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近代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研究成果依然是举不胜举。故此，笔者不想面面俱到地缕述过去一年的全部相关研究成果，而是简要勾勒一些研究热点和一些能体现新研究动态的成果，以及对老问题产生新看法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拾遗补缺与可以增加或改变我们对近代史中某些问题认识的研究，至于2010年出版但系收录此前成果的一些专书、翻译著作等，则不在讨论之列。
一、世界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的相关研究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令世人瞩目，出现一批对于世博会暨万国博览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值得注意。马敏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历史与现实的加大与思考”，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发表的《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重点考察了近代博览会的娱乐面向，认为大众娱乐活动丰富了博览会的内涵，增加了博览会的吸引力。《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商品赛会》一文，则勾画张之洞与湖北早期博览事业的关系。他还发表有《世博会与近代东亚的参与》，从追求现代化角度讨论了东亚各国自上而下对世博会的参与情况，认为东亚各国在世博会上的优异表现与东亚强迫后发型现代化方式不无关系，参与目的在于借世博会展示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与发展，文章对东亚各国与世博会的关系显然有些美化。此外，马敏的综述文章《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对有关研究进行了分梳，可以为读者提供不少信息。①
世博会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1910年6月5日在中国南京举办的大型物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即参照了世界博览会的特点并吸取了世界博览会的办展经验，堪称世博会在中国的前奏。朱荫贵《从〈商务官报〉看晚清国人对世博会的认识》②，认为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古老中国学习西方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他以清末农工商部所办报纸——《商务官报》上刊载的有关文章，分析了晚清中国对外国博览会的认知及中国的第一次世博会——南洋劝业会举办的情况。而郝艳红的《清政府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③，考虑到既有的诸多研究成果，该文从材料到主题，有点缺乏新意。乔兆红则发表有《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分析了商人和商会在中国参与博览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似乎有些夸大商人及商会角色。至于她的《妇女与世界博览会》，依然从妇女解放角度讨论博览会与女性关系，新见不多。④虞和平的《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⑤，关注的是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博览会具有的外交功能，特别是早期世博会中的商人外交。但作者在文中说的“商人外交”，列举的具体实践很少，主要仍是商人正常的经商、联谊等经济性质的内容，于商人外交的效果如何，依然有待深入讨论。
二、近代政治史研究
晚清时期，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由海外学者率先提出的所谓“黄金十年”的说法，实际上迄今未在国内被真正接受。对同一段历史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貌似对立的观点皆不乏证据可供佐证。如果说，既有研究或偏重两国间文化教育层面的交流，以见“同文”、“亲善”的一面，或将特为一般读者关心的军事战争史纳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华的脉络中展开叙述，以佐证“抗战”说，而近来的研究趋势似有综合中、日两方面历史文献，重建两国政治关系实相的趋势。其中以孔祥吉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解说方面创获最多。⑥他在2005年论文中披露日文史料《宇都宫太郎日记》，据此提出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秘密联络日方，有“独立称王”之企图。⑦此说若能成立，不可谓不是颠覆性的发现，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争议，也就不难理解。李细珠2010年发表论文与孔祥吉商榷，他利用张之洞未刊电稿，论证了庚子年张氏政治活动的性质，并特别辨析了所谓“政府”在清末语境中的含义，由此推断张之洞有过“帝王梦”的说法不能成立。⑧戴海斌较全面地爬梳了相关外交史料，从正面讨论了张之洞对日交涉的具体契机、渠道、行动及效果，并对其面临中枢将倒的危局时复杂内心世界有所窥探。他的另一篇论文，利用日方史料的记载，勾勒了庚子前后张之洞派往日本人员活动的实际情状，从另一角度证明张之洞之“帝王梦”并非确实，与李细珠文形成呼应；文中还特别强调了兼有外交代表和趋新士人双重身份的湖北留日学生钱恂依违于与清政权、维新党、幕主张之洞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中等人物”别具历史意义。⑨孔祥吉在2010年发表的数篇论文，仍然坚持原有观点，对商榷提出反商榷，使得这一学术问题的研讨越来越向纵深发展。⑩此外，邱涛、郑匡民合作的论文，讨论了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相比于官方层面的工作，日本民间团体在中国活动的触角更广、程度更深，不仅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总督密切联系，其在华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中国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11)综合以上研究，我们确可发现，在以往较为熟知的文化教育或军事战争的历史叙述外，中、日交往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层次，当时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实有着异于后日的定位。
