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抗性和降解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

草甘膦抗性和降解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

潘渠[1]2001年在《草甘膦抗性和降解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文中指出从施用过百草清,农达的农田和草甘磷生产厂内土壤中分离获得了11株抗草甘膦的细菌菌株和37株降解草甘膦的真菌菌株。这11株抗草甘膦菌株均不能利用草甘磷,它们的抗性是不同的,其中A10菌株的抗性最强,可抗7g/L的草甘磷钠盐。根据A10菌株的形态!生理生化特征和G+C%含量鉴定为芽孢杆菌属(Bacillus)的短芽孢杆菌(B。Brevis)。 用HPLC分析法分别测定分离的37株草甘磷降解菌的降解能力,T1菌株降解能力最强,该菌株对农达和草甘磷钠盐的降解率分别达到69.4%和53.9%,还能抗浓度为20g/L的草甘膦钠盐。根据该菌株的形态特征鉴定为拟青霉属(Paecilomyces Bainier)的拟青霉(Paecilomyces varioti Bainier)。后通过培养基和培养条件的优化,该菌株对草甘膦钠盐的降解率达到86.2%。 用紫外光诱变T1菌株,得突变株T1a,该突变株在以草甘膦为唯一磷源的培养基中生长微弱,HPLC测定结果表明它失去了利用草甘膦的能力。但抗性实验表明它的抗性仍然和野生型一样。

王聪[2]2012年在《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对草甘膦降解作用的初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草甘膦是一种非选择性的芽后茎叶除草剂,广泛用于防除双子叶、禾本科杂草等。近年来,草甘膦由于优良的除草效果及抗草甘膦作物的种植,在我国已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目前,国内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成为了热点,而草甘膦降解菌株为转基因作物研究提供了微生物资源。本试验通过富集培养的方法从土壤和废水中分离筛选出120株降解菌,对其中降解能力较强的CW-1菌株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富集培养、驯化技术从草甘膦废水和长期施用草甘膦的土壤中分离得到了120株能降解草甘膦的微生物,包括20株真菌和100株细菌。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柱后衍生法测定了菌株对草甘膦的降解率。结果发现:真菌菌株WF-11、细菌菌株CW-1和CW-72降解草甘膦能力较强,对草甘膦的降解率分别为52.5%、60.2 %和56.3%。2.通过生物学、生理生化特征及16S rDNA序列分析的方法对CW-1菌株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CW-1菌株为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研究了CW-1菌株对草甘膦的降解特性,明确了CW-1菌株降解草甘膦的最适条件:草甘膦浓度1500 mg·L-1;培养时间5 d;温度30℃;pH值8.0;CW-1菌株接种量4 mL(OD600=1) ;葡萄糖浓度5 g·L-1。在上述适宜条件下,CW-1菌株对草甘膦的降解率为65.3 %。草甘膦的耐受实验表明,在草甘膦培养基2中,草甘膦浓度在16000~32000 mg·L-1时,该菌株生长迅速;在草甘膦浓度为32000 mg·L-1时生长量达到最高;草甘膦浓度为48000 mg·L-1时生长缓慢。3.抗药性实验表明,CW-1菌株在含有氨苄青霉素、盐酸四环素的平板培养基上能生长;在含有卡那霉素和氯霉素的平板培养基上不能生长。将从CW-1菌株中扩增得到的部分aroA基因与已报道蜡样芽孢杆菌aroA基因进行比对发现:CW-1的aroA基因发生了多位点突变。将CW-1菌株中的小质粒和aroA基因分别转入大肠杆菌中,转化菌株在含有48000 mg·L-1草甘膦的基础盐平板培养基中上能够生长;在含1500 mg·L-1草甘膦的改良富集培养基中的降解率分别为31.9%和30.6%。表明CW-1菌株中的aroA基因及小质粒中的基因均可能与降解草甘膦有关。

