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比较研究：1895—199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人口学的角度对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百年比较。通过比较分析，作者认为，20、30年后的中国将面临今天日本所面临的诸多高龄社会问题，亟须引起严重关注。
一、引言
作为相邻、相似又相异的两个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构成了学术界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如此，中日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还成为中日学者共同的重要研究领域，引发了诸多比较研究，形成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文献。[①]本文的研究，从选题范围上说，也属于中日近代化的一种比较分析，所不同的是，本文并没有试图对近代化过程的方方面面加以详尽的比较分析，事实上，这也是本文所难以胜任的。在这里，笔者从经济人口学的角度，选择中日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问题作为比较研究课题，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中日两国的人口经济规律。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895年到1995年的100年间，是为百年比较，上限界定的1895年，恰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之年，而下限界定的1995年，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比较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似乎有着颇为耐人寻味的意义。
二、转变早期的中国和日本：1895年前后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1895年都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这一年两国发生了战争，而且因为这一年的战争给两国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战败的中国，巨额赔款、割让领土，使鸦片战争中已显积弱的国家进一步滑入落后的深渊；而战胜的日本，获得3.65亿日元的赔款和侵占台湾、辽东半岛，使明治维新中发展起来的经济注入了“起飞”的原动力而加速发展。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百年比较来说，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分野在1895年已经埋下重要的伏笔。所以，我们的比较研究首先从1895年前后的静态比较开始。
1、人口转变状态比较
要比较1895—1995年的中日人口转变过程，首先必须比较作为始点的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然而，这一比较并不容易，许多数据的建立在不同估算基础之上的。
中国1895年的人口数，据清朝户部《汇奏各省民数合数清册》的记载，为338335751人，是为全国各地汇总的人口数。但这一貌似精确的数据并不可靠，原因在于当时的统计制度不完善，缺登、漏登的现象很普遍。因而，一般认为，这一数字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数。而实际人口数，不同的学者估计不同，大致有4.0—4.4亿之间。[②]其主要根据在于利用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回溯计算的结果显示，1900年中国人口数为4.43亿，而在1885年前后，中国人口可能已经恢复到4亿左右的水平，在1850年前后，甚至曾经高达4.5亿人。[③]这样，从总人口上说，概略地，我们可以认为1895年中国人口为4亿多人。
日本的人口数也建立在推算基础上，并有着多家不同的推算。根据安川正彬的推算，1865年的日本人口为3450万人，1887年达到4000万人，此后大致每年增加25万人，至1911年突破5000万人。[④]所以，1895年前后，日本的人口总数在4000—5000万人之间，或者说为4000多万人。
所以，将1895年的中国人口与日本人口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二者总人口相差悬殊，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约10倍。二者的人口转变就是在这种总量差距之下进行的。
所谓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演变过程，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它决定了人口增长的态势，反映了人口发展的实质。现代人口研究表明，人口转变有其规律性，这一规律性体现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经验归纳的“五阶段论”认为，[⑤]这一过程可抽象为五个阶段，即①早期静止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维持极高的水平，人口增长停滞乃至静止；②转变早期阶段（早期扩张），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维持不变，人口增长加速；③转变后期阶段（后期扩张），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后开始减速；④现代静止阶段，死亡率和出生率均降至极低水平，人口增长再度停滞乃至静止；⑤减退阶段，出生率降至低于死亡率的水平，人口出现负增长。以此“五阶段论”来实证中日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可以认为，二者均处于“转变早期阶段”，即死亡率已经下降而出生率维持高水平，人口增长较快，但二者在速度上有所不同。
对于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中日两国均没有直接的登记资料，而由两国学者推算估计。中国经常被征引的估计有：乔启明（Chiao Chi Ming）根据22县农户的调查对1929—1931年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估计，分别为35.7‰和25.0‰；卜凯（J.L.Buck）对全国22省1932年的调查结果，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8.3‰和27.1‰；陈达对1934年全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估计，分别为38‰和33‰；联合国一个研究小组根据1953年普查资料对1900—1943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估计，分别为37.0‰和33.4‰；等等。[⑥]综合这些估计，1900—1949年间的出生率在35—40‰之间，死亡率则在25—35‰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估计是否能够代表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根据中国历史人口是稳定人口的假设，上述人口转变状态是能够代表1895年的情况的。根据稳定人口假设，中国历史人口始终处于稳定的缓慢增长状态，其自然增长率在5—10‰之间。[⑦]根据刘翠溶对50个家谱的分析，明清时期的人口真实增长率为7‰左右，而卡德威尔认为，近代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在7‰左右。[⑧]如果采用上述估计中偏高的卜凯的出生率估计（38.3‰），那么，1895年的死亡率应为31.3‰，这样才能保持7‰的自然增长率。这样，从1895年到1934年，出生率几乎维持不变，而死亡率有所下降，似乎也符合人口转变的早期扩张特征。这里姑且就以此作为中国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
