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学术原创精神——以教育学说原创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战国论文,学说论文,视角论文,学术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2-0166-06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期，也是中国学术充满活力、奔突跃动的最为显赫的原创期。中华文明起源虽非最早，但却是至今未曾中断、不断有所创新的文明。其独有的民族文化特征，诸如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彰显文明化育的人文精神、崇德贵群的人格意识、中和境界的美好追求，以及富有战略思考的总体思维，促使我国古代先哲创造了辉煌灿烂、足以启迪后世的原创性的文明文化成果，体现了极强的创新精神和超凡的创新智慧。中华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在此期都是独一无二的。恩格斯在评价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1]处于大体相同时代的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各种学术也体现出同样的意蕴与价值，具有历久弥坚的影响力。
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原创性学说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原创性教育学说。所谓原创性教育学说应该是指“由某人或某个学派提出的具有首发性、原典性的，对某一或某些教育问题的原初观念或主张”[2]。研究春秋战国之际原创性教育学说，特别是儒道两大文化系统的教育学说产生的历史动因，揭示其原创精神的特质，纠正千百年来僵化的偏颇认识，发掘其固有的学术精华、闪光的精神境界，将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学术原创精神的生成动力——“轴心时代”的急切呼唤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各有独特的历史贡献，都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地位。就历史文化绵延不绝而言，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将人类历史中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这段创造了辉煌历史与文化的时期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此历史时段，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几乎同时进入了空前伟大的哲人时代，构建了人类最初的精神结构，这一历史时段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举世公认的文明发展观认为，在轴心时代里，其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的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大跃动促成的诸子百家智慧，古印度的佛教智慧以及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法学等。世界四大古典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和轴心文化的开创者——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为代表开创的佛陀的时代；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轴心时代的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精神传统，对现代人的精神文明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精神动力。复归到这一开端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3]可以说，当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通过文化创新与发展带来的以精神文化为内涵的创新精神的复兴和再创辉煌。
春秋战国之际以各种学术创新性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化属于多元轴心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的轴心文化一样具有旺盛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种“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其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及原创精神上。因为是原创，所以具有重要的引导性和巨大的启发性。可以说正是由于其所表现的极强的原创性、引导性、持续发展和启发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引发后世的广泛探讨、关注和追根溯源，并和后继的思想或者研究形成“源”和“流”的互动、互相激发的历史辩证关系，才形成独特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
先秦文化在世界古典文化园林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体现着中华民族先哲们的杰出智慧。作为独特的“轴心文化”，先秦文化是在夏、商、周三代反映、表现祀戎国家大事的礼乐文化的人文语境中萌生和创发出来的。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追溯，先秦学术至春秋战国之际都是从“学在官府”转变为私学兴起中蓬勃发展的西周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其各种学说主要是在力行哲学导引下通过社会实践对“古之道术”的继承、发明和创造。春秋之际，由于铁制工具和牛耕犁的出现，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等级制度受到巨大的冲击，打破了被讥讽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统一政治经济格局，周王室统治衰微，诸侯争霸战争烽烟四起。由于井田制的瓦解，私有经济逐渐发展，原有的赋税制度动摇了，私有工商业开始兴起。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革，必然导致官府文化教育垄断的破产。在“士”作为新兴的政治、文化力量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之际，他们以挽救时弊、扶危定倾的壮志，以探索革新、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豪迈，以临危受命、舍我其谁的超凡智慧、胆略和入世情怀，担当起继往开来的时代重任，推动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由“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正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阐释的那样：“原有的思想形态得到‘士’这一阶层的新的阐述和新的发挥，思想与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可以说，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深刻变革，为文化教育上的立意创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主客观条件，为诸多学派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开创了新道路。