吴丹丹[3]2013年在《草甘膦抗性菌株的筛选、鉴定及抗性基因的克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5-磷酸烯醇式丙酮酸-3-磷酸莽草酸合成酶(EPSPS)是草甘膦的靶标酶,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主要通过转入外源EPSPS基因来培育。抗草甘膦基因(EPSPS)的克隆、表达及其功能验证等是现代植物分子育种研究的重点。因此,加大挖掘相关基因资源和基因改造力度,对进一步获取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抗草甘膦新基因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华南地区的农田和水体中采样,并对样品进行草甘膦处理,用含不同浓度梯度的草甘膦选择性培养基分离得到1株草甘膦抗性细菌和3株抗性真菌。通过对抗性菌株的形态观察和基于16S rDNA序列、ITS序列分析的系统发育分类方法,鉴定出该抗性细菌为肺炎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 pneumoniae),暂定名为kpS001;鉴定出3株抗性真菌分别为淡紫拟青霉(Paeciloomyces lilacinus)、多变根毛霉(Rhizomucor variabilis)和黄曲霉(Aspergillus flavus),分别命名为F35,F37,F62。克隆出肺炎克雷伯氏菌kpS001的aroA基因,命名为aroAs001对其序列进行分析,发现aroAs001基因片段长度为1284bp,在氨基酸序列的91-98和第175-183位有EPSP酶功能保守序列-L-G-N-A-G-T-A-和-A-L-L-M-T-A-P-L-A-。将该氨基酸序列与NCBI中Klebsiella pneumoniae subsp. pneumoniae NTUH-K2044全长aroA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相比,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的第76位发生变异,由苏氨酸突变为异亮氨酸,推测该位点的变化可能是导致肺炎克雷伯氏菌kpS001菌株对草甘膦抗性增强的原因之一。用pProA载体构建重组质粒pProA-aroAs001,转入aroA缺陷性大肠杆菌菌株DH5a (DH5a/△aroA)得到目标重组菌。通过诱导该菌的蛋白表达,发现目的蛋白在重组菌中有特异表达,大小约为48kDa,与预期蛋白大小相符;然后将重组菌株接入到含不同浓度草甘膦的M9基础盐培养基中培养,进行功能互补实验。实验结果显示,转入aroAs001基因的重组菌株的生长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菌株;在含200mmol/L以下草甘膦的培养基中,重组菌的生长基本没有受到影响,随着草甘膦浓度增加,重组菌的生长逐渐受到抑制,但仍明显高于对照菌株,重组菌能够在350mmol/L草甘膦浓度的选择性培养基上生长,表明克隆出来的aroA基因是kpS001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主要原因。

刘攀[4]2009年在《草甘膦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及其抗性和降解真菌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筛选出对除草剂草甘膦具有高效降解能力和极端抗性能力的真菌菌株,并对其最佳降解条件和相关抗性基因进行初步研究。同时探讨了不同浓度的草甘膦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方法:①分别测定施用一定浓度的草甘膦后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及土壤酶活性的动态变化情况,评价草甘膦的微生态安全性;②广泛采集长期受草甘膦污染的土壤、污水处理厂的活性污泥和其他特殊环境的标本,利用平板法、分光光度计法和HPLC法对其中的草甘膦抗性菌株和降解菌株进行筛选,获得降解能力最高和抗性最强的真菌菌株并进行分子生物学鉴定;③将获得的高效降解菌株在不同条件下进行培养,分别测定其对草甘膦的降解率,以确定其降解草甘膦的最佳培养条件;④根据GenBank已公布的其他真菌aroM基因设计简并引物,对所获得的极端抗性菌株的草甘膦抗性aroM基因片段进行克隆并测序。结果:①草甘膦对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酶活性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对放线菌数量和脲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尤为显着,显示其可对土壤微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②筛选出草甘膦极端抗性菌株JLC71364和草甘膦高效降解菌株JLC71321,前者对草甘膦的抗性可达600mmol/L以上,后者可在7天内将500mg/L的草甘膦降解65.8%,分别鉴定两菌株为黄曲霉和淡紫拟青霉;③确定了黄曲霉JLC71321的最佳降解条件,在此培养条件下其对草甘膦的降解率可达90.6%;④利用设计的aroM基因简并引物,从淡紫拟青霉JLC71364的cDNA文库中扩增出一条400bp左右的片段并进行了测序,可为以后克隆草甘膦抗性aroM基因全长的研究提供参考。本研究所筛选出的草甘膦高效降解菌株可用于草甘膦污染的微生物修复;另外,通过对高效降解菌株和极端抗性菌株进行进一步研究,我们可能获得新的草甘膦降解和抗性基因,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提供重要研究基础。

