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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近20年了，按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应该靠后的理论（麦金农，1993），在中国已经成功的建立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各司其职的金融体制的基础上，在大部份微观金融行为已有《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规范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金融制度创新是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众多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金融方面取得国企改革的新突破之原因所在。就本文讨论的情况看，现在中国金融制度和政策在某些方面不仅背离已经生效的金融法，也使得高失业、低效益和金融风险三者相互加强。所以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应该能够通过重新配置（资金）资源而一石三鸟，消解高失业、低效益和金融风险并存的不良态势。总的思路是，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改变由国家和国家银行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信贷计划）配置资金的代理投资方式，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动规律来配置资金，并由存款人和居民直接投资，使资产和风险配置平衡。在利率市场化后的资金公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新体制企业法人由于其有效益能得到较多的资金（付得起较高的利率），从而迅速成长，这样，按“克罗格曼模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上升（一定的资源在新体制下的产出减出该资源在旧体制中的产出等于体制贡献），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按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新体制将会更多的吸纳旧体制析出的冗员和新一代的城乡过剩劳动力，从而大幅度的减轻失业压力。
一、高增长与持续增长
中国的年平均GNP增长率，18年来均在9%以上。中国能否在下一个10年中继续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转形是否成功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由于中国的人均GNP相当低，目前仍然是一个穷国。 只有在连续取得新的若干个10年的长期增长之后，才可能真正的赶上发达国家而不至再被拉下太远。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当代有若干国家在一定的时段内曾经达到了短期的高增长，而后由于制度和其它原因而再次突然停滞，人均收入急剧下降，跌落回增长前的水平，从而发展战略失败。例如：前苏联从30到50年代，中国在50年代，巴西在70年代，都有过这样阶段性的“大跃进”。然而，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在百年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竞争中，能使本国经济的增长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的保持下去，最后才会成为经济发展马拉松竞赛的优胜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莱斯特·C·梭罗，1997）。
发展经济学经过60年代的兴起和70年代的衰落，没有找到或设计出一个按它的思路起飞后进入发达国家的例子。80年代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经济自由化在前，政治民主化在后）的成功为发展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新加坡和韩国1996年甚至挤入了世界富人俱乐部（经合发展组织）。近年来，由于先行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已经出现了某些经济停滞的迹象，发展中国家能否在长期和超长期的竞争中赶上发达国家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们争议的热点尚不得而知。
1991年克拉克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罗格在“Foreign Alfairs”1996年第73期上发表“The Myth of Asia's Mircacle”（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把东亚的增长直比为前苏联的式投入驱动式增长，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增长”，所以东亚无增长，其经济衰退是指日可待的。中国作为一个走“东亚道路”的大国，其经济持续增长已近20年，它的经济态势如何，能否持续增长，其意义不仅在于回答“克罗格曼质疑”，更在于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集权型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转型提供过渡经济学的可行示范。从1997年起，中国将开始执行新的九·五计划，从而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10年。中国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会面对新的变数和机遇，值此旧世纪将尽新世纪来临之际，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作一番分析和展望也许是恰逢其时的。
经过3年多的治理整顿和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摆脱了1992 、 1993年的那种金融秩序混乱、通胀肆虐的状况。对于1996年末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及其1997年的走势，国内外的经济学界基本上有两种差别相当大的观点，一种是“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为九·五开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表现为物价稳定回落，GNP平稳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俗称“宏观报喜”。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失业压力极大，经济效益低下，金融风险增加，改革举步维艰”，俗称“微观报忧”。总起来看，两种观点都试图以现代政府普遍追求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评价中国经济的总态势及其得失，其测度指标和资料运用都是相当客观的。本文认为，“软着陆”、高失业、低效益和金融风险并存，构成了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基本的四个声部，如何处理和协调好这个四声部交响曲中的众多两难乃至多难问题，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下一个10年中能平稳适度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二、抑制通胀和降低失业率的选择
