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以加拿大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拿大论文,为例论文,当代论文,危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5—0052—07
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动员来建构共同意义的过程。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它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注：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as Vegas：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41.）民族认同不仅确立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而且还使它获得巨大的凝聚力和复原力，对其统一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之后，民族分离主义肆虐全球——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西班牙巴斯克人以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等都对民族认同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人为了打造美国世纪，借助其雄厚的国力大举向外输出它的文化，似乎要形成美国化世界之势。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化，世界正经历剧烈的重组，民族认同之危机较以往也更显突出，它所面临的困境引起了各国高度的关注和忧虑。本文拟对当代民族认同危机的成因进行理论的反思，并以加拿大为个案进行实证考察，同时就全球化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提出自己的设想。
一 同化主义的张力
现代民族（nation）基本上都是多族裔（multi-ethnic）的民族，（注：民族的界定有不同的角度，本文把民族理解为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对统一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它一般包含多个以传统文化为分野的族裔（ethnic group），如加拿大民族有英裔、法裔和土著人等族裔群体。）民族国家在建构集体认同之时总要进行适度的民族同化。然而，在现当代历史中，许多国家实行民族同化时，片面强调民族的同一性，陷入了狭隘的同化主义。美国早期在印第安人中实施的惟英语教育，加拿大在建国后长期推行的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苏联一度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等都是同化主义的具体例证。同化主义虽然在民族融合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肆意践踏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漠视它们的身份诉求，往往造成极大的民族张力，进而引发民族认同的危机。
同化论的思想基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社会学中出现的种族优越论。种族优越论的鼓吹者们断定，那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拥有种族上的优越性。博厄斯等人类学家虽然对种族优越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却把文化上的优越性与族裔和种族差异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认识成为当时社会学中同化论的基本依据。（注：Stephen Cornell & Douglas Hartman，Ethnicity and Race：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London：Pine Forge Press，1998，p.12.）
就族裔而言，同化论有几个重要的命题。第一，同化论认为族裔在本质上是文化现象。第二，族裔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根植于生物特性、经久不变的造物，而应该被看做扎根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第三，同化是普遍的，少数族裔身份最终将消失。（注：Stephen Cornell & Douglas Hartman.Ethnicity and Race：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p.45.）
在同化论的倡导者中，影响最为突出的当属1910年至1920年间出现的芝加哥学派。他们认为，主流文化对少数群体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面对诱惑，少数群体一般都愿意放弃原有身份，加入主流社会，分享它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整个社会因此也就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他们所建立的同化模式显示：在与多数群体的遭遇中，少数族裔要么沿着“接触—容纳—同化”这个最为顺利的路径，要么沿着另一条较为曲折的“接触—冲突—竞争—容纳—融合”的线路，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注：Leo Driedger，“Conformity vs.Pluralism：Minority Identities and Inequalities，”in Neil Nevitte & Allan Kornberg，eds.，Minorities and the Canadian State，Oakville：Mosaic Press.1985，p.157.）
民族身份的建构难免要涉及族裔的同化，适度的同化不仅是民族国家发展共同文化的基础，也是其向心力的根本源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个体一般都有多重身份，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而“没有一种身份是本质性的，也没有一种认同本身可以根据其历史脉络就具备进步和压迫性的价值”。（注：[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久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因此，如何处理好民族认同与族裔认同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倘若主流社会强行压制少数族裔，在前者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后者一般会屈从；然而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大的变化，新的身份诉求、族裔间的冲突乃至整个民族的动荡便会出现。因为“集体认同倾向于以扩张或收缩的方式来填补政治空间”。（注：Donald L.Horowitz，“Ethnic Identity，”in Nathan Glazer.et al.，eds.，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37.）
