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_文学论文

论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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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文学活动中,纯文学期刊作为连续性的出版物,无论怎样面临目前较为窘迫的局面,它都是当代文坛创作动态与发展情势的晴雨表。尽管大多数纯文学期刊现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但也是各居一方,各负其责,各领风骚。如果说80年代我们的文学期刊还处于计划性编辑阶段,90年代的主动性操作就已初具规模了,特别是京、沪、宁、穗的一些纯文学期刊,纷纷亮起了自己的旗帜。如今,文学期刊似乎更重视刊物整体思想的形成,虽然发表的都是文学作品,却讲究整体的思路,整体的格局,整体的氛围。因为一本文学刊物,“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汇编,也不仅仅是发表了多少好的作品,关键它是一个综合文本,是一种文化传媒。它应该更有力地介入创作与批评,介入文学现状,介入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并能有力地导引这种现状和过程”。(注:见《青年文学》2000年第1期。)这是一种高标准,并非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能按此办理按此实施。然而,就在纯文学期刊的文字书写时代并未结束之时,数字图文时代又已来临,编者的运用方式和读者的接受方式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刊物必然要迎接这种挑战。

纯文学期刊,你能说不难办吗?在每年一度的辽宁省文学期刊会议上,常常有人打趣道:谁要是再不听话,就叫他去当文学期刊的副主编!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他往风口浪尖上推。纯文学期刊其难办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着力解决现有的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没有生存,谈何发展?生存与发展,既是动机,又是效果;既是过程,又是目的。笔者想就自己在文学期刊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实践,来谈几点感受。

定位与换位

按照笔者的理解,纯文学期刊的定位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刊宗旨对刊物的定位,一是刊物对读者接受层次的定位。在以往的编辑程序中,我们更多的是遵循办刊宗旨,即坚持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所谓“四大版块”的模式,而忽略了对读者欣赏水平与接受能力的探讨,致使纯文学期刊的面貌大同小异,除了刊名、栏目、开本、印刷等方面有所区别之外,一打开刊物,内容编排的组合方式如出一辙。完全是一套路数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有的刊物也发表报告文学,笔者暂且把它归结到“散文”之列)文字。如果说在从前读者的心中“理想情结”还充溢很多的时候(现在过于物质化的程序又怎能不浸染人们的精神系统),在各类女性、生活、青年、体育、娱乐、影视之类的“快餐式”报刊未曾对纯文学期刊构成大面积威胁的时候,(它们的快捷方式有时倒真值得纯文学期刊借鉴),此种办法倒还能应付得过去,它毕竟还有一个固定的圈子——爱好文学和从事文学的队伍(起码说此队伍暂时还没有被分化出去)。

随着市场经济的冲激波,随着人们“理想”块垒的逐日淡化和对多方位文化需求的可能性愈发增大,纯文学期刊不寻求新的变化,不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的惯有传统方式或曰模式,显然已经遭遇危机感,其前景已很难再呈乐观姿态。同时,随着社会进步与人的欣赏品味的提高,“精品意识”不仅向纯文学期刊亮出了“高风亮节”的要求,实际上它也成为读者的期望和追求。因此,像《收获》杂志这样保持多年较高办刊水准的文学期刊,在我国出版界的确属于凤毛麟角;而《大家》杂志的创刊,则是应运而生的“精品一族”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定位好,就是要代表中国文学期刊的最高水平,进而走向世界。实际上这同商场上的品牌竞争品牌创优一样,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摆稳,你才有把握全局、稳操胜券的信心和勇气。

如果我们进行换位思考,我们是读者,能对一些文学期刊的现行状态满意吗?试想,我们自己编发的作品都引不起自己的兴致,读者该作如何感想?无论是作为文学期刊的创意者,还是作为文学期刊的具体编辑者,首先应该站在读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刊物,一切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我们所说的读者,是指一般意义的代表最广泛阅读层面的接受群体,而不是极个别的有着不健康情趣的阅读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换位思考,才能为我们时时处处想办好文学期刊提供了其他物质都无法比拟的原动力。