春秋战国之际，学术文化下移、士阶层的崛起和私学的骤兴是三位一体、互动互振、交错共生的，它们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诸侯激烈的军事争斗中掀起并推动了百家争鸣学术大潮的来临。按照通行的说法，所谓“百家”，一般指的是“九流十家”，即：儒、墨、道、法、阴阳、名六家；加上杂家、农家、纵横家合称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就是“十家”。实际上，不止十家，此外还有在教育发展、军事发展、学术昌盛上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的兵家、术数家等。就教育而言，先秦诸子冲破了“学在官府”的封闭式传统教育垄断格局，学校从官府移到民间，向民间开放，教师以私人身份自由讲学，学生亦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较广泛的联系。百家争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造就了一大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大师级思想家、教育家，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这既是百家争鸣的需要，又是私学蓬勃发展的必然成果。先秦之际，思想家、教育家们不仅论证了极为丰富的原创性的教育命题，而且还著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内涵丰富原创性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教育专著。
春秋战国之际堪称“中国学术的原创期”[4]，是中国学术史上百家争鸣、激动人心和原创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属于思想家的时代，亦是一个属于教育家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5]7；“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求真时代，又是一个清醒而严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从蒙昧的传说中一旦醒觉过来，不再迷信过去的任何传说而只相信自己的认识”[5]7的时候，思想上的、精神上的巨大的创造力便喷薄而出，诸子百家的学者们不囿于旧说，而是秉承日新又新，刚健有为的开拓精神，敢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重要思想和命题，反映了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所应该具有的独立精神和高尚情怀，表现出他们的情理世界的丰富灿烂。可以说，原创精神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古代学者具有的求真、求实的真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这种真精神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多姿多彩、辉煌灿烂的不朽篇章，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教育业绩，时至今日仍然以崭新的姿容在奔腾澎湃的历史潮流中绰约闪耀，为后人探寻古代学术的原创精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智慧资源，为今天的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
二、学术原创精神的奔腾张扬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们的大家风范是特立独行的，道德精神是卓尔不群的，学术思想是自由开放的，他们在对政治问题、教育问题等的探讨过程中，日益尊重理性，重视对真理的探讨，围绕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讲阴阳、柔刚、仁义之德，展开思潮言说和交流，使当时的学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绚丽多姿的繁荣景象，使中国古代文明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古圣先贤以人为中心，以养成仁人志士的浩然正气为旨归，张扬中华古典文明中的强烈爱国精神，高尚的民族气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柔相济、兼容并包、力求创新发展的精神，至今为世界所赞许，为人们所效仿。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尤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学术为天下裂”。夏商周三代历有损益形成的统一的礼制规范被逐步打破的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历史转折性变化，人们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解释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各家学说便因循时势而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所言：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法家“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掊名贵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虽有学者认为这实则论六家得失，但却清楚地道明了各家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倾向。各派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教育主张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与其各种观点、主张交叉融合在一起，明确地反映了各家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对教育问题的独到见解。
春秋战国之际教育学说是在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其时的原创性教育学说是用来解决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是用来解释新的教育实践的，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之需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服务的针对性。因为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变革实践和教育改革实践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解决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主张又具有鲜明的原发性、首创性，我们称其为原创性。
自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他们站在赞扬、肯定人类文化、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立场上，通过仁道原则的确立，把“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确定为个体精神发展的根本方向，高度关注个体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相互适应，尚贤贵德，提倡“学而优则仕”和崇教以立国本。孔子堪称中国教育学说的原创之父，最早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教育公平主张，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平民主义，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关人性论、教育论的著名论断，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论述了人的遗传素质与后天教育和主观努力修习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于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广泛探讨，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本质、人的意义与价值的特殊关注，引导人们在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上探究教育的功能。从孔子、孟子、告子、荀子，到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一直到今人，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教育学、人脑科学、心理学需要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给予新说新解、论证无终结的命题。