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晚清论文,政局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981 （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先是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是利用湘军集团稳固其统治。但是，猜忌、防范、牵制却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湘军集团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
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1853年1月21日， 道光帝发出上谕， 云：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托。”（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22.）
显然，清廷的本意很清楚，与同时委托的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只是希望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任务也是“搜查土匪”之类的事（注：清廷当时共委托团练大臣2名（咸丰三年前委49名， 咸丰十年再委43名），曾氏系被委的第二个团练大臣.）。 清廷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太平军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八旗、绿营之如此不堪一击，所以沿袭历史的老办法，以为可以用团练之法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然而，对当时政治军事深刻了解的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腐败有清楚的了解。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随，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袭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 ”（注：曾国藩全集（一）[M].40～41.）所以他决定“别树一帜”，“于省城立一大团”，“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侪，不求速效”（注：曾国藩全集（一）[M].40～41.）。根据这一设想， 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战斗力远远超过清朝国家制兵的强悍之旅——湘军。
然而，这样一支“别树一帜”的湘军，既有取代八旗绿营的潜意识，故而从编练之日起，就无不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猜忌与防范。早在曾国藩长沙练兵之时，由于表现得过于侵官越俎，插手绿营事务，受到前后的巡抚潘铎、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以及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人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其随丁的事件。地方官吏的排挤和绿营兵丁的发泄，表面上是由于曾国藩的侵权，实际却反映了地方官和绿营兵将对传统体制的维护。按照清制，各地的绿营兵向由总督统辖，总督之下则由提督统领，巡抚以及各级文官例不能过问。且曾国藩此时只是一个“不官不绅”的帮办团练大臣，就染指绿营事务，无怪乎要招至忌恨了。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冲曾宅一事，充耳不闻（他的住宅仅与曾宅一墙之隔），事后还亲手释放肇事者，令曾氏尤为难堪。尤具深意的是，副将德清以及依附德清的提督鲍起豹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更说明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注：湘军志[M].23.）。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然而，咸丰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绿营的溃败以及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使得他不得不利用曾国藩。故而，清廷对他采取的是“又打又拉”的方针。靖港战败、湘潭大胜，咸丰皇帝一面说“从重治罪，实属咎由应得”，一面又说“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带罪自效”（注：东华续录[M].34.）。真令曾国藩既惶恐又感激。
清廷对湘军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措施，特别表现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既要求他不断进攻驰援，与太平军死战；同时又长期不肯信任他，不授以正式官职，让其保持“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让其在办事过程中多方受掣。所谓帮办团练大臣，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亦非纯粹的地方绅士。这就使团练大臣处于一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这样可以使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等方面较少受到封建官场陋规及某些规定的制约，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团练大臣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地方官的支持与否，这里既包括地方官个人的素质、还包括清政府有关地方体制问题（注：易孟醇.曾国藩传[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90.）。
曾国藩深知其中奥妙，一直希望摆脱地方官的牵制——通过清廷授予他地方官职。早在长沙练勇引起与地方官和绿营的矛盾时，他就说：“官场伦次，各有职司，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乖之并乖。”对清政府来说，又何尝不知团练大臣的苦衷，只是出于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备，始终不肯改变。即使已经授予同样为团练大臣的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也不肯赏给曾国藩。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然而，曾国藩署抚仅七天，他的谢恩摺尚未到达朝廷，咸丰帝的另一诏谕已达：着毋庸署理湖北巡抚， 赏给兵部侍郎衔。 同时还数落了曾国藩一番，说他“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并且把巡抚一职授给与曾国藩不和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真令曾国藩无可奈何。咸丰帝的这一转变，还是出于戒备。据说，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咸丰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