张静[5]2009年在《草甘膦降解菌苍白杆菌G-1的分离鉴定及草甘膦氧化还原酶基因gox的克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草甘膦及其主要代谢产物氨甲酰磷酸(AMPA)对人体具有遗传毒性,2.5-7.5mM的草甘膦会对DNA产生明显的毒害作用,而1.8mM的氨甲酰磷酸(AMPA)就会对人体淋巴细胞产生明显的诱裂作用。美国一项农业健康调查报告显示,草甘膦及其代谢产物可以诱发多发性骨髓瘤,至于一些罕见癌症是否也与此有联系还需要长期的研究与观察。自然界中存在丰富的降解草甘膦的微生物资源,从这些微生物中克隆的草甘膦降解基因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从长期受农药污染的环境样品中通过富集培养的方式分离到一株草甘膦高效降解菌,通过16S rRNA基因同源性比较和生理生化鉴定,初步将其鉴定为苍白杆菌属(Ochrobacterum sp.),命名为G-1。菌株G-1在LB培养基上菌落呈圆形,表面凸起,光滑,湿润,边缘规则;在电镜下观察,该菌呈短杆状,没有鞭毛,细胞周围有分泌物;接触酶阳性,脲酶阳性,柠檬酸盐阳性,酯酶阴性,亚硝酸盐还原阳性,不能水解淀粉,不能不能水解明胶;最适生长条件为:pH7.0,温度30℃。好氧性生长,对氨苄青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壮观霉素有抗性,对四环素、氯霉素、利氟平呐定酮酸敏感。G-1能在24小时内降解浓度为300mg/L草甘膦,降解效率明显高于以往分离得到的草甘膦降解菌。初始浓度对降解效率有明显影响,初始浓度越高降解时间越长;其最适降解条件为30℃、pH7.0;Cu2+、Ni2+对草甘膦的降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Zn2+、Ca2+有一定的抑制作用,K+、Fe3+、Mn2+对降解无明显影响。根据已公布的草甘膦氧化还原酶结构基因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通过PCR扩增从降解菌G-1中克隆到草甘膦氧化还原酶的gox基因,gox结构基因共有1296个碱基,编码431个氨基酸和一个终止密码子。将基因序列在NCBI上进行同源性比较,发现该基因与Chelativorans sp. BNC1(CP000389)中的gox基因同源性达99%。将克隆的gox基因连接到表达质粒载体pET-29a上,在E.coli BL21实现了基因的高效表达,并探究酶活测定方法。

张慧芳, 冉梦兰, 汪倩, 黄循吟, 吴红萍[6]2015年在《草甘膦微生物降解菌株的筛选及其生物学特性》文中提出为解决草甘膦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依据,采用驯化富集培养和平板分离技术对长期施用草甘膦农药的农田和草甘膦农药生产厂家排污口等自然环境中的土壤进行降解菌株的分离与纯化;利用BIOLOG鉴定系统对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并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平板培养法对菌株降解草甘膦的能力及其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草甘膦农药污染的原生境分离筛选到2株具有高效稳定的草甘膦降解能力的菌株B-1和Y-1,分别为越南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vietnamiensis)和硝基还原假单胞菌(Pseudomonas nitroreducens/azelaica)。2种菌株在初始pH6.0、6%接种量和30℃培养温度条件下对草甘膦农药的降解效率最佳,在以草甘膦农药(400mg/L)为唯一碳源的MSM培养基中对草甘膦农药的降解率分别为92.64%和87.73%,对3种常见抗生素(Amp,Kan,Chl)均有不同程度敏感。

