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待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混乱论文,热津斯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是布热津斯基继《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1986）和《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之后的又一部新著。作者着重论述的是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全球政治形势与世界格局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和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者自称本书是对世界和美国前景的“紧迫的预警”。全书援引的大多是90年代的最新文献资料，讲的是冷战结束后的现实问题和对21世纪初的近期预测。作者对全球问题的焦点，世界新格局的演化，原苏联东欧地区发展的趋势，日、欧的国际地位，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可能采取全球性战略的分析及对美国社会危机的洞察，均独具见解。这些内容对于研究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的国际形势发展，乃至于探讨潜在的新的局部战争（包含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的动因，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布热津斯基认为：
冷战结束并不表明西方民主的胜利 大国失控有可能导致出现全球混乱
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民主制度的胜利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苏联集团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理想本身在全球的胜利。诚然，这场胜利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不可否认的，但那个在全球取得彻底胜利的民主理想在哲学上则是肤浅的。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喜忧参半”。在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但是根本的事实仍然是，少数发达国家竭力追求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竭力谋求解决生存条件的根本问题。这些不同趋向加剧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尽管苏联解体，美国却难于行使有效的世界权威，这是来自文化而非经济原因形成的内在弱点所致。由于大国失控，将出现一种使世界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增大的局面。这可以通过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性冲突日益加剧来予以说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更令人对这一前景有不祥之感。北南冲突也会随之尖锐化。
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一个黑洞，可能是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俄罗斯近期前景不会顺利，结果难以捉摸，也可能使自由市场和民主两败俱伤。俄国应力求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行列，其最终的危险是一种新法西斯主义遍及前苏联范围，成为破坏力量。
波斯湾、中东虽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占有优势的地区，但这是表面的、脆弱的，美国与它的阿拉伯附庸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或政治、文化与宗教和联系，因此美国的优势是名副其实地建立在沙滩之上。
对于俄国和美国，地缘政治真空都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漩涡。目前这个漩涡由欧亚大陆的一个椭圆形构成，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的新疆地区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北面的沿俄国—哈萨克斯坦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包括30个国家，几十个种族、民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约4000万人口。其分裂与对立已达白热化。全世界已获得或不久就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位于这一地区内。这一地区内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而且存在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
在10年或20年内，欧洲不可能自行组织成一个能与美国的全球综合实力相匹敌的对手。法国的力量太弱不能领导欧洲，而德国又让其他欧洲国家害怕到了极点，不能被推举为领导者。因此，一个达成共识的一体化的欧洲必然是一个非常缓慢地团结起来的欧洲。不难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将无法作为一个统一体在政治上发表意见或有所作为。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它对全球的支配可能会失去权威。美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强制推行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
几乎可以肯定，世界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日益复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新世界秩序，而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国家将结成团伙以便更有力地与对手竞争，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具体地说，这预示着将出现数个主要的国家组群，美国将把自己的力量渗透到这些组群中的某几个，但美国除了在自己所属的组群外，在其他组群内决定其内部政策的能力不可能会减弱。
(1)北美——由美国控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这可能导致加拿大逐渐与美国合并（或许在未来某个时间变成一个比较正式的北美邦联）。它的附属区是西半球的其他地区。
(2)欧洲——经济上可能实现一体化，但它的政治统一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面临着对付强大的德国的问题，同时鉴于共产主义后过渡时期形势继续不稳定，欧洲东部边界不断变化。它的附属区是东欧和非洲大部分地区。
(3)东亚——经济上由日本控制，但缺乏相应的政治和安全体系，因此潜在着出现地区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它的附属区可能是前苏联远东地区，以及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4)南亚——可能缺乏政治和经济的内聚力，但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受来自外部的严格控制。印度受到西亚和西北部（包括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反对。
(5)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组群。
(6)受俄国控制的欧亚组群。组群之间和组群内部都存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或政治的矛盾与冲突。
其中第(5)个组群，包括从西非、北非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区域的穆斯林国家，其内部与外部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的种子。同时，10亿穆斯林不佩服西方，许多穆斯林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令人讨厌。有些穆斯林国家（如伊朗等）准备随时挫败美国。如果美国处理失当，也会促使其中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使用这种武器。
因此，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美国国内的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进一步失去控制，以致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未来的世界秩序仍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甚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荡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纵欲无度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 腐败腐朽与自私的西方文化不可能成为全球统一的政治伦理
西方国家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精神空虚可能随之而来。“丰饶”（cornucopia）这个词起源于哺育宙斯神的神话的山羊角。它具有神奇的能力使它的物主想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丰盛的东西。因此，“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可以用来指一个什么事情都允许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拥有的社会。