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真是举步维艰。王定安撰《湘军记》论说道：“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注：湘军记[M].57.）曾国藩当时也说：“余前在江西， 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60.）特别是在江西为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时在1875年3月。
当曾国藩三个月假满，他上奏咸丰，要求在家终制，行以退为进之策，开始咸丰帝不同意，以为“剿贼吃紧”，应回营“力图报效”。于是曾国藩再次上奏，来个讨价还价，请求开除兵部侍郎缺。同时，又另上《沥陈办理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在这一奏折中，曾国藩列出三点困难：一是“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是客军虚悬，宾主歧视，于筹饷、劝捐、抽厘极为不便，因为“身非地方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是关防屡经更换，往往被疑为伪造，朝廷的各项指令，亦由廷寄而非明谕，也令人“讥议”。所以曾国藩认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863～866.）。曾氏的这一番话，虽非虚言，但也不无邀官要挟之意。这样就使本来心存戒备的朝廷倍增疑虑，于是咸丰帝顺水推舟，开缺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又使他碰了一鼻子灰。尤使曾国藩心寒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湘军节节取胜，原来他的部下如李续宾已授浙江布政使，并加巡抚衔，水军统领杨载福也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胡林翼早已是湖北巡抚，加太子少保衔。虽经胡林翼奏请起复曾国藩，但朝廷仍然不加理睬，把曾国藩晾在一边。直到1858年7月，浙江诸军群龙无首， 亟需“素具声威之大员”统领，又经给事中李鹤章、巡抚胡林翼再次奏请起复，咸丰帝才下诏令曾国藩回营。曾氏此次再不讨价，奉到上谕三天后即起程。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处境才逐步改善。这是因为，咸丰帝已经看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的主干力量，不加利用，是达不到目的的。1860年6月，浙江“军情万分危急”， 清廷在浙抚王有龄及杭州将军瑞昌的催促下，为了促曾国藩驰援，乃下诏令曾国藩加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显然，这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曾氏幕僚赵烈文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援。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注：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这反映了清廷的利用之策又占了上风。到同治更元，西太后掌权，采取了对汉人稍更信任的态度。西太后上台仅18天，便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外，统筹江、浙、皖、赣四个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又给曾国荃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在此前后，湘军其他将领也各有所得。左宗棠继咸丰十一年12月任为浙江巡抚后，1864年4月，又补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 李鸿章则于同治元年三月任为署江苏巡抚；曾国荃也在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之后，补授浙江巡抚。其他如蒋益澧授浙江布政使、陈士杰擢江苏按察使。真可谓皆大欢喜，湘军达到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清廷并没有放弃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和戒备，特别是曾国藩攻占金陵前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在金陵克服之前，清廷提拔其他将领就包含了牵制曾国藩的意思。而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对曾国荃，清廷也有意贬抑。 1863年5月， 国荃升任浙抚，照例可以单折奏事。但清廷以国荃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赴浙就任为借口，加以批驳，令曾氏兄弟惶恐不安。同时，对曾氏的部下，不但已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以及仍健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均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国藩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注：朱东安.曾国藩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15.）。金陵克复后，清廷又为千余太平军突围一事，追究曾国荃的责任，还追查天京黄金之事，意在敲打曾氏兄弟。二是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到曾国藩自剪羽翼，裁汰湘军之后，清廷才逐步放松戒备，猜忌也不那么严紧，倚曾国藩为“忠臣”了。然而，满族朝廷恪于祖制，是始终不会完全信任汉臣的。不过在湘军之后，李鸿章及其淮军已经崛起，清廷完全可以以李制曾、以淮代湘了。
总之，在湘军军事集团兴起之后，到湘军被淮军取代，清廷对曾国藩及其湘军是充分利用、严加戒备的。它的这一政策，虽然不是保持曾国藩及其湘军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能成为控制晚清政局的唯一因素，但是应当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这是晚清政府保持防止地方势力崛起进而削弱中央政府的有效手段。
二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政权分崩离析的局面，还应当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只有在曾氏及湘军对清廷作出善意的回应，这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从而保持晚清政局的稳定。而这，又是取决于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的。
曾氏及其湘军将领对清廷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政策并非不知，然而又作出了善意的回应，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本身乃“书生”，具备了对清廷的发自内心的忠诚（这种忠诚乃源于长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二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有强烈的“事功”追求，想建立一番功业，而不是占据一时一地之私利，如一些纠纠武夫集团一样。正是这种强烈的功利心使他们在遭受清廷猜忌、备受折辱时仍能克制自己，为建立事功而忍辱负重，以见信于朝廷。