本色与特色

坚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这几乎构成了纯文学期刊的本色特征。毫无疑问,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还有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它们仍然是文学期刊的“主体”,仍然是读者订阅品读文学期刊的接受样式。笔者之所以把报告文学用括号给括上了,问题是现在不少文学期刊的“报告文学”,除了给企业或企业家罗列一些先进模范事迹外,已无从“文学”了(这当然又是文学期刊生存所迫:以此招徕一点钱物——略补无米之炊);能把“文学”坚持下去并深入开来的是《天涯》杂志的“报告文学”,当然《天涯》的栏目不是直呼其名而是称之为“特别报道”。这便涉及到了文学期刊的特色问题,再以《天涯》为例。尽管《天涯》的“文学”仅是一个栏目,只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还有一些翻译文字,但它的“民间语文”、“作家立场”等栏目所刊发的作品又何尝不是一篇篇地道的散文作品呢?《天涯》编者的新颖和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放弃本色,更追求特色。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编者用一种文化的大视角来看待和统辖文学,而且非常注重探索中国文化的源流发展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衔接融合的总体格局。因此,《天涯》的反响和阅读空间已不仅仅再局限于文学界,整个艺术界或有着相当知识品位的学术范畴内的各界人士都不得不对《天涯》刮目相看。或许我们还可以例举《小小说选刊》来进一步说明。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相继创刊之后,作为一个经济与文化并不发达的省份所创办的《小小说选刊》,能够连续多年保持在月发行量的几十万份,实在是纯文学期刊界的一片亮色!究其原因,主要是它的特色在一批又一批地征服着读者,除了内容上的特色外(短小精当、幽默调侃、针砭时弊、开心启智等等),“平民化”的装订设计也颇具匠心,小32开的开本,骑码钉印刷,阅读、携带均方便。这种“掌上文学”、“口袋文学”的特色,构成了《小小说选刊》自身的亮丽风景。

为了寻求特色,《萌芽》转移视角,正逐渐成为“校园热点”,期期向大学生、高中生的作文靠拢,并邀请一批名作家进行评点。《作家》自诩为“中国的《纽约客》”,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什么的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求读者青睐。《海燕》突然从以往的“中短篇小说”境界中走出,而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栏目开设得亦是颇有当代气质,甚至以封二、封三、封底及内文的大篇幅广告来包装自己,五彩缤纷,美女如云。《湖南文学》更是棋高一着,把一本文学期刊制作成了“光盘”,摇身变幻为“母语”,电脑中阅读,汉语言文化与当代科技手段快速衔接与平衡发展……然而,如果一味追求特色而忽略本色或者失去本色,那它就不属于纯文学期刊了,尽管时下的文学边缘化已为编者们开拓了一些自由伸展的空间,可文学的本色——既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体裁形式,又是它们(指作品)所洋溢出来的高雅、圣洁的情操与氛围。难怪陈思和先生在看了改版后的《作家》时曾说:“原来的《作家》是高层次的文学创作杂志,多年保持淡泊、清雅的整体风格。新版《作家》的发展结果很可能是使市场多了一份流行杂志,而少了一份趣味高雅的纯文学杂志。”(注:见《作家》2000年第3期。)《作家》敢于把“不同政见”的话语赫然登在自己的刊物上,这又是《作家》的风度和胸怀,而把话语正确与否的裁定权交由读者处理。