对于日本1895年前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有着多种不同的估算，具有代表性的有统计局的推算、森田推算、冈崎推算、安川推算等。根据安川推算，日本的出生率在1868年以后到1976年达到最高点，为37.3‰，此后有所下降，在1886年和1891年降到30‰，是为最低点，再此后又有所回升。到1900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5.58‰和24.63‰。1902年，出生率再次达到37.1‰。1910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则各为36.58‰和23.44‰。根据冈崎推算，1870—1874年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6.3‰和31.3‰，1890—1894年间分别为34.3‰和27.3‰，1895—1899年间分别为36.3‰和27.0‰。[⑨]这样，我们可以大致认定，1895年日本的出生率在30—35‰之间，死亡率在27—30‰之间。冈崎对1890—1894年间的推算大致可代表1895年的人口转变状态，即出生率34.3‰，死亡率27.3‰，自然增长率为7.0‰。
如果将中国的人口转变状态和日本比较，由上述的估计推算资料，可以认为，二者是相似的，亦即，在1895年之前，中日两国均开始了人口转变的早期扩张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以7‰左右的水平缓慢增长。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总体水平略高于日本。
2、经济发展状态比较
伴随着相似人口转变状态的经济发展状态，在1895年前后的中国和日本表现出十分不同的特征，而这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特征，到20世纪又深刻地影响了两国不同的人口转变历程。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并非始自1895年。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出现衰退迹象。[⑩]在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给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作为经济恶化的一个标志，19世纪中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农民起义甚至造成了总人口的绝对减少。据估计，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2—0.5%，[11]远远赶不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895年以后，清朝政府不仅不能摆脱这种经济衰退，反而在经济衰退中导致了自身帝制的崩溃。因此，可以说，1895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
相反地，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步走上经济发展道路，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成为一个契机，使日本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并快速发展起来。据估计，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初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总产值年增长4.6%，人均产值年增长3.4%。[12]也就是说，1895年的日本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之中。
除了经济增长态势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来比较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譬如在教育方面。在1895年时，日本的文化普及率已远远超过中国，并且保持着这种发展势头，以致于到20世纪初日本就已拥有较高的教育普及水平。又如，在城市化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城市人口数达到500万，而到20世纪20年代更是提高到2000万。也就是说，在1895年前后，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已达到20%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教育和城市化程度是两个和生育率下降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因素，中日两国的这一分野，无疑意味着将对20世纪两国的生育率转变各起不同的作用。
三、中日人口转变历程：1895—1995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100年后的1995年，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12亿，比诸1895年的4亿多人，几乎增加两倍，而日本人口则增长到1.2亿多人，几乎同样增加两倍。这种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果，似乎表明二者在100年内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然而，结果相同，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相同，即使是相同的总人口结果之下也有着不同的人口转变状态。如下表。
表1 1995年的中日人口转变状态 单位：‰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中国18（18.1）7（6.9）11（11.2）
日本10（12.1）7（8.0）3（4.1）
注：表中数字系1992年资料，源自美国人口咨询局《1993年世界人口数据表》；括号内系1990—1995年预测平均数，源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1982）》。
表中可见，在1995年，中日两国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死亡率水平，但出生率却有一定差距，因而，表现在人口增长上有着不同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说，到1995年，日本的人口增长已趋静止，低于1895年的水平，而中国则仍保持较高增长率，这一增长率高于其1895年的水平。也可以说，就人口转变状态而言，日本走在中国的前面。如果说中国仍处于后期扩张阶段末期的话，那么，日本则已开始进入现代静止状态。
中日两国100年间均从转变早期而进入后期，毫无疑问，其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是否相同呢？为了比较二者的过程，我们分别将其人口转变历程绘制为曲线比较如下图。
图1 中日人口转变历程比较：1895—1995
资料来源：日本引自（日）大渊宽、森冈仁著《经济人口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中国引自朱国宏，“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与比较”，载《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2期。
由图中的比较可见，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历程在形态上极为相似，其至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走势也颇为相似，奇特的是，两国甚至还都出现过一次自然负增长，使出生率曲线和死亡率曲线各有一次交叉点。然而，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水平不同，另一是转变的时间有先后。