孔子倡导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立志有恒、好学乐学、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等教学原则都堪称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思想原创，至今仍被视为古代教育思想的经典，被用于各种教育教学实践。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杰出传人，在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怀疑、批判精神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原创性教育学说贡献了卓越智慧，他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强调“深造自得”、“盈科而进”、专心致志，注重学生主动学习精神的培养，强调道德教育和智力培养都必须尊重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反对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荀子则在继承发展孔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综合融会儒道法三家之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善假于物”和“兼陈中衡”的原创性教育主张。形成于战国后期的《学记》和《大学》，尤其是《学记》不仅从不同侧面对创始儒家的教育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全面阐述了教育作用、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等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和教育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教育优先发展命题，突出体现了人们对教育作用、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真知灼见；提出了“教学相长”，体现师生相互尊重，反映教育规律，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光辉命题，辩证地论证了教与学两个过程辩证统一的关系；提出了“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精辟地论述了校内外学习之间的关系；并在学校管理中提出编年制和成绩考核制的创见，开学校教育管理之先河。《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彰显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历史文化功力，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教育专著，奠定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础，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大学》则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具体化为“三纲领”和“八条目”，建立起一个以修身为本的政、教统一模式，它从目的到程序，提出了大学的比较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不仅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总结，也是我国最早的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文献，其道德教养和自我修养的理论、方法，作为一种道德文化传统，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应用，最为符合现代教育需要。可以这样认为，在先秦诸家中儒家对教育的原创性贡献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批判儒家德治、法家法治治理学说的基础上，主张顺应自然之“道治”。综合《老子》、《庄子》的论说，他们高度概括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秉要执本，虚怀若谷，清静无为，虚清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他们崇尚自然原则，坚定地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视文明社会的教育和教化为对自然状态的破坏和对素朴人性的摧残，把顺任自然确立为教育的最高原则，《老子》提倡“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不言之教”和游世精神。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自然教育原则与儒家的仁道教育原则的对立并非绝对相互排斥，而是在“道”这一共同的最高范畴下有条件的互补，孔孟之道和老庄之道并行，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主线之一，开中国古代提倡自然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相契合之先河。
以墨翟、禽滑厘为代表的墨家，建立了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体，以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等专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学术团体。墨子一生“上说下教”，试图实现其友爱与功利情理交融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墨家坚守“劳心苦志而以振世之急”的原则，使墨家集团的社会地位至高，社会影响至远。墨子的平民科技教育内容涉及古典科技开创时期的数学、几何、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重视人文主义教育的时代，倡导并实践平民科技教育的，墨子堪称第一人，他所提倡的“量力所至”的量力性原则，“强说强为”、“不叩亦鸣”的主动施教原则在教学论史上当有独特的开创之功。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积极进行法制教育，使“商君之法，妇孺皆知”。他们以“法”治与儒家的“礼”治相对立，从此“王道”与“霸道”的争论不休。历史证明，王道与霸道表面上针锋相对，在社会与政治实践上，二者并不截然背道而驰，而是王霸相佐，相得益彰。法家构筑了以法、术、势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思想体系，以法之“同一”精神同儒家的德政礼教对立统一，在既张扬个性，又齐群行有统纪的社会秩序建构上功不可没。其法制教育主张，在不同时代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管子·权修》中“百年树人”的教育价值观，是教育史上第一次全面揭示教育价值的原创性命题，被誉为“前所未有的可贵的创见”，因为它涉及了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与效益，其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教育的基本特点、人才成长的周期性等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的探讨，为教育理论研究的先导。
儒、墨、道、法等各家的原创性教育学说的哲学思考贯穿其基本理路的始终，“这些富有原创性的思想理念，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作为理论原型的关键作用。”[6]92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历久弥坚、乐观上进的生命价值观