学者还关注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及其建构。其中，王奇生对“反革命罪”在中国社会的最早出现进行了考察，认为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武汉后出现的，以审判守城败将陈嘉谟和刘玉春为契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出笼。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致人于死命的法律罪名。(12)沙青青的《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13)，则希望透过地方个案来研究政治力量规训大众信仰文化背后的情景，并管窥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治运作情况。他以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为中心，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他这里的研究可以同杜赞奇、沈洁等学者关于“反迷信”运动的有关研究进行参看。智利疆的《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14)，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怎么样在政治控制之下推行的文化征服活动，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意图由初期的“尊孔崇儒”逐渐调整为“惟神之道”，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洲国“国家祭祀”的日本化。
还有学者从传统政治史角度所做的研究，也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李里峰的《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5)，研究了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丰箫的《善恶之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长形象的游移》(16)，也增加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关注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政府保甲体制下乡村地方官保长形象这一鲜为以往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她从好人、恶人角度，以浙江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为中心，利用档案、报刊和文史资料等材料，考察了保长形象在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分析了保长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作用和尴尬。尚季芳的关注点与丰箫有点类似，他的《控制与消解：从保甲长的难局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17)，也是透过保甲长来研究国民政府的地方基层政权运作，不过他更注重保甲长的具体作用及困境，认为在国民政府时期，保甲长施政受到多重掣肘，处境尴尬，变成一个无效率的职员；加之任职者良莠不齐，导致地方基层社会黑暗闭塞，僵化不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众资源迅速丧失。尚季芳从地方政治史视野对民国时期甘肃的毒品流行情况及禁毒措施进行了研究。(18)汪朝光的专著《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19)，主要关注国共内争中的失败者国民党一方，以大量资料对国共两党力量进行对比，剖析国民党失败的内在原因。杨奎松的专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20)，则对抗战前后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杨的另一本专著《“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21)，旨在讨论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为我们揭示了中共发展壮大与外在因素的关系。
三、近代思想史研究
过去有关近代国语运动的研究，主要出自语言文字学家之手，他们关注社会和思想语境不足；且多有其“现代化”的立场，对“保守”的言论重视不足。王东杰的研究很好弥补了这些缺憾。他认为这个运动意在创造一种便于“下流社会”掌握的文字，以广开民智，塑造近代国民，明显受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却在两个方面遭到同样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批评。首先，语言文字其时已被视为国粹的核心因素之一，而切音字运动仅把文字看做一种“记号”，被认为意在“废六书”。其次，不少切音字方案是针对方音制订的，被认为有违“国语统一”原则，且破坏“书同文”的局面，造成国家分裂。为此，1910年资政院会议提出，将切音字改名“音标”，用来“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欲图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过，在此后，有关的争论并没有消失，而是贯穿了整个近代国语运动。(22)崔明海的文章则视角下移，以钱玄同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30年代的简体字运动，及其中存在的争论和矛盾。(23)夏晓虹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24)，则强调官方在推广白话文运动的作用，认为出自官方的白话文，其地位、影响也都在民间人士的撰述之上。清代官府大量的白话告示，以及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不仅直接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而且作为有效资源，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不断地被官方与民间征引。
2010年，学界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值得注意。卢毅的《后五四时代部分北大师生的非政治倾向》(25)，分析了后五四时代部分北京大学师生非政治倾向的四种成因，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一些知识界人士对政治产生了疏离乃至排斥的情绪。而从学术独立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政治倾向缓不济急，但也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事业，并使之逐渐趋于成熟、深化。杨联芬的《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26)，讨论了“五四”新女性的认同困境，认为“五四”新女性是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平台由新文化启蒙话语塑造而成，她们的意识形态认同来自新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正义伦理；而她们的性别认同及相应的关怀伦理，却使其对“旧道德”下的女性同类有更多同情。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于明盛的《〈新青年〉创刊前的中国青年现象考》(27)，分梳了《新青年》之前的“青年”现象与“青年”类报刊，这主要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产物，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青年”报刊同陈独秀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关系。章清的《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28)，则从边缘对中心“阅读”的视角出发，透过几个个案，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存在差异。