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祖孙论文,三代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班彪和其子班固都是汉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彪之子班超和班超之子班勇都成名于西域。因此，目前学术界对班彪和班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他们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成就①，而对班超和班勇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于他们在经营西域方面的贡献②。其实，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本文拟就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班彪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字叔皮，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其祖父班况，在西汉成帝时任越骑校尉；其父班稚，在西汉哀帝时任广平太守。
刘玄政权失败后，三辅大乱，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十岁出头的班彪为了躲避战乱，投靠了拥众天水的隗嚣。在从长安到西凉的途中，班彪创作《北征诗》，以抒发个人的身世感受。后来又撰写了《王命论》，以劝说隗嚣归顺东汉光武帝。但隗嚣既不自量力，又“不愿天下统一”[1]524，对班彪之言非常反感。班彪见隗嚣执迷不悟，毫无归汉之意，遂“避地河西”，深受河西大将军窦融的器重。班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1]1324 后因窦融的推荐，班彪于建武十二年（36年）东归洛阳，得到了光武帝的召见，被任命为徐县令。不久，班彪因病辞职，后来出任过望都长等职，也很受当地民众的爱戴，但他始终对做官缺乏兴趣，而是喜欢“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1]1324，成了著名的史学家。
目前，学术界关于班彪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成就。其实，班彪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也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复置护羌校尉和乌桓校尉，有效地管理羌族和乌桓。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曾设护羌校尉，“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1]55 王莽建立新朝后，因时局动荡，遂废除了护羌校尉。王莽末期，诸羌入居塞内，占有了金城所属的大部分地区。建武九年（33年），盘踞陇西的隗嚣死后，时任司徒掾的班彪上书光武帝，提出了“复置护羌校尉”的建议。班彪认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1]2878 班彪的意见得到了光武帝的充分肯定，不久，牛邯就被任命为护羌校尉。
班彪在阐述他的“复置护羌校尉”思想时[1]55，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西北地区的羌族，而是考虑到东汉对西南和东北少数民族的有效统治，如乌桓校尉就是在他的建议下重新设置的。《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汉武帝所设置的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一样，也是“秩比二千石”，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和管理内附的乌桓，后来乌桓校尉“并于匈奴中郎将。”[1]179 东汉建立之初，乌桓与匈奴联合侵扰，边境民众深受其害。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击破匈奴，占有其地。光武帝采取措施，积极笼络乌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等922人“率众向化”。当时，不少乌桓人希望留在洛阳宿卫，光武帝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于是乌桓“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班彪认为，“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假如长期放纵他们，“而无总领者”[1]2982，他们必定会重新侵掠居民，如果只是临时派人管理，恐怕很难控制他们。班彪向光武帝建议，复置乌桓校尉，“以招附东胡”[1]179。这样做的好处，既有益于乌桓各个部落的“附集”，同时也可“省国家之边虑。”[1]2982 班彪的想法与光武帝非常合拍，于是便在上谷宁城重新设置乌桓校尉，除了管理乌桓之外，还统领鲜卑，每年都与他们进行互市，使双方都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二）羁縻南、北匈奴。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处理汉与匈奴的基本思想和政策，就是“扶南抑北”。作为北匈奴来说，不断向汉表示友好，希望得到东汉王朝的积极回应。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再次派遣使者向汉进贡马及裘，要求与汉和亲，并请求率领西域诸国胡客一起到汉朝拜。当光武帝征求太尉、司徒和司空三府如何答复北匈奴时，班彪上奏光武帝，提出了对南、北匈奴都应羁縻的见解。班彪在奏疏中说，汉宣帝曾对守边的官吏下达敕令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1]2946 班彪认为，现在北匈奴见南单于前来归附，惧怕我们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多次请求和亲。北匈奴驱赶牛马与汉互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这些做法都是“外示富强，以相欺诞”。在班彪看来，北匈奴向东汉贡献越多，礼品越重，说明北匈奴更加虚弱；北匈奴朝拜的次数越多，说明他们的恐惧心理越重。在此基础上，班彪提出了“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的看法。班彪建议光武帝，赏赐北匈奴，赏赐标准“略与所献相当”[1]2946，同时还要明确告诉北匈奴，以前呼韩邪单于称臣受赏，郅支单于因背叛汉朝被杀，让其仔细掂量该如何对待东汉。
班彪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北匈奴之所以一再要求和亲，一是因为见南匈奴已归附东汉，害怕南匈奴与东汉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北匈奴；二是北匈奴损耗惨重，国势大衰，无力对付南匈奴，只好与东汉结交同盟，求得东汉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对南、北匈奴都要羁縻。
班彪按照南、北匈奴都要羁縻的思想，为光武帝起草了比较得体的回信，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在这封信中，班彪首先对北匈奴的和亲要求表示赞许：“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1]2946 同时，班彪在对汉与匈奴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出了“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的结论。在班彪看来，匈奴多次发生变乱，呼韩邪单于和那支单于自相仇杀，因蒙受汉宣帝的“垂恩救护”，所以，他们都“遣侍子称藩保塞”。以后由于郅支单于的暴戾，杀害汉朝使者谷吉，自绝于皇帝的恩泽，结果被西汉消灭。而呼韩邪单于亲附汉朝，对汉更加忠孝，“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1]2946。班彪对北匈奴单于解释说，现在南匈奴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班彪认为，“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班彪在回复北匈奴单于的信中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既然北匈奴希望与东汉和亲，“款诚已达”，何必还要率领西域诸国都来朝拜呢？其二，西域诸国归属匈奴与归属东汉又有什么不同？其三，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1]2947，何必再献马裘？班彪所提的前两个问题，无论是对中原王朝争取西域，还是对扩大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影响，都是极其不利的，突出显示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的狭隘性。