《清史稿》论曾国藩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我以为这是十分恰切的话。所谓“本于学问”，我理解为“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方法，对他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成就的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功业’也好，开创洋务先河的现代化事业也好，实在是他的学术观的真切表现”（注：王继平.论曾国藩的学术观[J].近代史研究，1996，（5）.）。
与封建社会的所有士人一样，曾国藩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建功立业，成为帝师王佐，是封建时代的士子的最高理想。曾国藩出身于寒微的耕读之家，祖辈中虽有识字之人，但却没有功名。这使得已逐步在地方成为头面人物的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大以不学为耻”，希望子女能获得功名，以壮门面。但可惜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生性钝拙，“累困于学政之试”，43岁才中了举，入学县学，然而却是“应小试者十七役”才得到的这个结果（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和父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穷年磨炼，以期有成”（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曾竹亭从曾国藩8岁起就把他带在身边，“晨夕讲授，指画耳提， 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巳”（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真所谓“只将艰钜付儿曹”。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当然是具有强烈的功名心，“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注：刘蓉.养晦堂文集[M].卷3，17、5、32.），希望金榜高售，做一番功名事业。因此，曾国藩从小就有做大事业的志向，所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予何日斫蛟龟”（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 73、81.）的诗文，正道出他做一番大事的决心。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 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注：曾国藩全集.书札[ 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君子之立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9.）。 他甚至立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注：求厥斋日记类抄[M].上卷，9.）的确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6.）。正因为有这样一番功名心，当他中进士而蛰居于翰林院的一段时间里，颇有居闲职而不能一展抱负的失落感，所谓“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独立看参昴，横天如此寒！”“入年吟旧句，回首但茫茫”（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正是这种失落感的真实写照。而一旦外放考官，却又有“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的踌躇之志。
湘军的另一将领左宗棠，在科场上虽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但同样也热衷科场，也有干一番大事的志向。其父左观澜40不售，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课子尤严”，很有一番望子成龙的心思。左宗棠年少之时也自视颇高，“以诸葛亮自期，……与人书，辄书‘亮白’”（注：左钦敏.湘阴人物传[M].25～26.）。他还以联语抒怀，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可见左宗棠建功立业的志向远大，且颇为自负。但是左宗棠科场运气不佳，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给他的打击极大，声称要“长为农夫没世”（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 书牍.61；奏稿.卷1.）。但这不过是自矜之词， 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左宗棠还是以充幕府而出山了。
湘军的其他人物，也多与曾国藩、左宗棠一样，具有强烈的事功心理。罗泽南自小“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 17、 127.）。但是，罗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思图以建功业。王鑫少时，就有“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的宏愿，尝书数语于壁上云：“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
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大志，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士子在传统社会的环境所致，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濡染。清代学术至嘉庆、道光之际发生了新的变向，其中重要的表现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在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之中，湖南士人乃其主体。陶澍、贺长龄、汤鹏、魏源，乃至唐鉴，都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陶澍的支持下，魏源与二贺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士子影响极大，“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注：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0.）。在这种经世之学的濡染下，湘军人物大都受其影响，以用世为学术之指向。曾国藩虽具理学的色彩，但他师从唐鉴，以“守道救时”、“取笃实践”为宗旨，于“义理之学”中发挥经济之学。左宗棠科场失意之后，更注重于经世之学，并宣称“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卷1，11.）他对《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 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注：左宗棠年谱.卷1，7.）；对《皇朝经世文编》也详加研究，“丹黄殆遍”（注：左宗棠年谱.卷1，7.）；同时他对于舆地、荒政、盐政、兵政等有用之学，均详加研究。罗泽南读书，“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则交通旁推而不离其宗”，“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而有《皇舆要览》若干卷”（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 20、17、127.），也是极力推崇经世之学的。李元度“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亦有用世的学术倾向。