作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作者标出的“中心”与“边缘”区分，可以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新名词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张帆在对其先前清末“科学”含义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清末中国思想界发生的“有学”、“无学”之争，以及“科学”的关系。(29)黄兴涛、陈鹏则考察了“黄色”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流变及其成因。(30)张仲民同金观涛、刘青峰关于新名词研究与观念史、思想史研究的进行了往复商榷，也值得关注。张从所用材料及方法论角度，批评金、刘材料选择及量化研究方法问题的严重性，顺便提出观念史、新名词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从根本上质疑其研究的可靠性与可信性；金、刘在两篇回应中实际未正面回答张的质疑，只是在不断转移话题、回避主要问题，且有意把张文批评焦点转向或淡化为是否是计量史学、观念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预设等方面。(31)
四、近代大众文化史研究
大众文化史也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魏兵兵的《“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32)主要以《申报》上的论述为主要材料，关注了近代中国的大众娱乐，研究晚清上海“淫戏”的流行情况。作者虽然自认为文章是研究晚清上海淫戏风行之原因，其实缺乏较长时段的视野与比较眼光，淫戏在明清一带江南即非常流行，为官方与知识精英屡禁不止，其流行原因是多样的，同其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及社会条件等密不可分，其接受人群包括士大夫、官员，中下层民众在内，商人并非主要的受众。淫戏在上海流行的原因，绝非只由于商人的推动，也反映不出多少“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更难以显示多少“民间文化在晚清上海的勃兴”情况。进言之，在论文里，作者并非论从史出，没有论证出商人为晚清上海戏曲娱乐的“最主要消费群体”，只不过落入一些先入之见中了。刘长林则关注1920年代的大众自杀文化，对1919-1928年爱国运动中自杀者的遗书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自杀者选择自杀的原因及其认同、现实困境，以及媒体对自杀意义的建构，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动员的需要。(33)但这个现象或许部分是中国社会日益激进化、激烈化的一个反映。
李淑蘋、王晓娜的《瞽姬与清末民初广州城市文化娱乐生活》(34)，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下层民众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尝试，关注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粤语流行区内的一种失明弹唱女艺人——瞽姬，她们虽然眼睛失明、身份卑微，但对清末民初的广州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在丰富广州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拓展市民的文化娱乐空间、推动粤曲的发展与普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可能限于篇幅与材料，文章所论较为简单，对于市民对瞽姬的接受与看法也讨论不多。李晓方的《村落、建筑与记忆：赣南下村的历史叙事》(35)，以家乡赣南下村为个案，试图在对村落、建筑及其承载的故事进行叙事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相对缺乏历史书写的广大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试图为书写下层民众史进行一些探索。王静的《民初天津摊贩生存空间的转换与控制》(36)，以民国初年的天津街头摊贩为个案，来考察各利益主体围绕旧传统与新规章所展开的利益博弈，但最关键的街头摊贩声音，文章却挖掘不够。
同样，从微观角度入手讨论近代中国的地方社会、基层组织、信仰、政治、消费文化，亦是一些年轻学者努力的方向。如皇甫秋实即通过仔细爬梳相关档案与数十种地方报刊，对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省的禁吸卷烟运动进行了考察。她的研究将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探讨，从思想和制度的层面，拓展到基层推行的实态；不仅关注到厂商对消费文化的形塑，还通过对消费者集体行动的考察，勾勒出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理解和参与；并将消费文化置于实际经济环境中进行探讨，把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37)
五、近代医疗卫生史研究
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殖民医学、医患关系、性别与医疗、疾病与社会、卫生和消费、医疗卫生文化之建构，乃至近代发生的鼠疫、麻风病，是过去研究中日益重视的方面。但除了少数几位学者外，诸多成果依旧从近代化角度着眼，不注意医疗卫生的殖民现代性特质，这样的研究仍然大行其道，依然体现在2010年的医疗卫生史研究中。周东华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旨在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文章显示出作者对有关殖民医学理论和当今医学史研究成果的熟悉，然而，该文依然存在渲染传教士作用之处，也缺少对于医患互动特别是麻风病人及其家属的讨论。这固然在于相关材料的缺乏，但决不能就此断定中华麻风救济会就代表麻风病人的心声。(38)胡成的《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39)，讨论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国地方民众对于传教士的接纳与善待，也促使传教士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和反躬自省。杨祥银从殖民医学角度，关注了香港1894年大鼠疫。(40)杨的研究属于香港医疗史研究中涉及比较多的问题，从主题到材料，对于大陆史学界来讲，属于比较新的内容，但放在香港医疗史的研究领域内，有些缺乏开拓性。同样情形亦见之于崔艳红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一文(41)。杨祥银还写有综述文章《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42)，以香港医学史立论，来探讨目前医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如中西医关系、医疗慈善、医疗传教及殖民医学等问题，文章虽然是就香港立论，而且列举的所谓新视角其实早已不新，早见于国外海外学者的医学史、卫生史研究中，以及个别国内学者如胡成、杨念群、余新忠、张仲民等的研究中，但仍对研究近代中国医学史特别是上海等口岸医学卫生史有不少参考意义。叶宗宝的《择医而治：〈抑斋自述〉所反映的医患关系》(43)，则是以近代河南士人王锡彤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患关系。