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就与特点
主持人：再过700多天，人类就要跨入一个新的世纪。 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明。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历史学以其不平凡的经历，走过了这一段路程。总结与开拓，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面临的双重任务，已经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著述表明，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年伊始，本刊邀请几位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话题。
戴 逸：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本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近100年间，成就之大，收获之丰， 是以前各个世纪所未曾达到过的。其成就与特点，概括地说，有这样几点：第一，进化史观风行。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历史学家们奉之为圭臬。进化史观的风行，使近代历史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与传统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各派历史学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分歧，但全都认同于进化史观，这是20世纪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与特点。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运用于历史研究，这是本世纪历史学的伟大成就。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过程，且有规律可循。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诸因素均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既区别于唯心史观——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文化视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又不同于机械唯物史观——单纯以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20世纪出现了大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更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20世纪历史学尊重理性精神，认为历史可以用人的心智来认知、分析、论证、阐明。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重视实证，无征不信；要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的方法，而不是靠比附、臆想、感悟、信仰，不是靠超自然力量和蒙昧主义的认识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乾嘉史学中已开其端，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对隔离。近代以来，中国被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使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学习有了可能。西方的著作、观点、方法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抛弃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狭隘封闭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中外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开放的历史观。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以往的历史学以政治史、军事史为其主要研究内容。20世纪的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重视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科技史、社会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中国历史学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到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历史学家们怀着爱国救亡的思想与激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记述与研究。他们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为鼓舞人民投身于反帝斗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持人：在我国的历史科学中，世界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就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马克垚：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早已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这里，我只谈谈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所取得的成绩。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梁启超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提出研究中国历史要了解世界上其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与我之接触及相互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世界史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风尚。与此同时，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但世界史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和外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国外用其他的理论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来。这使中国史的学者受到冲击，不少学者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史，也提出建立世界史体系不能没有中国史的观点。于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个姊妹学科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甚多。国外研究经济史的一些流派及其学说，不断被史学家所熟悉，并在中国经济史或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加以说明、批判或应用。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绩。诸如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主的城邦制，是否有如罗马那样的奴隶制，是否有西欧式的独立的中古城市，如何认识中国中古时代农民的生产效率，中国和西欧中古时期的政治结构有何不同等等。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由西欧的史实得出的定义、概念、模式等，考虑从真正世界史的角度建立新的定义、概念和模式，以重写世界史。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本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题目。由于它的现实性，也吸引我国不少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共同研究，有了多学科协作的好势头。世界史的现代化研究者已提出了一套宏观理论，并阶段性地划分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关于亚非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写出了不少有关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则提出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观察的新视角，指出其现代化的历程是君主制下的改良型现代化，共和制下的保守型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现在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现代化研究则多为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各方面问题的具体研究，但可喜的是其中有些研究也进入了世界史研究范围，进行比较研究，如中国、日本、泰国的比较，中国、印度的比较等。这一各学科联合交流的趋势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它能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历程与趋势
主持人：通过两位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知道，从世纪初到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主权被列强践踏，造成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战事频仍，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是十分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但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又显现出怎样的趋势呢？
肖 黎：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时，见仁见智，有的以一个个打着各种印记的思潮，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路径；有的以几代学人执着的追求和丰硕的成果，表现其探索进取的步履；有的以中西之学一次次撞击和回响，反映其艰难坎坷的历程，这都不无道理。我想以三次重大转变来勾画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第一次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我国是一个有着治史传统的国度，其历史之久远，遗产之丰富，令世界震惊。然而，当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大门时，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传统史学在理论、方法、学风等诸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弊端。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人，学习和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反省和批判传统史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旗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史学。章太炎在《訄书》中提出，新史学要做到“熔冶真理”，即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于，以近代的学术观念为“新史学”（近代史学）提出了全面构想，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张，从而揭橥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然而，深入反映我国近代史学成就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新的历史考据学者。他们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中西之学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因此，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许多中国历史专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仍然影响着史学界。第二次是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次转变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及论战，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的。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撰写的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之作。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中国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及其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各种力量的排挤和打击，但它却代表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之多，史学队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的转变。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同时代的要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同思想解放有直接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学得到迅猛发展。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上，自觉地摆脱以前的偏颇，借助于更多更新的方法，拓宽研究领域，大大提高研究水平，新著新论不断问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