同化主义抛弃血统论，把族裔看做文化现象，固然捕捉到了现代族裔的发展趋势。但它从种族主义出发，片面强调主流文化的亲和力和族裔身份的可塑性，不仅无视族裔的历史根系，而且也低估了它的抵抗力，因而常常触发激烈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在主流社会同化少数族裔时，它们往往可以利用文化借鉴、族裔宿命神话、宗教改革、族裔语言等手段来求得生存。（注：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p.37.）到目前为止，这种尚未得到妥善处置的分裂力量对民族国家创建同质文化的事业构成了主要的挑战。（注：Natividad Gutierrez，“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in Alain Dieckhoff & Natividad Gutierrez，eds.，Modern Roots：Studies of National Identity，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p.13.）
加拿大自建国起至20世纪70年代奉行的“盎格鲁化”属于典型的同化主义政策。为了推行盎格鲁化，加拿大政府首先致力于英裔文化主导性的确立。加拿大1867年宪法开宗明义：联邦政府将建立一个“在原则上类似于联合王国”的政府体制。（注：“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http：//www.solon.org/constitutions/canada/English/ca_1867.html.）英语和法语虽都受到它的保护，但双语制仅仅在魁北克实施，而且是单向性的——掌握双语的负担落到了法裔加拿大人身上。加拿大政府推行盎格鲁化的第二个举措是对土著人的同化。它于1870年推出法案，禁止印第安人举行传统的仪典和节庆，要求他们把孩子送往寄宿制学校，接受西方式的教育，拒绝的则强行送入。加拿大推行盎格鲁化的第三个举措是对非英美移民的排斥。加拿大的首部移民法案把移民划分为优先的和非优先的两类。英美白人位居优先移民之榜首，北欧、中欧、南欧和东欧人紧跟其后；犹太人、东方人和黑人排在最后，实际上属于不受欢迎的人。（注：J.L.Granatstein，et al.，eds.，Nation：Canada since Confederation，Toronto：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1990，p.338.）
盎格鲁化虽然促进了加拿大的统一，但却造成了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它催生了魁北克分离主义、土著人独立运动，引起少数移民群体对加拿大民族二元性的质疑，几乎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分裂。盎格鲁化的失误在于：它无视加拿大文化差异深刻的现实，从种族主义出发，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剥夺少数族裔的文化权益，无疑在民族统一的道路上走向下极端。文化的差异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同化，即使是相对的同化也要受到各族裔的人口、地理位置、文化间的相似性以及各自的血缘和体貌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Stanford：Wadsworth，2000，pp.120-121.）马格勒特·摩尔指出：“要想创建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业，必须先承认不同的身份。国家的政治文化必须尽可能地包容不同群体的传统，确保在整个民族的历史中也有它们的历史。”（注：Margaret Moor，“Liberal 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in Ronald Beiner，et al.，eds.，Canadian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90.）民族国家若想长久地维系民族认同则必须摒弃狭隘的同化主义，为少数族裔文化开辟必要的生存空间，在族裔多元的基础上寻求民族的统一。
二 多元文化主义的脆弱
多元文化主义是同化论遭到批判后形成的另一种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是承认的政治和差异的政治。它倡导宽容、平等和选择的自由，其基本的理念大体上有如下几个：第一，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它不断给予其成员以社会意义与安全感。第二，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统一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不矛盾，应该接受文化的多样性。第三，把社会群体间的平等看做多元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努力让少数群体获得展示其文化的机会。第四，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认定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皆具同等价值，只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加以评判。（注：Augie Fleras & Frederick J.Desroches，“Multiculturalism：Policy and Ideology in the Canadian Context，”in Briank Cryderman，et al.，eds.，Police，Race and Ethnicity：A Guide for Law Enforcement，Toronto：Butterworth & Co.（Canada）Ltd.，1986，pp.19-20.）
多元文化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统合族裔，凝聚民族。公民认同是一种新型的、与族属意识和族籍身份相互分离的政治认同。在该模式中，民族认同从文化关系向政治地域关系转变，多元文化的存在已经不再是民族建构的障碍，且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因而族裔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随之得到了缓解。（注：[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等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公民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国家通过两者的协力实行社会的一体化。但这并不能排除另一个情形，即在没有统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并维持民族共同体。（注：[德]龙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多元文化主义跳出了传统上以文化界定民族的窠臼，既为差异的存在开拓了空间，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开启了更多的可能，因而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启蒙政治。（注：Margaret Moor，“Liberal 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p.184.）
