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中国加入论文,非对称论文,过程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7-1369(2003)02-0039-05
一、前言
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往往将中国“入世”进程的研究简单化，没有能够系统地考察影响进程的结构性因素及其动力所在。国外学者则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入世”进程。罗斯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的接触战略》一文里，把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注：Robert S.Ross,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et al.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皮尔逊在《主要的多边经济体制对中国的接触》一文中则专门研究世界主要的多边经济体制是如何运用接触战略，影响和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进程（注：Margaret M.Pearson,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et al.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而且在《中国参与世界》里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作了阶段性分析（注：皮尔逊.中国与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埃克诺米，奥克森伯格主编.华宏勋等译.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哈里斯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放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来研究（注：哈里斯.关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张蕴藏岭主编.21世纪：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杰克逊从制度的角度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体系性意义以及潜存的消极因素，同时指出中国“入世”对其他国家“入世”的影响（注：杰克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制度影响；艾博特主编.李居迁译.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
本文把中国“入世”的进程放在国际权力分配与均衡的背景之下来考察。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且相对处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的边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为了融入国际社会，全面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以取得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而新兴大国的崛起，无论其意图如何，必然会改变现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因而会打破国际体系现有的权力均衡。因此，中国的“入世”进程就是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国家集团之间，围绕权力分配和权力均衡而进行的竞争与合作。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然后依据此模型考察分析中国“入世”进程的各个阶段。
二、理论模型
命题1：无论是国家、国家组成的集团、国际组织还是跨国公司，都是理性的行为体，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之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
命题2：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同时国际行为体具有“贝叶斯理性”。所谓“贝叶斯理性”就是行为体根据贝叶斯法则调整先验概率从而得到后验概率的过程。在国际社会中，对于某个国际行为体当前的类型，我们无法得知，只能依据其历史行为来确定其类型属性的概率。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为体所选择的战略中获取新的信息，并且以此来逐渐修正先前对于它的类型概率的判断，同时决定自己的战略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行为体的互动过程，现在我们构建一个博弈模型。假设现存国际体系中，S(Signaler)表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它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所以对于现存的国际制度和秩序自然不甚满意，竭力想摆脱边缘化的处境，并且取得与其上升的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D(Detector)表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的国际组织。S-D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S的类型属于私人信息（就是说其类型不为D所知道），因为D是国际组织，所以它的类型是公共信息（就是说其类型为S所知）。我们假设S只有两种类型：修正型和革命型，且D认为S属于修正型的概率为P，属于革命型的概率是1-P。现在我们分析S与D之间的战略互动过程。首先S向D发出信号，表示承认D所倡导的国际制度与规则，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D。D面临的选择是接纳和不接纳：因为D知道S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新兴大国对现存的国际权力分配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但问题在于S属于何种类型的国家，如果S属于革命型国家，此国家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国际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从而产生国际体系的变迁，接纳S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而这一战略与国际组织以及处于其中的主导性美国的偏好不符。因此，在D认为S属于革命型的条件下(0.5＞=P)，D的最优战略为拒绝接纳。如果S属于修正型国家，那么只会带来国际体系内部的变化，而接纳S会增加D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符合其长远的利益，同时还可以用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来约束S，从而削弱其对国际体系权力均衡的预期影响；反之，如果拒绝接纳S，就有可能将其推向自身对立面。因此在D认为S属于修正型的条件下（下面将证明只有
时，D才认为S属于修正型），D的最优战略为接纳S。由于信息不对称，D无法确定S的类型，而且不论S为何种类型，在博弈的初期都会试图树立其良好的形象，以换取未来的收益，因此两种战略都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因为S知道D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类型，但预测到D将根据它发出的信号修正对自己的类型的判断，因此S会选择一个最优的类型依存信号战略；同样，D也知道S选择的是给定类型和考虑到信息效应情况下的最优战略，所以会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先前对S的类型判断，然后选择自己的最优行动。S-D之间的博弈如图1所示：
图1
容易看出，对D而言，它最佳的选择是首先采取行动，使得上述S-D之间的博弈成为信号甄别博弈，其精炼贝叶斯均衡是分离均衡。（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70～589）就是说，D选择一个战略，使得S对此战略的反应能够准确地揭示出S的类型。从博弈中不难发现，D的最优战略是提高加入成本C(cost)，使高加入成本成为分离条件：因为如果S属于革命型的话，就会拒绝接受这一加入条件：如果S属于修正型的话，则会选择加入。况且，无论S属于何种类型，足够高的加入成本必然会削弱S加入后的预期效用，从而使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向D自身倾斜。一般情况下C包括c1和c′两部分，其中c1是一般成员基本的加入成本，c′=(1-p)d2为保障成本。但问题在于，有可能加入成本C太高(C=c1+d2)，以至于使S的预期效用太低(Es-C＜0)，从而不构成对S的有效激励，分离均衡不能形成。因此，如果S不属于革命型的话，它的最优战略是，选择行动继续向D方传递信号以有效地显示自身的类型，力求降低加入成本；而D方在收到信号后，修正对S的类型判断，并且逐步降低加入成本。当加入成本降到一定阶段，使得既可以准确地揭示出S的类型，同时加入后的预期效用又能形成对S有效激励的时候，博弈的分离均衡才会出现。具体分析如下图所示：