为了体现南、北匈奴都要羁縻的思想，班彪建议光武帝赐给北单于杂缯五百匹，弓鞬韥丸一个，矢四发；赐给左骨都侯和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个。对于北单于所希望得到的竿、瑟等，班彪认为，北匈奴尚未安定，“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1]2947。班彪认为，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绝不会太吝啬，一定会满足单于的要求。
班彪的南、北匈奴都要羁縻的思想尽管与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不尽一致，但也没有脱离光武帝思想的大的框架，所以，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意见，对北匈奴只是礼节性的回应，即“略与所献相当”，对南匈奴则大力扶植。由此可见，班彪的民族关系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比光武帝的思想更加灵活，更有利于东汉控制整个匈奴。
班彪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的家世有关。班彪的祖先班壹在秦始皇末期到楼烦避难，定居于此，“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4197—4198。班彪祖父之兄班伯“家本北边，志节忼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2]4199 这种家庭背景自然使班彪对北方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为他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班固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班彪之子，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很有天赋，九岁时就“能属文诵诗赋”，长大成人之后，“遂博贯载籍”，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杂家及纵横家等所谓的“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但是，班固“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1330 班固为人比较宽厚、随和、谦逊，颇受当时许多人的崇拜。
因受父亲班彪的影响及博览群书，班固在少年时期就已显示出了史学才华。据说班固在13岁时，王充一见到他就摸着他的后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1]1330 班彪死后，班固因父亲“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想继续完成其父所著的《史记后传》。不久，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自修改国史。班固被捕，羁押在京兆狱中。因在此之前已发生过苏郎案，班固弟弟班超担心班固受到牵连，遂上书汉明帝，为班固极力辩解。汉明帝了解了班固著述的意图后，将其释放，召到校书部，出任“秩百石”的兰台令史，与前唯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完成《世祖本纪》。此后，班固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并奉诏完成其父的著述。班固对做官兴趣不大，而是“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2]4225，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修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汉章帝即位后，因其“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宠，多次进入禁中读书，时常夜以继日。汉章帝每次巡行，班固就“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1]1373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召集诸王和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的同异，班固著有《白虎通义》，详细记录了这次辩论的具体情况。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时，班固以中护军之职参战，汉军取得了“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3]1522 的辉煌战绩。班固带着数百名骑兵到达私渠海时，“闻虏中乱”[1]1385，遂带兵而归。随后，窦宪和耿秉等人登上燕然山，在此“刻石勒功，纪汉威德”[1]814，班固也奉命撰写铭文对窦宪本人以及这场战争予以高度赞扬。这次出征对班固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之后，窦宪失势自杀，汉和帝诛杀窦氏集团，班固受到株连，先被免官，后被仇人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不久即死于狱中，享年61岁。
班固为后人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汉书》。在《汉书》中，班固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
（一）“久矣夷狄之为患也”。
班固认为，夷狄之患历史悠久。“《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说明夷狄之患历史悠久。汉朝建立后，那些忠臣、谏臣无不出谋划策，也曾在庙堂上相互争论。汉高祖时的刘敬，吕后时的樊哙、季布，汉文帝时的贾谊、晁错，汉武帝时的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尽管他们的见解和言论“各有同异”，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但这两类人都有失偏颇，只看到一时之利，“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2]3830 自汉兴以来，汉王朝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方面，不外乎文武两道，“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2]3830。班固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只看到了夷狄之患由来已久，但没有深入分析夷狄为患的原因；只强调民族之间对立的一面，忽略了不同民族友好相处的一面。
（二）“和亲无益”。
和亲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之一。班固认为，汉高祖之所以听从刘敬所提出的和亲建议，完全是因为“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希望通过与匈奴和亲“以救安边境”。所以能够“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2]3830—3831 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对汉高祖的民族政策“遵而不改”，继续与匈奴和亲，但匈奴仍然“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到汉文帝时，汉与匈奴继续和亲，开通关市，“增厚其赂，岁以千金”，但匈奴多次背弃盟约，汉朝边境屡被其害。汉文帝中期，“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随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及西河等六郡的“良家材力之士，弛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2]3831 虽然班固认为“和亲无益”，但他还是对和亲的倡议者娄敬予以应有的尊重，在《汉书》中为其列传，称赞他“迁京定都，内强关中，外和匈奴”[2]4250 的贡献。
