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国”考证——兼论明代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教廷论文,明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明初外交和郑和下西洋，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当时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似乎不涉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其实，明成祖登基后，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收到成效，永乐年间，有“日落国”入明朝贡。然而“日落国”究竟位于何处，始终是一个谜，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明王朝对内采取“休养安息”的政策[1] (卷2，P19)，以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外则对蒙古残余采取防御措施，认为“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2] (卷6，P486)，重点发展与东南海外诸国的和平外交，在朝贡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与海外各国的宗藩关系，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国际新秩序，营造适应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洪武元年(1368)，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3] (卷37，P750)洪武二年(1369)，“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3] (卷38，P775)洪武三年(1370)，又多次遣使诏谕安南、高丽、占城、西洋、琐里、爪哇、暹罗、三佛齐、渤泥(浡泥)、真腊等海外国家。据说朱元璋当皇帝期间，“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3] (卷243，P3534-3535)，足迹几乎遍及当时的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于此可见他对海外入贡的期盼之殷切。然而到洪武末期，因三佛齐梗阻贡道，“自后诸国道路不通，商旅阻绝”[4] (卷8，P298)，只有少数几个周边国家前来“朝贡”，这标志着明太祖的对海外政策严重受挫。
明成祖登上皇位后，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所不载”[5] (卷24，P435)，除了继续推行明太祖的对外政策，还把和平外交的范围扩大到周边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北方蒙古诸部（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7《鞑靼》第540～541页载，明太宗派遣使臣诏谕鞑靼可汗：“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遣使招徕外国朝贡，以期建立一个“万国来朝”的朝贡体制。正如《明史》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 (卷304，P7768)“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1] (卷332，P8625)可见明成祖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外交，外交活动范围覆盖了当时的已知世界各地，目标是与所有的海外国家，包括西方、北方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仅限于南洋、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明成祖开拓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中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赋于郑和的外交使命并不仅仅限于西洋，他也肩负着开拓对西方国家外交的使命。据《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今麦加)，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吓。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者。”[6] (P34)
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收到显著成效，东南海外诸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7] (自序，P12)同时，西、北的拂菻、默德那、天方、哈密、土鲁番、赤斤蒙古、火州、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兀良哈、女直（注：以上诸国(部)于永乐年间入贡之事迹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日落、亦思弗罕[8] (卷107，P1610)等国(部)也纷纷遣使入明朝贡，由此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5] (卷236，P2265)，“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的空前盛况。[9] (P6041)
上述永乐年间入贡之西、北诸国，其地望多经史家考订，无大歧见，唯日落国长期以来无考，究其原因，盖有关日落国入贡之记载有如凤毛麟角，且语焉不详，欲考证其地望殊非易事，学者往往有难以措手之感，故鲜有问津者矣，有的人甚至认为日落国不过系传闻之国耳。近年中国学者沈福伟提出，日落国即西非尼日尔河的桑海国阿斯基亚王朝。[10] (P443-445)沈氏对外国地名的解释多未深入考证，且常喜任意杜撰，以致张冠李戴，诚不足为据。然永乐年间之日落国入贡乃中外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似有必要加以考证，以弄清其今地。
二
