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比略隐退罗德岛：罗马帝国早期帝位递嬗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德岛论文,帝位论文,罗马帝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自愿隐退还是无奈之举 关于公元前6年提比略(Tiberius Claudius Nero)退出公共生活去罗德岛(Rhodes)隐居的历史事实，主要见于维莱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以及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等人的记载。①其中，维莱乌斯生活于奥古斯都统治末期，他曾在提比略的军队中服役多年，公元12年还参加了提比略从日尔曼战场返回罗马后元老院为其举行的凯旋仪式。②作为与奥古斯都处于同一时代，并以亲身经历见证提比略权力崛起的将军兼作家，他的记载无疑为我们考察提比略政治生涯中这段最为黯淡无光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③然而，同苏维托尼乌斯和迪奥的记载相比，维莱乌斯就提比略隐退罗德岛一事背后的原因给出的解释相对简单。④他仅提到提比略隐退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不使自身的光芒掩盖两位皇子盖乌斯(Gaius Caesar)和卢奇乌斯(Lucius Caesar)的成长。⑤这个理由在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帝王传记》(De Vita Caesarum)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苏维托尼乌斯借他人之口为提比略归隐罗德岛一事给出如下理由：由于奥古斯都之子(此处指盖乌斯和卢奇乌斯)已经长大，他的退出是为了给皇子们的晋升腾出道路。⑥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希腊人迪奥生活的年代和提比略时代相距已逾二百余年。尽管如此，其著作《罗马史》(Historia Romana)仍然是唯一一部保留至今且较为完整记述奥古斯都时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提比略拒绝奥古斯都的委任并仓促离开罗马城前往罗德岛时，这位历史学家说提比略是为了尽快“使自己在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视线和头脑中消失”。⑦ 上述四位作家中的三位都对提比略辞退公务背后的动机给出了大致相仿的答案，即为了避免日后和盖乌斯及卢奇乌斯产生摩擦而采取的政治让步。如果这一理由是可信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提比略的这一决定到底是出于本意还是被迫为之?如果是被迫的，这种压力又来自何处? 从以上三位作家的记载分析，这一决定无疑是由提比略本人作出的。如上所言，在选择避居罗德岛前夕，他刚刚获得了当时只有奥古斯都才拥有的保民官权力。⑧另外，根据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的推测，提比略拥有的行省统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也很有可能在这一年得到延续。⑨这两个头衔将他提升到仅次于奥古斯都的地位上。⑩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提比略政治生涯的早期阶段，不难发现他在和其他皇族成员的政治竞争中并不占优势。提比略在公元前24年担任财务官(quaestor)一职时只有18岁，而和他同年出生的马凯鲁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奥古斯都的侄子却在这一年得到了营造官(aedile)的职位。(11)在这之前的两年，奥古斯都将唯一的亲骨肉——尤利娅(Julia the Elder)嫁给马凯鲁斯，这让后者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奥古斯都心目中的接班人选。(12)不幸的是，年仅19岁的马凯鲁斯在公元前23年因病去世。在他死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一直充当奥古斯都政治决策的第一帮手。(13)然而，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的去世对提比略政治地位的提升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和处理东方事务的需要，迫使奥古斯都必须找到一个能在军事及外交领域替代阿格里帕的人选。(14)这一次，他选择了提比略。提比略受到重用可从当年他被迫和阿格里皮娜(Vipsania Agrippina)离婚并迎娶尤利娅一事中得到体现。(15)我们并不清楚李维娅(Livia Drusilla)(16)在这一皇族婚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提比略和尤利娅的结合使前者同尤利乌斯家族扯上了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没有充足的理由将阿格里帕之死和提比略再婚视作奥古斯都确立接班人的信号。这或许只是后者通过内部联姻的方式加强尤利乌斯家族统治的一种手段。相比之下，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两个孩子盖乌斯和卢奇乌斯在公元前17年被奥古斯都过继为子，这种效仿当年凯撒过继屋大维的做法似乎更能说明奥古斯都对两个外孙抱有的期望。(17)在阿格里帕死后，由于幼子尚未成年，奥古斯都自然希望已步入中年的提比略在公共生活中担当更多职责。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的死亡使奥古斯都不得不将对外事务更多地交由提比略处理，这也让他手中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18) 在公元前6年退居罗德岛之前，提比略一直扮演一个行事低调、处事谦虚、兢兢业业的军队将领角色。不可否认，他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同时在执行奥古斯都的外交政策方面也相当成功。但必须看到的是，至少在公元前6年之前，在皇帝家族和亲属中，提比略从来都不是最受奥古斯都喜爱的一位。(19)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继子同时又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的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最有可能成为元首的继任者。(20)提比略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如果说提比略已觉察到自身地位的不断提升让身心日渐成熟的盖乌斯感到压力，那么，他识时务地做出让步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只不过以退出政治生活、隐居他乡的方式避免和盖乌斯发生冲突似乎又非处理这一矛盾的最佳手段。(21)恰在这时，因亚美尼亚的王位更迭而引发的骚乱迫使罗马必须作出回应。提比略作为处理亚美尼亚事务的不二人选被奥古斯都寄予厚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处理外事的丰富经验，更在于14年前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尼斯三世的上台也是在提比略的干预下实现的。(22)但提比略拒绝了奥古斯都交给他的任务，并以十分坚决的态度选择去罗德岛隐居。这对于一个只有36岁又重任在肩的将领来说并不是一件合时宜的行为。(23) 因此，笔者推测，提比略隐退罗德岛并非出自其本意。如果我们以上的推断正确的话，那么在这一风波背后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无论苏维托尼乌斯、迪奥还是塔西佗，他们均将提比略在公元前6年的退隐与其妻子尤利娅联系起来。三位作家将矛头纷纷指向尤利娅，认为提比略夫妻间关系的不和是导致前者离开罗马的重要因素。 的确，提比略和尤利娅的婚姻从开始便暗含悲剧，因为二者的结合是奥古斯都出于纯粹的政治动机促成的。与两人此前的婚姻相比，尤利娅和提比略糟糕的感情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并非秘密。苏维托尼乌斯带着不确定的语气推测说，提比略下决心隐居罗德岛，或是由于“他讨厌妻子，因为他既不敢因哪怕一点小事而控告她或者和她离婚，又不能忍受与她在一起的生活”。(24)迪奥同样指出这一点，强调提比略已经“不能忍受有她在身边的生活”。(25)而塔西佗提供的回答更为简单有力，他指出正是由于尤利娅对提比略的轻视才是促使后者萌发退意的“根本原因”(nec alia tam intima Tiberio causa)。(26) 塔西佗在此处所谓的“根本原因”是复述提比略时代保留下来的记载还是出于个人判断，我们并不知晓。但如果提比略仅仅因为与尤利娅感情破裂而意在逃避，并不一定非要通过隐居他乡的方式来实现。根据史料记载，提比略在公元前11年和尤利娅完婚。在此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奔走于伊利里库姆(Illyricum)、高卢和日耳曼等地镇压蛮族的反抗。(27)即便在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7年，除了年初在罗马城稍作停留，他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莱茵河前线的军事征服中。