由于该文缺乏对既有类似研究的充分对话(文章只引用了台湾学者雷祥麟的那个著名研究)，这么一个案例能否就反映出民国时期“复杂”的医患关系，这则是我们阅读该文的一个疑问。岳少华的《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44)，则试图从中医兴衰的角度来说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大问题。由于作者的研究视野和考察时段明显太过局限与短暂，使用材料也不充分，解读也过分简单化，这样的研究只能大而无当。相反的问题见于郝先中、朱德佩的《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45)，该文认为在近代中国，低层民众先于上流社会接受西医，他们还依据别人研究，从《申报》广告分析西医在上海的流行，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如此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群体民众的西医观念线性化、类型化和片面化，又用此片面的材料来论证某些先入的成见，这样的研究恐怕说服力不大。
2010年，好几个学者都对医学传教士进行了研究，注意到其扮演的复杂角色。李传斌的《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46)，关注医学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禁烟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联络中外各方面的力量，积极从事禁烟的宣传活动，在收治吸食者的同时，他们积极探索戒烟的方法。这些活动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于近代中国的禁烟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冯秋季则关注了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河南卫辉的医学传教工作，这些传教士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自身特点，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在此过程中，“疗灵”与“疗身”的信仰和医疗目的，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47)胡卫清的《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48)，试图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审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之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希望为人们认识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杨天宏的《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宗教活动》(49)，关注中华基督教总会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认为该运动社会福利明显，“上山下乡”取向浓厚，这一努力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限于当时各地复杂的情况，传教士未能达到预期的传教目标。相形见绌，邓杰的《抗日战争与边疆服务运动——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的缘起》(50)，则是在以近代化和开发的观念来讨论类似问题，简单化了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这场到“边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服务工作。总起来看，可能陷于资料关系，杨、邓两文都还比较缺乏对传教士服务对象自身——边疆老百姓的勾勒与讨论。陈兆肆的《借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从〈奉天三十年〉一书看晚清东北地区传教》(51)，介绍了苏格兰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所著《奉天三十年》一书的史料价值，认为该书在近代中国传教史研究中，尤其是东北近代传教史研究中，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或许能给近代传教史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生机。显然，陈介绍太过简单，也缺乏殖民医学的研究视角，而且他在介绍中使用材料太过单一，没有结合相关资料及研究进行旁证与阐发。
就卫生史的研究来说，像杜丽红的《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52)、许新民的《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53)，两文都是在以一种近代化的视角来讨论问题，不但缺乏与既有研究对话，思路也有些简单和线性化。路彩霞的《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探析》(54)，则描述了作为管理卫生防疫事务的专门机构——天津卫生局在清末民初的遭遇，唯讨论没有展开。周正庆对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环卫制度及环境治理的研究，只集中于制度、规章层面，相关讨论非常简略，材料使用也不够严谨。(55)
六、其他研究
还有一些通过新材料而有新发现的文章，如夏晓虹的《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姻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56)，茅海建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57)他们根据新发现的材料，丰富了我们原来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如张之洞与康有为、杨锐的关系，胡适与梁启超相互间的学术影响。王敏利用了大量英文资料，不仅关注“苏报案”发生后欧美舆论的评论，同时考察苏报案被建构的过程，但研究媒体舆论时，太过类型化，对相互间的关联考察不够。(58)徐中煜则从法制史的角度重新考察了“苏报案”(59)，又进行了很多比较与联系，正好同王敏之书进行合读。张先清根据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材料，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对清廷派昆山赵氏家族成员参与意大利举行的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史实，进行了钩沉。(60)孙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各个有关文本，使用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尤其是日文资料，重新考察了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认为清末经由日本传人之“中国人种西来说”是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知识，接受者根据自身意图对其进行取舍和诠释，当其不符合现实需要时，会马上被放弃。(61)