从图2-1中可以看出，如果D对于S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S的加入成本为c1，其绝对值较小而且固定。如果信息不对称，那么加入成本就会相应地提高，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况下(P=0)，加入成本会高达c2=c1+d2，但S可能不会接受，因而形不成均衡。图2-2表示经过S-D之间的博弈互动，分离均衡在0.5＜p＜1范围内的某一点形成，图中的黑框面积表示与图2-1相比S所节约的加入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图2-2中的黑框面积是虚拟的成本节约，而真正节约的成本应该如图2-3中所示。与图2-2相比，图2-3中的黑框的面积缩小了，这表明为传递信息S支付了一定的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有负担成本的行动才是可信的；S的行动要起到传递信息的功能，就必须为此付出足够的成本。（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7）
三、中国“入世”的进程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加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进程。1984年1月中国成为《多种纤维安排》的签字国，并于同年12月取得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中的永久观察员地位。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地位。中国加“入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7月到1989年5月。1986年中国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时候，提出三项原则。第一，中国是“复关”，而不是重新加入；第二，以关税减让方式“复关”；第三，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复关”。中国当时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地位有其必然性。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中，中国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大约为206亿美元，1986年达到738.5亿美元，其中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贸易额占85%，复关后中国就可以受益于相对公正、公平和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获得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抑制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可以加强和完善国际经贸信息的收集渠道，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从而极大地增强国力，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注：张汉林等.中国与世贸组织疑难问题解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3～4）中国提出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申请，向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传递的信号是，中国开始认同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和各项规则。尽管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对现存国际体系明显不满意的国家，但是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基本上保持较低的姿态，力求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做一些改革，以求提高自身地位和增加影响。同时，从促进国际权力分配向自身倾斜的目的出发，西方国家也愿意接纳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1987年3月中国工作组建立，随后举行了七次会议。1989年初，许多人认为中国工作组可以进入高级谈判的阶段。与此同时，在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之后，中国又提交了关于中国外贸体制的备忘录，并与主要缔约方进行了十几次双边磋商，就中国复关的一些问题达成了谅解。
第二阶段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东欧发生巨变，中国也发生了“六四风波”，1991年底苏联最终解体。西方国家从中国采取一系列行动所传递的信息出发，认为原先对中国的类型判断有误，中国并非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完全认同西方的体系与规范，因此开始修正先验概率，并逐步采取相应的战略。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且将中国“复关”问题搁浅，复关的双边磋商和多边谈判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
另外，在1986年中国提出的“复关三原则”中，以关税减让作为复关的手段，这与中国关税存在的经济基础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关贸总协定确立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关税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能够充分发挥其职能，当关贸总协定谈判双方的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时，关税减让才有成效。因此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手段上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是关税减让，适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而另一种是以承担进口义务换取关税减让的方式，如原波兰和罗马尼亚由于坚持计划经济，在它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就采用这种方法。而中国在1992年10月之前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以关税减让作为“复关”的手段就成为矛盾（注：薛荣久.“入世”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1999(11)）。而且，西方国家特别注重自由市场和经济相互依赖作用，因为它们认为，经济的相互依赖能够推进政治改革并且最终会导致民主与和平。由于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坚持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又坚持强硬立场，所以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属于革命型的国家，因而拒绝接纳其进入国际贸易体系。
第三阶段从1992年11月到1994年12月。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同年10月，中国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向国际体系发出信号，表示认同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但是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规范。与此同时，中国的复关谈判又重新启动。为了赶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前恢复其地位，中国加紧了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步骤。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搞市场经济比较赞赏，但同时觉察到中国对西方倡导的现存国际体系明显不满意，而且认为中国有“搭便车”的可能，所以对带有政治因素的“复关”原则不予接受。同时，西方国家为了检验中国的类型、加重权力分配的倾斜，取得博弈的分离均衡，所以提高了加入成本。而中国认为加入成本太高，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加入后带来的预期收益，所以理所当然予以拒绝。
第四阶段从1995年1月到1997年7月。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运行，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当代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与法律基础。1995年7月1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观察员，同年11月，中国“复关”谈判工作组改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中国的“复关”进程结束，“入世”进程开始。