（三）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
在如何处理汉朝与匈奴关系问题上，每个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汉朝大儒董仲舒就认为：“义动君子，利动小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2]3831 在董仲舒看来，义只能打动君子，利可以打动小人。就匈奴而言，对其宣讲仁义无济于事，只能与其结盟、给予物质实惠、让其爱子作人质以及和亲③。
班固对董仲舒的民族关系中的“义利观”提出了异议。他明确指出，董仲舒对付匈奴的见解“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2]3831 据班固对汉匈关系的考察，在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就，但汉朝兵马死伤的数量与匈奴大致相当；虽然开辟了河南之野，建立了朔方之郡，但也丢弃了造阳之北的九百余里的土地；虽有一些匈奴民众来汉投降，但匈奴单于也扣留汉朝使者作为报复。既然匈奴如此狡黠、猖獗，那么他们绝对不肯将爱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如果没有人质，空谈和亲，只能增强匈奴的欺诈之心，对汉朝来说毫无益处。班固从匈奴孝单于咸那里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将领蔺苞、戴级把咸的儿子登挟持到长安，将其拜为顺单于，留在长安作人质。次年，王莽就将登杀害，并让在长安的蛮夷之人到现场观看。咸因得到王莽所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2]4126，根本不把儿子之死当回事，回到单于庭之后，还大加宣扬王莽的“威德”[2]4140。从这件事情之中，班固认为，匈奴即使将人质送到汉庭，但在利益面前，他们宁可抛弃爱子，只顾获利；如果汉朝只听信匈奴的甜言蜜语，寄希望于和约，那也太天真了。而且，匈奴对汉掠夺所获每年数以万计，而和亲所得馈赠才不过千金，因此，匈奴既可以不顾爱子的生死，也不肯轻易和亲。据此，班固批评董仲舒的见解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会对将来处理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四）“羁縻不绝”。
对匈奴来说，既然仁义不可说，盟约不可恃，人质不可信，武力不可动，和亲又无益，那么，如何处理汉匈关系呢？在班固看来，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羁縻不绝”。班固的这一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二是“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三是“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通俗地说，就是既不要让匈奴进入塞内，也不要对其亲近；匈奴来攻则反击，逃离则防守；匈奴对汉贡献则积极笼络，以礼相待。这是一种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班固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如下三条：
第一，从历史的规制来看，“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各随其当地所产物品而贡献，根据五服的远近而确定不同的规制。正是由于“远近之势”的差异，所以，对匈奴“或修刑政，或昭文德”[2]3834。
第二，传统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论。《春秋》成公十五年，“诸侯会吴于钟离。”《公羊传》称：“曷为殊会？吴，外也。曷为外《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这一理论对班固影响很深，他在《汉书》中多处都提到了这段话。如在评论汉宣帝时，就引用了《虞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迩”之句，在评述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时，就引用了《虞书·舜典》中的“蛮夷猾夏”之句。
第三，西汉处理民族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班固曾对汉武帝、汉宣帝以及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过比较，在此基础上，他对汉武帝和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予以尖锐批评，而对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则大加赞赏。班固认为，汉武帝在汉文帝、汉景帝“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基础上，建珠崖七郡，开牂柯、越巂，通大宛、安息，“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虽取得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效果，但“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2]3928 而汉武帝用兵匈奴；后果更为糟糕，“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2]3928—3929。汉宣帝时期，在匈奴内部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对匈奴施以威德，结果使“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2]3832—3833 但在王莽篡位之后，对匈奴采取了诸如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等鄙视匈奴、“扰乱匈奴，与之构难”等举措，致使“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矣。”[2]3826 从推崇汉宣帝、批评汉武帝及王莽中，班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四，夷夏有别。班固通过对匈奴的本性、习性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得出了夷夏有别的结论。在班固看来，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无论是文化还是服饰，也无论是语言、习俗还是饮食结构，都与华夏有很大差别。此外，匈奴僻居北部边陲，随逐水草迁徙无常，以射猎为生，并以山谷相隔，以沙漠相壅，所以，天地自然隔绝了内外。正因如此，圣王只把夷狄当作禽兽来看待，既不与其盟誓，也不对其攻伐。如果与其签定盟约，不仅需要很多费用，而且还往往受到他们的欺骗；如果对其攻伐，不仅会劳民伤财，而且会招致他们的侵扰。即使能够征服他们，但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畜也。”[2]3834 班固通过对西域诸国的详细考察，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他看来，“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2]3930
基于以上分析，班固从理论和逻辑上都会得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2]3834 的结论。班固还把“羁縻不绝”视为圣王控制和驾御蛮夷的普遍方式。
（五）有来有往。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北匈奴仍居于漠北。汉章帝末期，北匈奴单于要求与汉朝和亲，汉章帝在向大臣们征求意见时，大臣们大都认为，匈奴为“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只是因为惧怕汉朝的“威灵，逼惮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假如我们现在向北匈奴派遣使臣，恐怕就会“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1]1374，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而班固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在他看来，汉兴以来，尽管驾驭匈奴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时机和条件也不相同，但“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1]1374 东汉建武二年（26年），匈奴日逐王派人到渔阳请求和亲，光武帝派中郎将李茂出使匈奴，给以答复，以后出使匈奴的使臣“前后相继”[1]1374，络绎不绝。班固十分赞赏刘秀虽不同意和亲，但仍多次派使者婉言劝说的做法，建议“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最后明确指出：“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1]1374 班固的认识是深刻而又正确的，但在东汉政府一贯推行错误的和亲政策情况下却难以找到实现的条件。