所谓“软着陆”（Softlanding）， 是国外经济学家在评论一国在遏制通胀是否成功时而借用60年代航天器登月计划时所创造的一个宇航词汇，据《郎文现代英语词典》的解释，意思是“a slow coming down of a space vehide to earth,the moon,etc.,without damage”， 借用到经济学上，就是指一国在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从而在制止经济扩张和控制过高通胀率的过程中，是否同时避免了GDP 增长的大幅度降低和失业率的迅速上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从过热扩张迅速跌落进冷硬萧条的剧烈震动甚至社会动荡。
1996年9月30日，中国《金融时报》在进行宏观经济形势综述时， 就用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的头条标题，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经济保持良好势头，上半年GDP达到2975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已从1994年10 月的25.2%最高峰值，随即逐步明显回落， 从1994 年的年均21.7 %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又连续8个月降到1位数，出现了连续22个月逐步回落的好势头。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5.8%，1—8月份与同期相比上涨6.8%，物价由高位回落到适度区间。”
1996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金融时报》公布的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时也称：“经过三年来的艰苦努力，金融宏观调控现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物价涨幅持续回落，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顺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与此相对应，金融运行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货币供应量逐渐接近调控目标；城乡居民储蓄稳定增长；贷款总量投入适度，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得到有效控制；外汇储备继续上升，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1996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首次以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的身份出席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中央银行银行例会，对中国经济从1993年的高通胀到1996年的软着陆的变化过程和操作措施作了经典的回顾：“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着高通胀的痛苦，特别是1993—1995年，消费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平均上升16.5%。……中国近几年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中国的GDP实际增长率可望达到9.8%左右，消费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幅度可望控制在6.6%以内。”
1997年1月17日，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者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以“什么是‘软着陆’的成功标志”一文，认为“宏观经济形势‘软着陆’的努力已经初步成功，但尚未完全成功。”
中国经济成功的实现软着陆，不仅是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的看法，也是不少外国经济评论家的看法。前述《金融时报》1996.9.30 的综述，就援引德国《商报》的相同看法。1996年10月，英国BBC 曾在“世界经济”节目中专门讨论过一次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问题，邀请知名的美国印第安州立大学教授郑竹园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博士评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态势，二位都认为中国经济的确是实现了软着陆，只是郑较有保留，认为GNP下降过多，失业率上升，1996年初出口滑坡， 表现为压缩通胀的过程中代价较高，言外之意，着陆是成功的，但并非太“软”。
在上述证实和推论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的观点中，GDP 变动和物价水平（通胀）方面的指标比较完整，的确也反映了软着陆的部分情况。然而较大的缺憾是没有对中国近几年的失业情况提供资料和作出评论。在现代经济学看来，失业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仅反映在国民财富的丧失之上，而且也反映在国民为失业而付出的贫困、痛苦和精神折磨上。因此，在四大现代经济政策目标中，充分就业的地位是决不亚于物价稳定等其他目标的，政府只能在具体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反通胀之所以成为具有头号影响的政策，乃是因为经历了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的西方各国，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反萧条的明显效果，失业问题暂时退居第二位所致。然而，若把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失业痛苦与70年代的通胀混乱作一个理性的比较，人们可能仍然更害怕和厌恶前者。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不断增高的失业率必然引起选民的反对，甚至导致政府更迭。最近的事例是，美国布什政府执政期间，虽有“东欧剧变”和“海湾战争”这两大使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羡慕的“超级政绩”，但是，在他治理下长期不景气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他照样被选民所抛弃，一届任期便下野归田。克林顿首任总统期间，虽然历史没有给他创造任何超级政绩的机会，在世界事务中他几乎是乏善可陈。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取得了近年在西方各国中位居前列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1996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终于使他在年底获得连任。由此看来，要分析治理通胀是否达成软着陆，对失业率的变动和这方面的社会隐忧不可不察，掉以轻心。
