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价值与工会话语权建设_劳动关系论文

劳动创造价值与工会话语权建设_劳动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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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753(2013)05-0010-04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4月28日接见全国劳模代表时的重要讲话中重申和强调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理念。陈豪同志在谈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时指出,工会要有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自信。这对工会理论研究和话语权建设及工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工会干部不需要理论”是个不正确的看法

长期以来,工会界有一种看法:“工会干部不需要理论,知道怎么干就行了”。因此,在干部教育、干部培训,包括工会院校的学历教育中,基本上都停留在技术和工具层面。比如,近年来的工资集体协商,在干部培训中,培训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是怎么协商、怎么谈判。为什么要协商?凭什么谈判?跟谁谈判?这些重要问题并没有讲清楚、讲透彻。从理论上讲,就是协商和谈判的正当性、合法性没有讲清楚、讲透彻,因而在社会各界并未取得共识。所以搞了近20年的集体谈判,企业方不积极,理论界介入不够深入,政府部门不积极支持,实际成效不够理想。

近些年来,工会和劳动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总体上看,有些研究在理论上不是建构而是解构了工会、工人、劳动者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客观上起了消极作用。

在传统上,经典作家的至上任务就是创造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和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致力于把自己的哲学变成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从而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武器;列宁进一步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致力于创造劳动大众的哲学。这些年,工会和劳动关系的教学和研究深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工会干部教育和学历教育中基本上不涉及理论价值层面的内容,工会和劳动关系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实证层面和实证领域。疏于甚至放弃理论建设怎么能有话语权呢?

话语权不同于个人的言论自由权。社会的和政治的话语权是一个群体用系统的、逻辑的知识表达出来的价值诉求,用以论证、证明群体的价值诉求和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此,话语权是一种合法性论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所以工会和劳动者的话语权建设十分重要。

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工人研究来讲,已有的调查数据不能说浩如烟海,也是汗牛充栋了,社会经验事实本身已经很清楚了。问题是从理论上怎么看?到了工人问题“理论解决”的时候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解释力,导致的政治后果和社会政策后果也是不同的。我们选择一种理论视角,就已经预设了要论证什么,要辩护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工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

二、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政策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劳工研究主要有阶层视角、劳动关系视角、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主要是阶级形成研究)、后现代主义视角等。本文主要分析一下阶层视角、劳动关系视角、“阶级形成”视角的理论和政治后果。

(一)劳动关系视角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会的选择,当然也是劳动部门的分析和观察视角。在这里主要分析工会选择劳动关系视角的利弊。

工会原来的分析框架要点是: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职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随着市场化改革,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根本的是:1984年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1986年合同制开始实行,1996年底全员劳动合同制工作基本结束;国家和工人的责任关系终结;工人被推向了市场,劳动关系市场化开始。此后,一系列的福利逐步取消,教育、医疗、住房逐步市场化。

这种情况下,工会选择了劳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模式:由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转向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工人阶级借由国家权力以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劳动关系中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基础上对“劳权”的追求。这一转变对工会和劳动者而言政治后果是严重的。第一,国家(政府)按照“有限政府”或“小政府”的市场逻辑从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中退出,意味着国家(政府)对工人阶级责任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削弱甚至终结,从此国家(政府)对工人阶级的任何“眷顾”并非基于合法性,而是对弱者的同情、救济和补偿。第二,工人阶级由政治主体演变为劳动关系中以追求“劳权”为目标的“劳动者”,工人劳动者存在的唯一合法性理由是经济效益的贡献因素,对劳权以外任何目标的追求都被认为是对自由的侵害和效率的破坏,没有了合法性。

(二)阶层视角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观察和分析我国社会结构的主流范式。在阶层的视野里,工人是一个阶层,不再是一个阶级,在十大社会阶层中,产业工人被排在第八位(第九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第十是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阶层)。阶层模式最关键的是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韦伯主义的多元划分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权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退隐了。

从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区别来看,阶级分析的核心是所有权关系,阶层分析的核心是个人的市场交易能力;阶级分析基于所有权关系强调阶级的利益冲突和对政治结构的深刻影响;阶层分析更强调所有权以外的因素对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并力图消解阶级的政治意义;阶级分析关怀的是阶级的命运,阶层分析关怀的是个人的命运。两种分析方法的对立根本上是所有权关系和市场能力的对立。阶级分析基于所有权关系强调阶级之间不平等的不合理性;阶层分析基于市场能力强调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合理性。阶层分析把阶级(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个人不平等,不平等成为一种被精心、系统论证的合理性。

从我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的关系看,阶层话语解构和替代了阶级话语,工人阶层在理论和政治版图上的较低地位赫然夺目,“中产阶级”和“风险社会”理论把工人阶级与其他低收入劳动者作为风险因素进一步边缘化。十大社会阶层理论的出笼,无论从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上看,都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权力”在国家权力中某种程度的削弱甚至终结。