汤鸣强, 尤民生[7]2010年在《抗草甘膦酵母菌ZM-1的分离鉴定及其生长降解特性》文中研究指明以福州市郊区的耕作土壤为研究材料,利用草甘膦为选择压力,通过富集、驯化培养,分离出一株对草甘膦具有高耐受和降解作用的酵母菌菌株ZM-1,结合生理生化特征及26S rDNA D1/D2区序列分析将其初步鉴定为胶红酵母菌(Rhodotorula mucilaginosa)。菌株ZM-1能以草甘膦为唯一碳、氮源生长,对草甘膦的最高耐受浓度为50g/L。在草甘膦初始浓度为1g/L的无机盐培养基中,30℃、150r/min摇床振荡培养7d,草甘膦降解率为85.38%。适合菌株ZM-1生长及降解草甘膦的最佳条件为:草甘膦初始浓度1g/L,接种量4%,温度30℃,pH值5.5-6.0,装料量50mL/250mL。菌株ZM-1是一株良好的草甘膦耐受菌,可用于草甘膦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也可能成为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的一个很好资源。

韩思宁[8]2013年在《草甘膦抗性候选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草甘膦是是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在世界农业中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种高效、低毒、广谱、内吸的非选择性灭生除草剂,其市场化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农民带来了极大便利,也改变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草甘膦通过茎叶吸收后传导到植物各部位能有效防除绝大多数一年生及多年生杂草,但由于其具有广谱和非选择性的特点,在杀死杂草的同时对农作物也具有毒害作用。抗草甘膦作物的种植,不仅能够使草甘膦有效防除杂草,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种植成本,同时能够保护作物免受草甘膦的伤害,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抗草甘膦基因的挖掘和筛选对抗草甘膦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从抗草甘膦微生物中分离抗性基因并转入作物中是培育抗草甘膦品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本研究从受草甘膦极端污染的污泥中筛选到一株高抗草甘膦真菌串珠状赤霉(Gibberella moniliformis),对其进行了形态学鉴定、生物学分类和培养条件的优化,构建了菌株的基因组文库,首次分离到抗草甘膦基因EPSPS,并经原核表达验证其具有抗草甘膦功能。同时分离出aroM基因,并对其各组成基因进行草甘膦诱导后的荧光定量表达分析,旨在为培育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提供抗性基因资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瓶培养富集技术,将一株抗草甘膦浓度高达600mM的真菌从生产草甘膦工厂排污口的污泥中筛选出,此菌株被命名为ND-H。结合形态学观察、18S rDNA序列多样性分析和5.8S rDNA-ITS序列多样性分析,将ND-H鉴定为串珠状赤霉(Gibberella moniliformis)。采取称干重法测定菌株随时间变化和不同培育条件下的生长量,表明其在液体培养基中的对数生长期为24h-84h,最适生长温度为28℃,最适环境pH值为7.0。2.用CTAB法提取并纯化了菌株ND-H的基因组DNA,构建基因组文库,原始文库滴度为2.25×106cfu/mL,库容为2.25×106cfu,插入片段范围为1kb-3kb,主要集中在1kb附近,经鉴定文库质量符合建库标准,可用于抗性基因筛选。成功筛选到EPSPS基因,系统发育树进化研究表明该基因属于EPSPS I型基因(草甘膦天然敏感型EPSP合酶)。3.将EPSPS转入大肠杆菌BL21(DE3)中,使大肠杆菌对草甘膦的抗性从原来的40mM提高到80mM,高于空质粒阴性对照,这说明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后在其体内表达成功,提高了大肠杆菌对草甘膦的抗性。4.克隆得到了串珠状赤霉aroM基因,核苷酸序列长度为4665bp,共编码1554个氨基酸,等电点(pI)为6.05,理论分子量是169.025kDa,与尖孢镰刀菌的aroM基因序列亲缘性最近。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对aroM组成基因aroB、aroA、aroK、aroD、aroE的表达分析结果表明,各基因的表达趋势一致,其中EPSPS(aroA)基因经草甘膦诱导后的上调表达明显。