（六）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
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武力是战争的基础。尽管班固并没有对武力和战争做过直接阐述，但在他对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评论中，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的铭文中，提出了战争是“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的观点。
班固在《汉书》卷100下《叙传下》中曾对汉武帝、汉宣帝、李广、李陵、苏武、卫青、霍去病、张骞和李广利等人做过概括和评论，评论这些人的主要标准就是他们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战绩。如他在评论汉武帝时说：“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2]4237。在班固看来，汉武帝的最大功绩就是攘却了百蛮，扩大了疆土。他在评论汉宣帝时，就赞颂他“柔远能迩，
耀威灵，龙荒幕朔，莫不来庭。”[2]4238 在班固看来，汉宣帝的功绩就在于安抚远者，善待近者；由于他能够显示汉朝的威灵，所以，边远地区的匈奴莫不前来归附。李广、李敢、李陵和苏武都与匈奴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班固在《汉书》中为这些人列传，但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标准却是非常明显的。为李广列传，是因为他能够得到官兵的爱戴，并能“控弦贯石，威动北邻（即匈奴），躬战七十，遂死于军”。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既侮辱了先世也遭到了“灭姓”的下场。而“苏武信节，不诎王命。”班固对卫青和霍去病的赞颂，主要是因为他们“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2]4254 他对张骞的赞颂，主要集中在张骞的“杖节”和“收功大夏”[2]4256。班固对李广利的鄙视，主要因为他“求生而死”[2]4257。班固在评述中原与匈奴的关系时说：“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败我骊，遂亡酆鄗。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寇侵边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2]4267 在评述中原王朝与西南夷的关系时，班固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兴师，诛灭海隅。”[2]4268 在评述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时，班固说：“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观兵，荒服不旅。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驒驒，致诛大宛。姼姼公主，乃女乌孙，使命乃通，条支之濒。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2]4268
如果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人物和民族关系中只是对武力的一种崇拜的话，那么，他在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获得大捷后所撰写的铭文即《封燕然山铭》则突出显示了他对民族战争作用的充分肯定。班固在铭文中说：“惟永元元年（89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辑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1]815 在《封燕然山铭》和《窦将军北征颂》[4]卷69 中，班固认为处理汉与匈奴关系应以武力征伐为主，甚至把战争推崇到“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的程度。
综上所述，班固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对历史上民族观的反思④，也有对现实的民族关系的深入思考；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发展。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受到了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代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同时还有其父的影响。
三、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超字仲升，班彪的少子。班超少有大志，口才很好，擅长辩论，对《公羊传》有一定的研究。班超虽不拘小节，但能吃苦耐劳。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其兄班固被任命为校书郎，班超与其母亲一起随班固到了洛阳。由于家庭贫穷，班超便靠为他人抄抄写写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时间一久，班超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曾感叹说，大丈夫应当效法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和张骞凿空西域而封侯，怎能专心于笔砚之事呢？别人都嘲笑他不自量力，班超回答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当相面的告诉班超应当在万里之外封侯时，更坚定了班超出使西域的信心。后来，被汉明帝提拔为兰台令史，但因“坐事免官。”[1]1571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时来运转。是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领兵出击伊吾。在蒲类海之战中，班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得到了窦固的器重，被窦固指名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共在西域31年，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八月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射省校尉。班超本来患有疾病，回到洛阳后病情加重，于同年九月去世，时年71岁。
班超的特殊经历，使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成熟，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总的来看，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理论体系主要由“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两个观点所支撑。
（一）“示以威信”。
在有关文献中，并没有见到班超对“示以威信”进行论述，但是，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无不体现出“示以威信”的思想。有这样几件事情，可以充分反映班超的这一思想。