总的说来，从公元前11年到公元前6年的5年内，提比略身处罗马的时间并不多。更何况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自从尤利娅和提比略生的孩子夭折后，两人便已分开居住。(28)如果提比略希望远离尤利娅，他完全可以如往常一样通过在行省任职的方式达到目的。公元前6年提比略被派遣至东方处理亚美尼亚危机正好为“逃离”尤利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此，他似乎不必通过隐居的方式躲避因感情不和带来的烦恼，更何况在这一年他的事业刚达到巅峰。因此这种冒险便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因此，提比略在公元前6年隐居罗德岛的想法固然可能与他和尤利娅之间的感情破裂有关，但这并非最关键的因素。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提比略在赴东方上任前夕和奥古斯都发生了冲突，这成为其退出公共生活的最主要原因。 二、提比略与奥古斯都的不和 史料并没有提供这一年提比略与奥古斯都之间发生争吵的直接证据。刚刚卸任执政官的提比略被授予为期五年的保民官，这说明奥古斯都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当奥古斯都获悉提比略隐退罗德岛后，他在元老院抱怨说自己被抛弃了。(29)上述信息似乎暗示奥古斯都在这场风波背后充当了无辜者的角色。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提比略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6年发生过激烈争吵，但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笔者认为依然能找到某些线索表明在提比略赶往亚美尼亚前夕，他和奥古斯都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矛盾。这一冲突致使提比略推却赴东方调停的使命，选择退出政治生活。 提比略和奥古斯都关系破裂的第一个迹象，是由于奥古斯都授予提比略五年保民官给后者带来的担忧。这一理由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根据迪奥的记载，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提拔使后者感到害怕。提比略担心这一举动会导致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嫉妒而引发对自己的仇恨。(30)换言之，提比略是因为害怕引起两位王子的敌视才主动选择避居罗德岛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情形和公元前23年所发生的一幕十分相似。当年被认为是奥古斯都继承人的两位热门人选——阿格里帕和马凯鲁斯——也因继承问题产生冲突。(31)之后不久，阿格里帕迅速离开罗马城前往东部的某个行省。然而，这两幕场景间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阿格里帕的东方之行是在奥古斯都安排下做出的，而提比略隐退罗德岛是自行决定的结果(尽管可能迫于某种压力)。如果说提比略仅因担心引起两位年幼王子的仇恨而避居罗德岛，那他曾否想到这一决定会引起奥古斯都的不满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32)因此，提比略和盖乌斯之间发生误会并不是促使他隐退罗德岛的关键所在，奥古斯都才是迫使提比略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责任人，因为提比略没有必要冒着得罪奥古斯都的风险取悦盖乌斯这一年仅14岁的少年。更何况作为继子，盖乌斯的命运掌握在父亲手中。如果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可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提比略离开罗马前几天的心情，看出他隐居罗德岛的决定绝非出于自愿那么简单。(33) 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发生冲突的第二个迹象，是当从奥斯蒂亚(Ostia)出发的船只停靠在卡帕尼亚(Campania)岸边不久，提比略收到奥古斯都病倒的消息后作出的反应。苏维托尼乌斯记载此时的提比略在得知奥古斯都重病的消息后仅仅在卡帕尼亚逗留片刻，最终并没有返回罗马城。这一举动和公元前9年他在收到德鲁苏斯重伤的消息以及公元14年获悉奥古斯都病重后的反应大相径庭。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在渡过莱茵河时不慎跌落马背摔成重伤，不久之后病情加重。(34)此时的提比略刚刚镇压完潘诺尼亚(Pannonia)和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的暴动返回提奇努姆(Ticinum，在高卢境内)。收到噩耗后，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往日耳曼并最终在德鲁苏斯咽气前抵达其身边。之后，他伴随着德鲁苏斯的遗体步行回到罗马。(35)公元14年，奥古斯都在从那不勒斯返回罗马的途中于诺拉(Nola)病逝。病重期间，提比略正在赶赴伊利里库姆行省任职的途中。他在收到母亲的信件后紧急返回并在奥古斯都弥留之际及时赶到。(36)而在公元前6年的事件中，提比略并未因岳父奥古斯都病重而回心转意返回罗马。这说明此时他并没有与奥古斯都化解矛盾的打算。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解释他不归的原因。(37) 同奥古斯都的关系发生恶化的第三个迹象在公元前1年显露出来。这时的提比略仍未回到罗马城。与此同时，他持有的保民官权力即将到期，这使其人身安全处于没有保障的危险状态。提比略请求奥古斯都允许其从东方返回，但遭到拒绝。(38)或许此时奥古斯都仍不能原谅提比略在五年前犯下的错误。此后不久，提比略又坐船前往萨摩斯(Samos)，拜访了当时正在多瑙河流域处理亚美尼亚事务的盖乌斯。在那里他遭到了后者的冷遇。此后，提比略更是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不仅被禁止返回故土，甚至还不被允许穿上托袈袍，并被禁止骑马和练习武艺。他的头像(imagines)也在支持他的高卢城市遭到唾弃。(39) 直到公元2年，提比略在向奥古斯都请示并征得盖乌斯的同意后，最终回到罗马城。这样，在岛上隐居8年之久的提比略终于回到了奥古斯都身边。即便如此，在返回罗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未参加任何公共活动，也没有得到任何公职。(40) 这样，从最初自作主张的隐居发展成名副其实的“流放”，再到得到奥古斯都和盖乌斯同意后返回罗马，这一长达数年之久、发生在皇族成员之间的冲突才基本得以解决。(41)这一冲突围绕奥古斯都、提比略和盖乌斯三人展开，焦点或许同元首继承相关(见下文)。随着公元2年卢奇乌斯和公元4年盖乌斯的死亡，提比略前进道路上最大的两个障碍被清除。他随即被奥古斯都过继为子，并在赴日耳曼前再次被授予保民官权力和统帅权。(42)从公元前6年到公元4年，提比略隐退罗德岛对其政治前程产生的影响持续近10年之久。 三、元首继承的冲突 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如果我们前面的推论可以成立，即在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之间的关系破裂是导致后者离开罗马、隐退罗德岛的关键因素，那么两人之间究竟为何产生了不可缓和的矛盾?笔者认为这一冲突很可能与奥古斯都筹划中的元首继承有关。虽然此时的盖乌斯兄弟尚处冲龄，但奥古斯都或许已将盖乌斯和卢奇乌斯视作元首的继承人选。前已提及，在提比略政治生涯的早期阶段，他并不是奥古斯都身边的“红人”。这固然是由于公元前9年之前奥古斯都身旁并不缺乏能人辅佐，或许也和提比略不讨人喜爱的性格有关。(43)然而，到公元前6年，他已被提升到几乎和元首平起平坐的位置。这是否令提比略头脑中多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这一年罗马城内关于他希望成为元首继承人的谣言甚嚣尘上，甚至有传言说他正在暗中策划推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阴谋，但提比略离开罗马前，当着奥古斯都和母亲的面公布了遗嘱，似乎向公众表明了他清白正直的行为，同时也暗示出他在当时遭受的巨大压力。(44) 总之，我们并没有在史料中找到提比略在公元前6年试图压制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甚至造反的证据，尽管我们同样不能查明提比略是否从未这么想过。(45)但是，公元前6年提比略和奥古斯都的冲突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年遍及罗马城的针对提比略的谣言，不能不令人想起该年年初发生的另一场风波。 该年年初，罗马城内发生了一场呼吁盖乌斯担任执政官的群众请愿事件。根据迪奥的记载，人们一再要求在盖乌斯达到成人年龄前就应该让其当选执政官。此时的奥古斯都正为两个儿子日益骄横奢侈的生活作风感到苦恼，人们的曲意逢迎又进一步惹恼了他。奥古斯都回绝了人们的请求，理由是盖乌斯还不够成熟，以至于他“既不能够避免犯下不必要的错误，又不能抵挡来自民众的一些反复无常的请求”。(46) 公元前6年的盖乌斯刚刚穿上成人托袈。(47)在此前一年，日耳曼地区的暴乱让提比略在当选执政官后不久便匆忙赶往莱茵河前线的军团驻地。罗马城内的节日庆典活动交由盖乌斯负责，这应该是盖乌斯首次在公共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由于初出茅庐，奥古斯都要求他在另一位执政官皮索(Cn.Calpurnius Piso)的辅助下进行工作。