三、软着陆中的失业压力累积
为了综合评论“成功的软着陆”和“潜伏着金融危机”这两种对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大势的相反意见，我们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1997年4月初公布的《1996年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 对“软着陆”和“金融危机”作进一步考察；
表1 中国经济“软着陆”指标统计表
年份1992 1993 1994 1995
国民生产总
值(GDP)绝对26651.934560.5 46532.9
57277.3
国民生产数(亿元)
总值
指数(Indices) 114.1 113.1112.6 109.0
上年=100
物价总指
商品零售价格
数(上年为 总指数105.4 113.2121.7 114.8
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106.4 114.7124.1 117.1
显性失业
城镇登记失业
情况
人数(万人)363.3 420.1476.4 519.6
城镇登记失业
率(%) 2.32.6 2.8
2.9
年份1996
国民生产 国民生产总值(GDP)绝对数(亿元) 67795(GDP)
总值 指数(Indices)上年=100 109.7(GDP)
物价总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106.1
(上年为10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08.3
显性失业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 553
情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 3
1.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42、114、225 页数据整理。
2.1996年数字摘自国家统计局《199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1：1978年以来中国GNP指数，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曲线图。
依据上述统计数据和曲线似可作出如下分析：
1、关于GNP指数：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3个经济周期，3个增速的峰值年分别是1985、1987和1992年。其中除去1989和1990年两年外，各年的增速都在5%以上。1992年为14.1%， 是改革以来的第一高峰年，其后逐年回落1个百分点左右，虽然1994—1995年回落了3.6个百分点，而1996年将与1995年持平，呈现了少见的平稳态势。1995年可能是本次周期的谷底（《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11月29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如果1997年仍能平稳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 我们就会有一个良好的，熨得较平的经济周期开端，也许会成功的开始走出大起大落的循环，从而拥有一个平稳运行的新型周期。这个周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将是9%左右，比“九·五”计划预定的8%的目标稍高一点，若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能微调到位。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攻坚时期社会各方面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适应和承受的增速，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提高效益、追求长期增长的合适速度。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放弃大跃进式的短跑冲刺增长方式，代之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始终保持后劲的马拉松式的适度均衡速度，是长期和超长期发展的成熟节奏。
2、关于零售价格指数：表现了与GNP增速的高度相关， 也呈现了3个波幅更大的3个周期。其峰值年分别是1985、1988和1994 年，其中1988年的18%，1994年的21.7%的物价上涨率几乎达到了国民忍受的极限。在后两个周期中，相关变动均比GNP增速周期滞后1年左右，清楚的显示了增长与物价的关系：即增发货币在前，通胀发生在后，有1 年左右的时滞，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在18年中，物价指数上涨在10%以上的有1988、1989、1993、1994、19955个年份，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看，在波幅增大的第二、三个周期中，大约1个GNP指数百分点的变动，将带来2个物价指数百分点的变动， 即后者对前者变动的反应是过度的。这样，虽然1996年底已经达到了6.6%的近年最低的物价上涨率， 但其反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不过1996年底9.6%的年GNP增长速度和6.6 %的物价上涨率，仍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两项重要指标。
3、关于失业率统计：在评估中国经济是否实现软着陆的3个指标中，失业情况是统计数据最不充分，因而也是最难评估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一个覆盖面小而又偏差很大的显性指标。首先，它不反映中国农村的失业状况，其次，它不反映各种隐性失业情况。所以，经济学者似乎都倾向于只把这个显性失业率视为中国失业真像这座冰山的露出水面的那个尖顶，藏在水面之下那个看不见的基座肯定是极其巨大和沉重的。如果连同农村失业人口一起考虑，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现在有较高的失业率几乎意见一致。