其一，以“威”使鄯善归附。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出其不意地杀掉北匈奴在鄯善的使臣，将他们的首级拿给鄯善王广过目，使鄯善“一国震怖”。然后，班超“告以汉威德”，指示鄯善君臣“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此举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鄯善王广叩头发誓说：“愿属汉，无二心。”[3]1461 并派遣儿子做人质，以表示他归附东汉王朝的诚意。
其二，以“威”使于窴等多数西域政权归附。汉明帝时，从西域东至玉门、阳关有南、北两道，当时于窴王广德在南道很有势力，而匈奴则派遣使者监护其国。班超刚到于窴时，广德对他并不恭敬。而且，于窴人大都信巫，班超通过杀巫和鞭笞于窴国相私来比等强硬手段，恐吓于窴王广德，使其“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1]1573 然后，班超重赏于窴的官员，为镇抚于窴奠定了基础。于是，出现了“诸国皆遣子入侍”的盛况，已与汉隔绝65年的西域，“至是乃复通焉。”[3]1461
其三，以“威信”控制疏勒，并使龟兹“知汉威德”。当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龟兹王依仗匈奴的兵威，不仅占据着从西域东至玉门、阳关的北道，而且攻破疏勒，杀害疏勒王，并将龟兹人兜题立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年），班超到达疏勒境内后，派遣田虑去招降兜题。班超对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兜题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便绑架了兜题。班超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过去，将疏勒的文官武将全部召集起来，一方面揭露龟兹在疏勒的罪行，另一方面则将疏勒故王的侄子忠立为疏勒王，“国人大悦”。当时，班超向忠及其部下询问如何处置兜题，他们都异口同声要求杀掉兜题，而班超则对他们说：“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3]1465 最后，班超“欲示以威信”[1]1574，下令释放了兜题。
其四，以“威”重新安定疏勒的局面。疏勒在班超的积极努力下，本已归附了东汉。但是，在汉明帝死后，疏勒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焉耆和龟兹联兵攻没东汉都护陈睦，龟兹和姑墨见班超孤立无援，多次出兵攻打疏勒；车师见，“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3]1469，也再次反叛。汉章帝刚刚即位，考虑到西域的复杂局势，下令撤除戊己校尉及都护官，让班超回来。起初，班超一接到命令，就准备离开西域，疏勒臣民见状“举国忧恐”。疏勒都尉黎弇诚恳地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说完就拔刀自杀。班超回到于窴时，于窴的王侯以下官吏都嚎陶大哭，纷纷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他们还一起抱着班超的马脚，阻止班超离开。班超也想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于是便重新回到疏勒。疏勒两城在班超离开后，已投降龟兹，并与尉头联兵骚扰疏勒。班超首先“捕斩反者”，然后击败尉头，斩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1]1575 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重新占据损中。班超采取手段，收捕疏勒王忠，并将其斩杀，随后“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1]1580
其五，以“威”使月氏每年到汉朝贡。月氏曾助汉出击车师，立有战功。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月氏王向东汉奉献珍宝，并要求与东汉和亲，求娶公主，由于班超“拒还其使”，激怒了月氏，月氏王派遣其副王谢带领七万大军攻打班超。班超临危不惧，对军士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当时，班超的下属见自己兵众太少，皆大为恐慌，听了班超之言，士气大增。班超派数百人伏击月氏副王谢的骑兵，“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1]1580
其六，以“威信”使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班超兵临焉耆城下，焉耆左候元孟以前曾在东汉京师作人质，秘密派人将城内之事告诉班超，班超当场斩杀元孟，“示不信用”，然后大会西域诸国国王，并扬言“当重加赏赐”[1]1581—1582，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继来到班超面前。班超见其国相腹久等17人逃跑、危须王也没来，遂将焉耆王广和尉犁王汎等人全部斩杀，传首京师。然后“纵兵钞掠”。班超的做法在西域引起了巨大震动，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3]1542
（二）“以夷狄攻夷狄”。
班超的“以夷狄攻夷狄”思想至迟产生于建初三年（78年），但正式提出来并加以详细阐述，则在建初五年（80年）⑤。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窴及拘弥的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欲因此叵平诸国”，遂在上疏汉章帝时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和行动方案。
其一，当时已经具备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条件。班超认为，汉明帝为了开通西域，“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1]1575，具备了“以夷狄攻夷狄”的条件。如果能够控制龟兹，那么西域未服者只有百分之一了。
其二，西域的多数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愿意接受东汉政权的调配，为“以夷狄攻夷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班超认为，以前谈论西域的人都会说，夺取西域的三十六国，就是割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诸国，自太阳所落之处，“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只有焉耆和龟兹没有宾服。班超从自己“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的经历中，了解和掌握了“胡夷情数”：西域的一些城郭之国，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表示“倚汉与依天等”，为“以夷狄攻夷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班超看来，有了这种基础，“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同时，班超还认为，应当册封龟兹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数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到龟兹，“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1]1576
其三，“以夷狄攻夷狄”可以“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班超对战争的各种因素做了充分考虑和分析，他认为，莎车、疏勒土地肥沃，粮食充足，“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战争一旦打响，汉朝就可以借用莎车和疏勒的粮草，“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l]1576
其四，从姑墨、温宿与龟兹的关系来看，有利于“以夷狄攻夷狄”。班超知道，姑墨和温宿的国王，都是按照龟兹的意图所立的，他们“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势必会在关键时刻反叛。假如姑墨、温宿投降东汉，那么“龟兹自破”[1]1576 是毫无疑问的。
班超鉴于莎车投降龟兹以及疏勒都尉番辰重新反叛的现状，在向汉章帝的上书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以夷狄攻夷狄”思想的内涵。班超认为，要想进攻龟兹，需要借助乌孙的强大兵力，因为乌孙是西域的大国，控弦十万，汉武帝曾与乌孙和亲，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到汉宣帝时，最终排上了用场。现在可以派遣使者招慰乌孙，“与共合力”[1]1577，消灭龟兹。