在先进的、富裕的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趋炽烈的社会。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是在个人和集体的享乐主义成为行事的主要动机的背景下，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
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因为没有必要来区分什么是“正确”和什么是“错误”。相反，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实用主义的原因，要在什么是“合法”和什么是“非法”之间作出明显的区别。因此，法律程序，特别是法院制度替代了道德和作为该道德的主要制定者的教会。成为对个人行事的内在指导的宗教就这样被法律制度取代了，而后者所界定的是不许可的而不是违反道德的外在限度。
人们可以将以上的称之为“程序性道德”，它以指导行为和社会相互影响的外在规则为依据。它与内在化的、个人的和要区别“正确”与“错误”的道德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外，程序性道德——如果它能独自存在的话——总会创造一种条件使众多的人情不自禁地要实际试一试所允许的限度有多大——“以便设法做错了事而不受罚”——因为没有任何绝对的内在道德制约在起作用。程序性制约制度和随后遵照该制度的行为都基本上成了判断怎么是有效或无效的问题了。当代美国的某些趋势看来是朝着该方向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华尔街金融丑闻，或出现有组织的贩毒吸毒的亚文化，或广泛的街头罪行的报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倾向的社会后果。自我约束让位给暴力，而自我控制则被腐败所取代。
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含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主张“上帝已死”的最伟大的胜利，不是在政治上宣传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取得的，而是发生在文化上薰陶道德淡漠的西方自由民主社会，这是令人震惊的反常现象。在后者，实际情况是宗教已不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官方宣传的无神论战胜了宗教，而是因为除了满足眼前的和物质的生活欲望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文化的腐蚀性后果。
这里还有其他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自由的定义和幸福生活的定义。前者与公民身份的含义有关，后者则涉及人的本质。在一个文化上强调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满足和最小限度地实施道德制约的社会里，公民自由常常被提高到一种可能自我确认的绝对的程度。换言之，公民自由是与公民责任的观念分开了。从传统上讲，自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自由的概念是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界定的，即在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对个人权利下定义，它也包含着对该背景应负的某些责任。
今天，这一定义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自由越来越被界定为集权利和应享有权利之大成，以及准许任何形式的自我表述和满足。对社会作出自愿承担的或社会期望的服务的思想已经不吃香了。因此，实际上，个人自由成了毫无约束，只有在法律上界定为威胁到某个其他人的实际的或物质的安全的情况时除外。
对自由逐步重新下的定义，一方面背离了负有责任的公民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则采纳了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的观念，既促成大众媒介不断传播的趋势，并得到这种趋势的加强。总的来看，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今天，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学校所起的作用。
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即便查看一下一天内的占日间节目主要地位的“情景喜剧”的内容，和夜间娱乐节目的主要内容，且不说广告本身了，也就可以看出西方电视以咄咄逼人之势传播着上述声色之娱。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难从电视节目中推断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它们显然颂扬自我满足；视强暴和野蛮行为为正常现象；通过实例及对同龄人激起仿效的压力鼓励性乱行为；以及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结果是对社会行为失去了控制。
这一指责特别适用于美国电视和美国电影业的拥有广大观众的全球出口产品。“达拉斯”公司和“王朝”公司的产品已在100多个国家里放映，而它们所展示的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在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相反，尽管被歪曲的美国财富的画面会引起人们的妒忌，但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加强了人们对以为美国还会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启示的怀疑。近年来，美国电影也已经被野蛮的暴行以及肉体的和性粗野行为占据了主要情节，而每一部越是充斥着令人厌恶的内容的影片其票房价值的收入越是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覆者，正是它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
以上所说与幸福生活的本质的定义是直接有关的。电视——大众文化的主要提供者——越来越把幸福生活的定义说成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
西方的某些人一直在主张采用他们自己的新乌托邦主义，却支持采取一种完全不顾道德后果的特殊经济方法的程序性的乌托邦主义。它以其极端的方式通过无条件地主张自由市场机制而表露无遗；它认为这种机制几乎是从破烂摊子中拯救人们的自动的力量之源。这种主张带有适者生存的达尔文思想的意味。结果是在某些地方要建立自由市场的企图，正采取种种与社会公正针锋相对的、令人想起19世纪所用的方式。
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则通过自欺欺人地认为自我满足就是进行控制的假设，虚构了个人的生命置于控制之下的幻想。实际上，它创造了一种条件，使追求声色物欲不断升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实。带有道德涵义的选择已无足轻重。在全世界政治觉醒和与此同时并存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差别的现实面前，根据以上所述，很难预期会出现一个全球共有和统一的政治伦理。
从物质上的纵欲无度中产生不了对政治上觉醒的世界具有意义的社会模式——由于现代科学对全世界的人的情况产生形形色色的影响，而令人更加忧心忡忡了。在世界上技术和经济先进的地区内，科学和技术正戏剧性地提高人的不仅在自我满足方面，而且在自我变革方面的能力。在世界的较贫穷的地区里，现代通信工具使他们对广大群众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全球不公正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在全球性相互熟悉的背景下，生存攸关方面的危险性差距正在扩大。
技术革新的最重要的政治影响是，在全球范围内促使人们相互间的了解——克服了时间和距离的阻隔。但是，这种新的相互熟悉既能促进联合，也会造成对立。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赤贫的群众目前正为生存活命而日夜奔波，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他们深深地了解到，不仅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人（穷国的上层分子自认为与他们一样，并竭力模仿他们）而且本国的上层分子正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提高了的期望值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再没有像目前这么大了。
与此同时，在显露出来的政治态度方面，全世界政治观点的改变大概会走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在共产主义后世界里，转向资本主义历程中的苦难很可能有损于民主伦理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能会纷纷地向更加朴实和更具有严密的约束力的信念（诸如突出种族地位、排外主义和宗教）中寻找寄托，而且由于对“腐败和自私的西方”的失望和蔑视，热衷于这些信念的情绪更为炽烈。
归根结蒂，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里，个人问题越来越左右着政治和享乐主义的孜孜以求塑造着社会生活，同时，科学为个人的自我改良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在世界的较贫穷地区里，谋求生存的基本担心和受挫折的沮丧情绪充斥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同时现代通信使群众更加认清了现存的全球不平等状况。因此，乌托邦主义的失败也罢，全球政治觉醒也罢，都还没有标志着全球政治共识的来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