若考虑农村失业人口，中国的失业率肯定会更高。由于贫困与失业紧密相联，贫困问题也从侧面反映着我国的失业状况。近年来，不仅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特别是由于原待业和新下岗人口而产生的贫困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然而，上千万民工潮涌动和成百万下岗人员迷惘的电视画面都不能代替统计数字。我们这样设定：冰山的水上显性尖顶和水下的隐性基底由于浮力这种物理关系而应当有稳定的比例。那么中国的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由于某种社会关系也会有稳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大约为1:5。我国学者估计， 九五期间，我国将进入第三个失业高峰期，到2002年左右，城镇失业率将达7.4%，下岗职工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翻达3000万人， 若干资源工业如煤炭、森林工业将有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农村新增劳动力将有1.3 亿需要转移，九五末期几项合计共达1.53亿人，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4%（冯兰瑞，《经济学消息报》1997.2.28）。 这种失业压力的累积能不令人担忧？
四、软着陆中的经济金融风险辨析
与上述看法不同，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对中国1996年及其以后的经济金融走势却并不乐观。具有典型性的观点是：
1、财政与信贷综合失衡，宏观金融形势严峻。
“我国改革17年来的‘两大政策’（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引者）运行轨迹显示，财政收支失衡，信贷收支失衡以及财政信贷综合失衡是其典型特征。
①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连年赤字，且赤字增长速度超常。
②信贷收支严重失衡，货币超经济投放。
③财政与信贷综合收支失衡，财政赤字，信贷逆差现象严重。”〔1〕
2、国家负债大于资产，潜伏着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世界银行顾问、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肖耿博士在参考了世界银行对中国大中型国企的调研活动后发表访谈（《经济学消息报》1996 年4月19日）他从改革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特别是从通货和内外债问题上谈到了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集中反映在通货及内外债膨胀上。而通货及内外债膨胀不过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三头马车，即国家财政、国有银行与国营企业，在改革中逐渐失灵的表现。三头马车失灵指的是这三个国有部门的总资产少于其总负债。不得已，只好靠印钞及借债来平衡其资产与负债。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是：这三头马车的资产的真正市场价值正在不断萎缩、贬值或消失，而其不可推卸的负债（即政府开支、居民存款及企业亏损）却不断增加。这三头马车的资产负债失衡或称资产赤字是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特殊问题……因为体制变化实际上就是产权结构的调整或资产债务存量的重组。转轨中的资产赤字也就是体制变化的成本，而体制变化的收益却常常要在体制变化之后才能实现”“要想控制通货及内外债膨胀，政府只有两个选择：逃避负债或使资产增值。政府如果选择前者将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很清楚，这就要求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增加它们的利润率。”肖认为虽然众多的研究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效率，但是简单的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转轨期间的资产负债失衡。
3、金融资产结构畸形，企业、银行生存艰难。
北京大学中国经研中心的易纲教授亦在《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8月16日）采用算帐的方式揭示了中国金融的结构风险， 及其这种结构的邪道效应：“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很不合理，我们现在全社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储蓄大约是54000亿这个量。这里面有3万多亿居民储蓄，剩下的就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等。中国的整个金融资产结构是，储蓄占了最大头，储蓄都储在哪儿呢？大都储在国家银行里了， 54000亿，有4万多亿在国家银行。自然，风险也都被国家银行担了。 现在是老百姓把钱给银行，然后银行拿这个钱去搞贷款，而且主要贷给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效率低，还不了银行的钱；银行呢，是必须要给老百姓存款担保的。”“我们国家还有5000亿的国债，还有2500亿的企业债券，还有大概市值1000多亿的股票……三项加起来也不过8500亿， 还不到1万亿，那边呢，是一个54000亿的储蓄。 这个宏观的总的金融资产结构是很不合理的。从这个金融资产结构可以看出，现在的金融格局必然是大量的间接融资，融资主要通过银行，风险也在银行。”“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现状，必然使企业行为不规范，银行的行为也不规范。……企业不这样，活不下去，银行不这样，银行活不下去。好的企业家，好的银行家只好向邪道用力，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2〕。”
五、中国的金融风险是体制转型期的“综合金融风险”
肖耿博士指出的国家信用危机，江其务教授指出的财政信贷危机，易纲教授指出的国有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危机，其内部有紧密的联系，从不同的侧面刻划了中国宏观金融形势中紧张的一面。为了论述简便，我们径直把它称为“综合金融风险”。较新的统计和资料显示，目前这种紧张和风险没有减轻，反而在失业压力迅速增大这个总背景下更显突出。
1、国家银行对国企的贷款总额高达36821.5亿元，几乎与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同时，1996年国营企业不仅亏损面继续扩大，而且出现了总体净亏损，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31%。这3.68万亿元贷款的风险是绝对的增大了。国家倾一国居民之全部储蓄投入国企，仍然无法挽回国企效益下滑的总趋势，这恐怕说明，1993年修改宪法后的短短3年多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相当紧， 体制性的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仍无改观。
