直接相关。在长达4 年多的过程中，欧美俄三家都曾力图排斥其他两方而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但他们的图谋均以破产而告终。其实，大国在该地区除了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外，也有他们共同的利害关系：战乱不止不仅给前南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巴尔干局势动荡不定，也严重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一旦波黑战争失控，真正的巴尔干战争在所难免，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各大国都不愿看到的情景。实践使他们逐步取得共识，共同利益驱使他们走向合作和协调，五国联络小组的成立及其和平方案就是大国协调的尝试和妥协的产物。
波黑和平努力屡次失败表明，大国对强迫冲突各方接受方案缺乏一致的决心和有力的手段。1995年夏季大国开始协调行动，先是英法联合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开赴现场，接着以美英法为主的北约空军对波黑塞族军事目标实施持续大规模的空袭，而俄国对此采取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默许态度。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塞族被迫回到谈判桌，接受被自己多次拒绝的和平计划。
从波黑和平谈判的准备、谈判过程到协议的执行，大国对冲突各方始终保持强大的压力，他们软硬兼施、恩威并举。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自然需要强大的军事机器和经济实力为后盾，而大国的相互配合更是不可或缺，如组建6万大军监督实施和平协议， 为战后重建筹措50多亿美元巨资以及中止直至取消对南盟的国际制裁，都不是一国所能办到的。
波黑和平协议的达成及其基本得到执行，以及前南地区形势得以缓和向世人表明，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热点问题必须通过大国的合作才能解决，互相拆台于事无补，谋求主宰更不现实。另一方面，当前的事态结局较客观地反映了大国力量对比的现状，他们发挥的作用并非“平分秋色”，美国充分显示了“一超”强大的综合国力，在代顿封闭式谈判中出尽风头，而欧盟和俄罗斯也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了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和影响。
注释：
〔1〕州长治：《如钢似铁——铁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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