(48)可以想见，公元前6年的群体事件并不是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有能力发动的。这一闹剧背后的策划者有两种可能：一是由奥古斯都本人发起，意图试探民众的反应；二是除奥古斯都外盖乌斯的其他支持者。 前一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相反，这是奥古斯都经常玩弄的政治把戏。针对公元前6年群众为盖乌斯当选执政官发起的请愿事件，以及次年被授予“少年元首”(princeps iuventutis)的头衔，塔西佗用了“specie recusantis flagrantissime cupiverat”(打着不情愿的幌子却极其渴望)这样的语句形容奥古斯都内心深处对人民能够接纳盖乌斯和卢奇乌斯表现出来的迫切心情。(49)这颇符合奥古斯都一贯的处事风格，尤其是联想到他在公元前27年和公元前23年在元老院发表的两次演说。高举共和之名而行帝制之实，本就是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实质。(50) 如果这一分析站得住脚，那么奥古斯都对民众心理的试探以及随后对提比略的提拔和任用可能是引发提比略出走的导火索。提比略虽然行事低调，却并不是一个甘愿受人摆布的角色。如果他明白奥古斯都对自己的提拔仅仅出于为了给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成长提供时间，而自身终将沦为两位王子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的话，提比略或许并不甘心就此妥协。因此，他通过推却公务、归隐山林这种决绝的方式向元首发泄不满就成为一种可能。同时，这也是向奥古斯都表达“离开我不行”从而为自己寻求更大权力提供一个良好时机。这一分析间接验证了迪奥所提供的关于提比略隐退罗德岛背后的猜测之一，即提比略是因为不满奥古斯都未选他做继承人才愤而出走的。(51)同时，这也跟苏维托尼乌斯作品中提到的另一条缘由相吻合：提比略以此证明自己对国家的价值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52) 如果公元前6年初鼓动盖乌斯当选执政官的这场运动并非由奥古斯都本人发起，那么提比略的妻子尤利娅很可能在其中充当了某个关键角色。首先，作为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母亲，面对一位日趋强大的竞争对手，尤利娅这么做自然也在情理之中。(53)其次，尤利娅作为罗马贵族圈中颇具影响力同时又受平民欢迎的女性，她完全有能力联合罗马城内有势力的盟友发起这场运动。(54)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无论是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还是迪奥，他们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提比略无法忍受和尤利娅在一起的生活，是导致前者避居罗德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前文已作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夫妻间的感情破裂并不是提比略选择作出如此巨大政治牺牲的充分理由。但是，如果将发生在提比略和盖乌斯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同尤利娅和提比略糟糕的夫妻关系联系起来，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提比略隐居罗德岛的动机找到另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提比略隐居罗德岛后的第4年，发生在奥古斯都家庭内部的丑闻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公元前2年，尤利娅与人通奸一事东窗事发，奥古斯都得知后极其愤怒，随即在元老院公布了此事。结果是尤利娅以通奸罪被流放到卡帕尼亚海岸附近的潘达特利亚岛(Pandateria)。(55)曾经跟尤利娅发生奸情的奸夫们却以大逆罪(maiestas)论处。(56)这一奇怪的罪名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猜想：即在奥古斯都愤怒的背后，或许并不仅仅因为家族内部的人竟敢公然抵抗他多年来身体力行的道德改革，更可能是尤利娅和她的团伙(factio)已经参与到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57)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尤利娅在主观上试图联合他人威胁父亲在罗马的统治地位，也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于公元前2年的丑闻同4年前提比略的出走有直接联系。(58)然而，或许对于尤利娅来说，一方面对丈夫充满轻视和厌恶，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其获得更高权力的担忧，这让她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某种形式上插手政治活动来寻求改变成为可能。(59) 关于提比略隐退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众说纷纭，正如迪奥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是确凿无疑的。(60)尽管如此，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提比略出走罗德岛的最大可能是在去亚美尼亚前后，他与奥古斯都间就元首位继承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针对罗马城内铺天盖地的谣言，提比略在巨大压力之下推却公职去罗德岛隐居。这个决定是提比略独自作出的，但确实属于无奈之举。在公元2年提比略返回罗马后没多久，卢奇乌斯在这年夏末于西班牙行军途中意外死亡。两年后，盖乌斯也因旧伤发作离开人世。盖乌斯死后，奥古斯都立即过继提比略为子。(61)公元13年，提比略又一次获得保民官权力和行省高级统治权(proconsulare imperium maius)，这让他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和奥古斯都平起平坐。(62)公元14年，奥古斯都病逝。紧接着，当年的两位执政官、禁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arum)、粮食输送官(praefectus annonae)、元老院、罗马军团和全体罗马民众相继向提比略宣誓效忠。(63)这样，元首位置以和平的方式传递到提比略手中。 从公元前23年马凯鲁斯逝世，经过阿格里帕，再到卢奇乌斯和盖乌斯，奥古斯都最宠爱的人接二连三先他而去。到公元4年时，奥古斯都已经没有选择。(64)成为奥古斯都的继子是提比略在政治上真正起势的开始。此后，随着奥古斯都逐渐衰老而淡出政坛，提比略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帝国领导者的责任，尤其是在这十年内罗马帝国边疆局势愈加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最终，奥古斯都在去世前将他花费毕生精力改造的国家托付给提比略。后者凭着奥古斯都生前巨大的影响力，李维娅的暗中支持，以及个人杰出的才能、不事张扬的性格和好运气，再加上元老院和罗马平民对共和热情的消退，种种因素掺杂在一起，最终实现了还算平稳的权力过渡。(65) 四、家族过继与罗马帝位的递嬗机制 奥古斯都是从何时开始思考接班人选?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找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很早之日起，他就开始为身后之事作出准备。这不仅能够从后三头时代便着手修建的奥古斯都陵墓一例看出(尽管修建陵墓的初衷是出于和马可·安东尼政治斗争的需要)，更可从公元前23年的政治风波中觉出端倪。虽然此时距奥古斯都“还政于民”仅过去4年的时间，然而他对马凯鲁斯的前程寄予厚望。或许他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位年轻人和尤利娅的儿子过继到尤利乌斯家族，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得到承袭。不论奥古斯都当时是否怀有这一想法，马凯鲁斯的早逝使他不得不另觅人选。公元前17年，卢奇乌斯甫出世，奥古斯都就将他和年长3岁的哥哥盖乌斯一同过继到自己家族。在两人分别于公元2年和公元4年死后，刚从东方回归不久的提比略很快被奥古斯都过继为子。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要求提比略同时过继德鲁苏斯的儿子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 Julius Caesar)为子，或许想以此确保尤利乌斯家族对罗马的长期统治。(66)自此，在提比略继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子嗣的皇帝通过家族过继(adrogatio)的方式确立新凯撒的做法逐渐程式化，并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尤利—克劳狄王朝)帝位继承体制的一个鲜明特色。(67)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前五位皇帝中，只有克劳狄乌斯(Claudius Caesar，公元41—54年在位)是在卡利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在位)被刺后意外登上王位的。