然而，尽管它超越了同化主义，缓和了民族文化冲突，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显示出较大的局限性。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没有消除文化差异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它为少数族裔维持差异打开了通道，但却使他们失去了一些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文化固然是其成员做出选择的参照背景，而主流社会却是他们最重要的实践场所。少数族裔一般都处于社会边缘，如果他们拒绝融入主流社会，往往难以改变弱势的地位，形成以文化为分野的社会阶层。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内在的分裂倾向。它以民族政治认同统合族裔文化认同，比同化论更为包容。然而，当民族认同从文化关系向政治地域关系转变后，“想像的共同体”已经变得空洞起来，不再有强大的亲和力。这种情形常常使原有的族裔文化认同变成可怕的分裂性力量，严重地削弱民族共同体。第三，多元文化主义陷入了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所有文化都有相等的价值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文化的发展状况；它以孤立、封闭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群体，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有学者批评到，多元文化主义阻碍了社会平等，加剧了民族的分化。（注：Juan M.Delgado-Moreir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0，p.78.）
多元文化主义的脆弱性在加拿大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了较为明确的体现。加拿大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抛弃盎格鲁化，转而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为了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政府首先对法裔群体进一步做出文化上的妥协。它颁布了《官方语言法》，承诺全面推进双语社会的发展。然而，该法并没有得到法裔民族主义者的积极响应，魁北克政府除了继续实行单语制之外，还向联邦政府提出承认其作为加拿大“特殊社会”的要求。
为了民族的统一，加政府相继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推出《米奇湖协约》和《夏洛敦协议》，承认其“特殊社会”之地位，以安抚其分离主义者。然而，其他省份也都开始声称它们是特殊的社群。《米奇湖协约》和《夏洛敦协议》终因各方利益的难以调和而破产。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魁北克分离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周而夏始的顽症，对加拿大民族共同体构成长久的威胁。
加拿大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另一个措施是对土著和其他少数族裔文化的扶持。政府不仅为土著人提供财政上的支援，给予他们教育上的自主权，而且还敦促各省加强宣传与推广他们的文化。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实施后，土著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维护自己的传统与身份，但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融入主流社会。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土著人要求建立享有独立主权的自治政府。人们在重新审视加拿大历史的同时，开始谈论“第三个民族”——加拿大有巴尔干化的危险。（注：Jane lenson，“Understanding Politics：Concepts of Identity in Political Science，”in James Bickerton，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Toronto：Broadview Press，Lid.，1999，p.43.）
在少数族裔文化扶助方面，联邦政府主要是提供资金援助和官方语言培训。政府的行动回应了少数族裔的身份诉求，但在本质上，它仍属象征性的——它给予发展多元文化遗产的资助极为有限，而且呈逐年递减趋势。（注：高鉴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在实质意义上解决少数族裔的身份问题，他们对此颇有微辞。
多元文化主义极为包容，有力地缓解了同化的压力。然而，它在超越了盎格鲁化的同时却抛弃了统一的民族文化，无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多族裔的民族来讲，以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来建构民族身份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认同在民族共同体中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菲利克斯·格罗斯指出，即便是在公民社会中，共同接受的规则、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多元主义便无法运行；正是那个更大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促进了统一，为所有少数族裔提供了栖息之地，多元主义才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注：参见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第228、236页。）从长远来看，民族国家若想真正有效地回应所有族裔的文化诉求，摆脱认同困境，它必须消除多元文化主义之脆弱，在族裔多元的基础上打造出民族文化认同。
三 美国化的侵蚀