由此可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人物，在结合为一起、创建湘军之前，都是胸怀大志、有强烈的用世和功名欲望的士人群体。他们的理想是“澄清天下”，是“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以拯救清朝于中道之际。
曾国藩等湘军人物生于清朝衰弱之时，这种社会环境使湘军人物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对日渐显出危象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政治腐败所造成的官场恶习及农民起义，表现出特别的忧虑。曾国藩就直言日益危险的社会存在着民间三大疾苦和官场四大通病。民间三大疾苦是：“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29～31.）；官场四大通病是：“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7.）。对蜂涌而起的农民起义，曾国藩也认为是官吏的苛求所造成的：“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左宗棠也认为，农民起义是由于：“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
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是非颠倒， 无所适从……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这些议论， 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湘军人物同情农民起义，而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而表现的一种忧虑。他们作为封建统治中的一员，受到朝廷的“恩泽”，自然对朝廷有感恩图报的心理，同时，湘军人物都是出身书生的士人，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据统计，湘军将官出身于书生的58%以上，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有功名的士人（注：据罗尔纲：湘军兵志.60～66表统计.），正如曾国藩所说，湘军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学者。这样一批人，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他们不像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毫无信仰可言，他们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图回报。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就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 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214.）。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曾国藩这样一批以儒生特起从戎的书生儒将对清政府的基本态度。
由此可见，强烈的功名欲望、经世用世的价值取向，与对清政府的耿耿忠心相结合，构成了湘军人物的政治与心理的素质，使他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以功业为上、以忠诚为上，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正如刘蓉致江忠源的信中所说：“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佥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以共济。”（注：刘蓉.养晦堂文集[M].卷3，17、5、32.）出于对朝廷的忠诚， 为了干一番事业，拯救日渐衰落的王朝，重建封建的统治秩序，湘军人物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时，是以忠诚回报“恩泽”、以忠诚消除误解、以忠诚建立功业为原则的。
在太平军初起，清军一败涂地之时，曾国藩从他的忠诚本性出发，表现了极大的焦虑之心：“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为此，他深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 乃斗胆连上几书，直陈朝政弊端，矛头直指咸丰皇帝。在最初的上书不被采纳后，他表现出十分急愤：“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史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当咸丰帝被直言所激怒，“欲罪之”之时， 曾国藩乃向咸丰帝再表忠心：“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39.）语虽有忏悔，却透出一片忠诚。
为了建功立业，曾国藩对湘军人物还可以忍隐私欲，以忠诚来创立功业。当曾国藩在江西两年，战事既不顺利，且又多受地方官吏牵制而劳而无功、感到无法行动之时，乃借丁父忧之机，请求开缺回籍。但另一方面又伸手向咸丰帝要权，却让心怀疑忌的咸丰帝顺水推舟，打发回籍。平情而论，曾氏要权，并非完全出于权欲，确实有办事方面的原因。他在给李续宾的信中说：“鄙人数年在外，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木印屡换，又不见信于人，实觉处处窒碍。……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凡有筹饷之方，动多掣肘之虑。”（注：转引三河大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5.）但是， 咸丰帝为了达到打击曾国藩、牵制湘军的目的，不但不理睬曾国藩，反而对他的部下大加封赏，胡林翼官至巡抚、李续宾已授布政使、杨载福升为提督。这一切都使曾国藩颇悔当初，写信给其弟说：“兄之郁郁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他寄希望于其弟，希望他“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78.）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涌动着仍然强烈的功名欲望。故此，当咸丰帝再次召用时，他不再讨价还价，“奉命即行”，因而得到咸丰“忠勇可尚”的表彰。