2、民营企业（城市个体、集体、 三资和农村乡镇企业）同期仅获得贷款7062.98亿元（国家银行2336.62亿元，城信社1557.36亿元， 农信社3169亿元），为国企从国家银行贷得贷款的1/5。 就是这笔仅为国企所得1/5的贷款，使民营企业能提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吸纳了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这类贷款采用抵押、质押、担保方式的比例相当大，不象国企几乎全是信用贷款。贷款的质量从企业效益和财产追溯两方面得到保证。一般来说，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利率要高（没有“规模”、期限短），在总体上它们能有这么高的效益，可见其经济潜力仍可开发。如果在利率市场化之后，民营企业能够扩大到利用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贷款的规模， 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因资金在新体制中的使用增加而大大提高，相应吸纳的剩余劳动力会大大缓解目前的失业压力。这就需要转变观念，转变金融政策和制度。按《担保法》、《贷款通则》等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律规范，废止旧体制的计划信贷规模管理和国企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优先、低息等特权，加速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使民营企业能公平地获得贷款。
3、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仅为6%（自有资金2623亿元/ 贷款总额43902.21亿元），（王军，1997）。在资产负债比例如此低下的情况下，风险奇高的资产国企贷款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高达83.83%， 若再考虑目前企业间沉重的多角债务，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约束极硬38521亿元城乡居民储蓄， 国家银行几乎可以说把中国的整个经济安全系于一身。
既然我国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存在着那么大的风险，金融形势还表现了相当的稳定呢？我想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居民储蓄的稳定性和迅速增长。下述统计说明了这个情况。
年份（年）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1978－ 210.6
1980399.5
1985
1622.6
1990
7034.2
1991
9107.0
1992 11545.4
1993 15203.5
1994 21518.8
1995 29662.3
*1996
3852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5 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1996年统计公报》。
在储蓄稳定迅速增加的情况下，银行资产负债比例高风险转变成为现实危机的概率肯定大大降低了。但是对这种储蓄增长的真实机理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马上又转喜为忧。就理论上来说，居民户储蓄主要受收入变动、消费心理和利率三大因素影响：我们先看下述统计：
表2 中国储蓄增长及其相关因素统计表
年份(1)城镇居民收入
(2)储蓄存款比上年
(亿元)的增长额
(亿元)
19869709.0 615.0
1987
10972.1 835.7
1988
13128.5 728.2
1989
15526.7 1345.4
1990
17282.5 1887.3
1991
19710.9 2072.8
1992
23664.0 2438.4
1993
30437.1 3658.1
1994
42760.7 6315.3
1995
47883.9 8143.2
1996 8805
年份 (3)实际利率(当年的名)(4)储蓄年增长率
义利率—(当年通胀率)(%)
(%)
1987 -1.6 37.3
1988-12.1423.7
1989 -5.0435.4
1990 6.9836.7
1991 2.4629.47
1992 2.1626.78
1993 -2.2231.68
1994-10.7241.5
1995 -6.4237.84
1996 0.8 25.02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1995）年》，国家统计局《1995年统计公报》、《1996年统计公报》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①我国的GNP增长率与储蓄增长率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 这说明收入增长决定储蓄增长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现时的情况下是明显起作用的，高的储蓄率将依赖于高的GNP增长率。 按旧式发展经济学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推导，在K（资本产出率）不变的假定之下，G（GNP）增长率越高，S（积累率或储蓄率）也会越高，或者S越大，才能使G越大， 二者互为因果循环。不过，按“克罗格曼模型”，这种高积累高投入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正是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短期“大跃进”模式，它决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常态。本文开始时谈到，发达国家多是长期增长型经济，一般来说，它们的储蓄率都不太高（如美国、西欧，当然日本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这也与我国已经确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追求适度增长的新发展战略不相符合。非常明显，如果我国GNP 的增长率若长期保持在12%甚至以上的话，各方面的关系就会相当紧张，再次重蹈苏联式增长的复辙。在软着陆成功之后，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将是GNP增长率8%，更长期，5%左右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样， 随着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储蓄额与储蓄增长率就会大幅度的收缩下降。从表上看，1994年到1996年，由于GNP增长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表1），不仅储蓄增长额下降了，储蓄增长率已从41.5%的高位下降到25.02%便是明证（表2）。然而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不能承受储蓄的大幅度减小，因为储蓄减少后，国家银行必然收回贷款，在大部份国企还贷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银行或者发生支付困难，或者倒逼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重回通胀。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若通胀再起，政府难卸其责，但是国家银行发生支付困难，如同国企停产（当然后果更严重，反应更激烈）一样，政府又安能坐视？