水平的差异，如前所指出，在1895年时就已存在，也就是说，同处于转变早期的日本，其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低于中国。日本的出生率在33‰左右，死亡率在25‰左右，而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在38‰左右，分别比日本高约5个千分点。
时间上的先后，由于中国近代人口转变状态缺乏完整的推算资料而难以比较，可大致从二者极为相似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交叉点开始比较。此前的人口转变状态，由图中可见，二者人口转变的时间有先后。日本的交叉点出现在1945年，而中国出现在1960年，二者相差15年。有意思的是，被看作特殊历史条件产物的交叉点上，其人口转变状态竟然是十分相似的。如下表所示：
事实上，这一特殊时期可以看作是两国人口转变从早期扩张阶段到后期扩张阶段的转折点。此前，基本上属于早期扩张阶段，而此后则开始了后期扩张阶段。
表2 特殊时期的中日人口转变状态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1984）；
日本数据源自联合国《人口年鉴》（1951）。
在特殊时期之后的后期扩张阶段，中日两国死亡率均迅速下降，并很快进入低于10‰的低水平，且所花时间几乎相同（中国5年、日本6年）。因此，后期扩张阶段的人口转变主要是生育率转变。
从出生率变动看，二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特殊时期之后，二者均经历了出生率的大幅回升时期，中国最高的回升达43.4‰，而日本也高达34.3‰。此后，二者的出生率均持续下降。其次，二者的出生率下降均十分迅速。中国经过12年的时间，出生率由最高时的43.4‰下降一半，而日本出生率减半则只用了10年。最后，在出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均出现过波动。中国是在出生率降到20‰左右时出现波动，日本则是在降到17‰左右时出现波动。
当然，二者的区别也十分明显。首先表现在绝对水平上，中国出生率最高水平比日本高出9个千分点，这使得中国出生率下降的绝对过程远远长于日本。其次，与绝对水平相联系，中国有近10年高于30‰的高出生率，而日本只有3年；出生率从30‰下降到20‰以下，中国和日本均仅用了4年时间，但中国此后曾回升到20‰以上，日本则没有。最后，如果用波动时期结束作为出生率转变完成的标志，那么，日本在1975年前后完成了转变，而中国迄今仍未完成。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不同是，由于出生率绝对水平相差较大，而死亡率则相近，因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总量也大为不同。日本人口增长率最高时为21.6‰，而中国则高达33.3‰，高出11.7个千分点。中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日本最高增长率的时间多达11个年份。由此可见二者的“人口爆炸”程度也大为不同。
如果将出生率变动水平作为二者转变时间差的根据，那么，可以看到，中国1970年的出生率约相当于日本1948年的水平，相差22年，抑或也可以说，中国生育率转变落后日本22年。这一点似乎还为后来的出生率下降所佐证。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后到1979年进入波动前的谷底（17.8‰），而日本波动前的谷底在1957年，二者的出生率绝对水平相当，而时间上恰好又相差22年。日本出生率在1975年再次回复到17.1‰的水平，经历了18年，此后出生率持续下降，结束波动时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1997年出生率再次下降至17‰左右的水平，并且此后持续下降？从近两年的中国出生率变动态势来看，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如前引的美国人口咨询局对1992年中国出生率的估计就为18‰，而1995年“12亿人口日”的出生率也已降至17‰。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出生率将能继续下降至更低的水平。
四、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1895—1995年100年间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在这100年间，两国经济都经历了波动增长过程，并都出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在前后50年中，两国经济均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形态。
在前50年中，中日两国经济均表现为波动增长状态，所不同的是，日本比诸中国波动中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14—1918年间为1.08%，1931—1936年间为1.2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则各只有0.33%和0.38%；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889—1902年间为2.8%，1902—1940年间为3.4%。显然总体增长速度比中国快一倍以上。当然，这只是反映平均增长态势，事实上，两国由于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原因，50年间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中国先后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事件贯串始终，社会始终处于动荡混乱之中；而日本先后有日俄战争、“米骚动”、经济大萧条、入侵海外事件，社会经济时常陷于停滞和混乱。但相形之下，一则日本的社会动荡次数较少，持续时间较短，二则1895年开始的经济发展基础比中国好，因而，在波动中仍有着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则是缓慢增长。
在后50年中，中国主要从1949年开始，日本从1946年开始，经济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从经济增长率上看，二者均呈高速增长态势，所不同的是，日本相对稳定高速增长，然后趋于减速增长，而中国，大致以70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上阶段，前一阶段为波动快速增长，后一阶段为持续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1950—1973年间为9.9%，1980—1987年间为3.8%，而中国1954—1960年间为11.3%，1961—1970年间为5.4%，1971—1980年间为7.3%，1981—1988年间为9.9%。[13]这样，中国经济在80年代已经快于日本，前景似乎更为可观，只是，考虑到二者的经济基础，中国8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更拉近于日本1950—1973年间的情况，因为二者起跑线并不一致。根据一项比较研究，中国1952—1972年20年间可看作是现代化的开始时间，而相似地，日本的开始现代化时期却是在1894—1914年间，二者几乎相差60年。因为，以1965年的基期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952—1972年间为85美元，而日本在1874—1879年间已达74美元。
事实上，即使中国在80年代以世界各国少见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其绝对水平仍远远落后于日本，其差距甚至远远大于人口转变的差距。下表就是中国80年代后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的比较。表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与日本相比有着将近50年的差距，有的甚至达近百年。这不能不说与二者的前50年乃至更早时期的经济发展状态有关。