当湘军攻陷天京，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之时，清政府对这一支已达30万兵力的剽悍之师疑惧日深，对其统帅曾国藩更加戒备，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熟悉历史的曾国藩当然知道清廷的用意何在，为了表示他对清廷的忠诚，他采取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办法，求保晚节。其实，作为一个对清廷忠诚不贰的理学家，早在几年之间，就开始思考退路了。1858年，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蹙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48.）天京合围之后，曾国藩更敏感地感到清廷戒备的影子，认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打算“藏热收声，引谦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他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所以，他下定决心：“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天京克复，曾国藩便开始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行动，且动作很快，从而赢得了清廷的赞赏。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是深受传统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理想熏陶，有着强烈的事功心理的。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湘军集团，不同于清末的北洋军事集团，甚至也区别于继湘军而起的淮军集团。它不以军事势力为其根本的目标，而更具政治的、文化的集团特色。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使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是以忠诚为基础，以稳固封建的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因此，它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年地方势力割据，造成中央权力衰落的局面，相反，它还使晚清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政象，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
三
湘军攻克天京、又自我裁撤以后，虽然还保留数万人的规模，但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意义已经不大，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继续存在并对晚清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此时实际上控制江南大部分督、抚的位置，形成对中央不小的威胁。因此，在天京规复后的几年里，清政府对湘军集团仍然是采取压抑与利用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削弱湘军集团的势力。从总的态势来说，清政府仍然是采取分化的政策，即扶植与曾国藩不和的将领，打击曾国藩的亲信，同时又对曾国藩本人采取高位虚荣的方法，使之处于不能构成威胁的程度。清政府采取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是基于太平天国已经镇压下去，清政府的心腹之患已除去；而湘军已经大部被裁，也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故不宜也不必对曾国藩及其湘军逼得太紧，且捻军活动日蹙一日，还需要湘淮军队出力。另一方面，湘军政治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掌握了长江以南重要的地位，早已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满族王公贵族的不满，因而需要加以抑制。
清政府对湘军的抑制，主要是通过对曾国荃弹劾官文案来实现的。实际上，在此之前，西太后就通过对奕訢的处分，敲打一下湘军将领们。1865年4月初，那拉氏亲拟诏旨， 革除奕訢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后来虽恢复了首席军机大臣一职，但从兹权势大减。在蔡帮琪此次对奕訢发难的奏折中，也涉及到了曾国藩、曾国荃、李元度、刘蓉等湘军将领，这使得曾国藩极为不安。虽然西太后此次并未深究下来，反而给曾国藩的一等侯之上再加“毅勇”二字，但仍使曾国藩十分忧虑，尤其他看到他的几个保案均为吏部议驳，且“责备甚苛，措辞甚厉”，使之深感清廷在疏远他，因而为之“寒心”（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事实上，西太后对他是采取既打又拉的方法，使之随时警戒。
1866年10月，曾国荃弹劾官文一案，为清廷剪除湘军政治势力提供了机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人急功好利，学识浅薄，不如乃兄沉稳。他曾率部率先攻入天京，自以为立下头功，却不知因他在天京烧杀抢掠，早已引起天下物议。曾国藩为保全他，乃以病奏请开缺他浙江巡抚职，回家休息了一年多。1866年任为湖北巡抚，与湖广总督官文同署。官文乃满人，极受朝廷重视，但确无本事，且对汉员颇多掣肘。曾国荃任鄂抚后，两人关系紧张。继官文奏请调曾国荃帮助军务，以排挤国荃后，两人关系白热化。于是，曾国荃乃密折弹劾官文。早对曾国荃不满的朝廷权贵，为官文开脱，甚至要照例反坐，治曾国荃的诬陷之罪。对这一事件，西太后先是暂时让步，开缺官文的湖广总督缺，回京任职，回京之后又以大学士身份掌管刑部，基本上没受损失。对这“极轻”的处分，曾国藩感叹“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然而， 令曾国藩更为可惧的还在后面。12月，以剿捻不力为由，清廷多次严旨诘责曾国藩，御史也弹劾他，清廷又令他开去各缺，回京陛见，实际上令其交出军权。不久，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一批湘军官员全部开缺回籍。曾被时人称颂一时的湘军之盛在西太后的打击下全面崩溃。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曾国藩十分惊惧。一方面，剿捻无功，已为清廷留下把柄，另一方面，曾国荃惹下祸端，为满朝权贵打击湘军势力提供了机会。更为担心的是，他怀疑是清政府藏弓烹狗之时了。于是，他一面密摺保举官文，以弥补其弟弹劾官文造成的物议；一面多次上奏朝廷，请开缺各职，入都陛见，自请办捻不善之罪，以取信于朝廷。
在打击了湘军集团势力，给予曾国藩以警惧后，清廷又使用另一招，对曾国藩加以安抚。一方面曾国藩毕竟是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有功之臣，从他的言行来看，也确实“忠勤素著”（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221.），只需随时敲打而不必逼得太紧；另一方面，在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除左宗棠、沈葆桢之外，湘军势力已不足为患了，且左、沈又素与曾国藩成见极深。故此，清廷乃采取高位虚待的方式，安抚曾国藩。首先，驳回了御史对曾国藩的参劾，其次，又先后加授曾国藩大学士衔、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最后才调他任直隶总督。调任直督，实际上是清廷改变“内轻外重”局面的策略，使曾国藩离开经营多年的南京，确实是大具“深意”的。表面上，却给曾国藩以极大荣誉，西太后四次召见，两次参加国宴，且在国宴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人臣班次第一，可谓位极臣。从此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正常”的规范了。