(68)其他的四位(包括奥古斯都在内)都是首先通过家族过继的方式进入原皇帝所属家族，继而获得军队的支持和元老院更广泛的认可。虽然后两者对皇帝立储的决策起到不小的影响，但在和平年代，被皇帝过继为子是得到军队、贵族和民众支持的最重要一环。这也正是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Younger)千方百计希望克劳狄乌斯将尼禄过继的真正目的。 若是布列塔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Britannicus)能够活得更久，禁卫军于公元43年拥立克劳狄乌斯的一幕或许又将在公元68年重演。但尼禄的死亡使尤利—克劳狄家族的血脉到此戛然而止。也正由于这一原因，出身显赫但并非来自尤利乌斯和克劳狄家族的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才夺得了大权。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加尔巴入主帕拉丁皇宫的短短几个月里，因年迈而又膝下无子的缘故，他只能沿袭前朝传统，从身边亲属或好友中择取合适人选，再将其过继到本家族来确立新的政治继承人。(69)效法传统，以和平的方式从皇族亲属中选择下任统治者，是获取军队和元老支持最稳妥有效的方式。(70)在涅尔瓦—安东尼王朝(Nerva-Antonine Dynasty)的几位皇帝中，除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有子以外，其余几位皇帝也都是通过这种家族过继的方式产生的。(71)只不过到1世纪中叶尤其2世纪，这一方式变得更为公开化而得到权力阶层的广泛认可。最明显的一例是涅尔瓦皇帝(Marcus Cocceius Nerva)于公元97年将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过继为子。这时，年事已高的涅尔瓦对继承人的选择有元老院和军队的直接参与。图拉真是在位于遥远的边疆行省日耳曼担任军团副统帅期间得知自己被立为“皇储”的。(72)塞维鲁王朝(Severan Dynasty)的第一位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更将自己的新名号同前朝皇族续接起来，进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继承关系来强化新政权的法统性。(73)如此看来，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尤利—克劳狄王朝时期，帝位继承与家族过继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末期。 若再将目光转回公元1世纪初的环境，很难断言这种与家族过继紧密相连的“帝位继承”体制开始于奥古斯都公元4年过继提比略的行为。在此以前，罗马贵族社会的家族过继一般只发生在私人领域。(74)即便在政治体制转轨的公元前1世纪末和1世纪初期，罗马贵族和高级官员家庭中的过继并不必然与权力继承有直接联系。诚然，在凯撒被刺后，年轻的屋大维借助父亲生前的声望私募军队并捞得巨大的政治利益。但他所获得的一系列特权和当初被凯撒收为继子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过继制度能够使缺乏子嗣的过继人(adrogans)的家族名号、声望以及财产得以延续，并给继承人未来在仕途上的晋升提供机会。(75)但由于传统法律不允许官位世袭存在，这使一心希望将权力保持在尤利乌斯家族手中的奥古斯都无法直接通过过继的方式让提比略承袭权力。 即便奥古斯都本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将之拥有的权力藏在共和旧制的外壳下。正如我们看到的，奥古斯都持有的所有权力几乎都能在共和宪政的框架下找到原型。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旧官制被赋予了新内涵，其中包括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对高卢、叙利亚、西班牙等军事行省持有的高级治权(imperium maius)，前23年奥古斯都得到的行省高级治权(proconsulare imperium maius)和全新意义上的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以及公元前19年的执政官治权(Consular imperium)。这些名称均披着旧式外衣并由权力机构授予奥古斯都。(76)奥古斯都正是通过把持此类非常规权力来实现对帝国事务的有效管理，尽管其自传对上述特权均予以否认。(77) 但这些特权无法以“过继”的方式移交到他所选定的继承人手中。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提比略在公元4年被奥古斯都收为继子的重要性。(78)与此类似，当提比略在公元37年去世时，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史料中看到他将元首位置传给卡利古拉或提比略·格美鲁斯(Tiberius Gemellus)手中的声明。或许只有到了公元69年末，以最具法律效力的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方式，皇帝才拥有了所谓不受元老院所颁法律限制的大权。(79)在这之前，皇帝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将个人看好的人选以类似推荐的方式向军队和元老院引介。而推荐人的威望以及“候选人”的出身是元老院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帝位交接的关键时期，年轻的凯撒即便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军队的一致认可，就帝位“继承”的合法性而言，是离不开元老院一锤定音的作用的。(80) 但这决不是说元首在新皇帝产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有可无。相反，在帝国初年，由于权力递嬗机制的模糊性，元首的个人意见(consilium)往往在皇权交接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以过继的方式进入皇帝家族的继子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前任遗嘱中的巨额财富，还承袭了家族的名号和声望，以及前任积累下的政治影响力。(81)即使在公元37年提比略逝世时，此时无论在元老院还是罗马街头，民众对老皇帝的怨愤达到极点，但也丝毫没有影响身为“皇储”的卡利古拉在贵族、士兵和平民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82)即便在暴君尼禄死后的20多年里，仍有人不断冒充他的名字挑起是非，给统治者造成足够的恐慌和危害。(83)对于日益习惯接受一人统治的帝国元老们来说，能够尽可能地在皇室成员中(哪怕此人并非出自皇帝家族)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已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在承平年代，皇帝及其家族对帝国军队的垄断也让后者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主动站在皇室成员一边，这或许是一直被认为政治能力欠缺的克劳狄乌斯依然能够在公元41年紫袍加身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 至少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时期，“元首(帝位)继承制度”的提法或许并不准确。在奥古斯都时代，“元首”(principatus)一词更多意味着一种殊荣，而非最高权力。在奥古斯都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内政方面，他一方面殚精竭虑地修复共和罗马的法律、秩序和传统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思考如何能使权力长久把持在尤利乌斯家族手中。(8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人对权力的独占和私有化必然不断冲击瓦解着残喘的共和旧制。奥古斯都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避免了曾发生在其父亲身上的悲剧，并最终将他缔造的新罗马和平地交到下任统治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苦苦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选。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长期以来，提比略并非奥古斯都所青睐的继承人，这或许是导致提比略隐退罗德岛的关键所在。虽然我们完全不清楚双方间矛盾的爆发是否和过继有关，但本文认为双方的矛盾和帝位继承有着紧密联系。不过，随着奥古斯都同提比略之间矛盾的解决，后者在公元4年终于被接纳入尤利乌斯家族。十年后，提比略从奥古斯都手中接过元首职位。从这一点上说，通过“过继”方式进入皇帝家族而成为“储君”，并使“元首政体”得以延续的实验始于公元4年奥古斯都成功过继提比略的行为。这一极具特色的帝位继承制度虽在弗拉维王朝(Flavians Dynasty)时期暂时中断，却在2世纪罗马帝位继承体制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注释： ①关于这四位作家提到的理由，参见Vell.Pat.,2.99; Suet.,Ti6.,10; Tac.,1.4.4,1.53.1-2; Dio,55.9.