表4 中日经济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日）南亮进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五、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
人口转变既受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同时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是多方面；既有宏观的影响，又有微观的影响；既有短期的影响，又有长期的影响。从影响途径上说，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来影响，另一条是通过人口结构的变化来影响。这里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比较中日两国人口转变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增长减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
人口转变，从早期扩张到后期扩张，其直接的人口后果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即从加速增长到减速增长。
以死亡率率先下降为标志的人口加速增长，使人口总量急剧膨胀，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形成人口过剩的压力。这种人口过剩的压力，在中日两国的前50年里均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国，这种人口过剩压力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其直接的经济后果就是人均耕地不断减少而臻于临界状态，食物供应紧张，贫困人口增加，最后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19世纪中“太平天国起义”）。1895年以后，这种人口过剩压力因为经济发展的缓慢而没有消减，并因人口的继续增长而庞大。在20世纪20、30年代，学术界“大满之患”大放争的展开，实际上正是这种人口增剩压力的折射。进入5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但随之而来的更快的人口增长，很快形成了更为庞大的人口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年自然灾害”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压力，或者说，人口压力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同样地，70年代开始的出生率转变，使人口增长逐步减速，虽然不能立即消除人口压力，但遏制了人口压力的增大势头，为经济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正得益于人口增长的减速。
在日本，伴随着人口转变，同样经历了人口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过程。在1895年前后，人口过剩压力既使日本经济不断发生波动，而且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海外扩张行动，甲午中日战争正是其结果。1895年以后，虽然学术界注意到人口过剩压力，并因此展开讨论，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人口控制。人口过剩压力继续存在，并影响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事件，包括“米骚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大萧条，乃至30年代的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短暂的“婴儿热”时期，日本政府开始采取应付人口过剩的政策，1948年几次修改药事法，普遍推广避孕药物，放宽人工流产限制，嗣后还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为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尽管中日两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并有着相似的经济后果，但是，相形之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更为庞大，人口增长速度的绝对水平始终高于日本，因而，其人口影响的程度也远远大于日本。
2、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
人口转变，必然引起年龄结构的转变。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不变，使少儿人口比重上升，年龄结构年轻化；死亡率不变而出生率下降，使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年龄结构老龄化。因此，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年龄结构从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过程。
表5 日本1895—1995年间的年龄结构转变
注：1895—1915年数据为冈崎阳一估算，1920—1980年数据为国势调查结果，1985—1995年数据为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推算。
资料来源：转引自（日）黑田俊夫，前引文。
中日两国的年龄结构在前50年主要是年轻化过程，而后50年则主要是老龄化过程。年轻化过程的年龄结构，少儿人口比重高而老年人口比重低，少儿抚养系数高，少儿经济负担大；老龄化过程的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比重高而少儿人口比重低，老年抚养系数高，老年经济负担大。其转变，使劳动适龄人口的经济负担经历由大到小，再到大的过程。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变如表5所示。
表5中可见，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以少儿人口比重为例，1895年开始是年轻化过程，到1935年达到年轻化峰点，此后转变，到1955年回复到1895年水平，此后不断老龄化。从老年人口比重来看，按照国际惯例，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为老龄化的开始，那末，日本从1971年开始进入老龄化时期。如以少儿人口比重最高时为年轻化的结束，以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为老龄化的开始，那么，日本年龄结构经历了三个时期，即1935年以前为年轻化时期，1936—1970年为转变时期，1971年以来为老龄化时期。不同时期的抚养系数各不一样。
由于人口转变晚于日本，中国的年龄结构转变也比日本迟。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料，这里只能列出1950—1995年间的年龄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6 中国的年龄结构变动：1950-1995 单位：%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1982），第382页。
由表中可见，1950年以后，中国的年龄结构仍处于年轻化之中，直到1970年前后才达到峰值。也就是说，1895—1970年间，中国年龄结构始终处于年轻化过程中，此后才开始转变。而从1995年的老年人口比重看，中国尚未进入老龄化时期，但即将进入。
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的不同步，年龄结构转变上，中日两国的少儿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态势并不一致，然而，我们仍能找到二者转变中的相似时点，那就是，日本的1955年和中国的1982年。比较如下表。