考察咸、同年间湘军集团与清廷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清朝，对于汉人始终是防范的，但同时也因时调整了一些政策，对新崛起的汉族士大夫势力予以利用，有时甚至重用。同时，它的驾驭术又很高明，使湘军集团对事功的追求使他们并没有向武人跋扈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备受猜忌，多方掣肘的情况下，不断以言行来表达其忠诚。这主要得益于曾国藩及其将领的理学家性格和书生本性。正是这双方的可融合、接纳的基础，使二者的互动关系就其趋势来说是一致的，由此而使晚清政局在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农民战争的打击之后，却没有出现历史上常见的大权旁落、朝廷名存实亡的局面，而是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应当说，中兴王朝，是曾国藩这样一批湘军将领的夙愿。正是出于澄清天下、挽救衰世、中兴清朝的愿望，这一批“矫矫学徒”才特起从戎，建立起一支强悍的队伍，而且确将清朝制兵也望而先溃的太平军镇压下去，造成了收拾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或许不能说他们的确实现了中兴“大业”，然而同治年间新的政象的出现，又不能不说乃是湘军一班人物所导引出来的。
在政治上，湘军集团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是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戒备和猜忌汉人，是有清一代的祖制。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将满清王公贵族的颟顸、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即使是有识见的满族王公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注：坐观山人.清代野记[M].下卷.），“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注：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与此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不但表现出了优于满族官员的才能，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满族的朝廷似乎也离不开汉家大臣。因而改变了咸丰、同治以后的政治格局，这不能不说是同治年间新的政象。并且，这样一批新进的汉族官员，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起家，有一股澄清天下、蓬勃向上的锐气，因而在实际为官中，较满族旧臣更有进取心，以曾国藩来说，无论在两江总督还是在直隶总督任内，均采取了一些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对恢复经过太平天国冲击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同治政治中兴的表现之一。
在经济上，湘军人物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对西方人、西方器物的认识，成为同治年间自强运动的主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与西方侵略势力的交道中，逐步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因而冲破顽固势力的重重阻力，相继在中国建立起一批新式的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创办了新式的学校，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促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肇始，也是同治中兴的又一表现。
在军事上，湘军集团成为晚清军制变革的中介，在一定的程度上振兴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八旗曾经是满族摧毁明朝、入主中原的剽悍之师，然而经过两百年的承平时期，它早已腐败不堪，在太平军面前彻底崩溃。湘军以全新的军制组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它的势力。这样，它便成为同治时期清廷改革军制的参照。从此时起至清末新军编练止，影响中国军事制度数十年的是湘军制度。依据湘军制度建立起来的练军、防军等武装，成为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湘军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另一重大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湘军集团以作育大批人才而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曾国藩练湘军的目的之一是“引出一班正人，转移一时风气”，即作育出一批为中兴清朝服务的经邦治国的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晚清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外交领域，活跃的大批人才，有相当的比例是与湘军有联系的，或为湘军营伍出身，或曾为曾国藩幕宾。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元度等封疆大吏，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王闿运、吴汝伦、吴嘉宾、王定安等文人学士，都是晚清社会的栋梁人才，均与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上论之，湘军集团的崛起，的确为同治年间的晚清政局带来了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谓“同治中兴”并非完全是统治者及其文人的粉饰，是可以的。当然，与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澄清天下、中兴王朝的初衷相比，这是大有距离的。清朝统治，在经历了200 年的发展后，已经向着衰败的趋势发展，而世界大势又将中国卷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中，曾国藩这样一批“忠臣”，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已是回天乏术，无法挽救这样的命运。其实，在曾国藩督直时，就逐步得出了“中兴”的悲观结论。他看到“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曲”的局面，真感到“一筹莫展”、“甚可忧耳”（注：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实， 这并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个人或集团的“回天乏术”，而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决定的。作为王朝中变时期的人物，湘军人物们所能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要求的程度。
收稿日期：199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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