从世界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审视，中国古典教育原创学风独树一帜，卓然傲立，薪火相传几千年，不断推陈出新，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所仅见。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穷尽春秋战国之际的原创性教育学说，而在于对其生命价值的体悟和挖掘。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仅要学习全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更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特别是在价值观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更应该继承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在思想和文化上葆有自我。”[7]春秋战国之际的原创性教育学说，诸子百家所体现的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不仅在祖国悠久的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历久弥坚、不断进取的生命价值，是今天教育创新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教育创新必须秉持创新精神。因为创新精神是当今教育学派创生和教育理论创新的原始动力、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创新精神是创造性学习和探索的精神，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文化创造的本真精神，是在教育实践的第一线学习和探究，从而获得的正确认识，能够反映客观真理和主观精神探索的求真务实精神。教育理论创新与教育实践的革命性变革都必须秉持这种创新精神。“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影响下仿苏、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学者原创思维的缺失和浮躁心态，实质性的中国教育理论范式并未真正形成，取而代之的多是单纯的吸收和模仿”[8]。因此，在现时代创新学风的重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实践变革的关键。
我们在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提倡“立意创新、独树一帜”的精神，当然这种精神并不是忽视传统的特立独行，既不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也不是挖空心思地另辟蹊径，而是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维度，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来审视当下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教育未来发展中可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和认识，这既不是前人观点的引用、转述和重复，也不是前人观点的简单累加与自我改造，而是以己之能，尽己之力，反映个人独立思考，切近教育发展实际的新见解新主张；是从新的思考维度、新的探索角度出发，催生新的教育观念体系、新的教育思想体系，构建新的教育学说体系，并通过创新实践予以检证，增益其新意蕴。
春秋战国之际的教育家们通过自己的言教、身教铸造了一段辉煌的教育发展史。这段历史被当代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第一个高峰期”[6]91。与中国古代相比，我国目前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研究者前所未有的创造空间和机遇，就客观环境与条件而言，今天的学者似乎没有不创新发展的理由，但事实却令人颇感尴尬。虽然客观地说，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教育实践探索也取得了斐然的业绩，但是相较于古代社会，尤其较之于春秋战国之际，我们的原创性教育理论，或创新性的教育理论却寥若晨星，极其匮乏。究其原因，固然有某些客观上的障碍，但主要原因恐怕还得从主观上寻找。因为“原创精神是基于文化创造的主体性理念、精神和原则的，原创精神的展示是依赖于内在性原则以及由此建构的独立人格和完整的人格的，原创文化创造者的品格应该是这样的：精神独立、深邃，思想活跃；人格高尚而完善；同时要具有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创造性活动的有效经验，具有深刻而积极的指向创造活动的意义系统，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以及原创力和本质力量的发挥。”[9]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原创者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对真理的诉求和对自身原创精神的张扬，他们敢于人先，只因对事实的探求和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和体现。回顾创造了丰富原创性教育学说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无不是原创文化的缔造者，原创思想付诸实践的践行者。孔子一生都在积极奔走呼吁，宣传自己的德政礼教主张。无论是在为官从政期间，还是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从来没有放弃授徒教学的教育实践，即便是在匡地被围、断粮陈蔡的危急时刻，面对困境仍能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先知先觉的哲人智慧是其在一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他用一生的教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墨子同样是一位伟大的躬行实践家，一生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尚贤”的社会理想，为此他游走于各诸侯国，劝君王罢战。他“上说下教”，“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篇》），形成庞大的传播墨家学术、道艺的教育集团。庄子曾评价墨子师徒：“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庄子·天下篇》）。所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施踵”（《淮南子·泰族训》）等等，充分肯定了墨子师徒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对教育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教育活动的躬行实践，表现了原创性教育学说的产生与原创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教育研究者首先要有独立性，然后要将自己的哲学思考依附于现实的教育生活。因为原创性教育思想来自于学者对现实问题的怀疑、反思和批判。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犹如胡适所言，他们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于一体的，都大体上做到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强调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乃春秋战国之际各派思想家、学者创造的学风传统，这是古代同时也是当代学人应有的学风的核心。对此，江泽民指出：“我国古人治学，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经验，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10]。
当代中国教育界的学者正在矢志不渝地向全新的目标迈进，正在竭力寻找教育创新的切入点，学者们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也秉承着我国优良的创新学风，因为他们深知，“马克思主义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11]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创新关乎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关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作为当代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教育创新的使命，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精神和力量。
［收稿日期］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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