班超对自己的“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和行动方案充满信心，他向汉章帝表示，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行动，就会彻底平定西域，汉章帝就可以将这一特大喜讯宣布于天下。
班超的“以夷狄攻夷狄”思想和他的行动方案得到了汉章帝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建初八年（83年），班超被汉章帝任命为将兵长史。当护送乌孙使者的卫侯李邑上书低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时，班超曾经感叹说，“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但汉章帝并未责怪班超，而是斥责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1]1578—1579 并命令李邑接受班超的调遣。
班超的“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具体落实到军事行动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借用西域诸国的力量攻击另一国；二是对某一国内部实施离间计，以一方攻击另一方。
先谈借用西域诸国的力量攻击另一国。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班超征发于窴等西域诸国二万五千名兵力再次出击莎车，龟兹王也征发温宿、姑墨和尉头的五万大军援救莎车。班超召集将校及于窴王商议计策，班超对他们说：“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窴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龟兹王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亲自带领一万名骑兵于西界遮拦班超，温宿王也带八千名骑兵于东界邀击于窴。班超得知龟兹王和温宿王已经出发，秘密召集诸部出兵，在拂晓之时，突然奔赴莎车军营，斩杀五千余人。莎车无奈，只好投降。龟兹等国的军队也都纷纷撤退。班超的这一行动，“威震西域。”[1]1580 到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和温宿都纷纷降服东汉，西域只有焉耆、危须、尉犁还怀有二心，其余全部都被平定下去了。
班超为了使西域各国都归附东汉，实现他的“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1]1575—1576 的理想追求，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秋，已升迁为西域都护的班超又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共七万人的大军，以及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共同征讨焉耆。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时，班超派遣使者前去规劝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焉耆王广比较听话，遣其左将北鞬支带着牛酒迎接班超。班超诘问鞬支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有人劝班超杀掉北鞬支，班超向他们解释说：“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便赏赐北鞬支，让他回去。随后，焉耆王广和大人一起把班超迎进尉犁，并向班超“奉献珍物。”[1]1581 此后，班超等人进入焉耆，杀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人，同时放纵士兵四处抄略，改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在焉耆半年时间，尽力抚慰焉耆臣民。
龟兹、鄯善等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彻底平定了西域，使西域的五十余国全都“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3]1542 出现这种局面，既与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军事谋略以及他的果敢有关，也与匈奴已经衰弱，无力控制西域有关。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就曾经说过：“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3]1542 司马光的看法很有见地。
再谈对某一国内部实施离间计，以一方攻击另一方。元和元年（84年），班超在征发疏勒、于窴军队攻击莎车时，莎车国王则以重金贿赂和引诱疏勒王忠，使忠反叛，积极响应莎车，西保乌即城。班超另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把所有“不反者”[1]1579 全部调动起来，共同攻打忠。半年之后，康居派出精兵援救疏勒，为班超带来了很大压力。班超根据月氏刚与康居和亲的新情况，派人带着大量锦帛赠送给月氏王，让月氏劝说康居王撤兵。康居王因当时与月氏关系十分友好，遂听从了月氏王的撤兵建议。康居一撤兵，班超就下令捉拿了疏勒王忠，将其押送到疏勒都城。这样，班超通过制造对立面和离间分化的方式，不仅削弱了对手的势力，而且借用其内部力量，以打击对手，最后使乌即城纳入东汉的控制范围之内。
总之，由于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
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会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首先在于他对现实的民族关系有敏锐的洞察力，从现实问题中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抽象。如他的“以夷狄攻夷狄”思想的产生，就既考虑到西域的复杂形势，也考虑到路途遥远、官兵人数的对比、粮草的供给等问题，还考虑到西域诸国往往联合起来对付班超的事实。总的来看，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来源于现实。当然，班超在阐述他的理论观点时，也会引用和吸收传统的观点，如他的“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之语[1]1579，就引用了孔子“内省不疚，夫河忧何惧”[5]《颜渊》 以及《诗经》中“礼义不愆，何恤乎人之言”的话，但从整体来看，班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多于对传统思想的吸收。
其次，班超对西域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他正确思想的产生和采取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班超在西域时间很长，不仅对西域的自然条件、风土民情、西域人的习性、匈奴在西域的影响、西域诸国对东汉的态度等方面都了如指掌，即他自己所说的“胡夷情数，臣颇识之”[1]1576。如他对继任都护的任尚就交代说，“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而且，班超对东汉在西域官兵的构成、习性及特点也十分清楚，他在离任前曾对任尚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应当对他们“宽小过，总大纲”[3]1555。这些都说明班超能够知己知彼，这样，他的理论一般不会与现实脱节。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班超虽对“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做过比较系统的阐述，但他更注重实践，班超征发于窴等西域诸国出击莎车以及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联军征讨焉耆，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四，班超具有非常卓越的理想追求。班超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1]1575—1576。为了这一追求，他用尽心计，备受磨难，历尽艰险。无论是他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及其军事行动，还是他对西域一些政权采取多种手段；也无论是他留在于窴，“绥集诸国”[1]2910，还是他派甘英出使大秦，抵达条支，都是他的理想追求。当然，从他的原始动机来看，是想建功立业，得到封侯。但这与他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并不矛盾。如果只是为了封侯，班超未必就能做出如此之大的业绩。也就是说，班超把自己的升官加爵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因如此，班超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军事行动才得到了汉和帝的高度称赞：“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夷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雠。”[1]1582 为了嘉奖班超，汉和帝将其封为定远侯，班超由此实现了封侯的愿望。由此，《后汉书》的作者就评论说：“班超、梁懂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1]1594