世贸组织开始运行后，中国加入该组织的动力非常明显。中国在成为世界贸易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同时，其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增加。199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0%，1995年，这个反映国内生产对贸易依存度的指标上升到40.2%，而1994年曾经达到44%。（注：赵晋平.更多体现比较利益.国际贸易,2000(6)）中国认识到，关税减让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因此在1995年大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国宣布了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自由化的新方案，承诺1996年将关税税率从35%减到23%，同年10月，中国宣布承担停顿义务，1997年3月又授予中国所有企业在三年过渡期后的进出口权利（注：唐晓斌.中国的经济体制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艾博特主编.李居迁译.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同时，中国认为加“入世”后，可以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变双边纠纷为多边问题，从而有效限制美国动用“301条款”。
但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而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周边国家开始把中国看作是随时准备使用军事手段处理主权与领土纠纷的国家。尽管中国的一系列关税减让行动传递了愿意合作的强烈信号，但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仍然认为，允许中国“入世”会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增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秩序与格局，所以不愿意降低中国“入世”成本，因此中国“入世”的过程进展缓慢。
第五阶段从1998年到2001年11月。中国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对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树立中国开放、遵守规则的形象，对于中国在一个平稳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承诺遵守规则，按照国际组织规则办事，承诺逐步开放市场，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注：龙永图.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国际贸易问题，1999(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预算安排，中国增加了对危机国家和其他经济困难国家的资金支持，到1998年底，一共拨款27.36亿美元。同时，中国还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双边援助资金，如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双边贷款，向印度尼西亚承诺3亿美元的贷款，并通过业务预算向韩国提供资金支持。（注：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综合实力的象征——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侠与作用.国际贸易，2001(4)）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向世贸组织的各个成员传递出积极的信号，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提高。
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问题上，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普遍认为，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尽管有道理，但同时又担心中国的巨大潜力，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较强，“入世”后会利用后发优势占领市场，从而影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衡。（注：薛荣久.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层次问题的研讨.国际贸易问题，1999(9)）中国认为，如果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那么加入后的预期效用将大大降低，因此，1998年6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入世”三原则：第一，WTO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第三，中国“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注：龚雯.让历史铭记十五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备忘录.人民日报，2001.11.11）这三个原则所传递的信号是，中国可以以一定的短期损失换取长期的利益，但决不接受过高的加入成本。
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例子中看出，市场的开放、国内外经济的融合、透明度的提高以及世贸组织的法制规则是促进这些国家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中国“入世”，西方国家就会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而把中国排除在世贸组织之外，多边贸易体制就不完整、不完善。同时，世贸组织是西方国家对当今世界的政治挑战做出反映的重要基地。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事务中，都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支持中国“入世”将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更积极、更负责任的成员。因此，支持中国“入世”会带来超出经济利益的其他潜在利益，从而获得争取世界未来和平与稳定的机会。（注：巴尔舍夫斯基.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2000(6)）经过长期艰难的讨价还价，西方国家终于降低了加入成本，而中国也承诺了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换取长远的利益。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终于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华PNTR法案，9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PNTR法案。中国与欧盟也于2000年5月18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这场历时15年的谈判终于结束。
四、结论
中国“入世”的漫长过程，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规则靠拢的过程，是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融入体系中心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逐渐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收益和风险上是不均等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想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就必须顺应潮流，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能够拥有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加制定有关游戏规则，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主动权，并且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5年的博弈过程，是中国对短期内的利益损失与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抉择的过程，是中国不断采取行动，在世界上逐步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过程，也是国际体系逐步修正关于中国信念的过程，当然更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围绕权力分配和均衡进行的互动过程。谈判过程之难，时间进程之长，根本的原因在于如何取得高加入成本和高加入预期收益之间的均衡，这也正说明中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收稿日期：200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