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引导外资合理流动_国内宏观论文

产业政策引导外资合理流动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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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境外资本来华投资兴办“三资”企业是中国对外开放工作重点之一,外资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目前外资流向却不甚合理,国家必须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其流向趋于合理。

一、外资流向不合理的表现及产生的问题

(一)外商投资领域不合理

目前外商来中国投资的主要投向首先是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工业;其次是某些盈利大、风险小的第三产业;而投入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的资金较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对国内“后向连锁效应”大的产业资金也不多。1992年外商投资总额中,工业占65.4%,房地产、公共事业占24%,而农业、交通运输业、科技及技术服务业三项仅占4.5%。而且,工业投资大部分都是投向附加价值低、能迅速收回成本的加工工业。这种产业投资特点,符合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加工工业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根据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利条件和外商投资意图,这种投资结构在一段时间内会发生大的改变。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投资结构会带来诜我问题:首先,随着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过多出口低附加值的加工工业品,只能加剧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与贸易摩擦。近几年中国遭反倾销指控的产品类别中,来自“三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的数量,这不仅加剧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无疑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商业信誉。其次,由于国家对“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使国内加工工业与“三资”企业实际处于一种行业内部的不平等竞争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目前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落后,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瓶颈”效应将更为明显。如果单靠政府的有限投资,我国基础产业在短期内将无法成为其他工业的强有力后盾。

(二)外商投资方式不合理

从国家已颁布实施的优惠政策看,对外商新建企业十分有利。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可通过出让或划拨的方式取得使用权,在期限和收费标准上给予优惠;企业所得税,生产性企业从开始获利年起“免二减三”,在进出口关税方面,企业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和其它基建物资及合理数量的生产用车辆等均予以免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用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方意向等。由于有诸多优惠,加上怵于国内企业落后的管理方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大多数外商投资采取新建企业的方式,外商自己组织生产和经营,致使不少“三资”企业占地大、规模小、经营和管理相对封闭。这不但与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初衷相悖,而且还占用了大量耕地。我国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国家,人均占有耕地只有1.4亩,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大量占用耕地,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日渐显现的“负效应”。

(三)外资流入地域分布不合理

从地域分布看,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拥有18个省、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客观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基础建设薄弱,交通、运输、通讯等条件配套滞后,加上国家产业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给予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比沿海少等原因,尽管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且便宜,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引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差距。1979—1993年,西部18个省区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96万个,合同投资额24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6.1亿美元,分别只占全国的17%、11.3%和16%。①而且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为主,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和农牧业的比重很低。

(四)投资外商构成不合理

截至199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2.17万个,协议外资金额3303.0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816.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37.87亿美元。数目虽不算小,但构成不合理:一方面,港台资金比重过大。在协议外资金额中香港资金占70%左右,台湾投资约占10%,再次是日本和美国。欧共体是世界资本输出的重要地区,但投资总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的2%。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以中小资本为主,国际性大财团、跨国公司虽已开始涉足,但数量很少。据统计,到1993年底,国际性大财团、跨国公司的全球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0亿美元,其总产值已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1/3。它们控制了国际商品贸易的50%,工艺研制的80%,国际技术转让的70%,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它们的销售额相当于世界出口总额的70%。②另据联合国有关专家预测,到2000年仅300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就将占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4。可以设想,那时几乎全部高水平、高科技、高层次、大规模的贸易与投资活动都将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承担者,争取不到它们的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十分不利。

二、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外资合理流向

(一)制订一系列导向性的投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

首先,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进一步放宽基础产业的投资领域,在项目审批权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其次,对外商投资于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农业等基础产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原器件的进口免除关税;最后,进一步放宽对基础产业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尽量弥补投入基础产业的资金比例大、周期长、收益小的缺陷,让投资基础产业的外商真正有所收益,从而达到利用外资加速中国“瓶颈”产业发展的目的。

(二)鼓励外资投入现有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加速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技术水平的步伐

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1/3左右亏损。1994年7.24万个国有企业,亏损2.83万个,占39%。据国家统计局对8省市2586家亏损企业的调查,政策性亏损不到10%,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造成亏损的却占80%以上。所以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搞好国有企业,切实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当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但外资作为外部因素之一也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首先应制订出系统、合理的鼓励政策,让外资更多地投入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不仅可以直接为国有企业提供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加速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而且可以节省国家投资,节省大量耕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其次,国有企业可以制订吸引国外科技人员的具体措施,如以合同制方式高薪聘请国外科技人员,为他们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与本企业技术人员一起投入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为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最直接的技术;再次,在引资改造老企业的具体操作中,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引导外资多流向国有大中型基础产业和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如汽车、电子、通讯等,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通过产业政策向内陆省份倾斜,加大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步伐,逐步改变全国引资极不平衡状况

外商投资地区不合理的局面,并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及内陆省份自身的努力。首先,中央应在财政上支持内陆省份的交通、通讯等硬件建设;给予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同等甚至更优惠的引资待遇;中央对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具有优势的农牧业开发、资源开发、能源和原材料等项目制订鼓励性措施,如允许部分产业出让一部分股权等,通过国家政策,尽快形成对外商投资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其次,应大力支持中西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中国内陆省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较低。我国文盲与半文盲大部分集中在内陆省份。国家除应以基础教育抓起,在教育经费、大中专学生的分配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一定的支持外,可以在沿海大中城市和城镇有中等以上收入的居民中开展“全民献爱心”、“一帮一”或“一帮二”活动(即每一户家庭帮助一位或二位失学儿童),力争让所有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保证我国内地省份劳动力资源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素质方面真正成为吸引外资的有效力量。

(四)国家应制订新的政策法规,吸引国际性的大财团、跨国公司来我国投资

首先,进一步放宽国际性大财团、跨国公司的投资领域和某些产业的投资比例,放宽经营范围,允许其在中国设立投资公司;对投资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农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新项目,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优惠。其次,允许其设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人民币资金或外币资金,使资金来源多元化。再次,我国部分大型基础项目,可主动到海外招商,发行股票或债券,变被动为主动,让更多的跨国公司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最后,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限制大财团、跨国公司把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防加剧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注释:

①《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4期,第22页。

②《国际商报》199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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