关于版本问题，本文所参考的四位古典作家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基本文本为英美学术界较通用的洛布古典系列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同时还补充参考了其他版本。譬如维莱乌斯的《罗马史》，笔者参考了J.Yardley和A.Barrett于2011年出版的最新注疏本。塔西佗的《编年史》，笔者补充参考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古典文本(OCT)和流行已久的H.Furneaux的注疏本以及由A.J.Woodman翻译并注释的注疏本(2004年出版)等。限于篇幅，各作品版本情况在此不逐一列出。文内涉及的古代拉丁作家的重要例句，由笔者列出原文并译成中文相互对照。针对公元前6年提比略隐退罗德岛事件，学者此前所发表文章偶有涉及。可参见J.A.Weller,“Tacitus and Tiberius’Rhodian Exile,”Phoenix,vol.12,no.1(Spring 1958),pp.31-32; B.Levick,“Tiberius’Retirement to Rhodes in 6 B.C.,”Latomus,vol.31,1972,pp.779-786; P.Settler,“Julia und Tiberius:
zur
Innenpolitik zwischen den Jahren 12 v.und 2 n.Chr.,”in W.Schmitthenner,ed.,Augustus,Darmstadt:Wiss.Buches.,1969,pp.486-530;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6,pp.31-47; J.A.Crook,“Political History 30 B.C.to A.D.14,”in A.K.Bowman,E.Champlin and A.Lintott,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0-101. ②见Vell.Pat.,2.111.3,2.121.3,2.124.4. ③维莱乌斯有关提比略的记载集中在其著作的第2卷后半部分，大致从第94章以后。其记述的年代开始于公元前23年，参见U.Schmitzer,Velleius Paterculus und das Interesse an der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s Tiberius,Heidelberg:C.Winter,2000.关于维莱乌斯历史创作的时间，Woodman认为约在公元20年代中叶到公元30年期间，见A.J.Woodman,“Questions of Date,Genre,and Style in Velleius:Some Literary Answer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25,no.2(December 1975),pp.275-282. ④为行文方便，本文没有将四位作家提到的各类理由全部归纳汇总到一起，而是选择将之穿插在论述过程中以利分析。 ⑤Vell.Pat.,2.99.2:“…,cum Gaius Caesar sumpsisset iam virilem togam,Lucius item matures esset viribus,ne fulgor suus orientium iuvenum obstaret initiis,dissimulata causa consilii sui,…”(……鉴于盖乌斯·凯撒此时业已穿上托袈，卢奇乌斯正走向成年，他隐瞒自己的想法，目的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光芒阻碍冉冉升起的新星们的成长之路……) ⑥Dio,54.8.5,54.18.1; Suet.,Tib.,10.1:Quidam existimant,adultis iam Augusti liberis,loco et quasi possessione usurpati a se diu secundi gradus sponte cessisse exemplo M.Agrippae,qui M.Marcello ad munera publica admoto Mytilenas abierit,ne aut obstare aut obtrectare praesens videretur(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奥古斯都的孩子已经长大，他从长期占据的第二高位上主动退出，并效仿马库斯·阿格里帕的行为。当马库斯·马凯鲁斯步入政坛之后，阿格里帕动身前往米提林，以免因他的存在而掩盖马凯鲁斯的光芒)。 ⑦Dio,55.9.5. ⑧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8年也被授予过这一头衔。(Dio,54.12.4; Tac.,Ann.,3.56.3; Vell.Pat.,2.99.1)关于保民官权力在罗马帝国早期官制中的重要性，塔西佗的描述最有说服力。Tac.,Ann.,3.56.2:“id summi fastigii vocabulum Augustus repperit,ne regis aut dictatoris nomen adsumeret ac tamen appellatione aliqua cetera imperia praemineret.”(这是由奥古斯都引入的最高头衔，他希望采用某个既非“国王”又非“独裁者”的名号而置身于其他任何权力之上)关于对“保民官权力”的研究，参见W.Lacey,“Summi Fastigii Vocabulum:The Story of a Title,”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9,1979,pp.28-34;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Wiltshire: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1996,pp.154-169; J.Béranger,Recherches sur l'aspect idéologique du Principat,Basel:Friedrich Reinhardt AG.,1953,pp.96-106. ⑨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417; J.Corbett,“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 Latomus,vol.33,1974,pp.87-97. ⑩Vell.Pat.,2.99.1; B.Levick,“Tiberius' Retirement to Rhodes in 6 B.C.,” pp.779-786; D.Kienast,Augustus:Prinzeps und Monarch,Darmstadt:Wiss.Buchges,1999,pp.107-109. (11)Dio，53，28，3.不仅如此，迪奥在本节还提到，马凯鲁斯被允许比习俗规定的年龄提前10年担任执政官，而提比略则可以提前5年竞选任何官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马凯鲁斯与其同龄的提比略相比在政治竞争中占有优势。参见J.A.Crook,“Political History 30 B.C.to A.D.14,”p.83. (12)尽管如此，奥古斯都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他打算让马凯鲁斯成为继承人的想法。相反，他于公元前23年大病初愈后在元老院发表演说亲口否认了这一传言。(参见Dio，53.31.1-2)虽然马凯鲁斯受到奥古斯都宠爱是不争的事实，但通过对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病危时所作的安排来看，阿格里帕也同样被委以重任。(参见Dio,53.30,53.31.3-5,54.3; Vell.Pat.,2.93.1; 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343) (13)Dio，53，18，1.关于阿格里帕的权力，参见Ronald.Syme,Roman Revolution,p.343;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pp.117-132.奥古斯都是否有过让阿格里帕接班的想法?Marsh倾向这样认为，参见F.B.Marsh,The Reign of Tiberi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p.33; J.Corbett,“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p.88.笔者认为，奥古斯都一旦去世，他极有可能将权力转交给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盖乌斯和卢奇乌斯。关于这点推论，最明显的两条证据是：(一)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所公开的遗嘱(Suet.，Tib.，23)；(二)公元2世纪拉丁作家奥路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著作《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记载的奥古斯都在66岁生日前后写给两个外孙的信函(Gell.，N.A.，15.7.3)。 (14)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16. (15)提比略已经跟阿格里帕的女儿阿格里皮娜结婚，史料中已说明奥古斯都强迫两人离婚。关于尤利娅的几次婚姻，参见Suet.,Aug.,63; Tib.,7.2; Dio,54.31.2,35.1; Tac.,Ann.,1.53.2; Vell.Pat.,2.96.1. (16)李维娅(Livia Drusilla)是奥古斯都的妻子，但李维娅的第一任丈夫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Tiberius Claudius Nero)，即提比略的生父。李维娅在公元前39年首次遇见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后，两人旋即结合在一起。提比略当时只有3岁，此后他在奥古斯都和李维娅的抚养下长大。 (17)二人是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幼子，即奥古斯都的外孙。公元前17年卢奇乌斯出生后，两人立即被奥古斯都过继到尤利乌斯家族中。Tac.,Ann.,1.3.1-2:“Tiberium Neronem et Claudium Drusum privignos imperatoriis nominibus auxit,integra etiam turn domo sua.Nam genitos Agrippa Gaium ac Lucium in familiam Caesarum induxerat…”(身为干儿子的提比略·尼禄和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继位皇帝的呼声甚高，但他的家庭并非后继无人。阿格里帕的儿子盖乌斯和卢奇乌斯已经被过继到凯撒家族中去……)。Syme认为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前后对马凯鲁斯的安排是其帝制思想显露的开端，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参见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343. (18)B.Levick,“Tiberius’Retirement to Rhodes in 6 B.C.,”pp.784-785.Levick或许高估了提比略—德鲁苏斯兄弟的政治影响力。提比略的作用或同当年的阿格里帕一样，在权力过渡中被奥古斯都委以重任来保证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未来顺利继位。苏维托尼乌斯的话似乎也预示着这点。参见Suet.，Tib.，23. (19)Ronald.Syme,Tacitu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p.1-11; Suet.,Tib.,23.甚至德鲁苏斯在生前死后受到的欢迎程度都要比提比略高。德鲁苏斯死后，奥古斯都亲笔为其撰写墓志铭，还专门写了一部德鲁苏斯的传记。参见Suet.，Claud.，1.5. (20)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新的一篇文章中，有学者提及提比略公元前6年隐退罗德岛事件是导致奥古斯都决定提升盖乌斯兄弟的主要原因，而非相反。笔者认为这一挑战传统观点的论断并不成立。提比略隐退事件有如加速剂，的确在客观上推动了盖乌斯兄弟在政坛上晋升的速度，但这与奥古斯都的接班设想并不矛盾。参见E.Champlin,“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01(2011),p.99. (21)见上文所引苏维托尼乌斯原文。根据迪奥的说法，阿格里帕的东方之行是为了避免因同马凯鲁斯的权力争夺而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Dio，53.31.3)但值得注意的是，阿格里帕公元前23年的东方之行和公元前6年提比略以私人身份(privatus)隐退罗德岛是有很大区别的。迪奥提供的资料清楚地记载了阿格里帕受奥古斯都委派去监管叙利亚。同时，阿格里帕此时或许还拥有为期五年的行省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参见Dio,53.32.1; J.A.Crook,“Political History 30 B.C.to A.D.14,”n.73,p.85. (22)Syme认为公元前6年东方出现的危机并非大事，提比略被派往东方是奥古斯都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支走这个倔强的角色，以免他成为罗马城内的风云人物后使克劳狄(Claudii)党派的势力大增。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亚美尼亚作为罗马帝国和帕提亚之间的缓冲区，在战略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亚美尼亚事务历来都是罗马外交政策关照的重点。奥古斯都在《神圣的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 Divi Augusti)中专门有一节讲述其当政期间罗马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参见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17; Res Gestae,27,2.另外，Syme可能夸大了提比略隐退背后的政治动机，见下文论述。 (23)苏维托尼乌斯提供了提比略去罗德岛的其他可能原因：如感觉公务太重需要休息等。考虑到提比略的性格及其所遭受的压力(见下文)，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仍是为其他更深层原因所找的借口。(Suet.，Tib.，10.2) (24)Suet.,Tib.,10.1. (25)Dio,55.9.7. (26)Tac.,Ann.,1.53.2. (27)关于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6年提比略在帝国边疆的军事活动，参见Suet.,Tib.,9.2; Dio,54.34.3,34.4,36.3,55.6.1,6.5; Vell.Pat.,2.97.4; R.Seager,Tiberiu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72,pp.26-29; B.Levick,Tiberius The Politician,pp.31-35; J.A.Crook,“Political History 30 B.C.to A.D.14,”pp.98-100. (28)Suet.,Tib.,7.3. (29)Suet.,Tib.,10.2. (30)Dio,55.9.5; P.Swan,The Augustan Succession: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Cassius Dio's Roman History Books 55-56(9 B.C.-A.D.14),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88. (31)见苏维托尼乌斯所作的对比(Suet.，Tib.，10.1)以及本文第2页注释所引苏维托尼乌斯的话。 (32)从公元前1年到公元4年是提比略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具体见下文论述。 (33)提比略在打定主意离开后，曾绝食4天以明志。获准后，他立即抛下妻儿赶往奥斯蒂亚港。启程前也仅和极少数人吻别，一言不发地离开罗马。参见Suet.，Tib.，7.2. (34)古代作家对于德鲁苏斯死亡的记载，在一些细节上的论述并不一致，参见Suet.,Claud.,1.3:Dio,55.1.4; Vell.Pat.,2.97.3; Liv.,Per.,142. (35)Dio,55.2.1; Plin.,N.H.,7.84; E.Champlin,“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 n.14，p.77. (36)Suet.,Tib.,21.1; Vell.Pat.,2.123.2.针对奥古斯都逝世一事，迪奥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援引一些被认为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记载说，在奥古斯都病重之时，李维娅由于担心引起骚乱而故意封锁了消息。提比略赶回奥古斯都身边后，后者已经咽气。参见Dio，56.31.1. (37)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当提比略在卡帕尼亚听说有关于他试图返回罗马夺取最高权力的谣言在罗马城散布的时候，他不再停留，而是继续向罗德岛行进。(参见Suet.，Tib.，11.1)提比略不想返回奥古斯都身边，为流言所苦诚然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这同样说明提比略并没有打算回到罗马和奥古斯都化解矛盾。 (38)从这一点上看，提比略的确没有意识到当初的决定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困扰。注意此处维莱乌斯就提比略对奥古斯都所秉持的态度(Vell.Pat.,99.1:“… incredibili atque inenarrabili pietate…”难以置信且难以名状的忠诚)跟苏维托尼乌斯的描述立场并不一致。 (39)关于这段叙述，参见Suet.,Tib.,11-13; 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428-429; R.Seager,Tiberius,pp.33-35. (40)Suet.,Tib.,13-15; Vell.Pat.,2.103.1.