(三)“阶级形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不平等日渐扩大。有些学者渐渐感到,阶层分析模式不能解释我国社会存在的巨大不平等。于是,阶级视角开始浮出水面,这就是近年来“重返阶级”的理论呼声。很明显,“重返阶级”不仅是学术上的一种诉求,更重要的是社会不平等的逻辑表达。意味深长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重返阶级,不是重返和伸张经典的阶级理论,而是重返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阶级形成”理论。作为一种学术策略,一方面,对西方的阶级形成理论做了大量介绍;另一方面,对我国的“阶级形成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是对国有企业传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研究,主要内容是从计划体制下的工人阶级转型为市场化体制下的工人阶级,在改制过程中在岗的叫工人阶级再形成,下岗的叫工人阶级“解体”;二是对农民工新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文献的共同的特点是,工人由于缺乏共同的阶级意识,阶级没有或不会形成。“阶级形成”研究的结论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它掩盖了工人的“阶级”成长对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的重要意义。

上述几种理论视角或理论模式对中国工会和工人劳动者而言,带来了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后果:

1.中国工会“代表性”不明晰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工会,成为工会学界和劳动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分析模式。西方国家的劳动关系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劳资双方主体明确,一个是如果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劳方可以诉诸罢工。用西方劳动关系的理论模式观察和分析中国工会,逻辑上已经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工会是“非法”的。中国工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接受和使用“劳动关系”这个概念起,就把自己放在了尴尬的位置上。

受西方劳动关系理论模式的影响,工会和劳动关系学界的学者,这些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会主席直选,一个是积极推动罢工权。用西方劳动关系理论模式来衡量,中国工会在两个核心要素上都不符合西方劳动关系的“规范要求”,西方的劳动关系理论和我国的工会实践形成严重张力。

总体上看,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一直没能积极面向中国工会的经验和创造性实践。中国工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积极稳妥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应当说,中国的工会模式和创造性实践向西方工会理论和工会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工会和劳动关系理论工作者应积极面向中国工会经验,科学、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中国工会的政治智慧和实践智慧,创新工会和劳动关系理论。

2.工人被排除在政治发展过程之外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发展。不可思议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甚至劳工研究领域,普遍认为中国工人作为“阶级”并不存在。这导致了我国改革以来一个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一方面,工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因利益诉求而导致的地区的、行业的集体行动在加剧,团结和组织化在增强,工人作为“阶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成长;另一方面,工人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主张被看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被打压,工人正当的参与诉求被认为是政治风险而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

工人的集体行动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因素,甚至是“反体制”的因素,因而一直被排斥在政治发展过程之外。李普塞特说,如果一个群体的政治权利遭到拒绝,他们的被剥夺感就会增强。工人阶级被排斥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过程之外,不仅不能分享到改革的经济成果,更分享不到改革的政治成果。从理论上看,一个群体被排斥在社会发展的政治过程之外,在政治实践上将永远是一个被打压的对象。

3.不平等被系统地证明是合理的

社会阶层根本上是依据个人能力划分的,每个人因为能力不同被安置在了社会中不同的位置上。社会不平等完全被归结为个人不平等,不平等就成为合理的了。而且在不平等的等级序列上,越往上,被认为能力越高,德性也被认为越好。

与此同时,市场语境下的效率话语和素质话语趾高气扬,下岗、失业被认为不适应市场,失败出局是个人的事情。工人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能力话语、素质话语、效率话语将工人阶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合理化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是要被淘汰的。这些话语本身是残酷和残忍的:不能分享改革的经济成果,是因为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劳动力的价格;不能进入政治过程,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

三、劳动创造价值是劳动问题的理论基石

劳动问题中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是谁创造的?怎么创造的?如果理论上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工资水平,劳动者要求增加收入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在西方国家工人通过罢工迫使资方接受劳方的利益要求,在当代也渐渐失去道义基础,因为罢工影响了社会秩序,得不到更多同情和支持。在知识价值上,普遍认为你应该安于这个工资水平!在知识价值上、在道义基础上,当把一切都归结为能力时,弱者的弱势更加凸显。

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在于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者创造了远高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劳动者要争得自己劳动的部分剩余,你该给的没给,要自己该要的,这就有合理性了。这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原理。相反,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强调不同要素对价值形成的不同贡献,张扬资本、技术、管理、风险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劳动的贡献,这就彻底解构了劳动价值论;解构了劳动价值论,也就同时消解了劳动者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张扬劳动者的权利,伸张劳动者的利益,在理论上就要深入研究和发展、丰富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当今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劳动的形式、方式、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资本、技术、管理、人力资本在劳动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看,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源泉、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核心原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当前,正确处理劳动问题已经成为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建立国家(党和政府)和工人阶级更好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客观地看,新时期以来的城市改革,基本上没有获得工人阶级的共识。工人阶级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当工人的权利受损时,首先想到的是党和政府,工人对党和政府有明确的政治信任和政治期待。重申并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理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通过国家权力强力遏制资本的疯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底线”,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底线,是进一步取得市场化改革共识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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