班超因久在西域，思乡之心甚切。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他十分诚恳地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3]1554 但是，朝廷迟迟没有回复，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上书为班超求情说：“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1]1584—1585 班昭从亲情、蛮夷习性、国家的利益、班超的身体状况及回家的迫切愿望等方面，为班超求情。班昭之言，感动了汉和帝，遂批准班超回到洛阳，但班超很快就因病而离世。
四、班勇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勇字宜僚，是班超的第三个儿子。班勇因受祖父班彪和父亲班超的影响，对西域问题特别敏感，在大臣们普遍呼吁丢弃西域时，班勇大唱反调，不仅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而且在西域大有作为，同时还详细地记载了西域的情况，为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提供了基本素材[1]2913。
班勇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来自于他对西域形势的基本判断。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西域诸国反叛，攻击都护任尚于疏勒，虽然由于梁慬的努力，龟兹得以安定下来，但西域的局势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永初元年（107年），汉安帝因“西域反叛”[1]1587，将班勇封为军司马。当时，西域都护段禧等人尽管力保龟兹，但通往西域的道路已被隔绝，连檄书都无法通达。公卿在讨论西域问题时，大都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3]1570 汉安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永初元年（107年）六月下令撤除西域都护，班勇和其兄班雄奉命从敦煌出发，迎接西域都护及西域的甲兵。从此，北匈奴又重新控制了西域达十余年之久，并在边境不断制造麻烦，对东汉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带领一千余人驻扎在伊吾，招抚西域诸国。于是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都来降服。但是，几个月之后，即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三月，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杀害了敦煌长史索班，并赶跑了车师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见状十分焦急，便向曹宗求救。曹宗则向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重新夺取西域。当时公卿大都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丢弃西域。邓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少有父风”[1]1587，遂将班勇召到朝堂，征询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班勇在反思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历史、正视现状以及认真规划西域未来的基础上，坚决反对丢弃西域，主张恢复护西域副校尉，设置西域长史屯守楼兰。班勇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第一，从历史上看，只要开通西域，边境就会安宁，西域诸国，莫不归附；但是失去西域，就会遭受侵扰。班勇对大臣们说：“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综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1]1587
第二，当时已经具备了设置西域副校尉和长史的现实条件。班勇认为，在此期间，由于西羌叛乱，西域与中原王朝断绝关系，北匈奴便派人到西域诸国收取西域归汉之后没有交纳给匈奴的马畜、旃罽等物品。北匈奴还高估这些物品的价值，规定严格的交纳时问。鄯善、车师等国对此都十分愤怒，“思乐事汉”[3]1604，但因东汉已与西域隔绝，他们没有办法实现“事汉”的愿望。
第三，西域以前之所以会出现反叛现象，责任不在西域诸国，而在于东汉官吏决策失误，处理不当，即班勇所说的“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1]1587 曹宗以先前的失败为耻辱，只想报复匈奴，以雪索班被杀之恨，但根本不遵循作战规律，不考虑作战的时机和条件。班勇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总结经验，决策正确，处置得当，就会避免一切麻烦。
第四，东汉的经济、军事现状决定了东汉无力与西域决战。班勇认为，“要功荒外，万无一成”，假如“兵连祸结”，后悔都来不及，更何况如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在这种情况下对西域用兵，只能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3]1604
班勇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恢复敦煌郡的营兵、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及西域长史的建议。在班勇看来，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西域长史屯守楼兰，可以“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扞匈奴”[1]1588。
对于班勇的以上主张，当时有不少大臣表示迷惑，纷纷要求班勇作出解释。尚书首先质问班勇，设立副校尉的好处在哪里？设置长史又有什么利益？班勇显然深思熟虑过这些问题。他回答说，在永平末年，东汉始通西域，起初派遣中郎将居于敦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现在的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在西域得志，那么尤还必死无疑。这些人虽然如同鸟兽，但也知道避害趋利，假如出屯楼兰，就“足以招附其心”[1]1588。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和司隶校尉崔据也对班勇发难。他们责问班勇说，朝廷以前之所以丢弃西域，是因为西域“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1]1588 目前车师已经归属匈奴，谁也不敢保证鄯善就非常可靠，鄯善一旦反复，你能担保北匈奴不会制造边患吗？班勇回答说，如今中国设置州牧的目的，是禁止郡县的奸猾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盗贼不再作案，我也敢保证匈奴不再挑衅东汉。班勇进一步解释说，如今只要东汉通西域，匈奴的势力就会减弱；匈奴的势力一减弱，他们对东汉的危害也就减轻了。班勇认为，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及西域长史就是进入匈奴的腹脏，继续切断匈奴的臂膀。同时，也有利于“扦抚西域”，“招怀诸国”。假如丢弃西域，不在那里设置校尉和长史，那么，西域“事汉”的愿望就会落空，对中原王朝就会绝望，然后就会屈就北匈奴，沿边各郡将会受到侵害，就会重演河西城门在白天都要关闭的悲剧。班勇质问镡显等人说，“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1]1588