其实，日落国之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时代。古代腓尼基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在他们的航海活动实践中，对东西方有了一定的认识。腓尼基人把大地分为两块，东方是亚洲，西方是欧洲。古希腊人则汲取了腓尼基人的地理知识，也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从而奠定了西方的东西方对立的地理概念。[11] (P33，39，41)他们的世界观是以地中海为中心，东方的亚洲是“日升之地”，西方的欧洲则是“日落之地”。“因为亚细亚和欧罗巴这两个字，好像是由腓尼基的Asu和Ereb或Irib讹误而成，前者意指日出、东方、晨国、东洋，后者意指日没、西方、晚国。北方以黑海为界，南方的非洲起先算入亚洲，后来才把它划出来。”[12] (P12)由此可见，欧洲之名的原始意义就是“日落的地方”，日落国从广义上指的是欧洲，非洲则从来不属日落之地的范围。
阿拉伯人兴起后，继承了古希腊人的地理学知识，“因为古代(指古希腊)的书籍仍然较好地保存着，且成为阿拉伯科学的基础。”[12] (P47)随着阿拉伯人的东来，有关欧洲为“日落之国”的传说也传入中国。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有如下记述：“茶弼沙国，城方一千余里。王着战袍，缚金带，顶金冠，穿皂鞋。妇人着真珠衫。土产金宝极多。人民住屋有七层，每一层乃一人家。其国光明，系太阳没入之地。至晚日入，其声极震，洪于雷霆。每于城门用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杂混日声，不然则孕妇及小儿闻日声惊死。”[13] (卷上，P259)
宋人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亦有类似的记载：茶弼沙国，“前后无人到，惟古来有圣人名徂葛尼曾到其国，遂立文字。该载其国系太阳没入之地，至晚日入，其声极震，洪于雷霆。国王每于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鸣锣打鼓，混杂日声，不然则小儿惊死也。”[14] (前集卷五，P4-5)
上述“茶弼沙国”即阿拉伯语Djabulsa，或Djabirso、Djaborso之译音，为古代阿拉伯人传说之西方“日没”之城，日落国则为意译，乃指欧洲。比赵汝适稍晚，13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出使蒙古，所遗《游记》中也有此说。[15] (P24，77，注34)[16] (P21)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日益频繁和中国对外交流地区的扩大，宋人对欧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还记载了以下两个欧洲国家：“斯加里野国，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本国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远望则朝烟暮火，近观火势烈甚。国人相与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抛掷穴中，须臾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从石出，流转至海边复回，所过林木皆不燃烧，遇石则焚
如灰。”[13] (卷上，P261)
按，斯加里野国即西西里岛(Sicily)，意大利语拼作Sicilia，斯加里野即转译自意语。宋高宗时，居留西西里岛爱德利奚(Edrisi)受岛王罗哲二世(Roger Ⅱ)之命，著《地理志》一书，其中颇有关于中国之记载，他特别提到：“蒋府(Janku)亦在克姆丹河之上，距康府有三日程。此城有制造玻璃业，善织丝货。”[17] (第二册，P238)蒋府即泉州，可见早在南宋初西西里人已知道中国，或与中国亦有交往。赵汝适所记火山即埃特纳火山(Etna M.)，艾儒略云：该火山虽终年喷火不绝，爆发时火烬直飞逾海达利未亚(指北非)境，然“山四周多草木，积雪不消，常成晶石”（注：参见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卷2《意大理亚》，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7页；第86页又载：意大利维苏威(Vesuvius)火山“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恒至百里之外”。），与赵氏所言颇合，可证《诸蕃志》所记不虚矣。
“芦眉国，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马并驱而上，内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绞绡、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栀子花、苏合油、鹏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驼、马、犬。”[13] (卷上，P231)
按：芦眉国，为Rum译音，史家谓为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岸希腊罗马人居留地之名称，在今土耳其、叙利亚；或谓Rum又由Rome而来，乃指东罗马而言，或又谓指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然而，波斯人甚早即称罗马为Rum。观上文所引斯加里野国之地理风土，云：“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芦眉国其地与西西里岛毗邻，其人与西西里人同文同种，习俗相同，非罗马则不足以当之。又“观其所谓城有‘七重’，以及其他描述，殆即罗马之概况也。然此亦似为斯加里野(即西西里)国之概况，地在罗马边境，且之所述之风俗，又甚似于西西里岛者也。”[13] (卷上，P232，夏德(F.Hirth)、柔克义(W.Rockhill)注)赵汝适于本条所述者，虽混以地中海诸地的传闻，但芦眉之名指罗马至为了然。
公元13世纪以后，蒙古迅速兴起，尤其是拔都的西征，蒙古的兵锋抵达黑海地区，震撼了整个欧洲，欧洲各国纷纷派遣使者东来以刺探虚实，并企图制止蒙古进一步西进。作为回应，元朝廷也不断派人出使欧洲，双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关系日趋密切，往来于双方之间的使者、商人和旅行家不绝于途，从此揭开了中欧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在元代载籍中，将欧洲称为“佛朗”、“弗兰”、“发郎”、“富浪”、“佛郎”、“佛林”、“拂郎”、“佛
”等等。名称虽多，都是来源于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或基督徒的称呼Frank的译音，所以意大利人裴哥罗梯说：中国人把东罗马以西的基督教徒“悉称为法兰克人也”。[17] (P315)但是元人往往也把欧洲称为“日没之地”，即日落国，或茶弼沙国。