由表中可见，中国1982年的年龄结构和日本1955年的情况相似，这意味着，二者在年龄结构转变上相差约27年，比出生率转变的差距（22年）要大。其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与死亡率下降的不同步。
表7 中日年龄结构比较（1982／1955） 单位：%
国家 年份 0—14 15—6465+
日本 1955 32.461.3 5.3
中国 1982 33.661.5 4.9
资料来源：（日）黑田俊夫，前引文。
年龄结构转变上的这种差异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年轻化时期和高度老龄化时期，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系数高，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负担大，而在转变时期却负担相对较小。但在另一方面，转变时期正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其就业压力相对也大。对于日本来说，在40年代后半叶和50年代的生育率转变中，经济“起飞”，引起对劳动力的大量吸收，恰好度过年龄结构的转变时期，其就业压力表现相对不明显，倒是在7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的到来，老年抚养系数提高，高龄社会问题更多地使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深受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1970年以前始终是年轻化过程，少儿抚养系数高，少儿负担一直很大。此后的转变减轻了这种负担。由于老龄化尚未到来，目前处于经济负担最轻的时候。但是同时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也大大上升，甚至达到日本从未达到的高水平。这一方面为高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日本就是中国未来的缩影。以老年人口比重高达13%（1992）而饱受老龄化问题之苦的日本经济发展问题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的中国重演，这是应予以严重关注的。
六、结论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100年前的中国和日本，尽管在人口转变状态和经济发展状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其形态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其水平和变化方向。这一不同决定了100年间的人口转变历程和经济发展进程。
2、由于起点的不同，也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中日两国100年间的人口转变历程，过程和形态相似，而时间差异显著，亦即，中国人口转变落后于日本，就生育率转变而言，落后约22年。
3、经济发展的差异更加显著。由1895年前后的基础和变化态势区别所决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日本。在许多方面落后40、50年之多，有些方面甚至落后近100年。从发展态势上看，中国80、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类似于日本50、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二者相差约30年。
4、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经济发展上差异的反映。而二者的转变过程存在着极为相似之处，即转变速度快、幅度大，虽时间先后不同而有相同的转变形态，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对人口转变的作用在中日两国有着明显差异。较落后的经济发展作用限制，在中国，被强有力的制度控制所取代，而有着几乎同样的成效。
5、人口转变必然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和年龄结构的转变，而这又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差异正是通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和年龄结构的转变而影响其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将影响两国未来的长期发展。
6、通过比较，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上均有着较大的差距。以1992年作为比较时点，大致而言，出生率转变已缩短至相差17年，死亡率转变相差27年，年龄结构转变相差27年，经济发展相差32—27年。这意味着，2020年前后的中国将面临今天日本高龄社会所具有的大多数问题，而那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却不及今天的日本。
* 本课题研究得到复旦大学四川良一教育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日）依田熹家著《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
②不同的估计可参见何炳棣著《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参见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1959，The Population and Asia and the Far East（亚洲及远东的人口），New York.
④⑨参见（日）安川正彬，“明治、大正年间的人口动态率推算”（1976），转引自（日）大渊宽、森冈仁著《经济人口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⑤人口转变理论中有“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之分，是为不同的理论模式（参见李竞能主编《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章），这里应用的是布莱克（C.P.Blacker）的“五阶段论”（C.P.Blacker,1947,"Stages in Population Growth"（人口增长的阶段），The Eugenics Review,39(3).
⑥乔启明的估计转引自（澳）卡德威尔夫妇，“中国的人口和发展”，载《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卜凯的估计参见J.L.Buck,1937,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中国的土地利用）,Chicago；陈达的估计参见陈达著《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联合国小组的估计参见③。
⑦参见Kang Chao（赵冈）,1986,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人和土地）,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参见刘翠溶著《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⑨同④
⑩参见（日）冈崎阳一，“明治初年以后至大正9年男女年龄别人口推算”，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资料第145号，1962年2月。
11 12 15 参见（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第456页。
13 参见（美）布莱克等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章。
14 参见（日）南亮进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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