体制与机制

如果说目前一些纯文学期刊的生存艰难,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限于它们的体制。套用一句过去时髦的话语即是:这个“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太大了。我们似乎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计划编辑时代”(笔者暂且如此称呼)即将过去,因为它的确跟不上纯文学期刊生存发展的节拍了。可是,令人担忧和遗憾的是,“计划编辑”仍然在一些文学期刊的编辑程序中顽强地挺立着。若例举其表现形式,一是“分兵把守”,即每个编辑单独编辑一种门类的文学作品,定位负责几块版;二是“逐层把守”,即月复一月的“三审制度”,责编提稿到室主任,室主任再提到主编之手,过程繁复,稿件周转时间太长(这还不包括室主任与美编、美编与主编之间的往复)。《佛山文艺》除了编辑组稿外,很多时候也是主编组稿,他会依据自己刊物的总体思路临时取缔或撤换某一篇稿子。必要时一人拍板定砣,什么稿该上,什么稿不该上;什么稿需急上,什么稿需缓上,因为主编全局把握刊物走向的视野毕竟要宽泛一些。其实,我们也不反对如上所述的编辑与发稿程序,问题是缺少变化缺少优劣评判缺少竞争手段,偶尔采取一点褒奖措施也是以什么“选刊”之类的转载为标准裁定。而我们常说,有些好作品“选刊”是选不到、选不全的,同时它又怎能不挂一漏万呢?再说,如果编发的作品不好呢,又该作何处理?况且时间久了,一个人在固定的岗位上总会形成固定的审稿模式,形成一家之“见”,别种风格别种题材的作品没准就会被一副“有色眼镜”给拒之门外。我们一方面讨厌并排斥“计划编辑时代”所造成的种种“劣迹”,渴望“市场编辑时代”的主动性操作;另一方面又徘徊流连于“计划编辑时代”的安稳自在,是“怀旧情结”不好排除,还是“叶公好龙”?我想,这也是制约我们纯文学期刊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

除编辑体制外,还有更重要的。回溯以往,纯文学期刊其本上都是主编负责制,下设两个副主编,一个负责编辑业务,一个负责后勤管理(主编当然是全面抓了),结果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常常是脱节。如果主编、副主编之间配合得好,还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反之便难以设想了。近些年来由于朝“市场经济”过渡,一些纯文学期刊又引进“社长”编制,意在加强管理,增大创收力度。虽然更多的时候“社长”是由主编兼任,但这样权力集中,倒更能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带领一班人马把刊物办得更好,把生存的艰巨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作家》宗仁发便是典型。其实,《作家》之所以有今天的繁华景象,与当初两位副主编竞争编刊是分不开的。全年十二期刊物,你办六期,我办六期;你办得好,我办得比你还好;彼此较劲,互争高下。因为你如果不好好办,这一期印有你执行编辑的名字,圈里圈外都知道,既得为自己的名誉负责,也得为自己的能力实践。所以,你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诚然,这与当年王成刚先生的管理有方大有关系。我倒主张,纯文学期刊不一定就得设立“一正二副”的领导体制,必要时“一正”也可以,关键是要调动起所有的积极因素,对事业负责。同时,更要依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走群众路线,不要怕竞争,不要怕比较,因为把谁推到纯文学期刊的领导岗位,他都不是去享清福安度时光,他实在是“受苦受难”去了。一个文学期刊的“一把手”,不仅是文学作品组稿编辑的行家里手,更是当家理财、创收的开拓性管理人才。二者合一,大权独揽,大刀阔斧,才能施展全面推进纯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的雄才大路。当然,选择后者,有时候挑来挑去,倒比选择前者要难上加难。

我们时逢机构调整的改革岁月,只要把纯文学期刊的体制把握制定准确,才能使运行机制有效地活跃起来,繁衍开来,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总体环境。否则,体制依旧,或者是“换汤不换药”,怕是付出再多,也难从根本上扭转局势。竞争机制、奖惩机制、分流机制等等,一切都会在体制更新的带动下而显示出生命的活力。

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说到底,一方面我们要依附于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投入,另一方面即是笔者上面所评述自身调节改造问题。不管是文字书写时代,还是数字图文时代,纯文学期刊自有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然,我们所说的仅是问题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全面展开或列举自身的更多实际。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人的素质总在提高的自然走向,纯文学期刊不会永远是现在的景况,而纯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时日也不会太遥远。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2000年5月10日于沈阳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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