在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中，美国化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自二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以来，其政治影响力不断向外辐射。与此同时其文化也借助超群的国力和自身的魅力不断向他国渗透，造成了所谓美国化现象。当下，美国的通俗文化盛行全球，民族国家的传统无不遭受其侵蚀，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美国化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对来自非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国家移民的同化，当今指涉的则是美国的通俗文化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冲击。它是全球化深化阶段美国的综合国力急剧膨胀，成为世界新权势中心后的产物。历史上，欧洲的法国、英国等国都曾充当过全球性整合力量的主要代言人，世界也曾经历了欧洲化浪潮的席卷。进入20世纪后，欧洲不断衰落，美国则迅速崛起，其文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世界也开始经受美国化的蚕食。美国化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美国文化的流行与传播，而在于其文化中心主义与霸权话语的推行与扩散。
美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及霸权思想由来已久。美国文化本来是欧洲文明向世界延伸的结果。但美国人认为，欧洲这个旧贵族已经腐败，而美利坚这个新人则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它注定要担负起维护民主自由、向落后地区与国家传播基督文明的使命，人类最终能否获得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作为。这种命定观在19世纪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后，又演化成扩张性更强的“新天定命运”说。它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断言美国将是这个种族主要的力量源泉和影响的伟大中心，而那些弱小的民族只能成为它“天然的牺牲品”。（注：[美]迈克尔·H.亨特著，诸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其后，美国人继续以世界文明、正义与自由的化身自居，扬言要为人类提供一个学习的榜样。（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43页。）如果说，二战前美国因其孤立主义思潮强劲，文化扩张有所收敛的话，二战后则把它的触角伸向了全球。美国人的文化霸权思想借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如果世界将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将有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连成一体，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符合美国人的意愿。”（注：David Rothkopf，“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Foreign Policy，No.107，Summer 1997，p.45.）
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只有借助国家的权力方能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一旦失去其赖以支撑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便会萎缩。（注：[英]特瑞·伊格尔顿著，方杰译：《文化的观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99页。）美国超群的硬实力赋予其软实力以强劲的后盾，为它建立世界话语秩序，推进美国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美国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不仅削弱了他国的民族认同，而且压制了它们的民族话语，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个人往往认同于强大的社会群体，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提高他的自尊。（注：Michael 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8.）有些民族国家的人民倾向于认同美国文化，有些人虽厌恨美国文化，但对本国的民族认同又缺乏信心，恐怕与美国人的强盛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美国的强大，其他国家在保护民族文化时往往要向美国妥协。
诚然，除了上述因素，美国文化的诱惑力也是不应回避的。文化霸权的特殊性在于，文化具有自身的免疫力，单凭权力上的优势并不足以导致文化支配，因为文化读者掌握着文本的解读权，而他们的本土文化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霸权文化若不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或迷惑性是无法征服人心的。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形成的支配和垄断既离不开强盛的国力，也少不了文化的魅力，好莱坞影视节目在世界的风行、牛仔裤和摇滚乐所受到的青睐皆是美国文化诱惑力的佐证。
美国化的受害者遍及全球，而加拿大则因与美国相邻，受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其经验教训也更具代表性。加拿大之所以受到美国化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霸权主义思潮的泛滥；二是美国的强大所带来的文化压制和诱惑。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欧洲中心格局，导致了以美、苏为首的两极阵营的形成。美国以其超群的实力登上了西方盟主的宝座，它的精英们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定位为全球领袖，雄心勃勃地筹划着通过输出“美国方式”来造就“美国世纪”。（注：[美]奥利维尔·如恩斯著，闫循华等译：《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7页。）
美国的强大不仅对加拿大造成了文化压制，而且也形成了文化诱惑。文化上的压制主要出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在政治方面，加拿大属于中等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加拿大在某些领域也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但总体上看，它显然受制于美国。（注：有关这一观点，详见[加拿大]罗伯特·鲍斯韦尔著，张敬国译：《从美加关系看加拿大是否具有重要性》，载[加拿大]约翰·英格里斯等主编，李节传等译：《当代加拿大外交：对世界格局影响大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6页。）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文化市场是加拿大的10倍，两者竞争时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美国人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轻易地挫败对手。