事实上，当时无论来华之欧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日没之处，或日落国即欧洲。元人朱德润记：“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宫之宝俭斋。适昆陵监郡岳忽难(Yuhannan之译音，基督教徒之名)，平阳同知散竺台偕来访。自言在延祐间，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朝，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处。”（注：参见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5《异域说》。另慎懋赏《四夷广记》载：“延祐间，佛国来朝，疑即拂菻国也，备言其域日没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2册，无页码。）“佛”为Frank之音译，即欧洲之一称谓。另，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给罗马教皇之谕旨云：“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国基督教徒，罗马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以免飨壁。”[18] (P180-181)此“日落之处”无疑指的就是欧洲。于此又可见，日落国乃指欧洲，并非实指某个国家。
这个日落国，或茶弼沙国，不是传闻之地（注：汪大渊将茶弼沙国列为异闻之国，盖汪大渊未亲履其地，所撰《岛夷志略》，则“非其亲见不书”，故也。参见汪大渊原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序》第1页。），而是与中国已有直接的交往，甚至通过海上发生了通商关系。周致中《异域志》有沙弼茶国，沙弼茶显系茶弼沙之误，该条曰：茶弼沙“乃太阳西没之地，有异人名狙葛尼到此，遂立文字。每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人皆惊死，汉有人至之(中华书局1981年本改为“罕有人至之”，误)。”[16] (P20)从“汉有人至之”一语度之，元代中国商人一定有到过那里的。而欧洲商人亦曾来到中国，《大德南海志》记和广州通商的国家中，便有这个茶弼沙国以及芦眉国[19] (P8432)，因此许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侨居。[20] (P218)[15] (P272)
三
如上所述，宋元时期的茶弼沙国，即日落国，乃指欧洲之地。降至明代，人们仍然称欧洲为茶弼沙国，或日落国，两者其实同指一地。明《异域图志》茶弼沙国条：“前后无人到，唯古来有圣[人]祖葛尼曾到，遂立文字。记(该)载其国系太阳西没之地，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若不然则小儿惊死也。”[16] (前言，P3)《三才图会》亦绘有茶弼沙人礼拜日没之图，文曰：“茶弼沙(原文误为“沙弼茶”，因改之)国，前后无人可到，唯古来有圣人狙葛尼曾到，遂立文字。其国系太阳西没之地，至晚日没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小儿惊死。”[21] (P826)朱思本撰《广舆图》，把日落国列为西北夷[22] (P527)，《明史》则列为西域之国[1] (卷332，P8597)，皆正确地标明了它的方位。然而欧洲地域甚广，邦国林立，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使节究竟来自哪个国家？
《明史》记曰：“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纻、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注：参见《明史》卷332《西域四》，第8619页。另，《续通典》亦有相同记载，见《续通典》卷149《边防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0页。）
按，亦思罕答儿，当译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Iskanderih，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皆称亚历山大(Alexandria)为Iskanderih。此处亦思罕答儿即当时任罗马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Pope,1492-1503)。1492年，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逝世，西班牙人罗德里果·博贾(Rodrigo Borgia)继位为亚历山大六世。[23] (P163)鲁密，即阿拉伯语，或波斯语Rum的译音，即宋元时期的芦眉，指今罗马。帖里牙，为the Curia的译音，即罗马教廷。因此，以上《明史》的引文中，“弘治元年”应为“弘治六年”之讹，盖“六”和“元”字型相似，极易弄错，“元”系“六”的钞刻之误。从《明史》所录弘治六年(1493)入贡的“日落国”的王名、地名和国名可证明它就是罗马教皇国，故在明代载籍中又称“鲁密国”。
永乐年间中外交往扩大，入贡国家繁多，为接待海外贡使，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以培养翻译人员。[1] (卷74，P1797)在四夷馆学成的译字生，则充任十三馆通事。当明廷接待各国来宾时，就分别由四夷馆的各馆译字官生“译其文字”，十三馆通事则“译其语音”。[24] (卷6，P73)在四夷馆和十三馆通事中，回回馆教习阿拉伯语，因阿拉伯语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语言，所以回回馆的地位也最为重要。明《四夷馆考》曰：“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书兼篆草楷，西洋诸国皆用之……其附近诸国如土鲁番、天方、撤(撒)马儿罕旧隶本馆译审。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剌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有进贡番文，亦属本馆代译，今具列于后……西域诸国称王者唯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三国，如日落诸国名甚多，朝贡绝少，且与土鲁番诸国不相统。”[25] (P9-14)即各国朝贡，包括日落国的笔译和口译大多由回回馆担任，将各国语言文字从阿拉伯语转译为汉语，以故《明史》记载的日落国王名、地名和国名皆为阿拉伯语的译音。