苏双碧：我想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再谈一点认识。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提倡“新史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年代也悄然兴起。最早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是李大钊。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先导。其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在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做出许多成绩。但是，这支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仍然是处于新生、发展着的，人数和成果都远不如传统史学那样多。不过，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是行之有效的。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但这些史学家，当时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由于受到资料和环境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这自然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熟悉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改造就成为必然的了。历史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深感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典著作，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于 沛：我想就“新时期的史学”说一点想法。“新时期的史学”首先表现在对理论问题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中外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都引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关注。大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其认识和分析，不仅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实践中受到锻炼。其次，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突破了因“左”倾思潮而多年被禁锢的所谓“禁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成果陆续问世，令世人瞩目，特别是一些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多年的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最后，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国内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
瞿林东：关于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以为，从宏观方面来看，特别是从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在本质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程中，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过渡；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危机，而“文革”十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史学违背了大多数史学家的意志而陷入极大的误区，以致于“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得以泛滥成灾；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时，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之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蒂，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
批判与继承
主持人：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又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部分。因此，当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时候，就时空而言，必然存在着怎样看待它同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同20世纪外国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概括性的认识呢？
瞿林东：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简单地称作是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重要，越发显得珍贵。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本世纪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回顾百年中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从全局来看，有两点认识是应当明确的。第一，在本世纪史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是史学进步的表现，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二，由于人们对传统史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估计不足，对传统史学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传统史学本身的研究，进而也就削弱了对当代史学之民族形式的研究和追求，削弱了对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研究，以及史学遗产在历史教育中之重要性的研究。当然，新时期开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前人研究的若干片断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史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概括这些成果的内涵，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事实。2、传统史学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3、 浩繁的中国史学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4、 多彩多姿的传统史书体裁和文字表述的美学意境，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5、 中国历史记载与史书编著的连续性发展，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苏双碧：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任务。但是否定传统史学只是史学方法论变革的一种需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论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加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客观评价。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当给予应有的肯定。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方面：1、据事直书。 这是正直史学家所共同遵从的优良传统，也是指史家对待史实的态度。正直的史学家，以史实为准，只要史料可靠，就据实写史。司马迁《史记》被称为“实录”，刘知几主张“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可见，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历代史家中，有许多人为捍卫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作出过贡献。当然，在中国史学上，曲笔作史也是存在的，但它终归要受到揭露和批评，它不是史学发展的主流。2、史料考证。 史料考异是据事直书的一种辅助方法。对此刘知几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铝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写史需要史料丰富和史料真实，这是撰写历史的基础。但由于阶级利益相关或不同爱好使然，史料记载总会有所偏颇，或记忆有所不同。对待不同的史料，严肃的史学家或采取存疑的办法，或采取考异，对诸家说法进行排比，然后择善而从。传统史学中，大部分史家都兼有考证之功。史料考异是保证历史撰述的手段，是“良史”的标准之一。3、史书体例。在传统史学中， 史书的体例是十分重要的。刘知几曾经说过：“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书无例，则是非莫准。”最早的史书体例是《春秋》、《左传》这样的编年体，而《史记》则是一部开创性的纪传体通史。郑樵的《通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一步丰富了通史体例。体例的变革是史学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各种体例的出现都对历史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一些重要史著，大多沿袭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写法。总之，封建社会的史学方法，曾经有过它自身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丰富的史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不论是据史直书、史料考证，还是史书体例，都还有许多合理成分，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当然，传统史学中也有糟粕，也有落后的东西。所以，批判传统史学中不合理的地方，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任务之一。在中国，当资产阶级新史学兴起，以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并发展起来时，就必然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揭露传统史学的弊端，以便为新的史学方法开路，从而使零碎的、个别的历史研究变成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这种揭露批判是为了史学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发展。应当看到，传统史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梁启超、胡适等人批判传统史学的目的是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则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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