②从表上的统计看，实际利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小，或者说，即使在通胀率很高，实际利率为负的年份，储蓄增长率也非常高。这是相当不正常的情况，从理论上说，这正是麦金农所称的“金融压抑”或蒋硕杰所称的“强迫储蓄”现象。〔3〕在实际利率为负10 %以上的年份中，一国的储蓄仍然增长，只能解释为压抑和强迫的情势非常严重，即人民把存钱作为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或在所有坏选择中挑出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③中国消费热点新解。目前金融产品较少，金融市场不规范，风险过大，是真正的大户、机构和幕后权利的获利场所，绝大多数老百性仍不敢过深介入。一般消费品市场普遍淡静，在家电热、装修热之后，住房私有虽然是中国老百姓的第一梦想，但目前的价位和已有的积蓄尚难以启动这个市场，私家车的梦还要靠后。那么目前的消费热点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在“铁饭碗”悄悄消失之后，又无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公民重新构筑自己安全生存网的努力。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储蓄。90年代以来，商业部，中国社会调查所，人民银行搞过多次储蓄意向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蓄币以备急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买房，即应付安全和生存问题的比率都相当高（现在恐怕还加上失业）。这当然在客观上配合和适应了城市各项改革的进展，然而认为中国储蓄剧增是人民富得不得了，是准备迎接更高档次的消费热潮的想法恐怕是一个误区，至少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对于一个安士重迁、祈求平安的民族来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老百姓目前最缺少的仍然是基本商品——生存的安全保障，储蓄不过是储币待购这些东西而已。这种蓄币待购或自制生存和安全网保障的全民运动，也许是一种民族智慧。不过在中国最终有这种商品之前，这些血汗钱必须经过储蓄这个黑箱，并在其中无可奈何的等待。过去是通胀贬值，现在是这些救命钱正从这个黑箱大量的流向国企这个漏水的篮子，如果没有办法把这笔钱的风险降下来，就要出现新体制或改革的金融信用危机。
江其务教授指出的财政信贷危机和肖耿博士指出的“三头马车失灵”即旧体制国企、国银、财政资不抵债的“国家信用危机”都不自今日始。旧体制的财政经改革后，不再负担投资的主要任务（80年代的“拨改贷”），但国家利用“高积累”来进行投资的思维和思路没有变，只是其方式变成利用信贷计划和国家银行来分配资金，同时辅以收通胀税和强迫储蓄的政策。只有国家垄断性的拥有投资权，从而在计划体制瓦解后又形成了一个无制约、无责任的行政性投资权力中心——国家银行，这就是金融风险增大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同时，国家和国家银行继续作为垄断性的投资主体和金融巨头，本身就会形成许多特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财神爷”，是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一大体制性病灶。
六、构建新体制的关键在金融制度创新
1993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癸酉年，我国修改宪法，把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用修改根本大法的形式改变了我国的经济体制。随后数年，八届人大已经颁布了数十个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具体法律，这些既结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通行的现代法律制度结轨的立法，迅速而稳健地推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把1993年修宪后出台的立法称为“癸酉新法体系”的话，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迅速改革和深刻变法的历史景象，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大革命，真变法——后世会称为“癸酉变法”。在新法体系构筑的市场经济法理中，旧体制的消亡与转轨在加速进行，新体制的生长和壮大在四处兴起。1996年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然而，在中国经济的交响乐中，高失业、低效益和金融风险仍是最尖锐的噪音，这三大噪音的消除，其核心是国企改革，而关键的宏观操作却应是金融制度创新。
国企改革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方面，为了行文需要，我们对它的进展评论如下：1993年修宪之后，国企改革的主要失误是观念没有改变，不是按1993年后出台的“公司法”等现代企业制度来改变企业的体制，仍然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和“国务院转机条例”（1992年）的旧式思路来对待国企改革。就是在不改变企业公有制的前提下“转换经经营机制”。然而不改变国企的体制，能否改变它的机制？体制是产权关系及其利益结构，是本质，机制不过是这个本质的功能、作用和表象罢了，有什么样的体制，就自然而然的有什么样的机制，而不可能相反。其实，城市改革的逻辑与农村改革是一样的：在农村，如果当初允许、鼓励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又要保留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那么农村改革是不是可以推进呢，决不可能。传统国企不过是城市中的人民公社罢了，既要保持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体制和国企的组织形式，又想分清法人财产权和落实十四项企业自主权，等于是既要保持人民公社制度，又要落实家庭承包制。