鉴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强盛，其文化的吸引力也随之俱增。加拿大人喜爱阅读美国的杂志，乐于收听美国的广播节目，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不折不扣的美国式的文化品味。20世纪90年代末，加拿大政府的一位高官曾警示，加拿大文化正被更为迅速地整合到美利坚文化之中，其民族有在美国化中丧失自我的危险。（注：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美国化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其惟我独尊的霸权话语对民族文化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民族国家若想有效地抵御美国化的侵蚀、维护民族认同则必须在坚持文化保护权利的同时，努力增强国力，不断在国际事务中提高自己的声音，谨防在与美国的交往和竞争中被它所淹没。
四 全球化中民族认同的重塑
英国人约翰·汤林森10多年前曾指出，20世纪晚期，人类已经进入了由现代性催生的崭新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进程必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即便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势中心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注：参见[英]约翰·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1页。）全球化中的世界不断地整合和分化，而如何在这两股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则是世界各国维护其民族认同的关键所在。
那么，如何实现民族认同的转型，更好地回应时代之诉求呢？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全球化中，民族共同体无论走向何方，它都要保留从古典遗产中发展起来的民主、自由和宽容等价值观。（注：[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等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1页。）戴维·莫利认为，我们要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它们的重要性。（注：[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罗宾·科恩则提出，由于身份在全球化中碎片化，多重社会认同现象比以往更普遍，民族国家应该倡导情境式认同（situational identity）.（注：[英]罗宾·科恩等著，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建构的关键在于它高度的开放性与反思性。阿尔布劳和莫利的观点基本上体现了新型民族认同的精神，但比较抽象；科恩的看法较为具体，但不够全面。比较而言，简·阿特·肖尔特的论断似乎更为切实可行。他指出，全球比语境中，民族认同的重构应遵循以下七项原则：宽容、承认、尊重、互利、负责、克制、抵制。
宽容的原则要求民族成员接受多面、高度可塑的集体身份；承认的原则倡导对差异的包容、对不同声音的倾听；尊重的原则主张平等对待他人，给予他人建构身份的权利；互利的原则否认差异仅仅意味着敌意，强调同质与异质之间的互动和互补；责任的原则提倡共同的幸福；克制的原则呼吁人们尽量避免诉诸暴力；抵制的原则告诫人们保留对违反上述六项原则之行为予以遏止的权利。（注：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in Jill Krause，et al.，eds.，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68-70.）
以上七项原则为我们重塑民族认同揭示了基本方向，而具体如何实施还需发展出相应的模式。在多元文化主义遭到批评后，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新的认同模式，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其一是民主多元文化主义，其二是自由文化主义（liberal culturalism）。
民主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在各族裔群体平等参与民族社会活动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义的精神，发展出统一的公共文化。（注：Yoav Peled & Jose Brunner，“Culture is not Enough：A Democratic Critique of Liberal Multiculturalism，”in Shlomo Ben-Ami.et al.，eds.，Ethnic Challenges to the Modern Nation Stat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83.）自由文化主义者则从多重认同观出发，既要建构统一的民族文化，又要维护公民自由和文化开放。在他们看来，民族共同体成员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民族认同能够在族裔、民族等不同层面上得到整合。（注：Juan M.Delgado-Moreir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p.97.）
民主多元文化主义较为贴近现实，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全面审视民族认同，反对文化隔离，体现的是民族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意志。然而，对于多族裔的民族来讲，以多数人意愿为转移的原则必然会压制少数群体，在加拿大、西班牙等民族文化差异极为深刻的国家则更容易引发族裔冲突，催生分离主义。自由文化主义是近来颇受学术界好评的模式。它不仅克服了同化主义的狭隘，也避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脆弱。但这个模式的缺憾是，它以民族国家为定位，并未充分考虑到全球化背景的影响。（注：Juan M.Delgado-Moreir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p.97.）