刘丽琴[9]2006年在《草甘膦降解菌G-6的分离及降解特性的研究》文中提出取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及周边水稻田、棉花田、油菜田、玉米地、水果基地、花卉基地等9处的土样,分离到16株降解草甘膦的细菌菌株。通过高压液相色谱仪HPLC测定,筛选出降解能力最强的G-6菌株,该菌株在草甘膦300mmol/L的MM培养基中,48h内对草甘膦的降解率达86.52%。16S rDNA片段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菌株G-6与成团泛菌(Pantoea agglomerans)相似性为97.78%,成团泛菌(Pantoea agglomerans)与成团肠杆菌(Enterobacter agglomerans)及欧文氏菌(Erwinia winslow)同物异名,认为G-6属于欧文氏菌属,综合形态学、培养特征、16S rDNA片段序列分析和生理生化特征,证实G-6属于斯氏欧文氏菌(Erwinia stewartii)。 对草甘膦的耐受实验表明,G-6菌株最佳抗草甘膦浓度为300 mmol/L,对草甘膦的抗性在500mmol/L以上。环境因素对草甘膦降解的影响表明,G-6菌株有较宽的酸碱适应范围,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中的酸碱变化。从pH1.0到pH12.0几乎都有一定生长,在pH6.0-8.0范围内生长良好,G-6生长的最适pH为6.0,在该pH条件下,G-6达到最大的生长量。环境中Cd~(2+)浓度为0.02-0.2mg/kg时对草甘膦降解有促进,Cu~(2+)达到400mg/kg时对草甘膦的降解有促进作用,pb~(2+)、Zn~(2+)对草甘膦的降解有抑制作用,但降解率仍大于60%,说明G-6在重金属Cd~(2+)、Cu~(2+)、pb~(2+)、Zn~(2+)污染的土壤环境中能降解草甘膦。G-6菌株经过6d对氟氯氰菊酯的降解率达37.87%,对溴氰菊酯的降解率达33.21%。 土壤中有降解草甘膦能力的微生物种类繁多,关键是要找到降解能力最强的,受环境影响最小的,并深入研究降解有关酶和基因,以期将降解草甘膦的基因克隆后转入农作物,转入降解草甘膦克隆基因的植物将草甘膦快速催化代谢为无毒产物,就可解除草甘膦对农作物的危害。本实验分离到的G-6菌株对300mmol/L草甘膦48h内达86.52%的降解率,最高草甘膦负荷量500mmol/L的水平,而且该菌株对于各种环境条件包括温度、酸碱度、重金属污染适应性较强,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可为分离降解酶基因和作转基因植物奠定基础,为草甘膦的生物降解提供了新的微生物资源。