亦有一些转换视角的研究，增强了我们对某些历史现象的理解。如卢毅的《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62)，从国民党的视角中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影响进行研究，打破了以往的研究思路，可惜文中的讨论太过简略。杨兴梅的《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63)，侧重从知识分子呼吁国家权力干预缠足、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结合沈松侨2002年发表的对国民论述的讨论，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桑兵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斗争》(64)，关注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影响，他这里的研究补充了王奇生等人以前的研究。何文平对清末时期澳门军火内输同华南社会动乱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从地方史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全球化”影响的认知。(65)
在理论反思方面，黄宗智在《学术界》第3期发表的《学术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表达了自己对理论的看法，以及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作用和影响，重点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陷阱，实际是重复了他多年以前的老看法，无多少新发展。李长莉则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行了分析、回顾，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稳步发展、日趋成熟的史学分支领域，与欧美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并行而有差异；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同时也存在着碎片化、平面化、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及“片面价值论”等缺陷。(66)从其分析中可以看出，李有将中西文化史研究进行比附的倾向，而且她对过去中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具体研究实践着墨不够，对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些过虑。而熟悉西方新史学的王晴佳对中外新史学及其发展的评论，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李文的缺陷，但他对国内的研究情况却把握不够，对新文化史的看法也让人有杞人忧天之感。(67)
总之，2010年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繁多、涉及广泛，其中有一些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多，但前景看好，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他们以学位论文为依托发表的成果，许多都别出新见，显示出不菲的功力，值得重视和鼓励。以上的列举难免挂一漏万。由于笔者的能力、水平有限，研究兴趣和关注点等原因，个别结论可能以偏概全、言不及义之处，概所难免。
注释：
①马敏：《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载《史学月刊》，2010(1)；《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商品赛会》，载《江汉大学学报》，2010(1)；《世博会与近代东亚的参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5)；《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10(2)。
②朱荫贵：《从〈商务官报〉看晚清国人对世博会的认识》，载《学术月刊》，2010(6)。
③郝艳红：《清政府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载《历史档案》，2010(3)。
④乔兆红：《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载《史林》，2010(2)；《妇女与世界博览会》，载《历史教学问题》，2010(4)。
⑤虞和平：《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载《史林》，2010(4)。
⑥其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的一系列论文，均收入《戊戌维新前后的康、梁、张之洞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据悉二位学者后续合作的成果，已编成二本论文集，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
⑦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载《学术月刊》，2005(8)。日译版见《羲和団時期の張之洞の帝王志向——宇都宮太郎日記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國研究月報》61-6，2007年6月。
⑧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2010(3)。
⑨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外交》，载《历史研究》，2010(4)；《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载《学术月刊》，2010(11)。
⑩孔祥吉：《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10(5)；《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11)邱涛、郑匡民：《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载《近代史研究》，2010(1)。
(12)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载《近代史研究》，2010(1)。
(13)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0(1)。
(14)智利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1)。
(15)李里峰：《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3)。
(16)丰箫：《善恶之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长形象的游移》，载《学术月刊》，2010(10)。
(17)尚季芳：《控制与消解：从保甲长的难局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载《历史教学》，2010(6)。