至于奥古斯都为什么最终同意从岛上召回提比略，我们并不清楚。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和希腊城邦对提比略的支持有关。参见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East:The Problem of the Succession,”in F.Millar and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80. (41)Tac.,Ann.,1.53.1-2. (42)Suet.,Tib.,15.2,16.1. (43)苏维托尼乌斯曾记载日常交往中提比略不易与人相处的性格，这一点甚至奥古斯都都有所顾忌，参见Suet.，Tib.，21.2.再结合提比略政治生涯晚期隐退卡普里岛(Capri)的行为和古代文本中提到的有关提比略政治生活中的其他举动，学者分析在提比略隐退罗德岛的动机中，孤僻自闭的性格占了一定的成分，参见D.Shotter,Tiberius Caes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p.11-12.相比于Syme等人关于提比略“阴谋论”的推测，笔者更认同这一说法。 (44)Dio，55.9.8.在这一点上，Syme和Levick似乎夸大了提比略在隐退罗德岛背后怀揣的政治意图。(Ronald.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416-418; B.Levick,“Tiberius’ Retirement to Rhodes in 6 B.C.,”p.809) (45)苏维托尼乌斯提到过德鲁苏斯和提比略之间曾经通过信件讨论迫使奥古斯都恢复自由制度(libertas)的可能性，但这一说法无法得到证实且不具有说服力。(Suet.,Tib.,50.1) (46)Dio,55.9.5. (47)Res Gestae,14.1. (48)Dio,55.8.3. (49)Tac.,Ann.,1.3.3. (50)奥古斯都在《神圣的奥古斯都功德录》中说自己在公元前27年已经把权力交给国家。(参见Res Gestae，34.1)但生活在同时代和稍晚时期的古代作家并不这么认为。(参见Strabo,27.3.25; Ovid,Trist.4.4.13-16; Tac.,Ann.,1.1.3; Dio,53.17-18)关于对奥古斯都元首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的探讨，参见Z.Yavetz,“The Res Gestae and Augustus Public Image,”in F.Millar and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p.23; F.Millar,“State and Subject:The Impact of Monarchy,”in F.Millar and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pp.37-60. (51)Dio,55.9.7. (52)Suet.,Tib.,10.1. (53)就公元前6年的提比略出走事件，古代作家并没有提到尤利娅和李维娅这两位皇室女性在幕后的竞争关系。前文已经分析了尤利娅对于丈夫的隐退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尽管这一理由未必充分)。李维娅作为提比略的生母，她当然不希望提比略自此退出政治舞台，尤其是在失去德鲁苏斯之后。这从提比略走前几天李维娅派人力阻以及公元前1年向奥古斯都求情可以看出。(参见Suet.，Tib.，10.2，12.1)至于尤利娅在公元前2年的性丑闻一事以及随后遭受的惩罚，李维娅在其中充当什么作用，我们并不清楚。Syme认为李维娅未必会从中作梗，因为尤利娅的遭遇并不会影响到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命运，却切断了提比略和奥古斯都之间的纽带，参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27. (54)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26.关于尤利娅在罗马城贵族圈的影响，参见Vell.Pat.,2.100.3-5: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p.42. (55)Tac,Ann.,1.53.1; Dio,55.10.14; Suet.,Aug.,65.1. (56)尤利娅的情人来自多个阶层，但大多数来自于有影响力的罗马贵族家庭。维莱乌斯记载了和尤利娅有不贞关系的五个显贵的名字和职位，见Vell.Pat.，2.100.4-5.此外，尼禄皇帝时代的塞涅卡(Seneca the Younger)也详细记载了尤利娅跟情人的不贞行为。Sen.,Ben.,6.32.1-2; Clem.,1.10.3; Brev.Vit,4.5; Dio,55.10.12. (57)尤利娅至死都没有返回罗马，她死后仍不被允许安葬在奥古斯都陵墓内，见Tac.，Ann.，1.53.关于奥古斯都陵墓内葬入的奥古斯都家族成员，见H.von Hesberg and S.Panciera,Das Mausoleum des Augustus:Der Bau und seine Inschriften,Munich: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4,pp.74-75.公元前18年前后奥古斯都制定了以尤利娅命名的一系列法规被称为《尤利娅法规》(Leges Iuliae)，尤其针对通奸行为所制定的法律《禁止通奸尤利娅法》(lex I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公元前18年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后被合并入公元9年出台的《帕皮亚·波贝亚法》 (lex Papia Poppaea)。参见S.Treggiari,Roman Marriage:Iusti Coniuges from the Time of Cicero to the Time of Ulpi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60-80. (58)到公元前2年，提比略在政治上失势已达4年。但尤利娅跟她的团伙之间可能在很早之前就保持了某种形式的联系，见Tac.，Ann.，1.53.2.如果Syme所言不虚，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对绯闻的处理出于政治考量，我们并不清楚像格拉古以及尤鲁斯·安东尼(Iullus Antonius)这些入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 (59)Tac.,Ann.,1.53.2.塔西佗还曾记载过一件事表现出尤利娅对提比略的厌恶。她曾专门写过一封信交给自己的父亲，信中充斥着对提比略诬蔑的言语。(Tac.，Ann.，1.53.5)有学者说尤利娅可能因为提比略的出身并不高贵而认为配不上自己。但考虑到尤利娅的前夫阿格里帕是“新人”出身，因此，出身的高低并不是尤利娅对提比略产生恶感的主因。 (60)Dio,55.9.8. (61)关于卢奇乌斯的死亡，参见Dio,55.10a.9; Vell.Pat.,2.102.5; ILS 139.关于盖乌斯的死亡，ILS 140.关于奥古斯都收提比略为继子，参见Dio,55.13.1; Suet.,Aug.,65.1; Tib.,15.2; Vell.Pat.,2.103.2ff. (62)Vell.Pat.,2.121.3; Dio,56.28.1. (63)具体见Tac.,Ann.,1.7.3. (64)奥古斯都本来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公元4年和提比略同时被收为继子的阿格里帕·博斯图姆斯(Agrippa Postumus)。但后者在公元7年被奥古斯都流放至普拉涅细亚岛(Planesia)。迪奥说他被流放主要是因其整日游玩、不学无术的习气和暴戾的性格颇令奥古斯都反感。但也有学者猜测他可能参与了公元6年反抗奥古斯都的一次阴谋活动。(Dio，55.32.1；Suet.，Aug.，19.1，53.3)他在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立即死亡。我们并不清楚谁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责任人，古代史料对此有多种猜测。(Vell.Pat.,2.112.7; Tac.,Ann.,1.5-6; Dio,57.3.5; Suet.,Tib.,22) (65)关于公元4年到公元14年这10年间提比略的军事建树，参见R.Seager,Tiberius,pp.38-47;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pp.51-67.苏维托尼乌斯对于奥古斯都将“帝位”传给提比略给予较高的评价。(Suet.，Tib.，21.3)然而，这种评价跟保存在塔西佗著作中的一段话形成鲜明反差。塔西佗记载了奥古斯都逝世当年流传于罗马城内的说法，认为奥古斯都最终选定提比略为接班人，既非出于个人感情，也非为了国家利益。(Tac.Ann.，1.10.6) (66)Dio，55.13.奥古斯都这么做显然是在继承问题上遭受一连串挫折后，为加强皇族纽带、稳固家族统治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参见J.Corbett，“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p.93.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略奥古斯都的妻子李维娅对提比略权力登顶所起的作用。这再次提醒我们，奥古斯都对提比略本人长期的不信任，以及后者身上没有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统，或许会让奥古斯都对刚成人不久的日尔曼尼库斯青睐有加。从这一点上推断，奥古斯都要求提比略过继日尔曼尼库斯的行为，不仅是出于巩固尤利乌斯家族统治的需要，或可以体现出血缘纽带在奥古斯都头脑中依然是确立帝位继承人所考虑的因素之一。这和一百多年后哈德良皇帝过继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并要求后者同时将卢奇乌斯·埃利乌斯·凯撒(Lucius Aelius Caesar)的儿子卢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过继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参见Hist.Aug.,Ael.6.7-9; Hist.Aug.,Ant.Pius,10.2; H.Lindsay,Adoption in the Rom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13. (67)M.Corbier,“La Maison des Césars,” in P.Bonte,