孙豹[10]2014年在《GhEF1A8启动子克隆与功能分析及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棉花(Gossypium spp.)属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是一种多用途的重要经济作物。早在9世纪便在中国发现棉花的种植,发展至今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产棉国之一,种植范围遍及国内25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价值。近年来转基因棉花特别是转基因抗除草剂棉花与抗虫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变革了传统的棉花耕种模式,大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转基因抗除草剂棉花的研制却起步较晚,并未育成高效稳定的抗除草剂转基因棉花品种,为此本研究从植物基因工程角度出发,通过克隆分离棉花地上组织高效表达启动子、优化改造草甘膦抗性基因、外源多基因组装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对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的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先以棉花组成型高表达蛋白质延伸因子(Gh EF1A)基因家族为切入点,对其9个家族成员的组织表达特性进行分析,进而采用基因组染色体步移(TAIL-PCR)技术分离获得Gh EF1A8基因上游启动子区域序列,在运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对启动子结构及其调控区域中潜在的顺式作用元件进行分析预测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启动子全长、5’UTR缺失及一系列启动子5’端缺失片段的植物表达载体,通过转基因烟草GUS的组织化学染色及荧光酶活测定,对启动子的组织表达特性及其活性调控的分子机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抗草甘膦新型EPSP合酶gr79基因及N-乙酰转移酶gat基因进行了密码子改造和基因结构优化,结合Gh EF1A8启动子与棉花叶绿体前导肽(Gh CTP)等载体元件构建了一系列单双价植物表达载体,通过转基因烟草和转基因棉花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及草甘膦抗性鉴定,初步验证了抗草甘膦基因的抗性,并获得了对草甘膦有较强抗性的双价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基于上述研究,得到主要结果如下:1.对棉花Gh EF1A基因家族表达特性分析发现其9个基因家族成员(Gh EF1A1-Gh EF1A9)高度同源,但在棉花叶片中表达强度有显着差异,其中Gh EF1A8基因表达量达到内参基因Ghubi表达量的8倍,远高于其他家族成员。此外Gh EF1A8基因在棉花各组织部位都能表达,其中茎组织部位表达强度仅此于叶片基因表达量,表达量为内参基因Ghubi的5倍以上。2.首次分离获得Gh EF1A8基因上游启动子区,TAIL-PCR分离得到的序列片段长1679-bp,其中包含了143-bp Gh EF1A8基因编码序列。采用Plant CARE、PLACE及Scan WM-P等生物信息学工具对启动子结构及潜在的顺式调控元件进行预测分析,发现Gh EF1A8启动子不仅存在TATA-box、CAAT-box、GC富集区等高等植物启动子基本调控元件,同时还包含了多种的逆境应答元件及转录调控元件,如GT-1 motif、W-box、LTR和A/T-rich等。除此之外克隆得到的序列片段中包含了一个长度为242-bp的5’UTR区域,该区域中存在一个非翻译的外显子、一个植物内含子结构及一个5’UTR Py-rich stretch元件。3.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构建了Gh EF1A8启动子全长、5’UTR缺失及一系列启动子5’端缺失片段的植物表达载体并进行了转化烟草研究。GUS组织化学染色及荧光酶活测定分析显示,Gh EF1A8启动子主要在烟草植株的地上组织表达,在叶片及茎组织中表达强度分别为Ca MV启动子的2倍和4倍。5’UTR能够在几乎所有组织器官中增强Gh EF1A8启动子的表达,尤其是在烟草叶片和茎组织中GUS活性分别提高了400%和600%。此外5’端序列缺失分析结果表明,-1081/-869和-869/-373序列区域是启动子基本活性的正调控区,A/T-rich元件对启动子活性有增强作用。4.对抗草甘膦新型EPSP合酶gr79基因及草甘膦N-乙酰转移酶gat基因进行了密码子改造和基因结构优化,结合Gh EF1A8启动子与棉花叶绿体前导肽(Gh CTP)等载体元件构建了一系列单双价植物表达载体并进行了转化烟草和棉花的研究。通过分子生物学分析及草甘膦抗性鉴定,证明转化了gr79与gat基因的烟草与棉花获得了一定的草甘膦抗性,并初步比较了各基因及各载体转化烟草植株的草甘膦抗性差异。5.对获得的双价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T0代及T1代植株进行了进一步分析,Southern blot、Western blot及大田草甘膦抗性实验结果说明gr79与gat基因已经稳定整合在棉花基因组中,但不同转基因株系基因拷贝有差异,gr79基因能够在棉花中被正确翻译为目标蛋白。获得的双价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具有较强抗性,其抗性能初步达到田间草甘膦喷施要求,并且转基因棉花T0代到T1代的繁殖过程中,两个整合的外源基因及转基因棉花植株草甘膦抗性遗传基本稳定。本研究对棉花Gh EF1A8启动子分子结构及功能进行了分析,初步阐明了该启动子调控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为该启动子应用于植物基因工程进行了探索,同时在烟草及棉花中鉴定了抗草甘膦基因gr79及gat的功能,获得了具有较强抗性的双价转基因棉花,为进一步培育稳定高效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草甘膦抗性和降解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D]. 潘渠. 四川大学. 2001

[2]. 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对草甘膦降解作用的初步研究[D]. 王聪. 河北农业大学. 2012

[3]. 草甘膦抗性菌株的筛选、鉴定及抗性基因的克隆[D]. 吴丹丹.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4]. 草甘膦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及其抗性和降解真菌的研究[D]. 刘攀. 吉林大学. 2009

[5]. 草甘膦降解菌苍白杆菌G-1的分离鉴定及草甘膦氧化还原酶基因gox的克隆[D]. 张静.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6]. 草甘膦微生物降解菌株的筛选及其生物学特性[J]. 张慧芳, 冉梦兰, 汪倩, 黄循吟, 吴红萍. 贵州农业科学. 2015

[7]. 抗草甘膦酵母菌ZM-1的分离鉴定及其生长降解特性[J]. 汤鸣强, 尤民生. 微生物学通报. 2010

[8]. 草甘膦抗性候选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研究[D]. 韩思宁. 东北农业大学. 2013

[9]. 草甘膦降解菌G-6的分离及降解特性的研究[D]. 刘丽琴.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10]. GhEF1A8启动子克隆与功能分析及抗草甘膦转基因棉花研究[D]. 孙豹.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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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抗性和降解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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