太尉属毛轸则向班勇提出了他的担忧：“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班勇解释说，假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假如不是这样，匈奴“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3]1605 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西域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1]1589，根本不用担心会耗费国家的财力。而且，西域之人，并无它求，即使他们过来，也不过供给一点粮食而已。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势必会归附北匈奴，与北匈奴联合起来，寇略并州和凉州。一旦这样，中国的费用就不止十个亿。班勇的结论是，即使西域诸国有所求索，也比交战要节省费用。
总之，班勇的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扞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尽管邓太后和汉安帝也认为班勇的看法很有道理，但面对大臣的诘问和发难，邓太后和汉安帝也不愿得罪其他大臣，于是搞个折中方案，既满足了班勇的要求，恢复敦煌郡的营兵，设置西域副校尉，以此“羁縻西域”，又“未能出屯”[3]1606，照顾了大臣们的反对情绪。其实，邓太后和汉安帝的做法既无助于羁縻西域，也没有解除匈奴的威胁，其后匈奴多次与车师共同侵扰东汉，河西更是深受其害，就很能说明问题。
延光二年（123年）夏天，汉安帝将班勇封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对犹豫不决的龟兹王白英犹“开以恩信”[1]1589，使白英率领姑墨、温宿降服。然后，班勇征发西域的一万余步兵和骑兵赶到车师前王庭，赶跑了匈奴伊蠡王，重新开通了车师的前部。延光四年（125年）七月，班勇又征发敦煌、张掖、酒泉的六千名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的官兵，击破车师后部王军就，俘虏了八千余人，活捉了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并将他们带到索班被杀之处予以斩首，以报复北匈奴。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车师王。接着，班勇又派别校斩杀东且弥国国王，“更立其种人为王”[3]1645，于是卑睦、蒲类、东且弥、移支、车师前部和车师后部全被平息下去。
同年冬天，班勇征发西域诸国的军队出击匈奴，匈奴呼衍王逃跑，其部众二万余人向班勇投降。在这次战争中，班勇俘虏了单于的堂兄，并让车师王加特奴亲手将其处决，“以结车师、匈奴之隙。”[1]1590 后来，班勇又派假司马曹俊追斩北匈奴贵人骨都侯，迫使呼衍王迁居枯梧河边。从此之后，车师不再见到北匈奴的踪影，西域的各个城邦之国，除了焉耆王元孟之外，也都附属于东汉。为了使西域的所有政权都归附东汉，班勇决定攻打焉耆，于是征发西域各国的兵力共计四万余人分南北两道出击焉耆。由于敦煌太守张朗先期到达爵离关，使元孟遣使乞求投降，争取了头功，而使班勇拖延了期限，致使班勇落得了下狱和免职的下场。班勇的离职对汉朝控制西域是重大损失。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3]164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简单地概括为如下几点：
其一，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都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尤其是西域问题特别敏感；他们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特色。
其二，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东汉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
其三，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其四，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等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王朝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
其五，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的恢复西域副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扞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
其六，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代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其七，相对而言，班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思想观念，所以，班固思想的学理性更强一些。而班超和班勇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现实，所以，他们更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八，班超和班勇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会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首先在于他们对现实的民族关系有敏锐的洞察力，从现实问题中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抽象；其次，他们对西域的情况非常了解；第三，他们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四，他们具有卓越的理想追求。
［收稿日期］2006-08-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两汉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05JA850006）。
注释：
① 学术界对班彪的研究较少，而对班固的研究成果则相当丰富。研究班彪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富世平的《论班彪的赋》（《华夏文化》2001年第4期）、王和生的《承前启后的史学家班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刘跃进的《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及孟祥才的《论班彪》（《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等。
② 研究班超和班勇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莫任南的《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2期）、泰卫星的《班超与西域》（《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云帆的《东汉杰出的外交家班超》（《丝绸之路》1995年第6期）、张静的《略论班勇与西域的关系》（《新疆社科论坛》2001年第4期和《新疆地方志》2002年第3期）、粟一钟的《班勇〈西域风土记〉》（《新疆地方志》1989年第4期）及柳用能的《班勇生平考》（《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等。
③ 《汉书》第3832页，卷94下，《匈奴传下》晋灼注称：“坚城固守，不胜遣贞士为和亲之约也。”
④ 班固在《汉书》中叙述西汉的230年历史，就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参见《汉书》卷100下，《叙传下》，第4235页。
⑤ 《后汉书》卷47《班超传》认为在建初三年（78年），此从《资治通鉴》卷45，“章帝建初五年”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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