（拙文《改变体制才能转换机制》、《经济学消息报》1994.6.2）旧式思路的核心是国企改革不能变体制，必须是全民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都通过修宪改变了，它的基本经济组织却不能改变！？），如果效益是通过改变体制如民营化等达到的，那么不可以。采取这种观点，就是把现行金融体制和国家银行视为老国企和旧体制的上层建筑来操作，它必须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它应该采取一切办法来扶持，保护国企体制而不是经济效益。这样，通胀、滞胀或金融风险都是第二位的考虑，为了体制或政治，它们即使危险增加，也在所不惜，或者用别的办法来应付，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明显，这种思路的结果最后有两个，一个是国企不改变体制就有效益了，都能够借债还钱，那么通胀和金融风险都会减少，那真是谢天谢地（可是，国企能在原来的体制内搞好，又何必体制改革？）。但这时国家银行分配资金的特权会越发膨胀，金权世界会愈加无法无天，形成易纲教授的“邪道经济”。另一个就是国企的体制性低效益导致的大溃败发生，那么综合金融风险就成为真实的危机。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国企赖债，超过阀值，金融危机的概率就极大的增加，成为事实。
如果改变上述旧式国企改革的老思路，把金融制度这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从旧体制逐渐转移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新体制上来，就是对旧体制施加资金限制，逼其分兵突围；对新体制给予资金支持，使其加速壮大——而这正是根本大法和市场逻辑所要求于中国金融体制的再一次大转变。具体的金融制度创新基本要包括下述几方面的改革：
1、取消资金“双轨制”，利率面前人人平等， 加速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废止旧体制的计划信贷规模管理。
勿庸赘言，资金价格的不平等，是目前最大的金融秩序混乱，其危害至少可以和通胀等量齐观。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价值尺度的功能，而资金成本又是一切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从利率是货币和资金的价格这一点来看，它不仅在宏观上反映着整个金融市场的松紧程度，也在微观上对货币价值进行每一个时点的精确度量，它是货币价值对时间求导，是“价格的价格”。也可以说，利率通过货币对一切商品的价格进行再定价。这个“价格的价格”乱了，不仅市场机制会完全失去自发优化配置资金（资源）的功能，也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发生紊乱。一币多价，在对外汇率并轨成功之后，在国内仍维持双利率，这正是如前所述的最基本的经济秩序的混乱，与通胀的破坏作用何其相似乃尔。
2、投资观念的大转变，把国家投资为主变为人民投资为主。
旧体制通过国家财政和高积累来进行国家工业化，虽然可以创造一时的高增长，却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不符合再生产规律的经济组织——官商和国企。现在看得很清楚，产权不清的社会经济组织怪胎出世之后，其麻烦远大于它一时的产出好处。若这种组织垄断性使得一国的大部份国民财富纠缠其中，那么社会的基本财产关系都异化了，几乎使得停滞成为必然，这就是米塞斯与哈耶克指出的集权型计划体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的直接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正是应验了他们半个世纪前的不幸预言。然而，现在的金融制度又使一切重蹈复辙。目前通过国家银行和高储蓄来创造GNP的高增长并大量复制和维系旧体制国企， 已经造成了国家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配称叠加信贷资产质量极差这样的金融风险，在日后还不知生出什么怪异来。我们希望新的《投资法》和《证券法》将为开放资本市场辅平道路——人民当家做主，自己理财投资是其首务和最基本权利（当然也自担风险），从而消解当前的“综合金融风险”。
3、国有产权观的大转变。一国的企业法人，对国家的贡献， 不论其是否国有，主要是纳税。
国家一定要掌握数额巨大的、表现为国企的国有产权才能稳住国民经济全局，国家一定要拥有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企业，体制性质才不会改变，是一种旧体制的教条。如前所述，1993年修改宪法之后，我们已经依法改变了计划体制，变成了市场体制，这样，国企数量的减少，只会减少旧体制，增加新体制。再者，除了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行业之外，国家在竞争性行业与民争利，几乎是出力不讨好。在市场经济中，一国的企业法人，不论是否国有，企业性质如何，对国家和社会的主要贡献与责任是纳税，纳税越多，贡献越大。至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那是所有企业的自然生存行为，受市场和利润引导，除守法之外，与体制性质或意识形态基本无关。按赋税公平的原则，所有企业在其行业内税赋衡平。肖耿博士建议：“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实行适当的产权改革可以既增加国有资产币值又提高企业效率及利润率……现在国有企业产权百分之百属国家。一旦国有企业亏损，国家收不到税却还要给补贴还要负担失业职工。如果政府允许将百分之七十的产权有偿转让给外资、内资和个人并放手让他们经营，产权改革之后的企业将与私有现代公司没有太大差别并很可能盈利。拥有一个盈利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将使国家得到税收、分红、就业以及由于股份上升带来的资产增值。如果政府将有偿转让国企股权的收入用来购买私人公司的少部份股权、国有资产在改革后的市场总价值将上升。中国经济正是需要国有资产的增值来支付经济体制转型的一次性成本。”“分散国有资产风险的策略实际上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我们自己所利用。在许多人眼里美国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说不存在国有资产。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和军队，没有相当的国有资产怎么能够支付其庞大的费用与债务？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也不是以国家直接拥有公司股份的形式存在。美国的国有资产或政府财富主要以税收的形式存在。有了一个严密的税网，美国政府在任何私有财产中就都有其一份。美国政府正是搭其人民辛勤劳动的便车而获得足以支付其庞大政府及军队的资源。没有国有企业，但美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在1989年为35%，而中国只有20%。如果假设政府收入与国有资产成正比，美国的国有资产远比中国的多。”
诚哉斯言。逐步分散国有资产以降低风险，增加市值，减少直接占有和难以监促激励的传统国有产权（国企），从而增加以赋税形式存在的现代间接拥有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寄寓于私人财产之中，利用公民对自己财产努力和关心来增加国有资产，把自爱和爱国溶合为一，善莫大焉！实在是值得借鉴的理财安邦之大计。