除了这两种模式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径呢？世界民族主义似乎是可供尝试的选择。吉登斯指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备约束所有人的某些价值和公民乐于接受的某种认同，但是它必须承认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新的、开放的方式来表达民族的特殊性。（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2页。）吉氏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他的世界民族主义。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思想为雏形，以肖尔特的七项原则为参照，发展出世界民族主义认同模式。首先，世界民族主义者从全球着眼，视民族大同为己任。其次，他们具有高度的反思性和开放性，在塑造民族认同时，以包容的心态，既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又接受本民族的多样性，同时准备抵制非法的同化或分裂。简而言之，世界民族主义是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皈依，以世界为观照的多重认同模式，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既矛盾又统一的一对思想理念，与民族之世界化和本土化的辩证逻辑相一致，皆有其合理性。（注：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这一模式不仅为少数族裔维持原有身份开辟了渠道，也为整个民族建构文化认同提供了契机，同时还呼应了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其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全球文化的可能。费瑟斯通认为，民族国家之间商品、信息、知识和形象的流通有可能导致超越任何民族的、多元的“第三种文化”，即全球文化的出现。（注：参见[英]迈克·费瑟斯通著，代显梅译：《全球文化：一个导论》，载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9～282页。）事实上，全球交往在不断深化，人类的共有知识正逐步增加，英语的流行、现代奥林匹克、绿色和平组织以及民主与人权运动的发展，都是极好的佐证。世界主义已经不再是虚幻的想像，而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第二，多重身份的兼容。现代社会的人都有多重身份，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顾此失彼与矛盾的不可调和。少数族裔的身份也许会引起政治要求，但在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让它和民族身份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注：David Miller，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128.）例如，多重认同的法裔加拿大人既是魁北克人，又是加拿大人，同时也是全球公民，虽然三者有时会发生冲突，但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互补加以调适，使它们彼此相互增进，共同发展。
第三，民族国家的主导性。全球化侵蚀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削弱了它的主权，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依然将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仍是各国公民维护其合法权益最有力和最可靠的保障，各种跨国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尚难取而代之。（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门洪华译：《权力、相互依赖与全球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第75页。）
第四，民族地域的不可超越性。在全球化中，人员的流动性陡增，现代传媒更制造出虚拟的世界，民族地域似乎要被彻底地超越。然而，人员的流动并不能带走所有的地域文化，现代媒介传播的也不过是文化的影像，而非亲身的文化体验。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可以被超越，但永远不会被绝对地超越，民族文化始终都有其自身的魅力。（注：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第157～158页。）
对于加拿大而言，世界民族主义无疑为它重塑民族认同提供了可行的选择。首先，加拿大是移民之邦，其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明融合的结果，体现了高度的世界性。其次，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国家，法裔加拿大人、土著人群体应该能够找到相应的方式，让族裔、民族及世界身份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再次，在全球化中，加拿大民族共同体虽被削弱，但它仍在全球事务中承担着主导性的角色，其他群体的作用与之相比远为逊色。此外，尽管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流动，但却无法抹去加拿大文化的地域特征，而文化的民族性也永远将为加拿大人所珍视与向往。诚然，加拿大的双语制表明，它在建构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遇到较大的困难，即便最终发展出统一的文化，该文化也比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更具混合性与多样性。
当代民族认同的困境是族裔与民族以及民族与世界求同存异的困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双重挑战。全球化的辩证法预示着世界向统一与多元并存的方向发展。它要求民族国家在全球整合与分化的两股力量中找到合适的支点，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它们而言，传统上盛行的同化主义和当下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都与全球化进程有相抵触之处，而温和的世界民族主义则较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回应了它的诉求。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虽已打破了民族国家中心论的神话，但并未摆脱权力政治的阴影，民族认同的转型仍将经受打着普世主义旗号的新帝国主义的严峻挑战。然而，世界各国毕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妥协的历史经验，而万流归宗、民族大同又是任何人都难以逆转的趋势，全球化也非美国所能单独主宰，它们应该有望在融入世界的同时，维护其独特的民族身份。
[修回日期]：200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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