(18)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9)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0)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1)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2)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2010(5)；《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张》，载《学术月刊》，2010(8、9)。
(23)崔明海：《文字与国家：近代简体字运动的兴起及其社会纷争》，载《史学集刊》，2011(6)。
(24)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0(2)。
(25)卢毅：《后五四时代部分北大师生的非政治倾向》，载《安徽史学》，2010(1)。
(26)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5)。
(27)于明盛：《〈新青年〉创刊前的中国青年现象考》，载《史学月刊》，2010(12)。
(28)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载《近代史研究》，2010(3)。
(29)张帆：《“有学”“无学”之辩：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载《中山大学学报》，2010(4)。
(30)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载《历史研究》，2010(6)。
(31)参看张仲民：《“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05-23；金观涛、刘青峰：《简答张仲民先生对拙作的评论》，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05-30；张仲民：《观念史研究应该怎么做》，载《南方都市报》2010-09-05；刘青峰、金观涛：《就观念史研究再答张仲民先生》，载《南方都市报》，2010-09-19。
(32)魏兵兵：《“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载《史林》，2010(5)。
(33)刘长林：《1919-1928年爱国运动中的自杀者遗书解读》，载《史学月刊》，2010(3)。
(34)李淑蘋、王晓娜：《瞽姬与清末民初广州城市文化娱乐生活》，载《历史教学》，2009(2)。
(35)李晓方：《村落、建筑与记忆：赣南下村的历史叙事》，载《历史教学问题》，2010(3)。
(36)王静：《民初天津摊贩生存空间的转换与控制》，载《历史教学》，2010(20)。
(37)皇甫秋实：《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载《近代史研究》，2010(6)。
(38)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0(3)。
(39)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10(4)。
(40)杨祥银：《公共卫生与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4)。
(41)崔艳红：《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载《历史教学》，2010(12)。
(42)杨祥银：《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4)。
(43)叶宗宝：《择医而治：〈抑斋自述〉所反映的医患关系》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1)。
(44)岳少华：《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2)。
(45)郝先中、朱德佩：《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载《史学月刊》，2010(8)。
(46)李传斌：《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2)。
(47)冯秋季：《“疗灵”与“疗身”：近代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载《史学月刊》，2010(4)。
(48)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载《文史哲》，2010(5)。
(49)杨天宏：《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宗教活动》，载《历史研究》，2010(3)。
(50)邓杰：《抗日战争与边疆服务运动——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的缘起》，载《史学月刊》，2010(10)。
(51)陈兆肆：《借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从〈奉天三十年〉一书看晚清东北地区传教》，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7)。
(52)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7)。
(53)许新民：《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4)。
(54)路彩霞：《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探析》，载《史林》，2010(3)。
(55)周正庆：《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载《史学月刊》，2010(3)。
(56)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姻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3)。
(57)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3)；《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4)。
(58)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9)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0)张先清：《被遗忘的历史——1910年的晚清朝廷与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载《学术月刊》，2010(7)。
(61)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载《历史研究》，2010(1)。
(62)卢毅：《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2010(3)。
(63)杨兴梅：《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载《近代史研究》，2010(1)。
(64)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斗争》，载《史学月刊》，2010(12)。
(65)何文平：《全球化的挑战：清末澳门军火与华南社会动乱》，载《学术研究》，2010(4)。
(66)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载《学术月刊》，2010(4)。
(67)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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