关于日落国始入贡之年份，《明史》云：“永乐中来贡”，未言及具体的年份。但清初谈迁修《国榷》，有曰：“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辛酉，鲁迷入贡。”[26] (P185)此鲁迷国是否即鲁密？
明代入贡的国家中有鲁密和鲁迷，两者的译音相近，极易混淆。其实，鲁密指的是罗马(Rum)，即日落国，明人皆记其始贡年份是永乐中。《大明会典》：“日落国、八荅黑商、俺都淮、亦思弗罕，俱永乐中遣使朝贡。”[8] (卷107，P1610)《皇舆考》：“又永乐中来朝十六国……曰拂菻……曰鲁密……曰日落……”[27] (P455)《名山藏》：“有鲁密国……以上海外小夷永乐中遣使朝贡”[9] (P6237)；“日落国，永乐中朝贡。”[9] (P6406)《西洋朝贡典录》：“西洋诸国，永乐间初来朝贡者四十有二。其阿鲁虽琐细岛夷，因中使临顾其地，故得牵联而载之。若娑罗至日落等二十九国，皆未尝至焉，不得诬而书也。”[28] (卷中，P64)而鲁迷是Rumi的译音，指的是土耳其帝国，始贡年份是嘉靖三年(1524)。《大明会典》：“鲁迷，嘉靖三年自甘肃入贡。”[8] (卷107，P1609-1610)《名山藏》：“鲁迷，嘉靖三年始通贡”。[9] (P6402)可见鲁密与鲁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谈迁所记永乐二十一年(1423)二月入贡的国家“鲁迷”应为“鲁密”之误，即日落国也。
永乐年间日落国入贡后，明朝廷与罗马教廷建立了正式的通贡关系，明朝廷授予罗马教廷勘合文册。“所谓勘合者，盖符信也”[29]，是明王朝为了辨别外国朝贡使团真伪所分发的凭证，于洪武十六年(1383)开始实行。最初获得勘合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浡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剌、古麻剌等15国。[8] (卷108，P1620-1621)永乐时增加为五十九国，日落国即为其一。对此明人高岱记曰：“洪武十六年癸亥，上以海外诸国进贡信使往来不实，乃命礼部置勘合文簿，给发诸国……于是暹罗、占城、安南、真腊……日落……凡五十九国尝来进贡者，皆给勘合文册。”[24] (卷6，P73)于此又可证，日落国并非传闻之国，而是明朝的勘合朝贡国。
明朝与日落国建立了正式的通贡关系之后，双方是有着外交往来的。《明史》记载了弘治六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曾遣使入贡，然而明朝使者是否也曾出使罗马教廷？明代史籍虽无记载，但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称，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1431-1447年)在位时，中国大汗的一个使节来到罗马，“他对基督徒表示极大的好感”，“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说到他们巨大河流的长度和宽度，以及沿河的众多城市……”[30] (P47)托斯卡内利的记述表明，明朝使者确曾到过罗马教廷。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登位于公元1431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于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
据载，宣德五年(1430)五月，因明宣宗“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1] (卷304，P7786)，“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谋斯等国公干”[7] (敕书，P10)，这就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值得注意的是，郑和此次下西洋的目的是前往忽鲁谟斯(Ormuz,Hormuz)，招徕诸番远者朝贡。忽鲁谟斯位于波斯湾入口，是中世纪世界著名大商港。马可波罗曾于1272年与1293年两度造访忽鲁谟斯，记曰：在波斯湾，“海边有一城，名曰忽鲁模思(Ormus)。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线绸、金锦与夫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31] (P113-114)汪大渊也说：于此装船东运的“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佛朗即欧洲也。汪大渊还说：中国商船则载运“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器、铁条”等至此交换欧洲产品。[32] (P364)《明史》则云：“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1] (卷326，P8452)此大西洋商舶即来自欧洲的商人，可见当时忽鲁谟斯是联结欧亚的海上交通的枢纽和贸易中转港，也是欧洲商人荟萃之地。当时来自东方满载各种商品的“船只从波斯的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抵达巴士拉。大马士革、阿勒和特拉布宗的商队从那里把香料及其他赢利丰厚的商品运往黑海或叙利亚的大港口，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再到这些港口来购买”。[33] (P1181)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至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才开船回洋[34] (P57)，驻泊忽鲁谟斯达3个月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郑和船队与意大利商人在忽鲁谟斯难免是会发生接触的，对欧洲应有进一步的了解。郑和船队的分
曾从这里前往西亚、东非各国，“遍谕诸番”[7] (自序，P5)[35] (卷67，P1576-1577)，有可能一部分分成员曾辗转抵达欧洲，以招徕诸番远者朝贡，因此托斯卡内利所见到的中国使者或许即来自郑和船队亦未可知也。
综上所述，史籍记载表明，日落国即茶弼沙国，指的是欧洲之地，而明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即罗马教皇国。“日落国”的入贡和明朝与罗马教皇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明成祖全方位外交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欧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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