pouser au plus proche,Paris:
ditions de 1'
cole des Hautes
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94,pp.243-291. (68)卡利古拉是罗马第三任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日尔曼尼库斯(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广为人知的绰号。此处为了避免同上文多次提到的奥古斯都的外孙盖乌斯·凯撒混淆，故在正文提到罗马皇帝盖乌斯时均称其绰号。 (69)Tac.，Hist.，1.16-17.加尔巴公元68年在罗马元老院的演说或有塔西佗杜撰的成分，但鉴于塔西佗差不多算同时代人(生于公元56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保存在作家作品中的加尔巴演说辞能较客观地反映出此一时期罗马精英对现行政治的思考。在这里，加尔巴已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尤利乌斯和克劳狄王朝已经终结，而最优秀的继任者以过继的方式产生”(et finita Iuliorum Claudiorumque domo optimum quemque adoptio inveniet)。尽管加尔巴强调了公众意见在元首选择继子中所发挥的重要性，但他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对前朝的“过继”体制提出异议。 (70)M.Corbier,“Divorce and Adoption as Familial Strategies,” in B.Rawson,ed.,Marriage,Divorce,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67. (71)H.Lindsay,Adoption in the Roman World,pp.203-216. (72)H.Lindsay,Adoption in the Roman World,pp.208-209; Dio,68.4. (73)也就是说，塞普提米乌斯将自己看作马可·奥勒留的继子从而进入涅尔瓦—安东尼的家族谱系中。参见HA,Sep.Sev.,10.6; A.R.Birley,Septimius Severus:The African Empero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1,p.57. (74)继子能够继承新家族父亲的财产和家族名号，参见Cic.,Dom,34-8; Aul.Gell.,NA5,19.1-16; Gai.,Inst.,1.97-108; Dig.,1.7.1-46. (75)关于“过继”能够给继承人带来政治仕途晋升的便利，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共和国末期罗马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克劳狄乌斯(P.Clodius Pulcher)。他出身贵族家庭，但为了竞选平民保民官职位，而被过继到平民家庭，参见Cic.，Att.，2.7.2-3；Dom.，34.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塔西佗也曾记载过，在尼禄时代，元老院的一些元老在赴行省上任前会过继一个儿子(《帕皮亚·波贝亚法》旨在鼓励贵族婚育。因此，没有子嗣的元老与有子孙的元老在竞争行省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其获得行省的某个职位后，他们又会找借口中断与继子的关系。参见Tac.，Ann.，15.19. (76)关于奥古斯都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可参考W.Eder,“Augustus and the Power of Tradition,”in K.Galin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33. (77)Res Gestae,34. (78)J.Ober,“Tiberius and the Political Testament of Augustus,”Historia,vol.31,no.3(3rd Qtr.,1982),pp.306-328.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即便在公元14年，在奥古斯都去世数天后的元老院会议上，依然有元老对提比略帝王般的权力当众提出质疑，这一质问让提比略顿时无言以对。这件事充分说明在奥古斯都逝世的敏感时期，针对帝国权力的继承并无旧章可循，参见Tac.Ann.1.12. (79)CIL VI,930=ILS 244=FIRA[2] I no.15.，尤其是3.549f; P.Brunt,“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7,1977,pp.95-116. (80)关于过继和罗马帝位继承之间的关系，半个多世纪前德国学者Nesselhauf的一篇论文仍值得参考。在文中，该学者通过对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加尔巴等皇帝登基的几个关键时期进行考查，强调了元老院对新皇帝的产生所起的重要作用，见H.Nesselhauf,“Die Adoption des
Kaisers,”Hermes,vol.83,no.4,1955,pp.477-495.关于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以及帝王决策的形成，见F.Millar,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31 BC-AD 337),London:Duckworth,2010,pp.203-259,341-355.Talbert的专著对Millar的著作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补充：R.Talbert,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81)H.Nesselhauf,“Die Adoption des
Kaisers,”p.486.有一种看法是：初登皇位的提比略虽在实权方面跟奥古斯都的权力相比别无二致，但他远不具备奥古斯都的巨大威望(auctoritas)，参见J.Corbett,“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p.97; E.Cowan,“Tiberius and Augustus in Tiberian Source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58,no.4,2009,p.207.笔者认同这种说法，但也应当注意提比略最终成为新元首是和得到包括两名执政官在内的元老院的总体认可分不开的，而这一结果又和奥古斯都在其政治生命最后十多年内对提比略的栽培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都享有的巨大威望当然会对14年提比略成为新元首产生积极影响。同样的道理，出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原因，年仅19岁的屋大维能够在公元前44—前43年成功募集军队并迅速在罗马政坛站稳脚跟，参见Res Gestae，1. (82)Suet.,Tib.,75; Cal.,13-14. (83)Dio,64.9,66.29.3; Tac.,Hist.,1.2; Suet.,Net.,57; B.W.Jones,The Emperor Domiti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42. (84)值得注意的是，在塔西佗的《编年史》第1卷13章中，作家提到奥古斯都曾在生前的最后几次谈话中列出将来或许有希望接替元首位置的几位元老名字，并指出他们各自的能力及缺陷。刘津瑜教授提醒笔者注意罗马皇帝一向在意自己在贵族中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相信公元前6年群众鼓动盖乌斯当选执政官的闹剧背后有奥古斯都参与，那么他在此处的做法可能具有同样的欺骗性，参见Tac.Ann.，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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