4、对民营金融的观念大转变，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 有序开放民营金融机构（简称“民银”）的市场准入应上提议事日程。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在中央银行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推进金融业内的有序竞争，即不仅有“国银”之间的竞争，也有“国银”与“民银”的竞争，从而真正强化《商行法》的贯彻力度。
几年前，樊纲教授曾经指出，认为民营金融机构必然会扰乱金融秩序是一大认识误区，从理论上说，民营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必须遵循“借钱还钱”这一千古不易的金融常规，这也正是最基本的“正常”金融秩序。按照我国《商行法》的规定，“民银”必然是经营货币商品的公司，与其它的民营企业一样，这类公司的预算约束极硬：对它的资本金而言，它必须对股东负责并受严密监督，对它的存款人而言，它必须欠债还钱支付利息，对它的资产（贷款），它必会一百倍小心的评估、调查，并通过抵押、质押、保证等法律合同使借款人欠债还钱。“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我们的国有银行难道不是最不遵守‘正常秩序’的吗？……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中央银行管理非国有的商业银行，政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基础上，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就会天下大乱？……不让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新的秩序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政府也不可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会管理民营金融机构，我们就会有永远地‘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研究》.1993.9期，第七页）。
“国银”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国企，其转机建制的内生性体制困难，与其它国企同样深刻。种种迹象表明，由于体制性的逻辑矛盾，一方面中央银行对国银的监管必然软化（都是国有），甚至被“倒逼”；另一方面其效益下降，信贷质量恶化，“国银”是否会和国企一样盛极而衰？在前述国家投资这种旧体制投资方式的高风险与低回报愈发加强之后，国家银行加高储蓄这种粗放式工具会不会和它的兄长、国家财政加高积累一样因失灵而被放弃？
王军先生指出：“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是开放的，对国内非国有的民族金融业却是不开放的，在整个经济中，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已占国民总收入的50%，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也来自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然而在金融活动中，民营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依靠非国有部门来支撑，那么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出现问题，谁来支撑中国金融业？……与快速发展的非国有部门的整体环境不同的是，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和垄断问题一直就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经济学消息报》1997.2.14）。
就本文的议题而言，民营金融机构不仅能有效地分散国银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与其它民营企业一样，它亦能大幅度地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益，是通过竞争把低成本资金配置到新体制的新型金融中介。勿庸讳言，在1992、1993年的金融混乱中，“长城公司”式的民间非法集资是祸首之一。在发展中国家，民营金融机构初起时也出现过问题，1997年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融资失败，最终甚至引发了动乱，这都说明开放民营金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事情，必须慎之又慎。然而，在中国管理民营企业取得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不应该永远因噎废食，适时地把开放民营金融提上改革日程。
5、 “幸福工程”的金融制度创新启示：把钱借给自然人及其它
中央电视台最近报道，在某些贫困农村，政府扶贫办采用直接给贫困母亲小额低息贷款，以帮助她们解困脱贫。靠区区2000元左右，这些妇女们养猪种菜，创业经营，甚至能提前归还贷款，使生活重新充满希望。这种办法被称为“幸福工程”。孟加拉国那个专门把钱借给穷人的成功银行家在中国也出现了。从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预算约束最硬的自然人肯定比毫无约束的某些公有社会组织有更好的金融信用，更值得贷款支持。如果把这个思路扩展到城市的再就业工程，把国家银行的“安定团结贷款”有选择的给下岗和失业人员创业，这些到达自然人手中的小额资金的边际效用，就会数倍、数十倍的大于国企资金的边际效用。这种安定团结贷款自然人化的尝试，按农村例子和上述分析恐怕会大大减少该贷款的还贷风险，同时也减少了让下岗和失业人员单独承担城市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性，部分返还他们过去创造的物化劳动和补偿他们的旧体制下丧失的创业机会。这个安定团结贷款自然人化的尝试再结合江其务教授建立社会保险银行的思路，就能减轻城市失业压力和降低国企贷款风险，提高这些贷款的效益（边际效用增大），从而缓解城市改革的瓶颈紧张。
以上仅以“幸福工程”为一例就可以看出，为消解高失业、低效益和金融风险并存的金融制度创新领域非常广阔，只要观念转变，金融业也在可以求己利求国利时做到善莫大焉。
*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江其务教授，周好文教授的悉心指点和诸多建议，在此向二位谨致谢忱。
注释：
〔1〕江其务：《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再构造》、 《金融研究》1996年第7期。
〔2〕更进一步的分析可见易纲：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
〔3 〕蒋硕杰等：《走出通胀膨胀的战略选择——台湾经济学界大论战》，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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